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后洗脑时代
在谈完亚洲，欧洲在上个世纪波诡云谲的故事后，在这一章里不得不将躲在这诡秘国际风云后面的正主之一，当时的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作为主角了。
美国的历史世人皆知，1607年建立起第一个殖民点，1775年13个殖民地发动反对英国王室的独立战争，1776年美国算是正式成立，在英国的敌人，法国，西班牙，荷兰的帮助下打败了宗主国英国。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到了19世纪结束前，美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什么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财成为经济大国的说法纯粹是鬼话，在一次大战前美国就已经是世界经济老大了）。也就是说，从独立到成为世界经济老大，花了不过100年多年的时间。
很多人都以为1620年从英国出发的《五月花》号是第一批正式移民美国的殖民者。之所以有这个错觉，是因为《五月花》号上的船民们到达美洲后签署了一份协议，历史上称为《五月花号公约》，而这个公约以后成为各个美洲殖民地的范本，当然也成为以后各个州的立法根基，奠定了美国的立国根基。
《五月花》号船上一共有102名移民，清一色英国清教徒。等等，怎么又冒出一个清教了呢？
说来有些复杂。此时的英国早被新教控制，被称为英国国教，在中国又被翻译成安立甘/安立间（Anglican）。但其中的激进派认为这英国国教里还保留了太多的天主教残留，太奢侈，应当继续改革，严格按照《圣经》修行，保持清苦生活，所以被人称为清教派。砸人饭碗的事最遭人恨，耶稣为此被人钉上了十字架，新教徒当初也被天主教又打又杀。掌权的新教国教派牧师们也不善，拉着国王贵族们一起找清教徒的麻烦。这些清教徒们不得不逃。此时美洲第一个殖民地已经建立，一个新世界正在大洋彼岸向这些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招手，虽然通往新世界的道路凶险异常，但那里没有国王，没有迫害，可以尽情按自己的意愿侍奉上帝。在牧师布莱斯特的带领下他们毅然乘上了四处漏水的帆船，踏上了冒险之旅。虽然一路有险无惊（死一人，生一人）到达美洲，但有一半人人还是没能熬过第一个冬天，第二年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终于获得了丰收，11月这些清教徒与印第安举行了庆祝仪式，这也是感恩节的来历。
从此，美国成了清教徒的天堂，全世界的清教徒陆续逃亡美国，所以美国的新教徒又被人称为清教徒。因为清教徒信《圣经》，不信人，如果有个人对《圣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就会拉出来成立一个派别，结果，据说，现在美国有三万多个不同的新教派别（据说啊，未经考证，但很多是肯定的，太阳殿教派，耶和华见证守望台等就是其中的几种）。到现在（2012年资料），美国信仰新教的人依然占美国人口大多数，尽管大量信仰天主教的墨西哥人，信仰希伯来教的犹太人以及很多啥都不信的亚裔人口不断涌入美国。色情，暴力，毒品泛滥的美国故事虽然是好莱坞电影的最爱，但这些最多存在于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在美国其它地方基本由宁静的乡村统治，那里的人们还是严格按照《圣经》的指示生活，习惯好莱坞大片的人们初到这些地方往往会不相信到了美国。
美国清教徒笃信职业是神的召唤，事业的成功就是对神的最好侍奉（将神侍奉好了当然就能上天堂），因此他们对奢华生活不感兴趣，而是将挣到的钱不断投入扩大生产。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总结了欧洲，美国新教徒们成功案例，在1902年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资本主义的成功归结于新教徒们这种对待神，金钱，职业的态度。
当然韦伯只写了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他绝口不谈。正是因为发财了才能上天堂，所以当仁慈的清教徒农场主们将黑人当成牲口样买卖时，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负担。当然，大规模的奴隶制能在19世纪中叶还能在美洲存在，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就存在的种族歧视就有关联。从希伯来教开始，信奉上帝的族群被称为上帝的选民，将随着上帝派来的使者上天堂。而这些上帝的选民极端鄙视其他不信奉上帝，将要下地狱的族群。一神教徒们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至今我们还可以在现今某些基督徒身上看到，当然我们更可以从某些与基督教极有渊源的宗教团体以及政党成员身上看到。当新教徒中的极端派清教徒们碰到信奉着杂神，文化还处于原始状态的非洲黑人时，将他们视为非人，牲口一样的卖卖交易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种族主义在欧美一直很是流行，希特勒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屠杀，清洗也是基于这个理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种族主义才逐渐式微）各色人间天堂——乌托邦也在北美大地上陆续建起。
图113 New Harmony by F. Bate（View of a Community, as proposed by Robert Owen)printed 1838
这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过英国人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的乌托邦公社新和谐公社全景效果图。（知道和谐二字从何而来吧）
之所以称为“新和谐”是因为之前这里就叫“和谐”，是由一批来自德国，名叫“和谐社会”（Hamony Society)新教团体建立。这批德国人的经历与英国清教徒很像，在德国也是因为宗教观点激进而被路德派教会以及当地政府所不容，先迁移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然后转到印第安纳州，建立和谐城。将和谐城卖给欧文后，“和谐社会”转回宾夕法尼亚州重新建立一个居民点，取名“经济”（Economy)（原来我们熟悉的名词都是这些激进教徒们创造的）这个公社也是财产共有，一直维持到1905年，比欧文的新和谐长的多。号称是存在最长时间的公社。
还有存在于1848年至1881年间的奥奈达公社，The Oneida Community，这个公社的领导人是约翰·诺伊斯（John H.Noyes），高峰期有3百多人。这个公社实行真正的共产共妻，大家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有公共食堂，没有私人财产，每天在繁重劳动以后大家要坐在一起读新闻，然后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成员之间的性生活也受公社领导控制，生下的小孩集体抚养，生母每周只能见一次两次。为控制生育诺伊斯会安排年老的妇女与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男人性交。而这一切靠的都是公社成员对诺伊斯的崇拜以及每天的斗私批修。这个诺伊斯最后还进行了最早的人种优化实验，他让身体强壮，聪慧的男女交配产子，以试图优化人种。当然，最后公社以诺伊斯被驱逐逃亡结束。关于这个公社有一篇与这个公社后裔结婚的中国人写得一篇博文，很详尽地描述了这个公社的产生及发展，读完你可以非常了解共产主义与乌托邦的关联。（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7e327f010176d3.html）。
存在于1855年至1932年间的“阿玛纳殖民地“则由德国激进的虔敬主义者在爱荷华州创立，而生产冰箱和家电的阿玛纳公司也是由该组织改变而来。
另外还有在18世纪在英国创建而后迁至美国的“震教教友会教徒”（Shaking Quakers）这个教派的特点就是某个教徒来了灵感就会颤抖着身子唱歌，然后全部信徒跟着抖身唱歌。（原来我一直以为美国黑人在教会里摇着身子唱圣歌是从非洲带来的习惯，敢情还是英国佬的发明）。
这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各色教派观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极端虔诚，对道德的纯洁性要求很高。这种道德洁癖最高峰表现就是美国1920年推行的禁酒令。在极具道德纯洁感的美国新教徒们的推动下，美国从1920年起开始在全国范围里禁止含酒精类饮料制造，运输，销售，个人可以持有，饮用，但与朋友共饮或宴会却不可。当然禁酒令非但没有达到纯洁美国人道德的作用，反倒是养活了贩私酒的黑帮。美国黑帮从此火爆，做大做强，好莱坞也有了无尽的黑帮题材。1933年这天怨人怒的禁酒令被废止，但个别州的个别地方禁酒令依然有效，喜欢喝两口的游客们到了那里就要小心了，搞不好到那就要吃牢饭了。
谈完美国社会文化中弥漫的极端天堂情结以及道德洁癖以后，我们还要看到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另一面：反对强权，追求民主，维护自由。因为最初来到美国的欧洲人都是各个国家被迫害的新教少数派，深受王权，神权压迫之苦，对于各种强权干涉有着天然的反感，所以在《五月花号公约》里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几条原则也始终贯彻在后面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美国的建国文件里，对于公民意愿的自由表达，个人利益的保护，公平，公正原则的贯彻，美国的创始者们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热爱。
这样，在美国，极端狂热的天堂情结，保守的道德规范与追求自由，个性张扬，要求公平，公正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文化奇特地搅合在一起，形成了无法形容的美国文化。理解了美国这种狂热与理性，保守与自由共存的文化特性，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发生在美国的大事件。
比如美国的奴隶制废除过程，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产物。作为一心想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成功的新教徒，作为上帝的选民，很多美国白人人心安理得地奴役黑人奴隶。而很多自由派美国人觉得这是对天赋人权的亵渎，是对自由的亵渎，因此很多美国白人投身到黑人解放运动当中。这种理念的冲突最后酿成了损失惨重的南北战争。
乌托邦的失败，让来自基督教文化，追求人间天堂的美国知识分子们迷惘，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又让富有同情心的叛逆美国知识分子愤怒。所以当1919年以后组织严密的共产国际在美国组建美国共产党，有系统的投入大量资金宣传共产主义时，大批从事大学教学工作，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这种思想。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尽管经过科学训练，知道基督教上帝理论的荒诞，但从孩提时代就耳濡目染的天堂理想已经深深地扎入这些人的心中，当有人将上帝换成领袖，将天堂换为共产主义，并将通往天堂的大道涂上理性的色彩时，本来就很彷徨的一群人终于找到了叛逆的根据，而且暗合他们孩提时代的心理目标，很快就形成潮流，以至于在美国大学里，持有传统自由派观点的教授们反倒成了保守派。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校园里与左倾思想相左的教授竟然面临暴力的威胁。
当然，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对自由的热爱，对强权的反抗也成为对抗这些表面激进，实际与右派保守教会势力没有本质区别的左倾共产思潮的根本动因。前面一章谈到过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就敏锐地看到共产理论以及实践的错误，从一个左倾教授，变成了为自由呼喊的灵魂人物。但胡克的这个变化也是在1930年以后发生的事，在此之前，美国知识界几乎一边倒的左倾。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美国共产党与加拿大共产党号召共产党人参加国际纵队，北美的知识分子踊跃加入，人数居然超过3千人，占了国际纵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从此可见苏联在美国的影响。
美国知识界的左倾思潮，或者说共产国际在美国的投资最大果实就是对美国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
这位出身豪门的哈佛毕业生（哈佛本身也是有一名清教徒投资兴建的）出生时父亲已经54岁，他的母亲比父亲小26岁。
