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10）阅读的饥渴
文革年代，对中小学生来说，最难受的是阅读的饥渴了。没有书看，有一段时间是彻底的没有书看。图书馆全部关门，书店里没有书卖，除了“红宝书”。逛书店是我从小的一大爱好。到书店里去，看看那一排排的书，想象着我以后要看遍这些书。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看见的书店里的最厚的一本书，后来居然成为我工作中的主要参考书。
文革中，你再走进书店，那一排排琳琅满目的书籍不见了，通常在书店门口是一个布置得红彤彤的柜台，柜台上是一座伟大领袖的石膏像，周围是那四卷雄文。基本上整个书店陈列的主要的也就是伟大领袖的著作了。
没有人愿意或者敢于把自己家里还珍藏着的书拿出来，借给别人。于是，向私人借书的渠道也基本堵死了。
还记得自己那时候的饥渴，真正的饥渴。如果听说什么人有一本书我没读过，我会千方百计去把那本书借来看。如果借不到手，我会茶饭无思，没有心情做其他事情。至今记得当年借不到书的难受和失落的心情。
进中学了，听说中学里都有个图书馆，学生可以有张图书卡，就可以借书看了。我非常向往。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本子，准备把每看过的书名都记下来，要看遍图书馆里的书。谁知，当我来到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只见一间办公室的角落里有个书架，“图书馆”所有的书，连这个书架都没放满。书架上都有些什么书，都可想而知。
总算我原来盼望的，有了学生证就可以去区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这个愿望实现了。我和几个好朋友经常去区图书馆看书，可惜那时既不懂如何查阅目录，也根本不知道到底图书馆里有些什么书，只能凭记忆，设法借曾经听到过的书，当然，被馆员告知，“没有这本书”是家常便饭。
这种对借书的渴望，借到好书时的喜悦，生怕借不成书的惊恐，在我后来的经历还可以看到痕迹。
真正我可以第一次比较自由地借书了，是我进大学以后。我们那时有6张借书证，每张可以借1本书。其中5张可以借业务书，1张借文艺书。我第一次用书卡要借2本很厚很热门的业务书，当时期待的最大可能性是图书馆员告诉我，这2本书太珍贵，你不能借。谁知，那位馆员居然把书给我找来了—顺便说，那时我们的图书馆是不开架的，要借书必须找到书名，然后告诉图书管理员，他们再把书找给你。
当那位管理员把我要的书递给我时，我竟然不敢相信我可以把那2本书拿走了。当图书管理员告诉我可以走了，我在走出图书馆时还生怕后面那位馆员会突然叫住我，然后告诉我他们忽然发现搞错了，这2本书我不能借！当时是以非常快的步态“逃”出了图书馆，生怕被叫住----当年的饥渴症的遗留症状！
即使如此，我想在市或区的公共图书馆办一张借书卡的愿望，直到我出国前还是没有实现。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具有中级职称的医生，算是个有些关系网的人了。
到了美国，居然可以随便办理借书证，居然可以随便借你看见的书，不管书的厚薄大小，不管数量，真如饿汉遇食，我当年在纽约只住了1个月，都办了张图书卡。当然，现在国内的图书馆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办张图书卡是很容易的，每次可以借不止一本书。
现在，想看什么书，看多少书，客观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限制，限制却在我自己身上，老眼昏花，看书已经不像当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光线都不在话下。时间，体力，眼力都是问题了。
这个，跟当年我们对食物的渴望，和现在必须对进食加以限制，是何等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