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读书》
范寿康编著
《我们怎样读书》是本奇书，民国16年（1927年），时主持白马湖边春晖中学校务的范寿康先生辑录各种名家资料，汇编成一本指导当时中等学生学习的辅助读本，该书一跃而成国内普及的课辅读本。
“这种‘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他把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这是梁启超在他的《为学与做人》中发出的告诫。曾几何时，而今的“贩卖知识”成了某种生存之道。
民国书的重印，一度成为热潮，从民国语文教材，到民国课外读物，出版界乐此不疲。在一个“平”的世界，一个大数据时代，当人们回眸八九十年前的那些“旧书”时，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撞击着读书人的心灵：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世代吗？
引子故纸堆里的火焰
“五四运动”对中国学人之影响，似有定论，然而中国最早的教育史学者陈东原先生彼时毫不客气地认为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影响是“教育效率，因而顿减”，他谆谆告诫学生“精神之重心力，不爱为学而在别种事上，便是外务”，真的是老套得可以，当偌大中国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一个学人的“颟顸”却也不免让人唏嘘：无论何时何地，中国都需要这种咬定“常识”的学人。
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胡适之先生，在力赞清代学术的严谨和科学之后，却忍不住长叹一句：“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他崇尚考古、实证研究，不厌其详地列表告知学生中西方学术演进之差异，他主张引入西学改造中国传统学术，其文字不啻一篇檄文，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鉴古朱子与“合作学习”
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最关心的是书中关于“国文”学习的建议。
何仲英在其《中等学生的国文学习法》（本书第二编收录）一文中，不厌其详地罗列了12位学人42条语录体式的读书“箴言”，总而言之，都是“精读”的要领。尤好朱子语：“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是爱饮酒人，一盏又一盏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若只是握得或一个囫囵的果子，只知里面是酸是咸，是苦是涩，须是与他嚼破，便见滋味。”可见朱子常常品读的是“舌尖上”的学术。许多道理在今人看来似乎老生常谈，而在阅读碎片化、娱乐化、电子化的今天，朱子的读书心得，恰有利于匡正浮躁之心，恢复阅读本义。我更欢喜何仲英在文中描画的一幅读书画面：“在学校里的时候，异方知己，共处一室，这是何等的乐事！月明星稀之夕，风和日暖之晨，大家坐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听着鸟声，读着书声，古人所谓‘共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这又是何等的乐事！”貌似士子读书的画卷，倒是非常符合当今所谓“合作学习”“对话教学”之精义。
在著名的梁启超国学“书目”中，我整理了一下梁任公希望学生“熟读成诵的”书目：《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运》《老子》，凡六万五左右的字数。即便是以三年计，每年的背诵量也达到2万字左右。这个不能不说是惊人的要求。
重读国学不只死记硬背
现代语文脱胎于传统国学，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彼时现代白话文正在逐渐“经典化”的进程中，故本书中论及的“读书”，多儒学经典，少现代白话，推崇吟咏背诵，涵咏积累，这是历史使然。汉语文字与文学特质，也的确是适合诵读与背诵，一味斥之为“死记硬背”，有失公允。互联网时代，提笔忘字，一“搜”了之，浅碎阅读与随手粘贴复制，人脑都交给机器处理了，国学素养无法从机器里提取，民国时代学者们对最原始的、最简单的学习方式的推崇，实际上并非基于所谓“远见”，而是基于所谓“常识”。
胡适先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早已名闻遐迩，该书目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部分，前两部分绝大多数书目，当今大学中文专业的学子未必能够承受。该书目尽管旧学影响深刻，但不减生动活泼。有趣的是，胡适看来可能是武侠迷，也喜欢言情小说和通俗小说，他的书目中包括《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九命奇冤》、《恨海》等，面目呆板的“国学”一下便轻松可爱起来。当今时代推荐学生看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韩寒、郭敬明，不免被人诟病，其实很有可能上接胡适的“遗命”，故可大胆为之。
另有关于学习历史地理、数学科学、图画音乐之类学科学习的经验谈，此不赘述。
思今“老派”对课改的启示
我好事，试图在这些文字里找到“分数”、“升学考”及各种“心灵鸡汤”之类的内容，结果归于徒劳。尽管不同背景的学者的观念未必相同，但是整本书渗透着一股安静的气息，一种雅致的趣味。学者们娓娓道来，尽是心得的自然流淌，毫不拘束，透着一股子“民国范”。民国时代的语文教学一直是我关心的话题，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老教材，又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老“课外读本”，教育教学的规律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被言说，其本质原本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所谓“绝学”，也无非是一些“常识”，只是在一个价值认同多元化的时代，在世俗追求和欲望满足成为基本特质的时代，“常识”经常稀缺。
当今的孩子很可能没有耐心读这样的一本读物，历史性的断层的影响已经在文化层面上彰显出来。我还关心这本书背后的文化指向：这些“大家”们指向了一种今天陌生了的，被时流淡漠了的语文教学，他们手牵手共同守护着中华文化的命脉。
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进行课程改革之际，有必要重读那些尘封之书，它们的老派风格让人怎么看着都有几分放心。我甚至觉得这些学者还有着一种浪漫气质，关于教育，梁启超视“做人”为教育之首要，他引用屈原的诗歌：“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他大声疾呼：“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往坏路走！诸君猛省啊！”
这个呼喊，直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