图114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图115 1899年，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他的父亲和海伦·R·罗斯福坐船航行，一年后他的父亲去世。
罗斯福的母亲萨拉也是出生豪门，远房堂兄西奥多罗斯福以共和党身份出任美国第26任总统。这位出身共和党世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8岁时却背叛了整个家族加入了民主党，并在1933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成功第32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背叛行为应该是对他母亲萨拉强势控制一切行为的叛逆。根据《埃莉诺与罗斯福》（Eleanor and Franklin, Lash（1971)，111 et seq.）一书的记载，萨拉是一个有支配欲的母亲，而詹姆斯（罗斯福的父亲）则是一个年老而冷淡的父亲。萨拉对罗斯福的早年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她的强势甚至延续到罗斯福与他的妻子埃莉诺结婚后。萨拉经常不请自来地住进罗斯福与埃莉诺的新居，甚至让埃莉诺感到非常苦恼。现在的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小孩，要不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不然就是彻底叛逆，与强势的父母亲对着干，很明显，罗斯福是后者。另外，罗斯福还深受他就读的位于马塞诸塞州的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关于基督徒应该帮助穷人并投身公共事务观点的影响。（这所学校是圣公会，也就是英国国教教会开办的）
罗斯福上台伊始就将共和党推动的禁酒令解除，但却颁布命令禁止美国私人持有黄金，全部黄金成为美国财政部的财产。（这项美国国民不得持有黄金的政策直到1974年才被共和党总统福特下令取消）。他的顾问中基本来自大学，左倾严重。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做出的“新政”基本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
当时美国刚刚经历1929年经济大萧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不稳定性，现在应该由国家伸手干预经济，帮助人民。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就是国家应该通过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上增加投入，以增加货币发行量，带动经济。（中国大陆在1990年以后也非常喜欢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2008年的4万亿也是这个路数）罗斯福的这些顾问中就有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里德曼。佛理德曼1941-1943年为罗斯福政府财政部顾问，是新政的制定者，参与者。当然，后来佛理德曼转变了态度，变成了彻底的自由经济倡导者。佛理德曼认为，1929年的大萧条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缺陷造成的，而是当时具有发行货币权力的几家美联储银行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大萧条的罪魁祸首不是自由经济造成的，而是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最后美国走出经济危机也不是什么罗斯福新政的功劳。（《自由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
当然，佛理德曼的自由经济学说已是后话，当时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政策基本与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没有什么两样。1933年罗斯福政府在没收全美国私人黄金的同时提出“全国产业复兴法案”这个法案的核心是要结束公司间残酷的竞争，并迫使产业拿出行规。行规的意义就是在特定产业对所有公司建立了业务规则，如最低价格、无竞争协议、与生产限制等等。产业领袖需进行行规谈判，而谈判得出的行规得由官员批准。而产业需要提高工资以做为一个被批准的条件。该法案鼓励联盟，并中止反托拉斯法。1935年5月27日全国产业复兴法案被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判决为违宪。罗斯福反对该项决定，他说：“全国产业复兴法案最根本的宗旨和原则是健全的。我无法想像把它们放弃。若放弃的话，意味着我们将返回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混乱。”（Hawley, Ellis. The New Deal and the Problem of Monopo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第124页。ASIN:B000RB44GI）
这番话如果去掉名字和时间，中国人一定会让认为是中共发改委的发言人在针对产能过剩行业在说话。罗斯福对计划经济的赞许、向往跃然纸上，如果不是美国社会制度设定总统的行政权力受到限制，美国人还有热爱自由的另一面特性，美国在罗斯福治下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没有可能。无怪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会说出“跟着罗斯福走，一切服从罗斯福”的话。（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4%E5%B0%94%C2%B7%E7%99%BD%E5%8A%B3%E5%BE%B7）
罗斯福的左倾思想也使得美国政府被苏联情报机关大量渗透，1945年罗斯福因病在第四任总统职务去世以后，尤其是原子弹泄密事件以后，美国政府追查苏联间谍，结果让人瞠目结舌，甚至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助理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是苏联间谍，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此人参加雅尔塔会议，是罗斯福总统当时的主要顾问之一，还担任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也是。最有意思的是曾在罗斯福政府担任过财政部部长助理（财政部二号人物），1944年布雷特森林体系（一种国际金融秩序，主要内容为：确定美元取代英镑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是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缔造者，差点成为首任国际货币基金（IMF）主席的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也是苏联的间谍。当然这个名单还很长，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者可以到这个网址看看：http://site.douban.com/213742/widget/notes/13791587/note/282268118/。
怀特成为苏联的间谍完全是出于他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方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本·斯泰尔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堆字迹难辨的故纸堆里，发现了怀特的手写笔记。
“怀特在笔记中勾勒了一个战后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将取代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怀特坚持认为西方妖魔化苏联，他渴望美国同其共产主义对手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从而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怀特预言，“改变将朝着增强对工业控制、增强限制竞争和自由企业活动的方向迈进。”他得出了令人惊奇的结论，“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首个例子，它行得通！”
虽然怀特一生致力于巩固西方资本主义，但他暗地里瞧不起自己所创建的这一体系。他相信，“广泛地监控资本的流动，无论是流进还是流出，应该成为战后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jj/article_2013032579745.html”
怀特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成功，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让人们实现天堂之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身基督教家庭的天才人物如何轻易地转向共产主义，看到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天然联系。
写到这里，自然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罗斯福的顾问，亲信是苏联间谍，罗斯福是被蒙蔽的吗？
罗斯福不是傻子，作为一个极富经验的政治家，如果这些顾问不和他的胃口，早就会让他们卷铺盖走人了。罗斯福用这些人，不过是他们的思想暗合罗斯福之意罢了。从前面引用的罗斯福言论及政策来看，罗斯福对苏联的一套东西是非常欣赏的，所以才在各个方面对苏联开绿灯，做让步。
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本一个法国记者和一个瑞士医生合著的《病夫治国》中曾说到，罗斯福因为病痛所以不能集中精力与斯大林谈判，所以在雅尔塔会议上做了过多的让步。现在看来根本就是扯淡，压根罗斯福就是倾向于斯大林的。还有这本书里对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分析根本是牛头马嘴的关系。
所以，罗斯福不仅在雅尔塔会议上让斯大林占尽便宜，在他去世后，他留在政府里的亲苏分子一如既往的执行罗斯福的亲苏政策，因此才有美国对苏联针对东欧国家民主政府的颠覆行为不闻不问，对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百般挑剔，不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贷款，在1947年担任美国国务卿之前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不仅在国军打败中共军的关键时刻用断绝援助逼迫蒋介石下达停战令，而且在美国国内使《美国军事援华法案》搁置，直到成为废案，并使《军事使团法案》未获议会通过。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也从1946年中一直延续到1948年底，使得中国命运发生了极大改变。直到1947年，因为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比如希腊共产武装斗争，柏林封锁事件），加上希斯苏联间谍案爆发，美国政治气氛才开始向右转，美国国内马歇尔领导的国务院被指左倾，大批工作人员被调离，包括中国人所熟知的谢伟思（John S.Service），1949年转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也被迫在1951年辞职。因为在哈佛任教而没有受到职业冲击的前美国外交官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哈佛毕业生，祖父是新教牧师，母亲是女权主义者）也被指为亲共，被称为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John之一，而他在哈佛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而这个基金的主席正是苏联间谍阿尔杰希斯。
谢伟思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名新教浸礼会在中国传教的牧师，儿童期在中国渡过，能说流利中文。在美国获得外交官资格后1938年被派往中国。1944年7月，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进驻延安。他在发回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kJrqEMKo4fmsz4IglqTFeWX1x210yD-3cAwyEsmjpUgHYVNfB97t7qtJ7vr3yHlkFwIhWWaU06lWnnKifdQhq
