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想要什么？（上篇.历史）
原文："China's Future: What China Wants" -《The Economist》
翻译：海天
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寻求重新得到在过去千百年里所享有的尊重。但中国不知道该怎样获得这种尊重，或者说，它是否值得这样的尊重。翻译：海天
马修. 博尔顿，18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 瓦特开发蒸汽机的合作伙伴, 对英国向清国派出第一个使团的重要性曾经毫不怀疑。在他给东印度公司的秘书詹姆斯•科布的信中，博尔顿写道，“我相信，这是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最广大市场的最有利契机。”
博尔顿主张马戛尔尼的1793北京使团应该“广泛选取我们所生产的各种产品，从观赏品到实用品。”通过向中国的皇帝，朝廷和百姓展示这些产品，马戛尔尼的使团就能够了解到中国想要什么，这样博尔顿在伯明翰的工厂和他在各个行业的朋友们，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满足那些前所未有的大宗需求，人人获利。
可事情却不按这样的脚本发展。乾隆皇帝收下了马戛尔尼的礼物，有些还很得他的欢心，比如那艘一等君权战列舰的模型，就似乎很合他的兴味。但是所有这些都被当成是进贡，而不是贸易。清廷将乔治三世国王使团的这次来访，看做跟来自高丽和越南的特使都差不多，由礼部为他们提供一次向天子表达尊重和忠心的机会。如果是来自亚洲内陆其他欠发达地区的“野蛮”外夷, 就该归理藩院应付了。
中国皇帝毫不理睬马戛尔尼关于天子和国王乔治应该被视为平等的荒唐说法。皇上对英国“遣使恭赉表章”表示满意，虽然觉得那些贡品司空见惯，“念其奉使远徙”，也就笑纳了。但他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新的贸易关系的开始：“天朝扶有四方，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珍奇异宝，并不贵重……然从不贵奇巧，并更无需尔国置办物件。”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当时东印度公司仅能在广州口岸做交易）和在北京设置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的要求，都被断然拒绝。跟日本不同，中国那时候并不拒绝对外交往。他们在边疆各个关口与外族做生意，只是中国人看不出来那些“野蛮人”能提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回眸历史，对域外事物抱有更积极的态度可能是明智的。彼时的中国不知道，一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革命正在欧洲发生，并将影响全球。殖民资本主义的兴起，日后被证明是中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马戛尔尼所造访的中华帝国，尽管也曾经历兴衰和几次外侮，却在此前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和最富有的经济体。然而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一切都被翻转了。中国即将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在战乱和革命中被侮辱，撕裂，陷于贫弱。
今天，这个国家已经变成当年马戛尔尼所寻找的地方：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非常乐意做生意。借用博尔顿的话，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中国产品进入了世界最广大市场的最有利契机。这给中国带来引人瞩目的繁荣。购买力方面，它有望重新回到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它仍是数亿贫困人口的家园，同时也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国度，到处有现代化的机场，熠熠闪亮的太阳能农场。它的探月车正在月球表面滚过，还打算派遣航天员登月。
这也是一个有着很多诉求的国家。总的来说，中国知道它想要什么。在国内，人民希望增长能够持续，领导人也希望增长可以买到稳定。在国际舞台上，人民与共产党都想获得新的尊重，以及有助于其国家地位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希望现有的情况保持不变，那些帮助它增长的条件能够持续下去，但同时又希望自己能变成不同的样子。
在任何情况下，既想保持原状又要改变模样，都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在当今中国，事情尤其艰难，因为领导中国的列宁主义者们，必须一边应付国内变革与停滞间存在的巨大矛盾，一边试图维护对社会的控制，而这个社会的转型几乎与其经济增长同样迅猛。事情也更加危险，因为今天的中国正沉浸在好战的民族主义之中，它的领导者对感知到的每一个威胁做出回应，对每一点轻慢都回以不成比例的自我肯定。
苏联重组改革后的解体，给中国领导人提供的教训，不止是政治改革的危险性，还有对美国深刻的不信任：接下来，它会来挖中国的墙角吗？阿拉伯之春的混乱已经把习近平主席给吓着了。看起来他要尝试从内部清理，而拒绝任何政治多元化和司法独立的理念。这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中国南海有争议岛屿上修建跑道，在有争议的海域建起石油钻井平台，并且重新定义其空域，尽管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来使其主张得到公认。这些举动困扰着它的邻国，也困扰着美国。中国希望重新崛起，具体意义却不完全清楚；美国决心不让这种愿望伤害到自己与盟国的利益，如何应对也不清楚。两者相遇，便构成定义边缘不清晰的对抗，非常危险。中国最出色的外交政策评论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说，五年前，他确信中国可以和平崛起（中国今天还在这样讲），现在他不那么肯定了。
