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斯坦利杯冠军底特律红翼
公司总部本身，就充满了文化与艺术气息，名人堂总裁们的肖像，就不是简单的照片陈列，在一幅幅巨大的油画面前，如同参观博物馆。其实在这不小的建筑群内部，还有很多艺术装璜，各个部门的一亩三分地都有独具匠心的设计以彰显其部门特点，过道回廊，除了比比皆是的现代化落地玻窗，还有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彩色花卉，大楼内的自然景观，宛如植物园一般。很多员工，工间休息的时候，总要在大楼里走路散步，锻炼身体。总之，这个总部大楼里，没有其它公司总部常见的肃杀之气，反而处处洋溢着温馨的宽松气氛，似乎想要打造购物天堂的意思。
与外边建造大克玛和超级克玛相对应，总部大楼里有个小克玛，专供内部雇员消费之需，这里陈列的商品价格特廉，有时还有白送的东西，其实根本不能算商品，主要货物都是供应商提供的样品，我都在怀疑销售这些产品的合法性。有时，你可以花几块钱，买到一件样式质地都很不错的大衣，可拿回家以后，会发现大衣某处被人有意拿剪刀开了一个口子，据说是供应商干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这是样品不出售。但是在漂亮的产品下狠手，也是不忍心的，口子往往开在不起眼的地方，要么不影响穿着，要么十分容易缝补。
小克玛每天中午十一点开门，大家午餐前都要来此逛一圈，这已成了定式。有时这里居然还要搞清仓大拍卖活动，一板一眼地模拟外边大克玛和超级克玛的类似活动以观察活动效果、积累促销经验。碰上这种时候，往往会有长队可排，因为东西实在太便宜，而且要营造一抢而空的感觉。
记得一次拍卖活动，除了标价的大件物品以外，其余没有标价的小件，则是按箱计价，开门前每人可以得到两个不同尺寸的纸箱，就是搬家常用的那种，无论何种物品只要能装进箱内就行，大箱八元，小箱四元。大门一开，大家蜂拥而入，你还没来得及看清买什么东西，别人早就一下子划拉到纸箱里去了，回过神来，我也赶紧划拉，箱子还来不及填满，小克玛的货架早已空空如也，实在不甘心，发现墙边还站立着钓鱼竿，连忙抱它一大堆插在另一只空箱里，其他同事见状，如法炮制，鱼竿须臾便遭洗劫。虽然装鱼竿的箱子盖不上盖儿，收银员同事并不介意，这种销售本来大家就是闹着玩，清点战利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都买到些啥。十几根鱼竿、二三十个不同式样的钻头刃具、少说也有五六十付扑克牌、一大堆圣诞节装饰品、一大把现在都没用完的车内空气清新香片，大件买了一个二元钱的沙发，一个二元钱的巨大彬袋，虽然废物不少，但也千值万值了，特别是那些钻头。便宜占了多少不重要，关键是重在参与，这种公司活动以后到哪儿都没见过。
当天下班的时候更热闹，停车场与办公楼出口的车流排成一条线，一个接一个，同事们将战利品装车运回家，旁边经过的人们则奇怪地看着一辆辆连后备箱都合不拢的车流离开这栋红色建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公司总部正门临街，圆弧形车道旁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停车位，常常可以看到停泊的加长型豪华轿车，那都是公司高官们的座驾。一般员工的车子，只能停到大楼后边的职工停车场。突然有一天，公司宣布这高官停车位向普通员工开放，谁先到班谁停，据说是弗洛伊德的注意，奖励早来上班的员工。别说，还专门有人为了体会一下高官停车位，特意赶早来办公室。这种事情，除了克玛，别处我还没有见过。
共公关系对于克玛如同生命，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懂得顾客是上帝对于这类商业公司意味着什么。每一年，公司都要捐助数额巨大的钱财，用于社区建设与发展，公司下属的基金会就是专门做这件事情的。此外，公司公关部门还要组织很多义务活动，拉近公司与消费者的关系。已经温饱不愁的我们也应该更多溶于我们赖以生存之社会，我决定找机会参与公司的义务活动。能者多劳，有公司组织，这就是我们贡献社会的绝佳机会。
第一次，参加了底特律地区有名的“绘画个家园”活动。除了克玛，这是个底特律周围各大公司积极参与的慈善活动，我们的任务是到庞蒂亚克的贫困人家帮助清理庭院及其周围环境，重新喷刷破败不堪的房屋，让无力负担费用的穷人也能有个整洁如新的家。干活的时候，身着印有醒目公司标志的衬衫，与大、小老板同劳动、同流汗、同嬉闹，心情是非常愉快的。这种义工活动，后来入职的几个公司我都成了积极分子，建造活动场地啦，帮助儿童组装自行车啦，以各种形式回馈社会。
一九九七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此处不是关于香港回归的消息，而是鼓舞人心的底特律红翼队，过关斩将，击败冰坛劲旅圣路易斯蓝队、阿拉汉鸭霸队、科罗拉多雪崩队以及费城飞人队，一举夺得联盟冠军斯坦利杯。全城振奋，市中心还举行了盛大游行聚会，欢庆斯坦利杯重回底特律。克玛公关部的人员更是了得，邀请了红翼队冠军明星们带上冠军奖杯做客总部，我也有机会与明星们近距离攀谈，往斯坦利杯里面罐啤酒，然后豪饮，还亲手触摸了斯坦利杯。
克玛员工全都享受一项公司福利，那就是无论何时到自己的商城买任何东西，只要秀出公司腰牌，都打折百分之十，从此以后，我们以前不大光顾的克玛店，成了日常消费品的主要购买地。
总部大楼里有相当大的一个餐厅，在这里认识了几位女同事，当然，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经常带便当的缘故，大家找空桌子的时候就凑在一起了。正如以前对杂货店的定义一般，她们全都不是搞工程的，而且全都不是男同事，我成了洪常青。她们专业分布也不一样，陈小姐来自台湾，是公司的买手，张小姐来自大陆天津，属于公司规划师，王女士是会计，来自香港，我的老乡兰小姐则从事IT行业，还有叶女士搞服装设计，来自大陆苏杭，朱女士是计算机硬件维修，来自大陆北京。可见各行各业，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但不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饭桌上的话题自然五花八门，不过大家还是饶有兴趣，每天按时出席饭局。
那天，有一群印度人模样的青年们也来进餐，从穿着打扮和他们走路的姿势不难看出，一定是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准移民。果不其然，后来知道他们全部都是IT工作者，他们的移民先驱，在这里开公司，在老家雇人，以低廉的价格赢得公司外包项目，早就做起了跨国生意。
谈到跨国生意，国人也有先驱在探路，不知是谁透露我在这里工作，便有人前来与我联系、套近乎，让我介绍他们与公司买手认识。大家都知道，目前充斥市场的中国制造，当年就是通过我们公司类似的零售店打进美国的。虽然没有直接就满足这些先驱的愿望，我还是心动了一回，自己先找公司文件研究一番，看看规定是如何写的。研究结论十分清楚，中国公司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供应商，最好情况也只能作个二包商，并且一包商不能有意透露货物源于中国，原因很简单，公司规章里明文规定，不和共产主义国家做生意。早期的这个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潜在的理由输给竞争死对头沃尔玛，他们好像更开放，也更加不理会这些，不是吗，他们直接就将商场开到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