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1年从伦敦逃到了巴黎。当时，我在马里波恩(Marylebone)一家有卖酒执照的商店楼上与别人合租一套简陋的房子。随着年岁增长， 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继续过这样的群租生活了，那个多数伦敦人都会面临的终极问题也摆在了我面前：要不要借钱买一套蜗居，然后将后半生都用于偿还房贷？
就在那时，一个表亲向我提到，他在巴黎的那套公寓才花了3万英镑左右。我顿时灵光一闪。他接着说：“不过那是1998年买的。如今这样一套房子得花 两倍价钱才能买到。”欧元在当时恨不得跟津巴布韦元一样便宜，因此我马上搭乘“欧洲之星”(Eurostar)来到巴黎，以6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巴士底狱 附近的一套公寓，公寓所在的大楼是一座漂亮的奥斯曼风格建筑。
我的新邻居中有许多人似乎终日无所事事，我看不出他们以何种方式谋生。当时的巴黎提供了一种用钱都买不到的奢侈：它让你不必考虑有关钱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住在巴黎。
不过，生活在尽管完美、但暮气沉沉且不够精致的异乡，确实会逐渐让人感到厌倦。在巴黎的大多数夜晚，我和妻子临睡前总要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 搬去哪儿呢？”这就像一个仪式，部分原因是为了向自己保证，我们是绝不会在巴黎生活一辈子的。夏天我们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并试图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这 两个城市哪个更适合居住呢？
如今的伦敦棒极了。毒雾、战时的轰炸以及战后在轰炸留下的废墟上建起来的丑陋建筑终于成为了过去时，伦敦又恢复了活力。看惯了巴黎，色彩缤纷的伦敦 让人眼花缭乱。在伦敦，巴士和邮筒都是鲜亮的红色，跟阴郁的气候绝配。巴黎的一座座白色建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而在伦敦，各种颜色相互冲撞：棕红色的砖 墙，绿色的树木，花园里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巴黎，只有大富豪才有自己的花园。）这一切营造出的整体效果，就是一张充满迷幻色彩的上世纪70年代唱片专辑 封面。
在伦敦，你还可以穿紫色的衣服，为周遭缤纷的色彩又添一色。你甚至可以把头发染成紫色，招摇过市。在习惯了巴黎的人看来，伦敦半数人口看上去都像朋克、或女流浪汉。在巴黎约束一切人类行为的礼仪规则，在伦敦似乎不复存在。
我很快适应了新的规则。只有我7岁的女儿还在严格遵守着巴黎的行为标准。有一天早上，我正要带她出门，她用一种批评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 遍，说：“你没有穿戴整齐。”她说得不对。事实上，我这一身打扮看上去很不错——运动鞋、短裤，搭配一件巴塞罗那足球队的T恤衫。
在今日的伦敦，如果你违反了一切法则，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会嘲笑你。
一名曾经在伦敦居住的德国朋友下过这样的论断：在这个各种文明疯狂融合的环境中，只有一条社交规则仍然适用，那就是——基本的礼貌。诚然，与我们的 伦敦住所在同一条街道上的索马里社区中心最近被一些神经病烧毁了，但除此之外，伦敦人确实看上去比巴黎人更有教养。或许花园让伦敦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巴 黎市中心弥漫着愤怒的氛围，伦敦市中心则弥漫着精疲力尽的气氛。
自我2001年逃离以来，伦敦人的挣钱压力有增无减，一方面是因为房价不断在涨，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危机。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段，一套房子卖到了 100万英镑，而最受欢迎的本地商店却是一家99便士店，有些东西的价格甚至不到99便士。报刊经销点的橱窗上贴着一则手写广告：免费按摩！欧洲女士初到 贵地，欢迎顾客光临！所有新顾客都可免费享受30分钟情色按摩！
我去拜访伦敦一对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夫妇。房贷简直就好像他们家里的第五个人。难怪伦敦人的谈话老是围绕着房价和学校。这耗光了每个人的精气神。 约翰•兰彻斯特(John Lanchester)在《Whoops!》一书中写道，英语中最可怕的一句话不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怪梦”（这句话出自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而是“你听说街头那套房子卖了多少钱吗”。
我也无法在房子问题上免俗。有一天，我跟妻子假装想在伦敦置业。在马里波恩我过去住过的那座大楼里，我们找到了梦想中的家。
那套房子要价380万英镑。就在那时，我们再次爱上了巴黎。诚然，巴黎的房价自2000年以来大约涨了两倍，巴黎人如今也得考虑钱的事情了。但法国人不谈钱的规矩的确改善了人们谈话的质量。
幸运的是，如今我们不必在巴黎和伦敦之间二选一了。这两个城市从未像现在这样“近”。事实上，在身居上海或旧金山的人眼中，这两座城市几乎就在同一 个地方（除非你是外国人，去这两个城市分别需要办理两种不同的签证）。如今乘坐欧洲之星从巴黎到伦敦只要2小时15分钟，我常常在早上把孩子们送到位于巴 黎的学校，然后上午在伦敦与别人喝咖啡。我能享受到伦敦人的大多数快乐，而不用遭受他们的痛苦。这个美妙的新伦敦更适合游览，而不是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