公元前221年，当中国实现首次实现统一时，罗马人正在与迦太基人作战，争夺西地中海的统治权。罗马帝国本可以爬升得更高，却臭名昭著地轰然崩溃。中国也分崩离析过许多次，但是已经构建好的大一统模型，它总能再凝聚起来。到了公元220汉朝末年，中国的统治者将强调社会等级和个人道德价值的儒家思想制度化，作为统治的基础。到了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大概与穆罕默德返回麦加同一时期），中国成为地球上最富有和最灿烂的文明之一。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其邻国相形见绌，丰富的文化和儒家的道德秩序使其出类拔萃的地位显得顺理成章。中国是天下效仿的榜样。今天日本京都的城市布局就仿佛八世纪的长安（今西安）；韩国和越南吸纳了汉字；孔子的教义成为许多亚洲文化的哲学基础，直至今天。正如皇帝占据中国社会阶层的顶端是天命所归，中国也合当端坐世界之巅，睥睨天下。
马戛尔尼去中国的节骨眼，正值清代的鼎盛时期。18世纪中叶，通过密集的军事行动和对准噶尔人的种族杀戮，清朝将西藏和西域纳入治下，帝国版图之雄伟空前绝后。虽然农民的日子过得艰难，帝王的生活却是穷奢极欲，蔚为壮观。尽管见识了大清惊人的财富，或许是由于他与清廷打交道时饱受挫折，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国家并不会像其统治者指望的那样永久。他写道，中国好似一艘“发了疯的战船”，“仅凭借她的体积和外观”就能吓倒邻国，而他感觉到其中的脆弱和将要出现的问题。 “她会像破船般漂浮一段时间，然后被打成碎片冲到岸上。”
导致中国后来衰落，帝国灭亡的结构性原因，已经被广泛讨论。有人引用历史学家马克•埃尔文的“高度均衡陷阱”学说：国家运行良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有效率的管理，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很容易被调和，从而没有留出什么动力让人们更致力于技术进步。另一些人指出，欧洲得益于各国间的竞争和贸易，带动了武器的进步和对新市场的胃口。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彭慕兰认为，从美洲获得廉价的商品是带动英国和欧洲工业化的一大因素，而中国没有享有这样的机遇。同样，欧洲运气也好，煤炭储藏多靠近其工业中心，而中国的煤矿和工厂往往相隔数千公里，到今天这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如此这般，可能再加上其他原因，中国没有能像西方一样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欧洲在中世纪学到了来自中国的火药，但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远远比中国人更擅长用火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试图用鸦片来打开中国市场，因为这玩意儿能让人想要，而且不停地要下去，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中国人试图阻止这种贸易，英国便发动战争，而且战胜了。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英国攫取了香港，并迫使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国从此陷入了被否定，被击败和半殖民地化的漩涡。最屈辱的，也许是孱弱的中国在1894年被日本战败。大和民族文化虽然植根于中华文明，彼时却已转型，热切地采用西方的技术，野心勃勃。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已被日本篡夺。
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毛主义兴起至1949年取得胜利，直到当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其中，很多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丧失财富，权力和地位所做出的反应，以及对重拾国家尊严的渴望。从领导阶层到民间，中国人都认为尊重是他们国家应享有的权利。
19世纪后期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开始相信，中国传统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为了不被列强瓜分，他们开始抛弃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许多人相信，为了保全民族，他们必须摧毁自己的文化。1905年，两千年的儒家科举制度被废弃；1911年，末代皇帝和整个帝制被推翻。然而由于没有现代化的体制来支持，新的共和国很快就崩溃，陷入一片混乱。
1949年毛的政权一统天下之后， 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的打击更进一步。中国的制度，乃至其创造和包容的思维方式，都被从其他地方打包批发来的思想替换掉。这就好比欧洲人抛弃掉罗马律法，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寸草不留。在毛时代，孔子成了敌人，然而人民关于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信念却一直坚定地存在，并持续至今。这个国家由此遭受深刻的认同危机，现在还在努力化解。
一路走来，中国抛却了“万方来朝”的帝国观，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介给欧洲的世界观，即主权国家基本均等，其间的相互区别仅在于财富数量和实力的不同，而非任何性质的阶层等级。中国现在将自己视为世界各国的一员，然而用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的话来说，它同时是“一个文明，假装成一个国家”。它的历史，规模，以及由过去的二十年中显著增长所带来的潜力感，促使中国想得到更多，收回从前被外国人掠去的种种。中国的人民和领导人感到，自己国家的时代正又一次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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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想要什么？（中篇.疆土）
2. 中国想要什么？（下篇.争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