图116 毛泽东与谢伟思
如果除去地名，人名，描写的地方基本符合清教徒的理想世界了，作为新教牧师的儿子，来自清教徒大本营的美国知识分子，对这种地方的好感自然油然升起。如果读者有时间看看其他西方国家作者对胡志明，切·格瓦纳等人的描写，基本情况相同，都是对他们清廉的生活，狂热的理想赞赏有加。在我看来，无论是谢伟思还是其他西方左派文人，这些共产大佬不过是他们笃信基督的父母亲自幼在他们心目中塑造的圣徒形象的替代品，而这些共产狂人们追求的共产主义与基督徒们梦想的天堂也毫无二致。面对触手可及的终极理想世界，狂喜自然会冲走理智的判断。
更何况，对于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切·格瓦纳这种影帝中的影帝来说，糊弄谢伟思这类单纯理想青年本来就是小菜一碟。从1944年到1946年间在《新华日报》连篇累牍登载赞扬美国民主制度的文章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笼的。至于是不是撒谎，呵呵，对于影帝们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过程嘛，可以顺便！
相比之下，傅斯年也在1945年7月随国民政府参政会五人团访问了延安，他通过与毛泽东长谈，以及同样走马观花的参观，回来后得出的评价是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9/30/18017950_0.shtml
可见，每个人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观察角度甚至性格对同样一件事物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还是取决于观察者是否有独立思考能力，至于如何得到独立思考能力，除了读书多寡，智力高低，经历多少等等因素外，儿童时代父母亲对待事物，对待孩子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前面一章已经谈到，这里就不赘言了。
回头再说罗斯福，他对苏联最大的功劳应该是用不断挑衅的外交政策逼迫日本在南下还是北进之间选择了南下。
日本军方侵占中国大陆后，一直在北上攻击苏联还是南下攻击英法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获取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之间犹豫。而苏联非常害怕日本北上向西攻击苏联，尤其是在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苏联军队损失惨重，兵员极端不足，如果日本配合德国向西攻击苏联，苏联必然崩溃。
而罗斯福早在1940年9月就宣布禁止向日本销售废铜废铁，日本在这个政策之后才与德，意结为同盟。1941年7月，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一个月，他又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存款，使得日本无法从美国进口石油，英国，荷兰随之跟进，日本进行战争的血液被掐断，日本遂下定决心放弃北上转而南下夺取他们最需要的石油，橡胶。苏联通过埋伏在东京的间谍佐尔格探明了日本军方决定，才下决心调动驻守远东的部队投入西线抗击德国，稳住了岌岌可危的战线。以前我一直以为日本很愚蠢，为什么不先配合德国人干掉苏联，再联手对付美国，英国，现在知道日本军方也是万般无奈才赌了这一把，结果大家都知道，虽然袭击珍珠港获得大胜，但强大的美国一旦投入全力，世界上没有人与之抗衡的。
美国海军在珍珠港袭击中损失惨重，但最重要的航空母舰却毫发未损，因为袭击发生时3艘航空母舰恰好都巡航在外。而后来的资料显示，美国早已知道袭击时间，但对具体被袭击地点不能肯定。如此看来，航空母舰巡航在外也是防范措施之一了。
美国因日本袭击而参战，但罗斯福却将美国军队的战斗重心放在欧洲，给苏联减轻了很大的压力。1945年2月，也就是在他去世2个月前还抱病前往苏联的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见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斯大林做出了巨大让步，同意不支持华沙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同意苏联恢复战前侵占的波兰土地，为补偿波兰又从德国割下了差不多相同大小的土地划归波兰，造成了二次大战后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压下了指责苏联是卡廷惨案制造者的报告，在其它东欧国家，外蒙，中国东北，朝鲜问题上罗斯福也对斯大林做了很大让步，造成后来东欧，中国，朝鲜的问题。
罗斯福坚决反对纳粹德国，无疑是美国人反对极权的自由精神使然。但为什么他对比较起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权国家苏联却如此钟爱有加呢？
因为纳粹德国杀犹太人？显然不是。战后。犹太社团还指责他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制止德国人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屠杀。有确实证据的是在1939年6月罗斯福拒绝900多名逃避纳粹德国大屠杀的犹太人进入美国的申请，致使其中大部分人不得不返回欧洲，最后在大屠杀中有200多人死亡，这就是著名的圣路易斯号客轮事件，1976年拍摄的电影《苦海余生》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这说明他不会因为犹太人的问题特别厌恶德国。
说起屠杀，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大饥荒，集中营在这个时候一般的美国知识分子有可能不能全面了解，但作为做了十几年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不知情肯定是扯淡。当时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的面目就看的很清，将与苏联的合作看做是为打败魔鬼而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结盟，连一名丘八，美国将军巴顿对苏联的本质也看的一清二楚。罗斯福对丘吉尔提防斯大林的建议却置若罔闻，一意讨好斯大林。罗斯福旁边的左派顾问，苏联间谍固然对罗斯福施加了很多影响，但罗斯福本人具有的，因家庭引起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逆，向往寻找到一条新的通往天堂之路的渴望使他对共产体制的残暴，血腥视而不见，反倒视为是到达天堂的必要牺牲。（我前一章理论的最好注释）
很有可能，与他的顾问，苏联间谍怀特一样，罗斯福认为苏联的方法才是统一世界秩序，到达天堂的最好方法。
在二次大战之前，种族理论依然盛行于世界，连爱因斯坦这样的聪明人也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苏联的方式是最合适俄国这样落后的地方。（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021877199_3.html）。换句话说，就是将一些不合适的人，族群牺牲掉，从而达到一个好的目的，是可以接受的。各种宗教战争，殖民战争，大屠杀，清洗都是这样用圣洁的名义发动的。出身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在苏联的蛊惑之下以为找到了一条新的通往天堂之路，将苏联方式的血腥视为通向神殿的牺牲，其实，与他们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前辈相比，不过是半斤对八两。
罗斯福与1945年4月在他第四美国总统就职后不久就因脑溢血去世。他选定的基本属于中间派的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虽然他在1947年为帮助希腊政府镇压希腊共产党的叛乱提出了著名的杜鲁门主义，帮助希腊政府平息了叛乱，也同时出台了《忠诚调查法令》，对很多人与苏联的牵连也进行了调查，但美国政府偏左的政策没有多大改变，即使是1948年8月，《时代》周刊编辑、前美国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Whitaker Chambers）出面指证阿尔杰希斯是苏联间谍，最后阿尔杰希斯也不过以伪证罪被判入狱5年，而且出狱后他一直声称自己无罪。而前面说过的前财政部助理部长怀特更是在调查中巧舌如簧的为自己辩解，最后因为死于心脏病而不了了之。他们被确定是苏联间谍也是90年代苏联倒台之后的事了。所以大批左派人士（其中很多后来证实是苏联间谍）依然把持政府关键位置的事态并没有多大改变。到了1950年1月，杜鲁门针对台湾问题发表演说，申明将不会对台湾的国民政府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及建议，放弃台湾国民政府意图十分明了，据此中共军也积极准备攻台军事行动。不久，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声明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是由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而至菲律宾。原本在雅尔塔会议中划为美国势力范围的南朝鲜反倒没有美国的防御范围内，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人不再关心南朝鲜的命运了。这种情形下，1949年就拥有原子弹的苏联就立即支持北朝鲜在1950年6月发动了向南朝鲜的进攻。在进攻南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是真的想让北朝鲜迅速打败南朝鲜获得整个朝鲜半岛的统治，还是本来就想让朝鲜成为一个消耗西方阵营有生力量的绞肉机现在没人知道，我个人认为极有可能开初斯大林误认为，凭借自己长期培育的美国间谍网在美国的能量，能够延缓美国政府对朝鲜事件的反应速度，以期速战速胜，当他发现他的人在美国不能够阻挡愤怒的牛仔们迅速做出有效反应时，马上将朝鲜战争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将朝鲜作为一个消耗西方力量的绞肉机。
以朝鲜战争为开端，美国国内才爆发了对美国左派的大规模清算，挑头的人物就是麦卡锡参议员，所以后来这股浪潮被称为麦卡锡主义。
图117 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麦卡锡是白色恐怖的代名词，面目狰狞，是迫害进步势力的刽子手。我们先来看看百科百度是怎样描写麦卡锡本人的。
“1908年11月14日，约瑟夫·麦卡锡生于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1939年，麦卡锡虚报年龄参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巡回法庭法官的竞选，成为该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从此，麦卡锡开始了充满欺骗与谎言的政治生涯。有人这样评价麦卡锡：“无比的大胆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谎，使他的手法与一般的颠倒黑白有天壤之别。”
“1946年，从军队中退役的麦卡锡参加参议员的竞选，凭借如簧之舌，于这年的11月当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在参议院任职的前四年中，由于行为不检点和进行大豆期货投机交易、赌博和酗酒，他的声望一落千丈。”
“麦卡锡在简体字里就是变态、疯子。麦卡锡主义与臭名昭著是孪生兄弟，形影不离。”（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Ab7mRJI7qSaT3AM71n1RDdUKMNEbpcsDgRgs5hLAMeety9uufcdR_IHr3U4CmOGifl-xbNQ_Dw-cOL5ALeiVK）
用如此文学化，如此强烈倾向性的语言介绍一个政治人物，实在不像是一部严肃的百科全书干的事。
所谓的小农场主，在美国就是贫寒农家。据盖尔百科全书介绍，麦卡锡是全家9个子妹中的老五，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文盲没有受过教育。他小时性格害羞，但很要强，与母亲同行时经常拒绝保护。14岁读完初中以后就在家养鸡，后来到一家食杂店打工。快20岁时决心上大学。在高中经过一年强化学习后，麦卡锡考入Marquette University，先学了两年工程学，后来转读法律，毕业时已是他们班的主席。（http://www.answers.com/topic/joseph-mccarthy）
31岁时他成为威斯康辛州巡回法院的法官，有资料说他是威斯康辛州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盖尔百科上说在法官竞选中他曾经有过夸大对手年龄，缩小自己年龄的行为。但他的勇敢和对美国的忠诚却是谁都承认的，甚至连百度百科中也藏着一句：“但美国媒体对麦卡锡先生的盖棺语是：了不起的勇敢的灵魂，伟大的爱国者（A great courageous soul,a great American patriot)。”
