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庆路的华侨公寓想起的

大家在回忆上海时候的那份感情令人感动, 各人有个人的感受, 各人也有各人的联想. 比如友人提到余庆路衡山路口那栋华侨公寓, 在那些年头, 有羡慕的有嫉恨的有冷眼相望的, 这无关政治立场. 或者说文革期间的冲进去大喊大叫大抄大闹, 表面看是一种对四旧的憎恨, 恐怕骨头里还是那种"扯哪, 凭啥衲过得嘎适宜啊"的嫉妒心理.
一旦暴风骤雨的革命运动告一段落, 社会走上了相对的稳定, 上海的当政人物还是不希望再来一回乱七八糟, 工宣队在学校里, 既要斗批改也要安稳住局势, 这不是我要说的事.
话说这华侨公寓某楼某套房子里, 住着一对华侨中学教师, 俩口子都是解放初期从印尼(或北婆罗州?)回国参军的青年学生, 然后转业进了什么学校, 再分配到上海的中学, 正好女主人教过我语文, 男主人是另一所中学的图书馆老师, 女方家长很有钱又很靠拢祖国, 也曾当过政协委员啥的(不知是全国还是广东), 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买下这套公寓, 给其女儿女婿居住, 日子当然很好.
文革开始了, 这两位非常积极地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参加集会写打字报, 串联甚至辩论, 殊不知自己的华侨身份之特殊, 很容易被不同观点的其他革命群众抓点小辫子, 加之生活的优裕, 生活方式的"洋化",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本来就是国外回来的, 家境有好, 难不成要他们天天咸菜罗卜干过泡饭? 但文革时候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呀, 于是, 在党支部的指使下, 一些红五类老师学生给我的女语文老师写大字报了, 揭露她的一些生活细节的高级, 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再延伸一下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这还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七八九月, 感谢上仓, 上海人的胆子较小, 这对老师只是被贴了大字报, 并没有被打进牛鬼蛇神队伍, 也把他俩吓得不轻, 别说高跟皮鞋了, 就连一般皮鞋都不敢穿了, 跑鞋点买了双解放鞋穿着, 衣服呢, 好在以前当过兵, 这时正好整天穿军装, 小心翼翼, 食堂也不敢吃太好的菜, 我想当然回家还是好吃好喝, 早餐肯定是牛奶面包.
到了十月份, 世道有些变了, 据"人民日报"社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示, 他们研究了其中的精髓, 觉得前段时间党支部的作法不符合中央精神, 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感情上自然而然地就站到了造反派一边, 但是也是前段时间的教训, 只能小打小闹, 和造反派坐一条板凳而已, 行为不多, 因此, 在事后的一打三反等清算造反派的运动中, 倒也没什么事, 当然据说, 也就是据说, 女老师的父亲回国参加国庆庆典, 很可能在政治上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工宣队的进驻, 不是说不能"下车伊始"么? 不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么? 正好, 一开始派去和这位女老师谈心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未婚女工, 长得也不错, 打扮得也很得体, 关键是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不凶神恶煞, 算得上是好人一个. 此时已经不是文革初期了, 人们实际也已经从那种狂热劲里冷下来些的, 上海人那种的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消消地重新占领了人们的心里, 工宣队战士也是人, 工宣队女队员更是爱美的女人, 能当上工宣队, 成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实话说, 以前倒是真的, 成份好的经济条件大概就不大好, 工人家庭出身的大概对真正的"上层"生活就不太了解, 这位女工宣队员, 在走访女华侨老师的家的时候, 或许会受到点震惊吧, 这人还可以这么生活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慢慢地, 女工宣队员和老师成了有私交的朋友了, 渐渐地, 潜移默化了, 生活上开始有样学样了, 谈恋爱时, 把男朋友带去给女老师过过目把把关, 筹备婚礼, 请女老师出出主意, 生了孩子, 时常带孩子到老师家去熏陶熏陶, 若是要用纯阶级观点来说, 这标准地叫做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俘虏了, 可上海人的对精致生活的向往, 实在超过了政治大话的框框, 哪怕三代贫下中农或血统工人, 还是按捺不住这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实际上, 去过这位华侨老师家"观摩"上层生活方式的工宣队员, 还不止这一位女队员, 这很说明得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