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忘了的怀念·

           
    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周围的人都不喜欢外公，可是我不愿意说，怕伤了他的心，也怕伤了我自己的心。

    那时候，我常和外公外婆一起出门，瘦削的外公总爱穿着一身白色的西服，脚上蹬着白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中还柱着一根文明棍；他象一股凌冽的风，负载着失落的尊严和富足，在一条条陋巷里穿行着。

    外公看得是前面的风景，他个子高腿也长，外公迈一步我要走三步；我和外婆在后面一路的小跑的跟着，，我拉着外婆的衣角看的是后面的风景。常有人从犄角旮旯里窜出来，夸张的学着他走路的样子，还指指点点的。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也很害怕，用眼睛狠狠的瞪着那些人，外婆看见了总是及时的制止住我，还给那些看热闹的人一个礼貌的点头微笑，搞得他们反而觉得难为情，便又悄悄的退了回去。

    不喜欢外公的还有我的那些舅舅姨妈们，那些年他们都在北京的大医院里做事，薪水拿得高，常带钱回来奉养老人。偶而他们也回来看看自己的父母，不过待不了几天就闹的不欢而散。他们走了以后，外公又天天的盼着等着他们的来信，我永远也搞不明白是为什么。

    我的妈妈也不喜欢外公，每次她从学校回来看我们，听到我跟在外公后面唱儿歌，心里就会不高兴。外公拉着手风琴教给我很多儿歌，我喜欢英国童谣：伦敦桥倒塌了，还有合作社里的小鸭子，打砖歌---，在这最欢快的时刻，妈妈总会不失时机的借故把我喊到一边，一出了门妈妈的脸色就变了，她尽量压底声音，用最严厉口吻警告我，不许乱唱歌！是外公先唱的。我为自己辩驳，我知道妈妈不会拿我怎么样的，有外公顶着呢。妈妈也委婉的给外公说过，他那里能听得进，就发着脾气骂人，说出来的可都是当时的反动言论，吓得我妈妈落荒而逃。

    尽管妈妈这样的小心谨慎，还是逃脱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有一天晚上她哭着跑了回来，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我们。妈妈说学校里的党组织找她谈话了，因为他们学校打右派的指标没有完成，把她当做差额补了进去，要她在编排好的右派言论上签个名。妈妈说她没有说过那些话，组织上说没有关系只是个手续，要正确对待，接受党对自己的考验。那个年代“党”至高无上的凌驾在老百姓的头上，人的尊严和权利从来都是被无情的践踏。妈妈无奈地接过这顶右派的帽子，我们全家在右派的阴影下挣扎了20年。就从那个晚上开始，我的思维在对左右的恐惧中恍惚着，妈妈委屈的哭声，外公的叹息都，是那样的沉重。上学以后，体育课的左转和右转，我总是慢半拍的跟在别人的后面。来到美国才知道，left和right的概念对我是如此的清晰和明确，不会有一丝的犹豫。

    只有外婆是喜欢外公的。外公张扬个性的在家里象明星那样的耀眼，外婆在他光环的下面，安静的象月亮围着地球在外公身边转着，转着，她是自己丈夫的支持者，欣赏者。外婆很勤劳，在生活上照顾我们，整天不停的忙碌着，家里紫檀木家具每天擦得象刚用水洗过，发着幽幽的暗紫色的光；饭桌上一定会有一碗外公爱吃的家乡菜蜣蟹，外婆做出的面疙瘩汤，蛋炒饭是那样的好吃可人，外公亲切的称呼外婆“阿卿”,一天十几遍的喊着。

    阶级斗争这张强暴的网不会漏过从旧社会过来的每一个人，外公虽然已退休在家，打着开明绅士的照牌，还是被派出所的那帮人盯上了。

    一个春天的下午，家里气势汹汹的闯进几个身穿警服的人，他们用绳索带走了外公。那天的夜晚格外的深沉，我和外婆紧紧的守在一起，煤油灯光影影绰绰的在墙壁上狰狞的摇晃着。我挨在外婆身边一步不敢离开，外婆不说话只是不住的祷告，在胸前划着十字，我跟在后面模仿着。第二天一早，外婆做好早饭放在篮子里给外公送去，我们来到派出所，警员们说不让见人，说要送外公去一个地方参加政治学习改造旧思想。外婆哀求他们放了年老体弱的丈夫，还说外公有肺病会传染的，他需要吃药。一定是上帝垂听了外婆的祷告，第二天的傍晚外公就被放回来了，他昂着头被带走，又挺着胸的回来了，他说自己没有挨打，学习班里还当了个组长。外公的身上带着过去那个时代留下的不凡气势，在新社会虽然到来，还没有完全确定的价值取向面前，是会有一些让别人敬畏的威慑力量；这一切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倔强和孤傲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灾荒的日子开始了，以往物品丰富的商店象被大水冲过，寥落的货架上摆着几样简单的日用品，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快要过年了，外婆早早的就开始把东西一点点的存下来，准备着三十晚上那餐团圆饭，我自报奋勇的说，我会挖回很多荠菜增加一道菜。那几天我和小伙伴天天出去挑荠菜，我们提着篮子到处跑，贫乏的大地早已被人们一遍遍的清理过，只剩下“婆婆拉”那种别人都不要的，很粗糙的野菜，我只好挖了一些回来，很难为情的拿给外公看。外公抓起野菜看看，安慰我说，这也是可以吃的，不是有很多叶绿素吗，是你劳动的成果呀。外婆把我带回的野菜炒好，还在里面滴了一点酒，味道很香的装在一个白色的小碟子里面，放在了年饭的餐桌上。那是我和外公外婆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外婆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离开人世的， 我被妈妈的哭声惊醒，看到外婆无声息的躺在床上，外面的寒风在哀号着，一定是风带走了外婆善良的灵魂。第二天早晨，外公亲自把给子女们的报丧电报译成电码，他不放心邮局里的业务能力，怕延误了时间。从邮电局回来我们守在外婆身边，外婆安详的躺在床上，外公一声声的喊着她，归于沉寂，大滴的眼泪流在外公的脸上，他告诉我外婆再也不要吃东西了，她的乳腺癌的伤口再也不会痛了。

    家里没有了外婆，外公感到刻骨的孤单，每次放学我奔到他的床边，他总拉着我说家里好冷，看见什么都让他想到外婆，说他自己也快要走了。过完元旦外公的身体日见衰弱，他的肺炎复发夜里睡得不安宁，不停的说着胡话，妈妈搬回到家里来住，陪着我一起守着外公。有一天晚上，外公发着高烧，艰难的呼吸着，直到天亮才渐渐的平息下来，妈妈说你去上学吧，我守在家里。

    一出家门我就放声大哭，眼泪在冷风中了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呜咽着来到教室，小伙伴们围了上来，我哭着说，我的外公要死了，他们眼里闪过一丝惊恐。很快的，教室一如既往的喧哗声盖了过来，淹没了我呜咽的哭声；一个孩子生离死别的痛，对于这强大的世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外婆去世一个月后外公也跟着走了，他永远的离开了我。我们平静的送外公到了墓地，把他安葬在外婆的身边，没有呼天抢地的嚎啕，没有撕心裂肺的倾诉，一切悲哀都麻木的潜伏在心里，用一生的光阴去怀念。我从墓地带回一把紫色的野花，安放在枕头下面，夜里野花散发出墓地里的气息，自己就觉得和那儿有了牵连；生和死有多远，也许隔着的就是那束淡淡的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