当然百科百度上根本没有提及麦卡锡在美国向轴心国宣战后，身为法官本来不用服兵役的麦卡锡主动要求参加海军陆战队参加对日作战。在担任了中尉情报分析官以后，本来他不需亲自上阵，但他又主动要求随轰炸机出发，担任机尾机枪手及航空摄影师，以至于腿部受伤。1952年他获得了飞行有功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而且他在担任法官期间能力与效率，勤奋都受到赞扬。（http://site.douban.com/213742/widget/notes/13791587/note/282268118/）。
1946年，麦卡锡竞选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成功，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57年因急性肝炎去世。
麦卡锡成名于1950年。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麦卡锡在不同场合做了系列演讲，指责美国政府出卖了中国国民政府，美国政府机关，尤其是国务院已被苏联间谍渗透，民主党执政的20年是卖国的20年。接着6月朝鲜战争爆发，罗森堡夫妇间谍案爆出，桩桩成为麦卡锡强有力的证据，从此政府，军队，安全等部门的忠诚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各部门，军队内部亲左，亲苏的倾向得到遏制。当时的国防部长，1947年到1949年任国务卿的马歇尔以及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先后被迫辞职。杜鲁门总统因为被指出卖中国国民政府，出卖朝鲜，又解除了反共悍将麦克阿瑟的职务也自动放弃了连任总统的追求。
我们的教科书以及亲苏集团的媒体将麦卡锡对红色渗透的提防渲染成白色恐怖，其实又是一个不靠谱的谎言。这里试举几例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因为泄露原子弹秘密而在1951年被处以极刑的罗森堡夫妇从审讯开始到被处死以后都有大量左派人士提出抗议，左派杂志记者还组织了专门委员会来领导抗议。
1950年1月因伪证罪被判入狱5年的阿尔杰希斯在坐满3年又6个月后出狱，正是麦肯锡风头正盛之时，希斯同样进行了无罪申诉。
这两起案子开始时还根本没有什么麦卡锡主义，基本与麦卡锡无关。反倒麦卡锡关注的几个案子基本都不了了之。
麦卡锡指控欧文·拉铁摩尔等十人为“共产党间谍”。拉铁摩尔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的远东问题专家，罗斯福顾问。1941—1942年间担任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一1944年间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太平洋战区分局工作。麦卡锡认为拉铁摩尔是阿尔杰·希斯的上司。结果经过委员会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麦卡锡关于拉铁摩尔是俄国超级间谍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拉铁摩尔的行为只不过“有助于使美国政策保持一种有利于共产党在中国的目标的方针”。尽管麦卡锡对此结论很是恼火，但也毫无办法。
麦卡锡指控的另一名重要人物太平洋学会理事和赞助者菲尔德也是被判“蔑视法庭罪”入狱而不是间谍罪。
其他被麦卡锡指责为间谍或同情苏联分子的政府人员基本除了调离岗位以外并没有什么其它惩罚。但苏联倒台以后，其中的很多人被证实确实是苏联间谍。
在麦卡锡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及军队，安全系统基本清除了左派的影响，虽然还有很多苏联鼹鼠，但于总体大局无碍了。
但在思想文化界麦卡锡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没有起到什么太大作用。比如著名左派教授费正清虽然被指责为出卖中国国民政府的祸首之一，但在崇尚思想自由的美国，他依然稳坐哈佛大学教授的位置，依旧住持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其他左派教授也是一样。
与原子弹泄密事件牵连很大的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经过长期调查，虽然没有被认定是苏联间谍，但还是认为于美国安全有害，其处罚也不过是不能再接触美国原子弹计划，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所长照样做。
尽管麦卡锡将爱因斯坦称为“美国的敌人”，爱因斯坦照样能“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势力作斗争。”http://baike.baidu.com/view/2526.htm。
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1952年10月跑到北京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回美国国后，受到的惩罚不过是被吊销了出国护照。想象下，要是一个苏联歌手在斯大林时代，或中国歌手在文革时代干了这事，下场会是怎样的？
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社会严格按法律办事，没有证据不能判罪，同时又不能动用酷刑逼供，连不让睡觉这个办法也不能用。相比较苏联等共产国家，美国的手段弱爆了。要在苏联，什么证据拿不到？其次，前面说过，美国社会在极端化之外还有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特别警惕对不同意见的打压。苏联充分利用这个情绪以及美国的党派之争，利用它在美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很快就发动了反击。
针对麦卡锡发动的反击中最著名的就是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电视系列记录节目《See It Now》中在1954年3月9日播出的一集，而在此之前，对麦肯锡的攻击一直也没有停过。
麦卡锡在1954年4月6日出现在《See It Now》节目中为自己及辩解，指出莫罗具有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与共产组织的关系。http://site.douban.com/213742/widget/notes/13791587/note/282268118/
1954年共和党失去了在参议院的控制权，麦卡锡作为少数党议员的影响力下降。当1957年他患急性肝炎去世时以后，对共产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追查基本就没有了。1961年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上任后，对遭受麦卡锡攻击的人士进行了一些补偿，以向左派人士示好。比如他将1963年度美国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并准备亲自出席仪式，只是在仪式前十天肯尼迪被刺身亡，最后由顶替他出任总统的副总统约翰逊出席。在经济上肯尼迪也重新采取了加大福利，由政府出面控制价格的罗斯福新政做法。
麦卡锡丧事办的还是很风光的。他被以国葬待遇安葬，70名参议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麦卡锡是17年里第一个葬礼在参议院举办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3万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乡Appleton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对他表示悼念，神职人员在超过1百名牧师和2千名大众面前举行庄严宗座安魂仪式。这很说明麦卡锡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要知道，在美国，可没有什么领导安排的群众性聚会，来不来可都是自愿的。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在第十一章已经读到。由于左派，或者说苏联势力在文化思想界，教育界并没有在50年代麦肯卡主义浪潮中受到什么冲击，苏联，中共通过他们在整个60,70年代在美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左倾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对美国政局施加了很大压力，以至于美国因为这种压力不得不从越南撤军，从而引起东南亚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权更换，当然也引起了死亡几百万人的人间悲剧。
60,70年代也是共产势力的巅峰时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处处开花，美国基本在各处取守势。美国甚至窘迫到在70年代初迫不及待接过中共伸出的橄榄枝，以期达到削弱苏联力量的目的。这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背景。比较吊诡的是，与中共这个共共产国家结盟的总统却是以反共而闻名的。（尼克松在阿尔杰希斯案上一战成名，是坚决反共人士），我们只能感叹世事多变。
与中共的结盟并没有改变美国的颓势。这一期间美国政局那时也相当的混乱。肯尼迪1961上台，1963年11月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接任，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坐上总统宝座。但在1974年8月第二任上因为水门事件下台，而在此之前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已在1973年12月因为该丑闻辞职，尼克松任命的，任职不过8个月的副总统福特接替尼克松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经过选举就当成副总统，乃至总统的奇葩。
1977年1月老好人，民主党人吉米卡特打败了这朵奇葩当了总统。此时的美国已经虚弱到成了世界的笑话。1979年2月，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伊朗国王巴列维逃亡美国。11月4日，数百名伊朗学生占领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将全部使馆人员扣为人质，要求美国遣返前伊朗国王换取人质。1980年4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试图解救人质。人倒霉，喝凉水也塞牙，伊朗人的面还没碰着，中途直升飞机自家撞在一起，机毁人亡，行动失败。伊朗人赶紧转移人质，天天拿着沙漠里美国直升机残骸恶心美国。直到1981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人质才被释放，被扣时间达到444天。如此一闹，美国顔面大失。让美国如此丢脸的总统当然不可能连任。1981年，罗纳德里根代表共和党人毫无悬念的击败卡特，以70岁高龄当上了总统，并连任两届到1989年1月。接着做了四年总统的是里根的副总统乔治布什，这也是2001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爹（西方人取名字挺哏，让儿子老子叫一个名字，也不怕混喽），中间隔了两届总统，是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小布什总统之后就是现在的黑人总统奥巴马了。
美国从世界的笑话变为现在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发生在老布什总统时代，但更应归功里根总统。
里根尤其以善讲笑话出名，经常蹦出一些段子。当然有一次也差点闯出大祸。1984年，他准备讲话前测试麦克风效果，以为此时麦克风还没与导播室连线，随口说了句：“我们将在5分钟内轰炸苏联！”此语一出，吓坏了世界。此事也算里根笑话里的经典了。
我一直认为，幽默的人一定很聪明，愚笨的人只能被幽默，里根证明了这一点。当年还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很诧异里根一个演戏的，如何能担美国总统如此重任。看看中国的演员，除了会摆POSE照相，闹绯闻以外，其他的能干什么？后来到了国外才知道人家里根是正经八百的经济学社会学双学士毕业，当演员是被星探挖着了。所以呢，演员们还是要读书的，光搞演技是当不了总统的。
图118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电影中的剧照
