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虎尽是领导人亲信 不作死就不会死

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一片散落云间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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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虎尽是领导人亲信 不作死就不会死
 
多维历史
 
中国历朝历代反腐“打老虎”的故事层出不穷,而老虎却从未濒危,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凶。《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6期刊文《谁是大老虎?》称,任何一只大老虎的养成必有玄机——尽是皇帝身边人,大老虎的死亡同样也有规律——不作死就不会死。
 
三只“大老虎”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
 
老虎本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因其凶猛而常常与有极大危险、且难于对付的事物相联系。
 
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到蒋经国拿着尚方宝剑来到上海,放出话来“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再到“三反五反”运动中成批地揪出危害国家利益的大小老虎。“老虎”逐渐从一种猫科动物,沦为反动派、敌人、不法奸商、贪官污吏的代名词。
 
如同老和尚教育小和尚要当心“老虎”危害自己的修行一样,任何统治者必然要不遗余力地打击危害自身统治、损害国家利益的“老虎”,尤其是能威胁根本、盘根错节的“大老虎”。可奇怪的是,历朝历代“打老虎”的故事层出不穷,而老虎却从未濒危,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凶。
 
历史上的“大老虎”没有一个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没有一个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任何一只大老虎的养成必有其历史机遇,他的死亡同样也需要一点机缘。
 
朕的亲人变老虎
 
当我们开始总结“打老虎”的经验时,惊讶地发现“大老虎”们的死亡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不作死就不会死。
 
故事要从遥远的春秋时代说起,春秋的头一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记载了一场战事“郑伯克段于鄢”,交战的双方是兄弟。郑伯是郑庄公,段是他的弟弟共叔段。郑庄公用了22年的时间“养虎为患”,把弟弟段养成了一只大老虎。等待共叔段欲夺君位时,庄公将其一举擒拿,最后还扣上一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帽子。
 
“郑伯克段于鄢”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打虎公案”,虽然打得有点“假”,但是打虎动作却十分标准。算是一出样板戏!
 
春秋时期的国家还比较初级。国家本就有公室贵族们的一份,他们在自家封地上折腾是合理合法的,无非是上蹿下跳,想要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时,才会被收拾。说到底还是自家的事情。等到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之后,封君变成了官吏,官吏渐变为家奴,这才有了贪污的概念,“大老虎”才真正出现。
 
掌握最高权力的滋味既美妙又难受。当皇帝有时候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把手中的权力下放,抽身出来享受生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把权力交给谁放心呢?自然是身边人——亲戚,特别是娘舅。这些获得权力的自家人,往往滥用权力,变得飞扬跋扈,难以控制。时间一长,权力孵化出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叫人想想就头疼。等到皇帝休息够了,想起了自己所肩负的政治道德和伟大使命时,他就要研究一下收回自己的权力。借出去的东西收回来总是有些麻烦,“打老虎”势在必行。霍光功劳再大,霍家照样完蛋,窦宪、梁冀均因“跋扈”被打掉。跋扈算罪吗?按照现代的法治思维,自然不能算。但是,对于那些曾经支持外甥皇帝的舅舅们来说,跋扈基本就是作死。
 
老虎尽是身边人
 
中国的专制体制经过千年打磨变得越来越集权,但分享皇帝权力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多,呈现出从亲戚向朋友演变的趋势。朋友比亲戚更亲近,皇帝与他的朋友之间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事业。这些曾经的朋友,在权力的滋养下,一个个变成了“大老虎”。先拿北宋末年的“六贼”说事儿。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都是宋徽宗的朋友。当然,这几个都是“酒肉朋友”。蔡京、梁师成、李彦他们几个不是精通书法就是擅长雕刻,整天和宋徽宗一起欣赏珍奇的艺术品。这些珍宝都是王黼、童贯、朱勔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他们借着“帮皇帝收集艺术品”的机会,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宋钦宗一上台,任用主战派大臣李纲,摆出一副“赵李新政”的格局,将“六贼”全部除掉!
 
除了朋友,保姆也是大老虎的一个重要“策源地”,皇帝小时候自然需要有人照顾。那些抱过小皇帝、看着小皇帝长大的人,都有了当“大老虎”的机会。这类老虎在明朝尤为集中: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都当过小皇帝的“大伴”,小皇帝登基之后,他们很自然地分享了皇帝的权力。由于他们是宦官,还能想什么呢?发财!可是,有朝一日小皇帝长大成人,视野开阔了,心智成熟了,兴趣广泛了,野心勃勃了,也就容不下陪他长大的“大伴”了。以明朝的君权之大,士风之强,一句话,老虎就死定了。
 
发儿小长大或成虎
 
皇帝交朋友真心很难,只好在自嘲中“称孤道寡”。能和皇帝交朋友,最好趁早。等皇帝真的成了真龙天子,权力无限时,友谊早已变成一种奢望。但皇帝会有发儿小。雍正皇帝当皇子时,身边那位年羹尧,便属于倒霉的发儿小。
 
年羹尧凭借着在潜邸的功劳,当上了抚远大将军,雍正初年又率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再立下大功。之后,他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雍正在诏谕中口口声声说要和年羹尧“做个君臣相知的典范”。
 
“不作死就不会死”定律再次出现,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时,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目中无人。王公下马问候,他也满不在乎。后来,雍正给年羹尧的谕旨上有这样一段话:“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皇帝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几个月后,年羹尧这只“大老虎”就被几棍子打死了。
 
最近某历任秘书接连被“打”的事情成为新闻热点,你懂的(编者注:此处暗指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历任秘书因腐败落马,周永康本人则于2014年7月29日被立案调查)。在历史上,有的皇帝喜欢自娱自乐,根本没工夫管理国家,秘书们就趁虚而入。明代的阁老们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明世宗时期的首辅严嵩就是嘉靖皇帝的“大秘”,不过他发迹倒不是给皇帝起草了多少红头文件,而是写“青词”——嘉靖皇帝打给上帝的汇报材料。严嵩获得皇帝的信任后,“窃权罔利”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大明朝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嘉靖皇帝在看财务报表时已然“微觉嵩贪恣”。后来,在“二秘书”徐阶的攻击下,皇帝终于把严嵩这只“大老虎”踢出了局。
 
纵观史册,皇帝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亲戚、朋友、仆人、奶妈、厨子、秘书,变成大大小小的老虎是个高概率事件。当通天彻地的权力易手之后,又会有新的身边人,前赴后继地从人变虎。老虎又如何打得完?如果说高度权力是滋养老虎的温床,那消灭老虎的前提是消灭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如果我们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不是连同老虎一起关起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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