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燕京大学，1919-1952 )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燕京大学校训
2005年四月底，国民党主席连战首次重回大陆，在访问北京大学时，主方介绍说：”燕园的山水草木与连战主席还另有一番特殊的渊源和情谊。这里，曾经是连主席的母亲赵兰坤女士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北大校方以他母亲就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时的学籍资料和照片致赠。新闻报导说，燕京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连战在演讲中也说：”台湾的媒体说我今天回母校，母亲的学校，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于1948年至1949年间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8月，他被选派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赴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2011年5月，江平来到北大的”宪政讲坛”演讲。主持人如是介绍：”我想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 江平这么说了: “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博雅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
知名学者侯仁之有一本书：《我从燕京大学来》，那一代旧日燕园过来人的情结，并非外人易于理解的。由燕京变成北京，他们以为，那不是合并，而是消灭。
司徒雷注销生于杭州，是美籍传教士之子。一九一九年，北京几所教会学校合并成立燕京大学，他受聘为校长，大力发展燕京，并争取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至今在哈佛燕京学社仍留有陈宝琛的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
一九二六年，燕京迁至京郊的淑春园旧址，在原有基础上建设起中国最富庭园情趣的一块大学校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在北京被日军关押，直到战后才放出。
抗战后，司徒雷注销任美国驻华大使，在那一时期，其角色有如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导员，调停国共内战却告失败。毛泽东发表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写道：”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由于此文被编入语文课本，司徒雷登的名字，以一种负面形象，广为人知。
韩战爆发后，中共发动抗美援朝，和美国关系敌对。一九五二年大陆实施院系调整，做为西方势力象征的基督教会大学皆遭裁撤；燕京被并入北大，北大则由城内旧址迁至燕京校地。许多学科不只是被合并，如社会学、宗教学等思想成分重的，则根本被裁撤。金陵、圣约翰、东吴这几所教会大学也全部消失。因此，基督教会才在台湾另起东海大学。
瑞典的高本汉、英国的李约瑟都曾到燕京任教。燕大三十多年的历史，一万多名学生，出了冰心、萧干、周一良、黄昆、费孝通……等杰出人物。中共早期外事系统之要人周南、黄华、凌青、李慎之….，都出自于燕京。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 恰在燕京大学任教，为了扩大运动的影响，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接受斯诺的建议，于１２月１２日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外国记者会。由燕京大学学生经济系的龚普生和历史系的龚维航(龚澎)两姐妹主持，邀请了十多位驻平津的外国记者。龚氏姐妹日后都在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分别担任过驻外大使和情报司司长。
今天，北大未名湖畔有「燕京大学旧址」纪念碑。也有斯诺的墓碑，下有他的骨灰。司徒雷登遗言盼将骨灰葬于燕园；北大校友也多次建议，将蔡元培的墓由香港迁回北大校园，有关单位对此都置之不理。
江平又说：“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徐梵澄去国三十多年后，重访未名湖有诗：“湖光塔影澹烟村，好景依然学府尊。独对深波一惆怅，此中云有未招魂。”燕京校友周汝昌也有诗悼司徒雷登:”灵灰未返字含悲，波影年年碧草思。”
燕大的北京校友会力争创办了“燕京研究院”， 做为一所综合性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机构，由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与北京大学分校合办。1993年1月，在未名湖畔竖立起刻有“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字样的纪念碑。杭州市也把位于天水桥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 列为保存文物。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安放在杭州。(作者：陈健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