里根上台时除了面临伊朗人质事件以外，经济上面临着更大的困境。维基百科是这样描述的：“当时美国经济面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将使得经济计划相当难以预料）以及20%的银行利率（使得大多数人难以抵押贷款），将近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劳工的平均时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联邦政府征收的个人税率平均则高达67％。国债则将近1万亿元。”（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7%BA%B3%E5%BE%B7%C2%B7%E9%87%8C%E6%A0%B9）
其实里根的政策很简单，经济上，自由派经济学者米尔顿·佛理德曼成为他的经济顾问，从罗斯福时期就奉为圭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被丢进垃圾堆，恢复自由经济，将管制经济的各项规定政策能砍多少就砍多少（这个时候我已进入大学学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如雷贯耳，很受各类大师的推崇，落后整整50年，娘的！）。里根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将联邦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废除，解决了石油供给问题（中共发改委应该看看）。
在市场自由发展的前提下，里根政府减少货币与减税双管齐下，美国经济在1981到1982年短暂退缩，从1983年开始恢复增长，基本一直增长到现在。自由市场，减税两项政策让美国人的能量再次得到激发，经济蹭蹭往上长，经济总量的增长使得政府得到比减税前更多的税收，（不知道中国的政府官员们能不能看到这一段？不要加税了！）后来的互联网等新经济的动力火车头都是里根时代扎下的根，从此美国经济飚上了快车道，将奉行国家控制经济政策的苏联东欧等国家远远地丢在了后面。（本来从美国历史就看得出来，在这么短的历史创造出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靠得只能是自由经济啊，还用扯那么多蛋。可见许多美国，欧洲的教授们也得靠着忽悠吃饭，就像中国的红学家，太平天国学家一样）。同一时期英国保守党党魁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做了首相，她与里根遥相呼应，对英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国有企业大砍大杀，几乎全部私有化，一时间西方世界国有企业私有化都成了潮流。
政治上里根直接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当时苏联正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美国基本是处处退缩，大部分的西方政治家及政治教授们认为苏联的势力强大，必然要跟他们合作。但里根则敏锐地看到苏联嚣张气焰后面的虚弱，认为苏联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打算切断苏联与西方的科技交流来使这种危机加大。里根也是第一位主张共产主义将会垮台的世界主要领导人。在1983年3月3日他说道：“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可悲而怪异的一页—仍在进行中的最后一页。”认为苏联最恶劣的是“与人类历史的潮流相背，抹灭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
图119 里根任总统时于自由女神像前演讲
基于此种判断，里根终结了历届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面的摇摆不定的局面。里根一改过去美国总统总是采取守势应付苏联进攻的方式，要求制定主动进攻苏联的方案，以使冷战更加激烈，以期拖垮苏联，终结共产主义，结束冷战。
这个战略被命名为NSDD-32（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Directive），这个战略计划有三个方面：经济上，减少苏联获取高科技技术的机会并减少其资源，包括压低苏联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军事上，增加美国的军事支出以巩固美国在谈判上的立场并迫使苏联转移更多经济资源至军事用途上并秘密支援全世界的反苏联势力，从阿富汗的反苏联游击队，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另外里根提出了主动战略防御计划，称之为“星际大战”，以外太空为基础建立的导弹防御网能够让美国躲过苏联的核报复，从而美国有可能对苏联发动毁灭性的核打击。（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6%A0%B9）
苏联被迫加入了美国强加的军备竞争。在此时，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原来苏联靠石油出口赚取的硬通货大大缩水，原来靠石油收入掩盖的计划经济的弊病更加明显，难以为续的苏联政府不得不在戈尔巴乔夫的带领下试图进行改革。但这种体制不变，小改小修的改革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当然也带来了更大的不满，保守派不高兴，改革派也不高兴。（对这一点，中国大陆读者可能更有体会）。这种冲突到1991年达到顶点，保守派发动政变囚禁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派领导人叶利钦领导反对派走上街头，军官与士兵调转枪口支持反对派，存在了73年的苏联瞬间土崩瓦解，世界上就只剩美国这一家超级大国了。当然，苏联的垮台除了外部的压力以外，其内部出现的问题也是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1964年赫鲁晓夫被柯希金，谢列平，勃列日涅夫等人赶下台，1966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总书记直到1982年去世。这老勃本来在轰走赫鲁晓夫的行动中属于打酱油的角色，但因为管着政府的柯西金与管着克格勃的谢列平都是狠角色，互相防着对方，看起来对谁都没害的胆小老勃就被推上了总书记的位置，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最弱的主跌跌撞撞将所有的强人都干掉了，老大的位置一直做到死。这老勃有两招，对国民，恢复和斯大林的一套，强力镇压，他的时代，“古拉格群岛”作为劳改营代名词闻名世界。对干部，完全不搞血腥清洗这一套，用特权贿赂换取支持，所谓闷声发财。他的时代，苏联官员的特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级官员拉帮结派，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就完全没有上升空间，因此老勃本人很受官员拥戴，但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官员选用只用自己人这个习惯在老勃死后达到了可笑的程度。1982年10月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替死去的勃列日涅夫当了老大，可不到两年，1984年2月就病死了，接着干老大的契尔年科更短，只干了13个月就又没了，因为他上任时已经73岁了，圈子里人实在受不了三天两头搞国葬的劳累，索性选了54岁的戈尔巴乔夫，试图弄点小清新。可是，可是，老朽的机器如何消受得了小清新，六年不到就被折腾得呜呼哀哉了。
苏联虽然灰飞烟灭，美国也成了世界无可争议的老大。共产主义的天堂之梦已变成了一地鸡毛，成为笑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做梦人都已醒来，或者某些人压根从头就是装睡。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这样梦的碎片。
在亚洲，梦之碎片用中文的人都比较熟了，就不用再介绍了。
在非洲，这样的碎片其实也不少。在50年代开始，苏联，中共开始插手非洲，输入资金，武器，以民族独立号召当地人反对西方殖民统治。但这些国家独立后，往往陷入部族之间的战争，现在大家听到的苏丹，埃塞俄比亚，刚果等等都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另外大家要注意，在茉莉花革命之前，北非，包括西亚的阿拉伯国家，除了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有国王的国家之外，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他们都是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另一个现在还是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奇葩是津巴布韦（台湾译作辛巴威），原来的罗德西亚。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游击老战士穆加贝当上总统，但这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将自己的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他进行土地改革，强制没收大部分白人拥有的土地，大量白人农民出走，经济陷入混乱，这老兄就用印钞票解决问题。结果到了200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20万，2009年国家银行印出了票面值100万亿的钞票。这么多的零容易搞错，2010年又直接去掉4个零。（不要笑，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直接将一万元人民币当成一元，也是划掉了4个零），再后来，没人敢用这个国家的钱了，美元成了这个国家的流通货币。但这个穆加贝还在依然当他的总统。
在离美国佛罗里达南边不远的海岛上，也有一个现在仍然十分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
2008年2月我到这个小岛待了十天，没有跟旅游团，而是和一个朋友自助游。主要在首都哈瓦那。
图120 古巴首都哈瓦那一角
中间白色的漂亮建筑就是我们住的一个四星级酒店，门口站着警卫，只有外国人可以进，和中国70年代的涉外宾馆相仿。左边屋顶有雕塑的是哈瓦那歌剧院。每天酒店供应的早餐品种很少，只有鸡蛋可以敞开供应。吃了一个星期的鸡蛋后，闻着鸡蛋味我们都想吐了。用我朋友的话说，他一辈子吃过的鸡蛋还没这几天吃得多。后来我们才知道，普通古巴人鸡蛋也是限量供应的，我们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离开我们漂亮的酒店不远，街道背面，街景就变成了这样的了。
图121 有些房子就像是战争后的废墟。
图122 开始我以为这是被遗弃的房子，三楼飘着的蓝色衣服，敞开门里面的家具告诉我这是有人居住的。这样的房子布满哈瓦那。
图123 二楼的阳台坍塌了，主人用绿色塑料板挡着。仔细看这些建筑，可以看出原来这些建筑都是很精美的欧式建筑，与马德里，巴塞罗那，巴黎，苏黎世的建筑不相上下。
图124 路上看到很多这样50年代美国的老爷车，有的保养的不错，有的就像这样浑身锈斑。
当然更多的是苏联出产的拉达车，有一次乘坐这样的车，汽车排出的废气直接灌进车内，用被熏死的感觉，比在北京的雾霾里还要难受。
图125 在哈瓦那唯一看到的新款车是中国的奇瑞QQ。
当我看到这车的主人，一个身高将近两米的壮汉从这车里钻出来时，想笑没敢笑，怕那壮汉揍我一顿，只好等他走了以后才拍了这张照片。
我还看到很多崭新的中国宇通大客车，专门为外国游客服务。据说这些QQ以及宇通都是中国援助的。古巴的回报是中国可以派学生过来学习西班牙语。但蹊跷的是我们碰到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还是交了很多钱。
图126 街头不断有人排队，不知买什么。
图127 国营肉店里还有四块肉和一根骨头，旁边有四个壮汉守着（一笑）。
图128 百货大楼货柜里没有什么货。
图129 感觉百货大楼里的人比货物多。
物资的匮乏是显而易见的。晚上到酒吧，古巴人只喝古巴最廉价的朗姆酒，当我们要了中南美洲最著名的饮料莫吉托时，酒倌居然要到外面去借糖。要知道，古巴产的东西，除了雪茄以外就只有糖。70年代中国老百姓唯一能享受到的进口产品就是古巴糖啊，反倒在2008年的古巴这么难得。
古巴居民收入不高，但对外国人来说，各项消费昂贵无比。以至于我回到瑞士苏黎世时，顿时觉得这个欧洲最贵的城市什么都便宜起来。这外国游客就是唐僧肉啊，古巴的刀子那叫快啊！
物资供应不丰富，安全倒是没有问题，只要你不搞政治活动，因为到处都是警察。下面照片中的这个黑人兄弟就是在酒吧中与我们热情的寒暄了几句，不到3分钟警察到场将他带走。这是第二天我们在另一家酒吧里碰到他时我拍下的。
图130
这样的一个让我感觉回到中国70年代初的国家，就是60,70年代西方左派学生心目中的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纳在50年代末创造出来的。而且到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控制着这个国家，当然，以他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的名义。
卡斯特罗与格瓦纳获得古巴政权颇具传奇色彩。
