“治国就是治吏”
这是本朝太祖的话。 太祖 对 明之 洪武， 清之 雍正 治吏治国 甚有嘉许。 或曰 闹文革 也有其由？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
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
所以，开国之初，朱元璋就整治吏治，力求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百姓拥戴的盛世朝廷。
朱元璋做到了这一点，成就了“一代明君”的清誉。
古人云：“明主 治吏不治民。”《大明律》对官员赃罪的规定比较集中，
在刑律中专设“受赃”一门，共11条。凡官员受贿，“枉法，赃各主者，通算全科”。
即按受赃总数科刑，五贯以下杖八十，五十贯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八十贯绞(死)。
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在朱元璋钦定的案例中，
连私下收受一件衣服、一双袜子、一条头巾、四本书的，也定了罪。《明大诰》开章明义，
“朕制《大诰》三编，颁示天下，俾为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朱元璋治罪贪官污吏鲜有“缓、减、免”，
“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所以，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惨”字来形容。史上有官员贪污60两银子被剥皮囊草、
街前示众的记载。较早享受此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
开国大将、镇守广州的永嘉侯朱亮祖及其儿子朱暹。用刑之时，朱元璋“自观之”，以防“掉包”、“替罪”。
朱元璋不无感叹的说：“我欲除贪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即位的诏书中，强调自己“朕本淮右布衣”，
他在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四年）颁布皇明祖训时，他叙述自己的经历时说：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
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剪除强敌，统一海宇。
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
《明史·职官志》记载：“百姓可上诉官贵不法。老百姓不但可以直接到京师告发贪官，
还有权把贪官扭送京城。老百姓闯入官府捉拿有劣迹的官员，如有胆敢阻挡者，诛灭全家。
路上的检查站不但必须放行，还必须提供马匹、住宿和饮食。如果有人阻挡，不但本人要处死，
还要株连九族。而且，凡老百姓告官吏贪污、受贿、索贿及有关不正当财产等事，
按察司并分司及巡按监察御史定要亲行追问，不许转委，违者杖一百。审讯清楚后，按律处理。
同时，官员之间还必须相互纠举弹劾，这既是法定的权利，更是法定的义务。
在毛泽东眼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足见一代伟人之高屋建瓴的非凡气度。
其实，康熙朝后期，清廷已显现明显的败象，是雍正的重典治国拨乱反正，
才又给乾隆留下了这份坚实的祖业。
毛泽东也曾认定雍正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和能干的皇帝，
他说雍正很赞赏《资治通鉴》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
毛泽东据此得出结论：
“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他们，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雍正皇帝的吏治革新实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洞察世情是吏治革新的动因。
雍正即位后便明确指出：“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婪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这就是雍正皇帝下决心整顿吏治的背景因素,也是他洞察世情后的正确抉择。经过几年的认真清理，许多贪官被揭发，革职的革职，抄家的抄家，受到处分的官吏竟达2100多名。
二，用人为本：吏治革新的重点。
千秋大业，用人为本。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十分重视用人问题，把用人作为治国理政的要务来抓。他说：“治理天下以用人为本，其余都是枝叶小事。历史上帝王治理天下，都说理财用人最重要，我看用人比理财更重要。如果用人得当，何患财之不理？如果用人不当，财又怎能理得好？”有一次，他对云贵总督说：“你们封疆大吏，重要的是选好人才。庸碌安分、洁己沽名的人固然驾驭省力，但恐怕会误事。”
雍正在位期间，他那用有才之贤人，回避和不用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小人的用人导向和实践，极大地左右和优化着官场环境。
三，惩贪安民：吏治革新的落脚点。雍正很懂得“民生安危视吏治”的古训，深知贪官污吏的勒索和压榨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在雍正看到他关于财政改革新法的实际效果后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可见，减少官场腐败，减轻民众负担，这是雍正王朝吏治革新的最终目的。
雍正帝曾谈贪官：要叫他子孙后代做穷人
满清的皇帝大多都是勤政的，雍正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君主。“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如是评价雍正皇帝。《毛泽东眼中的帝王将相》认为，雍正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和能干的皇帝。
治官用人以“严明”著称
“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雍正治官，素以“严明”著称。在他手下，不说贪，平庸无为即难混下去。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到任一年多虽没有贪赃枉法之事，但既没有审完二十命盗案之一，也没有捕获一名人犯。雍正认为，不干事即是失职犯罪。摘了王锡的乌纱帽还不算，雍正还命有司判罚其五年有期徒刑。《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某年元旦，状元王云锦退朝和朋友相约玩牌，几局之后，一张牌不见了。有一次，雍正帝“不经意”地问汇报完工作的王云锦：“元旦以何事消遣？”王云锦据实一一相告。雍正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也。”由此他深得雍正的信任，掌修国史。
雍正用人，“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雍正曾给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颁过一道谕旨，吴关杰把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挂在卧室朝夕相对，后又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风上”。这还不算，他还奏请雍正命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雍正很反感地说：“你本来就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够了，像这种迎合奉承的事朕很不喜欢。”为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雍正严禁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及建祠树碑：“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
