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医疗制度一向被指责为“三十年多来，最失败的改革项目”之一。“干部医疗保健制度”，沿袭自解放之后；受惠范围，自文化大革命中开始扩大。与其它特权一样，颇不透明，具体规定上网也难查询。
从中组部《关于提高部分离休干部医疗待遇的通知》和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提高部分离休干部医疗待遇的通知》等文件上看，在京中央机关和市府够资格人员的医疗费用，似由政府而不是平时交纳的“医保”开销。而党的干部政策制造了大量高干，高级知识分子也有相应的政治待遇。享受“医疗照顾”者的人数庞大，花费的公帑数额惊人。是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之一。
一般而言，如果连受益者都不满意，那么此项改革就可以断为彻底失败了吧？例如：干部医疗保健制度：享用此一特权者，因激起不良反应造成心理负担、很不利治疗；拥有同样特权的人太多，优越感冲淡近似于无；高知高干当中，颇有一些具备“人人平等”观念者，万不得已去沾“党的政策”之光，违背个人信仰；这个制度的社会效应，也与党的一贯政策背道而驰，破坏党群关系，政治影响极坏，等等。
个案生动而有说服力：某不算迂腐固执的高级知识分子，定点医疗单位是三级甲等的北京医院。若干年前，该院的“干部保健制度”还不健全，就诊的高干高知与平民共用同样的科室，挂号、就诊、检查、取药之混乱并大排长龙可想而知。于是他们出台一项规定：执“蓝卡”（司局级待遇、享受医疗照顾）者，无需排队。该老人家，就是那个时期开始生病的。
第一次光顾，到得医院已经上午十点，他像毛主席批评过的一种情形：将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排队挂号、排队候诊、排队检查、排队取药；恭逢医生护士午休，下午四点才回到家。病还没医、加重一成，始信党的正确与英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所表现是需要资本的。
第二次看医生，一进大厅，挂号的队伍已经缩短，不由自主站在了末尾；到了候诊室，却连坐的地方也难找，想起自己特权在身，便按墙上说明所示，把病历和“蓝卡”一并交给护士，护士便把他放在候诊病历的最前面。立即有人提出责问：他为什么不排队！护士不屑道：人家有“蓝卡”，你有吗？对方哑口无言，老先生开始惴惴不安-----于情于理，何去何从？
后因老人需要住院，就近选择了一家医院。家人先去办理手续，自然要求住个单间。医生问：“够吗？”家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够什么？病情到不到住院治疗的程度，住院单已经开了啊，再次拿给病房主任看。主任笑道：“够不够？”做了一个方块形的手势。“哦，够、够，有蓝卡”，家人恍然大悟。却原来，“够不够”，是此种情景下委婉询问的一个术语。“哦噢！”医生一翻记录：“只有两个单间，后天才有人出院。先在普通病房委屈一下吧。”
普通病房六人一间，医生查房、护士发药均大声直呼其名。换进单间之后，院风大变，知道病人名字者无不姓后缀“老”，知道老爷子不是官员的还以“老师”相称。但是，安慰不过于此，事情又来了：一日，护士领着老人去做检查，检查室门口正在排队，那护士若无其事地让老人站在最前面，队列中有人窃窃私语了，老人不敢张望，佯做毫无察觉。不料，刚一站定，另一个护士带着四五个人走了过来，直接排在老先生前面------人家是“红卡”持有者，部级者也。一下加进来这么多人，后面不干了：共产党不是人民的勤务员吗！等语甩了过来。部级大员们装聋作哑。心里也许愤愤：也就是文革结束了，让你们这么讽刺我们党！现代医学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忧郁恼怒非病躯之福哦。
据说，现行医疗制度，个人负担的比率依级别而异。比如住院押金：无卡人士，押金一万；持“蓝卡”者一千；“红卡”就不得而知了-----再减一个零则形同玩笑，也许就“莫须有”了吧。这是按卡的级别等而下之，医疗费用额度则方向相反，抢救时依“卡别”决定到了哪个数目停止或继续。有经手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骨癌住院，牵延日久、花费不菲、额度用尽。钱杨无奈，只得给中央写信，请求放宽、终获恩准云云。芸芸众生，具此“薄面”者能有几人？
有人说：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技术上涉及国务院卫生、药检、财政、社保和工业、商业等若干部门，要动的关联政策更多，其复杂程度非其它工程可比，聪明能干如中共的能臣干吏，历经多年、集思广义均无良方，只能这样混着。难怪毛主席早就号召过：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执简驭繁-----有特权不如不生病。话是这么说，难度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