卡斯特罗出生天主教家庭，哈瓦那大学法学博士，律师，以擅长冗长演讲著称，1960年联合国不间断演讲4小时29分，创造吉尼斯纪录。对他来说，一两个小时的演讲已是相当地短，相当克制了。在学生时代他就参加了古巴共产党的前身人民党。1953年7月带着百十号人攻打兵营，试图推翻当时的巴蒂斯塔政权。失败后坐了两年牢就被放出来，随之逃到美国，然后在墨西哥拉队伍。在招随队军医时他碰到了阿根廷人，医生，切·格瓦纳。
两人在1956年11月带着81个人乘一艘游船向古巴进发，试图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真牛，上次1百多人并没成功，这次带着81个还要干，不是发疯就是内有隐情）。
不出所料，一上岸就被打个落花流水，卡，切两人带着剩下的10个人跑进了大山打游击（可能超过10个人，但不超过20个人）。接下来的事，让人瞠目结舌，两年后，1959年元旦，两人就带着游击队打入哈瓦那，获得政权。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使得12个人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一个国家政权？
当时的古巴总统鲁本·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Rubén Fulgencio Batistay Zaldívar）居然有中国血统。他是军人出身，长期控制实际权力，政府军也有3-4万人，为何这样一个强人会输给了12人的游击队？
图131
中国大陆所有有关古巴的资料中都说巴蒂斯塔亲美，但我在另一份介绍古巴革命成功的资料中看到，政府军军事进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古巴巴蒂斯塔政权进行制裁，政府军的飞机没有零部件，完全没有了战斗力。我完全被弄糊涂了，美国为何要对一个亲美的政权进行武器禁运？而且50年代后期，美国是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执政，政府内左派人士基本已清除，不可能再犯类似40年代末那类错误，一切违背常识啊！
后来翻墙寻找关于古巴革命的资料，里面提到巴蒂斯塔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古巴的共产势力，而在卡斯特罗进入古巴山区之前，古巴已有多支反共的右翼反政府武装。卡斯特罗是联合这些力量，同时又从海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最后打败了政府军。到了1961年，在完全控制了政权之后，卡斯特罗才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古巴共产党也才浮出水面。随后1962年当苏联准备在古巴部署能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时，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差点引起核大战，最后以苏联退缩结束。（Louis A. Pérez. Cubnd the United States）
真实的历史只能是这样的：巴蒂斯塔是一个有共产主义意识的民主主义者，即不待见于美国，苏联又不满意他的独立意识。在收买了卡斯特罗之后，让卡斯特罗先以民族主义者反对巴蒂斯塔的面目出现，得到美国的合作，所以美国政府一方面对巴蒂斯塔政权实行武器禁运，另一方面提供武器，资金支持右翼以及卡斯特罗这样的伪右翼进攻政府军。（当然苏联肯定有支持）。
作为证明的是，古巴共产党在50年代并没有公开，1959年的新政府也是联合政府，卡斯特罗不过只掌握了军队，这时的卡斯特罗在访问美国时还在说自己是反共的。后来卡斯特罗依靠军权的支持逐渐清除了原来的右翼合作者，获得了全部权力，然后再公布自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意图，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土地，农业集体化等等我们熟悉的政策依次而出。这些伎俩与苏联在全球搞革命的习惯如出一撤，相似度高达100%，苏联产品无疑。
很明显，天真的美国人又被老谋深算的苏联人摆了一道，在失去古巴后，苏联的核武器几乎摆到了家门口。这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孤注一掷冒着核大战的危险下令堵截，一场更大的危险才被化解。有时，并不是正义总是战胜邪恶的，诡计有时能得到相当大的成功。
成功后的古巴从苏联，中国得到了大量援助。有史料说，身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部长的切·格瓦纳一次性就从中国拿到了6千万美金，而且“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3-07-31/1326511832.shtml)，而此时正是1960年1月，中国人大量饿死的时候，而那时的中国大陆只能靠出口农产品换取美元之类的硬通货。
为什么苏联，古巴要掩饰他们取得胜利的真相呢？而且在中国也是这样。我想，通过卡斯特罗与切·格瓦纳的神话，一个虚假的观念灌输给了世界，即只要是正义的，那怕是再弱小，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会胜利。反过来，这又成了这些通过外国支持，暴力夺得政权的集团赖在位置上不走的理由，因为他们的胜利是人民的意愿。就像中共也总是强调：他们的胜利是人民的选择，所以，他们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所以他们也总需要神一般的人物。
这种本是愚弄国民的洗脑液在洗白了大众之时，一不小心也会将自己的大脑洗白，被供上神位的人真的也会将自己当成了神。
这不，伟大的切·格瓦拉就是这样的一位。1965年4月他带着一些他的崇拜者离开古巴，先是前往非洲刚果组织指挥针对西方殖民者的游击战，失败以后乔装进入玻利维亚，这时他手下大约有50人左右，时间是1966年。他希望很快能在玻利维亚复制他在古巴的成功。很不幸，在第十章我们说到，洗脑也是要有实力的。在格瓦拉有实力洗别人的脑之前，1967年10月伟大的格瓦拉被政府军包围了。这个一直号称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士，选择了缴械投降，走出藏身地时，他对政府军士兵喊道：“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对您来说，一个活的切·格瓦拉比死的格瓦拉要有价值。”当天，审讯完格瓦拉之后，害怕节外生枝的玻利维亚军官下令处决了格瓦拉。当然，死后的格瓦拉确实成为了世界叛逆青年们的神，但这尊神与本来的格瓦拉无关，更多的是这些叛逆青年自己的真实心理投影而已。
在90年代，我对切·格瓦拉也很是崇拜，因为我知道，如果一个人因为贫穷、野心会参加一项艰苦的冒险，但当一个人经过冒险拥有成功、富足之后，要他抛弃所有，重新投入新的冒险，一切从零开始，还是很难的。随着读到的资料越来越多，我对格瓦拉的出走古巴有了新的认识，不再觉得神秘和神圣。
第一，这格瓦拉被自己包装出来的高大形象感动了，真的认为他就是一尊无往而不胜的战斗胜佛了，可谓洗人脑洗白了自己。有趣的是，中共的周恩来甚至也说到了这一点。周是这样说的：格瓦拉是“盲动主义者”，他“脱离群众，不要党的领导”，在古巴获得偶然性胜利后，没有认真进行总结，就跑出去盲目地推销经验。试图“不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不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逐步取得胜利”，而是“不管有无条件，以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主张到处点火。我们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须那个地方有了燎原之势，才能燎原。”结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害人害己。格瓦拉的英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青年的偶像崇拜心理和知识分子开始时“分辨不清”给抬举出来的。（《周恩来》1971年5月31日）
第二，格瓦拉后面有强大的后援，他以为凭着强大的后援一定能复制成功古巴革命。我从德国《明镜》周刊读到过，格瓦拉身边一直有一个名叫Tanja的德国姑娘伴随左右，这位Tanja本是东德秘密警察STASI的成员，当然，STASI的后面是苏联的克格勃KGB。
周恩来在1971年对格瓦拉无组织无纪律的批评，应该是因为格瓦拉不听中国的话而完全投靠苏联东欧集团引起的酸话，完全听中共话但还是失败的共产党不计其数，也没听过周恩来公开说什么批评的话。
第三，格瓦拉在古巴的声望已经严重影响到卡斯特罗的权威。集权体制下，一山如何容得了二虎，格瓦拉也是不得不走。这方面有很多研究文章，大家可找来看看。格瓦拉心里也清楚，他不走，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以上这些原因，再加上格瓦拉本人性格中喜爱冒险的特性（1951年12月到1952年9月还是学生的他就和一朋友开着一辆有12年车龄的老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2004年巴西导演华特·沙勒斯（Walter Salles）根据格瓦拉的日记，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字叫《摩托车手日记》），让格瓦拉走上了重新革命的不归路。
有意思的是在格瓦拉死后，无神论者格瓦拉居然在当地农民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中成了世俗的耶稣，具有保佑功能的神像，虽然当时格瓦拉会冷酷地枪毙不合作的农民。
我不得不时常惊叹人类忘却的能力，以及将自己的愿望外投到一个偶像上的奇怪心理。
回过头看，这些革命者都是些用别人的生命玩出自己的精彩的主。当生命危险降临时，他们的选择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瓦格纳的故事其实也是当年共产国际影响的延伸，因为瓦格纳的亲姨两夫妻就是阿根廷的共产党，瓦格纳深受这两人影响。一直跟随格瓦拉找到战死森林的德国姑娘Tanja出生于阿根廷，她的父母Erich Bunke和Nadia Binder是1928年入党的德国老共产党员，1933年从德国跑到阿根廷后立即加入了阿根廷共产党，可见当时南美洲的共产党已按共产国际的布置形成网络（1952年这个家庭返回东德）。这种超前布局，在二次大战后随着苏联的进攻性政策被一一引爆，美国也随之反击，形成当今拉丁美洲复杂的政治格局。比如瓜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1951年成为总统，形成左翼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等共产主义色彩很强的改革方式，后来被叛乱的军人推翻，这些军人当然得到美国的支持。
1983年，当本来亲苏、亲古巴的格林纳达Grenada政府总理毕晓普准备转向与美国搞好关系时，被铁杆亲苏亲古巴的军队枪杀，美国总统里根下令美军出动，占领了格林纳达。对美军真正做了抵抗的只有在格林纳达的古巴军队。美军10月25日发动进攻，恢复秩序以后在12月23日全部撤军。
美国直接出兵干预的事件少而又少。最近收留曝光美国棱镜计划的斯诺登的厄瓜多尔政府就是一个由左派政党执政的国家，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也被厄瓜多尔政府保护。美国对这个老找麻烦的国家也毫无办法。
于2013年3月去世的委瑞内拉左派总统查韦斯也是一个让美国头疼的主，屡次挑战美国的权威。这两个国家与古巴关系都极为良好，与中共关系也不坏，但却也是民选政府，美国虽不满，但也只能口头说说，最多在经济上进行一些制裁，别的也做不了什么。
即使针对1979年靠着古巴、苏联援助，以武装斗争形势上台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政府，坚决反共的美国总统里根也受困于国会的掣肘，不能公开援助尼加拉瓜反对派武装，只能暗许手下将向伊朗走私武器的利润转给尼加拉瓜反对派。到1986年底东窗事发，酿成著名的“伊朗门”丑闻，很多里根总统的亲信被牵扯其中，有的甚至被判刑（后来上诉成功，没有坐牢）。被切断了援助的尼加拉瓜反对派，在1988年彻底撤出了尼加拉瓜。知道1990年，东欧已经瓦解，苏联也在摇摇欲坠，再没有力量支援尼加拉瓜政府，各派和谈成功，通过选举才将执政十年的桑地诺解放阵线领导人赶下台，换上了民选总统。
在秘鲁，著名毛派游击队“光辉道路”也是秘鲁共产党的一支余脉，到现在还苟延残喘地在秘鲁山区为生存而挣扎。当然它过去的金主，中共政府现在也将这个组织视为恐怖组织。
最让人深思的是在智利发生的故事。故事要从阿连德当上智利总统说起。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出生律师家庭，本人是有医生执照的医学院毕业生。作为一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在1933年建立智利社会党，希望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到了1970年得票只有36.2%的阿连德，率领左翼联盟，通过与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结盟，真的当上了总统，在他的联盟中有智利共产党，大选也得到苏联的资金支援。（Heinz Rudolf Sonntag，《Revolution in Chile. Der schwierige Weg zum Sozialismus》）。