让贪官后代做穷人
雍正9岁随父巡行，19岁随父征战，21岁封贝勒，22岁建府参与政事，但直到45岁方登帝位。用他的话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所以，“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
登基第一个月，雍正即果断地下达了全面清查亏空的谕令。谕令要求，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3年之内务必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掩饰。如逾限期，从重治罪。3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决不宽贷。
文献记载，至少有2100多名官员因此而被革职、抄家。如雍正的十弟、十二弟皆因任上亏空而变卖家产补亏。《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庭和他的姑父苏州织造李煦也是因任上亏空而被抄了家，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禁收地方官馈赠
雍正登基前及登基初，地方官须按规定向上司馈送礼金。山东巡抚黄炳奏曰：“规礼不除，吏治难清。”雍正元年发出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对于贪恋规礼的官员，一经发觉，严加处理。同时，雍正还清理和取缔“部费”(相当于中央官员的回扣)。
遇上雍正皇帝，官员们够倒霉了，尤其是贪官死了也不放过！雍正四年(1726)，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说：“这些人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宠臣年羹尧被封为抚远大将军，加太保。他自恃位高权重、皇上宠信，贪赃纳贿，雍正断然将年羹尧革职抄家，赐其自尽。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從康熙帝到雍正、乾隆中期，清朝國力達到其鼎盛，
嚴格而言，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到嘉慶四年（1799年）期間。
這段時期，跨度至少有100多年，是清朝統治的高峰。
故中國大陸等地的史學界及教科書中，一般將康、雍、乾時期稱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
臺灣亦稱為康乾之治。
清世宗 愛新覺羅 胤禛
雍正帝（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享年57。
雍正 （公元1723年至1735年）為中國清朝入關後第三位皇帝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的年號，在位13年。
因為雍正帝之前曾被封雍親王，即位後採用雍正一詞，除取其名「禛」之諧音外，亦有正統、名正的意思。
以辟民間奪位的謠言。
雍正帝在位時期，置軍機處加強皇權、火耗歸公與打擊貪腐的王公官吏等一系列政策，
對康乾盛世的延續具有重大作用。
雍正朝
雍正帝獲得隆科多的協助繼位，賴年羹堯平定青海亂事以穩固政局，然而後來因故賜死年羹堯、幽禁隆科多。
雍正帝在位時期，針對康熙時期的弊端採取補救措施，以延續康雍乾盛世。
他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一度架空康熙年代的內閣，廢殺與他對立的王公並削弱親王勢力。
注重皇子教育，採取秘密立儲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諸皇子爭位的局面再度發生。
將丁銀併入地賦，減輕無地貧民的負擔。為解決地方貪腐問題使火耗歸公，耗羨費用改由中央政府計算；設置養廉銀以提高地方官員的薪水[參 5]。
對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岳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
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1729年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岳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參 5]。
雍正元年，雍正帝採納監察御史年熙的主張，認為「壓良為賤」的賤戶制度是明朝的弊政並應該革除。
於是開始著手廢除賤戶制：「先後下令廢除山西、陝西樂戶的賤籍，「改業為良民」。廢除浙江紹興惰民的丐籍。」雍正五年下令：「將那些「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的部分伴當、世僕准予「開豁為良」。」雍正七年下令：「廣東一帶的疍戶可以「與齊民一同編立甲戶」。此外，還有江西的棚民，蘇州一帶的丐戶也先後削去賤籍。」，廢除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賤民制度[17]。
雍正帝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間的奏摺大多由他親自批改，軍機處的諭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親信的內外臣僚如張廷玉、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等人也都以幹練、刻覆著稱。
他所派遣的特務遍即天下以監控地方事務，密摺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屢興文字獄箝制打擊異己。
雍正登上皇位之後，對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對待近臣也毫不容情，年羹堯和隆科多就是突出的例子[參 6]。
1735年雍正帝於工作時去世[註 4]，其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參 5]。
乾隆朝，，，，，，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精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
雍正的帝国情况不妙。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个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非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扯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靠。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心。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
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洞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可惜没有。
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