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多年前的事,现在海归就不一样了。92年回到北大,熟悉的校园和香山颐和园怡人的景色依然如故,当年住过的45楼变旧了许多。学校安排我住在北大方正后面的503楼。每天看着方正的生意兴隆竟未动心下海一试。那时方正的总裁副总裁都是从物理系出来的,而我还是继续做我的物理研究和教学。
住房里没有淋浴设施,商店里有卖热水淋浴器的,但是很容易一氧化碳中毒,用美国电视中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Don't try it at home!离家最近的公共浴室在黄庄,浴客真多,赤诚相见,没被熟人认出算是幸运。北大校内的浴室和当年做学生时变化不大,总担心被自己的学生认出来尴尬。
实验室多了两台386,可是大部分时间被学生用来玩挖地雷之类的游戏了。所有实验居然要用眼看手记的原始办法。处理数据很花时间,现在用Excel半分钟可搞定的事那时要花一两个小时。无意中发现一个德仪出产的可编程计算器,如获至宝,写了一个简单程序,终于可以把电流电压读数敲入后自动算出肖特基势垒高度。
用了十多年的示波器和锁相放大器都老掉牙了,经费不少可是买仪器觉得不值,大部分用来出差开会发文章了。年底给课题组成员们发奖金的钱也是从科研费里出。当年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多如牛毛,从中搞出现金很容易。没办法,老师们的工资太低了,不发奖金春节怎么过呀。大概我快来美国时,去机场接任老师从美国归来(我走后由他接替我教的半导体物理课),担心他在美国呆久了不能适应,一路上打了足够的预防针,结果还是令人啼笑皆非。任老师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基本保证,住在校南门内的学生宿舍内,在食堂排队买一日三餐。
除了教两门课,还当了一届研究生新生的班主任。新生中有一位年长稳重,比我的社会阅历还丰富,即任命之为班长。北大合唱团招生,我也去应试,高不成低不就,人家不要。走调没那么严重,也就差个八分之一度。我和太太唱了五年多牛郎织女,都离谱了。
那时候北大陈章良赵新生等海归典范势头很强,我的政治细胞几乎为零,也没有家庭背景,翻不出大浪来。三年海归生活唯一不遗憾的是能与父母见面较多,来美国后就只能打电话了。北京有句老话,没有受不了的累,只有享不了的福,用来调侃追求成功自强不息的奋斗型之人,也说明一个人的伸缩范围很大。我现在虽没有享什么福,但不能再受任何累了。
海归后的婚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