他上台以后，经济上基本是社会主义管制经济的一套，由国家控制金融企业和对外贸易；强行没收美国公司的铜矿股份（按照智利宪法规定，政府本来应该按照账面价值赎买美国公司的股份），征用大庄园土地，创办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扩大社会保险，增建住宅，降低房租，为工农子女上学提供多种便利，为学生提供免费牛奶等等。而且上台以后，就给工人大涨工资。
掠夺加上滥发钞票，在第一年效果很好，经济增长很快，大家收入也有很大增长。可惜这样靠印钞票增加收入的方法维持不了多久，到了第二年智利的经济形势就一塌糊涂，1973年通货膨胀率居然到了400%（Davis，《The Last Two Years of Salvador Allende》），增长的工资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原来支持阿连德的工人反过来游行抗议。到后来，政府索性对外宣布主权违约，连以前政府发的债券也不算数了。（很有流氓样啊）
在政治方面他极力往左靠，与古巴建交，并在1971年11月邀请卡斯托罗到访一个月，在全国巡回发表讲话（这个卡斯托罗也够闲的，在人家的国土上巡回讲话一个月）。卡斯托罗在讲话中号召要进行武装斗争，而在此前，智利的一个左翼团体VOP(Vanguardia Organizada del Pueblo)，刺杀了前任政府的内务部长，基督教民主党副主席Edmundo Perez Zujovic，右翼反对派已经就在指责政府支援左翼武装组织，这样一来，右翼反对派怀疑阿连德完全掌握政权后，会将智利带入共产主义国家行列。阿连德本人甚至这样说过：“对于那些中产阶级国家，我们要战胜他们，我们要推翻他们。”——同法国记者Regis Debray的谈话，1970年。
到1973年8月，高等法院以及国会多数都指责阿连德政府违反宪法，但阿连德拒绝辞职，而右翼因为在议会中也达不到罢免总统的三分之二多数，双方陷入僵局。1973年9月11日，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宣布接管政权，要求阿连德下台并流亡海外。阿连德拒绝出逃，死磕到底，最后用卡斯托罗送给他镶有黄金的AK47自杀身亡。
军政府宣布，将阿连德政府实行土改时征收的土地和其它财产，以及在国有化过程中被征收的工厂企业，全部归还原主。并对派出军队对阿连德政府的支持者，进行了严酷镇压，立即与古巴断交，与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六国制定了“秃鹰计划”，共同打击各自国家中的左翼分子及游击队，还有他们的同情者。由于阿连德的支持者里大部分是学生及知识分子，智利军政府的镇压行为一直为很多人所诟病。
当然，古巴、苏联也发起了反击，皮诺切特遭遇了数次暗杀，其中最险的一次是1986年9月，皮诺切特受轻伤，但5个保镖死亡。后来智利安全部门追查，发现了被取缔的智利共产党的武装分支曼纽尔·罗德里格斯爱国前线（FPMR）走私的80吨武器，背后的支持者是古巴、苏联、东德。
由于皮诺切特军政府并没有实行报禁，国际红十字会与天主教会可以实行救助、监督，例如，罗马天主教会在1975年5月28日联合其他反对团体，向最高法院递交请愿信，要求彻查“失踪”的问题。其他请愿行动持续不断，教廷也一直表示支持。军政府将一些被处决者的尸体丢入大海、沙漠、雪山顶端、冰川甚至休眠的火山口，也是为了避免外界知道，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自由媒体还是存在的，军政府还得躲着它们。
再加上逃亡海外的大多是像伊莎贝尔·阿连德这样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军政府监禁虐待左翼人士的行为，很快为世界所知晓。左翼团体与人权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抗议浪潮。
与政治上的高压态势不同，经济上皮诺切特军政府接受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学说，解除价格限制，企业私有化，市场完全开放，保护私有财产，中央银行独立，有限政府。皮诺切特的经济改革为后面智利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90年新的智利政府上台，其经济政策依然是沿用皮诺切特的政策，到现在，智利在南美洲也以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著称，2010年人均GDP排名世界第49位，2010年经济增长5.3%，经济自由度排名全球第10位，拉美第一，国际竞争力排名第30位，拉美第一。
1980年，皮诺切特军政府发起了一项全民公投，通过新的宪法，新宪法赋予了总统8年任期，同时规定8年后举行新的总统选举，新宪法以67.71%比30.19%获得通过。1988年，新总统选举如期举行，皮诺切特失败，1990年他交出总统宝座，但保留军队总司令位置一直到1998年。
1998年，不再担任军队总司令职务，仅是智利终身参议员的皮诺切特前往英国治疗。此时西班牙的一家法院因为一名西班牙公民在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执政期间的死亡案件，向皮诺切特发出传票，英国警方在伦敦象征性地将皮诺切特拘押在他做手术的诊所。记的这事当时在西方世界轰动一时，我在瑞士时还与西班牙以及南美的朋友们讨论过这事。
此案一波三折，2000年皮诺切特以身体不适为由，逃过了引渡，回到智利。2002年智利最高法院裁定皮诺切特因病不适宜出庭接受侵犯人权的指控，他随即放弃在参议院的席位（参议员享有司法豁免权）。2004年5月，智利最高法院又裁定他具有接受审判的能力，同年12月他遭到多项罪名的起诉，但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有出庭。2006年12月以91岁高龄去世。皮诺切特的离世，在智利引起了骚乱，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因他的去世而互相攻击。
在深入研究皮诺切特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与西班牙的佛朗哥一样，是个胡乱杀人的独裁者。仔细看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知道我被我过去看到的书籍、电影、广播误导了（包括在瑞士、德国看到的，在第十一章里我谈到过左派在西方社会掌握的话语权，这也是一个好例子）。
从资料看，无论是佛朗哥还是皮诺切特都是能干、对国家负责的人，他们各自用铁血的手段，将各自的国家从外部强加给它们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并小心指定发展政策，为他们的国家民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用现代人权观点来说，他们对付当时左翼成员的手段，无疑是相当血腥的，是不能容忍的。但应该看到，他们本质上还是尊重法律，尊重传统，尊重道德的，还是有底线的，所以他们最后都将权力交给了议会，交还给了国民，甚至因为这样给自己带来了很大麻烦。
而奇怪的是，类似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还有现在依然在台上的卡斯托罗这样的人物，尽管超级血腥，尽管超级没有底线，尽管将他们统治的国民毫无顾忌地践踏在脚下，但西方的左派们仍然会举着他们的照片游行，会将他们捧为神明，虽然这些神明的恶行汗牛充栋，随处可见，而对佛朗哥、皮诺切特们这样有底线的人却义愤填膺呢？为什么这些西方左派们会如此选择性失明呢？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与诗人卡缪争论时曾经说过，因为共产主义代表未来，而在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应当忍受它的过错、暴行、罪恶。（《卡缪与萨特》，【美】罗纳尔德·阿隆森著，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很能代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心态。因为共产主义天堂是基督教天堂的替代物，在升往天堂的路上有些牺牲也是应该的，过往基督教徒们发动战争时，基本都是这个心态。而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的暴行，却是为了世俗的生活，破坏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当然不能容忍。从60、70年代西方左倾学生运动可以看到，这样的谬论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知识分子当中，居然有如此大的市场，可见长达2000年的基督教洗脑的威力。
可见，无论是为天堂牺牲，还是为主义牺牲，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某些领袖要求他的追随者，为了美好的未来的东西，牺牲自己的权利（包括生命权），以实现领袖的心理或生理或物理或三者合一的愿望。所以，任何主张为了某项好的终极目标，必须牺牲个人权利的理论，都可视为洗脑的理论。这类好的终极目标可以是天堂，可以是主义，也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旗帜。好的理论，目的、组织都必须以尊重成员的个人权利为前提，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的社会才是好社会，别的都是扯淡。
从西班牙、智利，还有很多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教育不是特别发达的国家，组织严密的极端小团体，可以利用诡计，利用谎言，利用结盟，战胜一盘散沙的大多数，掌握政权，尤其是军队、警察，然后再将同盟者一个个清除。当政权稳固后，再将所有的诺言抛在脑后，而此时的民众面对暴力威胁已毫无反抗能力。与此相配合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先用暴力掠夺来的财富利诱底层民众，政权稳固后，底层民众就成了掠夺、压榨的对象。在经济建设初期，由于政治需要，孤注一掷，短期经济会有惊艳表现，但走不了多远就会一败涂地。面对组织严密，毫无底线，还有强力外援的小团体，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佛朗哥、皮诺切特之类的有底线的强人，基本就会沦陷，比如苏联、柬埔寨等等，但有时点背时，有这类强人也要沦陷，比如中国。
谈完了政治意义上的天堂梦之碎片，现在就要谈谈散落在物欲世界的天堂碎片。
在开谈残留在商业社会的洗脑术痕迹之前，我想谈谈东西方各个方面不约而同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主义的批判。
从1949年起，中国大陆就有一个贬义词：资产阶级物质享乐主义。当然还有很多衍生词，小资情调、资本主义生活作风等等，它的反义词是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精神。总之，对物质生活过多追求，会妨碍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会有伤害。当年要是支部书记板起脸对你说出这个词，你的日子就很难过了。
其实，在西欧左派中，对资本主义物质享乐主义的批判，一直没有停过。1946年萨特就批评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而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玛律库塞在他的著作中，也指责资本主义的物质享乐主义，戕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所以只有追求精神纯洁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主人。
无独有偶，我在西欧生活的年头里，经常听到牧师、老人抱怨年轻人只顾享受，而不太去教堂。
看来物质享受主义既是共产主义的死敌，也是教会不共戴天的仇人啊！之所以教会与共产主义都反对物质享乐主义，是因为有了丰富的物资享受之后，人会有更多的生活乐趣，怎会轻易牺牲自己，抛弃这花花世界，即所谓意志不再坚强，不管是对上帝，还是对革命。
当人们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之后，也会有更大活动、思考空间，见多识广之后，要洗脑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对物质享乐从西方到东方，都有人很讨厌，尽管这样，物质享乐主义还是席卷全球，毕竟，能带来愉悦的事情，谁能挡得住。
要享受物质，就要先创造物质，而工商活动（包括农业），是创造物质的唯一途径。现代工商活动基本是以欧美公司模式为主，而公司、董事会、职业经理人等等本身来源于教会，所以基督教的各种洗脑方式，细润无声地渗入了现代商业社会。
第一，仪式化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各种会议依然是显示重要性的最好方式，越是重要的会议，其过程就越复杂。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被搞得如此复杂，基本成了检验实力、智力的世界考场。
