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艺术家都认为创新必须以舍弃传统为代价。“新”这个词的存在即愈味着对旧的否定。而对于每一个当时的艺术家而言，他的前辈和古典遗产理所当然也都属于旧的范畴。于是结论变得清晰而简单。
在漫长的中国书法史中，能超越这样的认识结论的书家寥若晨星，而且成功者甚少。没有大才力和深厚功底，没有对书法发展的高层次理解，要想在新与旧(准确地说是古)之间走钢丝，其艰难可想而知.米芾可以说是此中难得的侥幸成功者。
自然，米芾给我们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十分深沉、老练而稳重的学者形象.米颠拜石、米痴夺砚、米老诈法帖、造假画之类，表现出的是更浓烈的文士风度和浪漫气质，不拘成规，独往独来。因此，我们为他居然选择如此循规蹈矩的创作道路感到惊讶莫名。按习惯说，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无数传闻逸事，使他应该更靠近于黄庭坚式的反叛与自出新意。
米芾的书法是较为纯正的二王风度—特别是大王的样式。他的用笔具有十分丰富的顿挫动作，对于笔锋运动方向与压力以及变化的控制幅度有着第一流的能力。他的结构不取过分规范而固定的处理程式，追求变化但不露斧凿痕，是在一种舒展自如的节奏延伸中灵活调节空间构造的形态，因此新趣迭现。也许最迷人的还是他那具有浓郁晋人风格的整体格调，这是一种唐宋诸家都艳羡不已而又没有能力达到的境界。但我认为，仅仅把米芾的晋人格调与王右军作同等观也许还是个错误，考虑到他所处的宋代后世与东晋时风的差距，考虑到他以后人上追先贤与二王自出己意的不同，我们更多地不应在形貌上对两者作按模脱堑式的刻板对照，而是在神气、创作节奏上、审美旨趣上作较深层的比较分析。
崇尚二王的法度与神采，我想可能与米芾的出入宫掖有关。米芾母曾侍奉宣仁皇后藩邸，并以此旧恩，米芾才得以补官，先为洽光尉，知雍丘县与涟水军。此外，他曾于宣和年间奉召为书画学博士，在内廷与徽宗皇帝有很好的翰墨交往，并留下许多佳话。估计他在内廷时接触到许多二王法书名迹，在师从晋法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这种优势苏东坡、黄山谷都未必有的。故而他对于二王书风才会有如此深切的感受与执著的追求，故而他也才会有精鉴赏、富收藏的外部条件与主观能力，甚至还会有作伪的高超本领。这样的目的，如果放在一般士大夫生活中，是不可企及甚至不可想象的。尚意书风与崇尚二王能如此有趣地集于米芾这个狂士一身，其中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