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巨人鲁迅说过一句偏激的名言:“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这句话决不是空穴来风,其中包含严肃的历史内涵。追究起来,有两件事情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鲁迅父亲的死,二是鲁迅治牙病的切身感受。关于前者,鲁迅 在《父亲的病》一文里有沉痛的记述。看得出,父亲的死在少年鲁迅心里结下了永远的痛与恨,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与文化观。在鲁迅笔下,给父亲诊病 的绍兴城两位中医名士贪婪、冷漠、冬烘、愚昧,简直一无可取,什么“舌乃心之灵苗”、“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都是打着“天人合一”的幌子自欺欺 人,散发着酱缸文化的臭味,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那个抨击中国历史的词——吃人。
应当说明的是,鲁迅对中医的抨击,是以西医作为正面参照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感慨绍兴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 言外之意很明确:假如当时有西医,父亲很可能得救。鲁迅对西医的崇拜,除了时代背景的因素,更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鲁迅从小受牙病困扰,自称“牙痛党”,据 说来自父亲的遗传,其或蛀,或破,后来发展到牙龈出血,无法收拾的地步,试尽各种难验方均无效。一位善人曾向鲁迅传授如此“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 食之,有神效。可是结果依然无效。中医名士对之束手无策,便以“牙损”打发了事,更有心理阴暗的长者,竟以“阴亏”相诬(因为肾主骨,齿为骨之余),令鲁 迅有口难辩。此病从此成为他的耻辱。直到20岁那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在长崎找到一名牙医,花两元钱,用一个小时,就把牙龈出血的毛病治好了(《从胡须说 到牙齿》。鲁迅后来选择西医作为人生事业,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救治像父亲那样的被中医耽误的患病国人。
然而,历史真会捉弄人,崇拜西医的鲁迅最后竟死于西医的误诊!
关于鲁迅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议。事隔45年之后,上海组织23位著名医学专家、教授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片,得出结论:鲁迅并非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 自发性气胸(肺气肿)。这就是说,主治医师将肺气肿误诊为肺结核病导致的哮喘,采取了不当的救治措施,导致鲁迅死亡。死于肺结核,还是死于肺气肿,在当时 是有质和区别的,前者属于不治之症,后者却可以挽救。据此,有人断定当初给鲁迅治病的须藤是个庸医,甚至抨击为庸医杀人。一位崇拜鲁迅的医学工作者经过多 年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指出主治医师须藤的失误:从鲁迅1936年10月18日3时30分气喘发作到19日凌晨5时25分去世,共有26个小时的宝贵时 间,当时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就在上海,须藤没去请教,却请来肺科医学水平并不高明的松井医学博士一道会诊,一致诊断为支气管哮喘转为心脏性哮喘——这是一 个致命的失误;四个月前鲁迅拍摄过胸部X光片,假如须藤有心,请一位高明的肺结核病专家来会诊一下,或许能够避免误诊。
以上质疑言之凿凿,无可辩驳,然而仔细一想,终究属于事后诸葛亮。现实生活中,如此高明的神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心而论,须藤即便算不上出色的医 师,也不会是草包,否则鲁迅不会多年一直请他给自己看病。(要知道,鲁迅本人就学医出身,有相当高的医学修养。)那么,这一切应当如何解释呢?
公平地说,须藤的误诊属于正常的医疗事故,而不是草菅人命的渎职。误诊在西医是家常便饭,且不说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当时,即使今天也是比比皆是。前不 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发表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引起很大震动,根据他的研究调查,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 50%,如果住院会诊检查,误诊率是30%。廖新波认为:只要当医生,没有不误诊的;比之于中国,西医本家的欧美的误诊率则更高,美国是15%—40%之 间,英国是50%左右。由此可见,误诊是西医与生俱来的副产品。现代西医借助科学利器监测、控制、消灭病菌,防止病毒扩散,既是它的强项,也是双刃剑;而 将人体视若机械,缺乏整体的、有机的把握,发生误诊是自然的事情。在全盘西化、崇洋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一先天的局限无形中被遮蔽,导致一出出悲剧。一 批思想激进的文化巨人在摒弃中医之后,前赴后继,死于西医的误诊之下,鲁迅便是其中之一。不亦悲乎!
鲁迅之父死于中医,鲁迅死于西医,高度概括了近代以降的中国历史:如果说前者象征着古老衰弱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破产的话,那么,后者象征“全盘西化”的破产。历史完成一个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