第二，网状分销系统已是标准现代商业销售模式。互联网技术使网状结构有了更快的反应速度。每一个销售团队内部的紧密合作，也是公司成功的关键。
第三，思想上的排他性在商业上表现为大的厂商都力图使自己的产品成为行业标准，而不是注重相容性，以期保持较高的利润。排他性原则成了领头羊企业的惯例。在计划经济国家，政府会对一些重要的行业实行行业准入制，这种排他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四，重复灌输在商业是通过广告轰炸实现向潜在顾客传达资讯，强化记忆。
第五，简单化使得基督教迅速在世界普及，对企业来说，越简单的创意越能获得成功。现代社会产品很多，简单的，能快速让顾客理解、使用的产品才能得到成功。
第六，产品代言人实际就是宗教里的榜样、圣人。成功人士也是一种榜样。
第七，所有大的公司都会建起辉煌的大楼，显示自己的成功，自己的实力。
如果一个企业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并能够让它的员工认同这个文化，无疑这个企业就有了灵魂，这种企业文化可以起到类似宗教的作用。但注意，不管是上面的七项洗脑技术在商业上的运用，还是企业文化对员工的灌输，都不能称之为洗脑因为洗脑成功的首条必要条件是屏蔽其它资讯来源，即排他性。比如北朝鲜切断它的民众除官方资讯以外任何消息来源通道。小学生除了官方审查完毕的课本外，无法接触到任何一种其它课本，教师讲了与官方不同的内容就要坐牢或死刑。第二条必要条件是强迫性，这种强迫性可以是有形的，如暴力的胁迫，不听课就开除、坐牢等，也可以是无形的，比如用绝交，使之内疚，开除出团体等办法进行感情胁迫。自由市场企业是做不到这两点的，所以，无论这个公司的老总多么有感染力，这个公司文化多么吸引人，员工首先是看薪水，二是看前途，最后才是企业文化，想洗员工脑的企业，基本会白费劲，就像马云在阿里巴巴干的一样，我话先放在这。
但是，有一种企业可以做到将员工洗脑，就是传销企业。
在中国的传销企业基本可以做到第一，切断传销人员的其它咨询源。他们密集住在一起，24小时不离监视，参加传销的人员除了其他传销人员，见不到其他人，基本与世隔绝。第二，受到暴力以及亲情双重胁迫。如果某人要离开传销组织，先是会有与他亲近的人反复劝说他留下，一般人无法承受这种亲情攻势，会妥协留下，如果还不行，威胁就会随之而来，新闻中时有耳闻。
而传销组织除了2、7两项洗脑技术使用不明显以外，(第二项因为传销卖的是人头，不是商品，所以也不需要网状结构，第七是因为中国传销组织还没钱盖大厦），其它5相洗脑技术基本上是彻底贯彻。传销组织每天必须的演讲、口号、互相鼓励是非常有效的仪式。物理的方式切断传销人员与外界的联系，使传销人员得不到其它比较资讯。天天讲，时时讲，反复不停地灌输传销发财的理论。目标非常简单，在短时间内发财。在榜样的问题上传销组织做得出类拔萃，组织者会给出很多做传销发财的例子，有时还会让他们现身说法，将其他传销人员激动得热血沸腾，出卖自己的亲朋好友时也一点没有犹豫了。
世界上著名的传销公司都起源于美国，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美国新教的各种派别多如牛毛，其中有很多派别走的就是上门传教的路数。初到瑞士时，我曾经遇到过起源美国的耶和华守望台教派（也翻译成：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这些信徒两人一组，走街串户，逮着谁就和谁谈圣经、谈耶稣，你不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就一直找你，像一块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当我的房东知道我与这个教派有联系时，严禁我将地址告诉他们，可见这个教派的难缠。房东很担心我被这个教会洗脑，我大咧咧地说：“放心了，像我这样一个在洗脑液里泡大而没有被洗残的人，死缠烂打的手法是洒洒水了，他们也就是我练习德语的免费陪练。”结果在白吃了几顿饭，认真用那时还很蹩脚的德文与他们讨论了几次上帝以后，他们再也不来找我了，不知是他们觉得我太顽固，还是看穿了我白吃白练的不可告人用心。心里话，挺遗憾的，那是手头钱紧，德语烂，能白给你吃，还能耐着性子听你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说话的人，还真不好找。至今有些怀念，真的！
这类通过亲戚、朋友、邻居发展信徒的教派，对我这样一个死都不愿上天堂，而愿意在世俗世界游荡的人来说，无计可施，但并不意味他们对其他人没有成效。耶和华守望台在世界上发展很快，百度百科上说到2012年，它在全世界有超过750万信徒，在90年代初，耶和华守望台的资料上就说自己有上亿信徒。听一个在公安工作的朋友说，在中国农村，这个派别的发展也很迅猛。通过亲戚朋友街坊发展信徒这一招，明显成了新的宗教派别招揽信徒、扩大队伍的有力武器。90年代有一个亲戚得了白血病，为了治病练起了法轮功，然后称病好了，然后拉了老婆孩子入功不算，还将家里的老太太、老头子都拉了进去，然后还要来拉我。在客气了几次以后，不胜其烦的我正色对他说，不要在家谈这事了，不然连亲戚也做不成了。然后他就不谈了，然后他还是因白血病上极乐世界找师傅去了（李大师在哪？有清楚的吗？）。我一直认为，法轮功是借鉴了传销的技术，当然了，估计法轮功的信徒是不会同意我这个说法的。
从传教转传销，或从传销转传教，其实是很容易的事，都是要推销一种东西，传教是推销抽象的信仰，传销是推销某个商品（目前很多传销其实也不卖商品，卖的是快速发财的理想），所以在美国这样一个本来就习惯用非主流的手段，在熟人圈里推销自己想法的社会来说，产生各式传销组织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除了传销，美国商人还在70年代引入阈下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理论，试图在人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植入广告，影响人们的思维，以达到引导消费的目的。阈，本是门槛的意思，阈下知觉就是指外界的刺激极小，不能引起人们感官反应所产生的知觉、认知。这项研究从上个世纪初就有人进行，但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得到科学界的认同。1957年，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名商人宣称，他在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胶片中，以0.3%秒的速度播放了“请买爆米花”“请买可乐”两条广告，因为速度很快，观众根本无法觉察，但电影院附近的可乐销售上升了18%，爆米花销售上升了58%。瞬间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样实在太可怕了，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诱导，一方面销售会好做得多，另一方面政治上也很危险。好在经过调查，宣布的资料有造假嫌疑，在严格监督的情况下，再次播放阈下广告后，爆米花、可乐销量并没有什么变化。各个方面都大松一口气。目前，除了在好莱坞电影中，阈下知觉还会偶尔出现，剩下的基本就是在魔术当中了。这也算洗脑历史中的一个著名小插曲了。（《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多明尼克·斯垂特菲尔德（Dominic Streatfeild），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
尽管阈下知觉不能用于思想控制，世界上能用暴力控制强制洗脑的国家也越来越少，互联网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资讯，洗脑越来越难。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东西方，几种洗脑模式还是层出不穷，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避免被洗脑呢？
首先，学习知识是毫无疑问的破解洗脑的第一妙方。孤陋寡闻就很容易被骗，被洗脑，这不用多说。
第二，前面也谈到过，东西方都有很多大学问家、大科学家被洗脑，为集权主义者说话。所以说，光是学习，掌握海量的知识，并不能保证你不被洗脑。如何在海量的资讯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分辨出邪恶的意图呢？常识！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北宋的苏洵，即苏东坡的老爸在他著名的《辨奸论》一文中也说过：“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佞”，意思是说，当一件事情有违常理，后面就一定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只要你牢记所有的人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任何人也没有权力以任何借口强迫你交出自己的权利，一般都可将诡计戳穿。
第三，戒贪心。深陷传销陷阱的人，都是想走捷径发财的人。被共产主义洗脑的西方左翼人士，除了各自的心理问题外，他们想走进人间天堂，一劳永逸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妄想，更是被苏联利用。不管是基督教的天堂，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种愿望也是自私的，只不过这种自私涂上了圣洁的油彩。人类能站在地球食物链的顶端，得益于人的大脑，人类的悲剧也因为这个大脑。因为有了思想，人类总想要脱离动物界，想要达到永生，由此创造了各种宗教，直至一神教的希伯莱教以及它的各类变种出现。一神教的极端性加上人作为动物所具有的本性，主导了人类现代史，数次差点将人类带入毁灭的深渊，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脱离这个危险。人类应当承认自己的动物性，在此基础上再去学习，用人类的思想去克服人类的兽性，也就是说要将兽性与神性分一分，归归类，各司其责，不要互相排斥，走极端的道路。我看过太多人因为不能将两者摆好位置，最后陷入癫狂的状态，往大里说，世界也是一样。历史已给了很多证明。
其实，承认自己的动物性，并不是承认自己是野兽，而是承认我们的理想不是完美的，是不断进步的，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天堂出现。中世纪神父们的疯狂、现代共产主义狂热，都源自他们不能正视自己身上的兽性，甚至可以说是源自对自己拥有动物性的自卑，对死亡的恐惧，对永生的渴望。认真说来，人类所有的愉悦，都是建立在肉体之上的，那怕是精神的愉悦，要是没有了这个肉体，这个世界多么的无聊。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正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所有人才会有如此多的期盼、希望，假设人真的可以无限期地活下去，没有了时间的压迫感，没有变化，没有了希望，这个世界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世界。
第四，即使是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在斯大林的血腥清洗之下，在中国的文革当中，虽然绝大部分人被洗脑彻底，但总还是一小部分人清醒认识到问题所在，并最终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说明是否被洗脑，与个人能力也是紧密相关的。佛洛姆在《对自由的恐惧》一书中曾经提到，大部分人对自由是心存恐惧的，原因在于自由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责任。跟随一个强者，或大众的选择，即使犯了错误，也会有借口原谅自己。
同样，被洗脑实际上也是一种服从，来自对负责任的恐惧，对自我选择的恐惧，根本上也是对自由的恐惧，表现出来的则是懒惰，懒得去想，也懒得去寻找正确的答案。所以在被洗脑的国家里，很少会有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很少会有创造发明，一切都随大流，按领导或精神领袖的意思办。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整个社会的自由，是由每个个体的自由开始的，责任也是一样！
当然，有了勇气不代表就能脱离被洗脑的命运。提升自我思考的能力，是拜托洗脑、发现真相的最重要途径。自我思考能力的形成，与知识存储没有必然关系，而与你观察事物的方法、角度有关。而观察事物的方法、角度往往在幼年、少年期就会形成。中国谚语：三岁看少，七岁看老，所言是焉！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父母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时期。
所以儿童的幼年教育是如此重要，父母亲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我很想找一山青水秀之地，开一私塾，专教十岁以下的小孩以及他们的父母。也许，这是我与我的读者们今后最该办的事。
2013年10月6日夜初稿完成于南昌青山湖畔
2013年11月27日二稿完成于北京百子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