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esh Ueike，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West Bastar分部的书记，看起来像一个很有学识的绅士。
在他身上，人们很难看到丛林战士的影子：没有迷彩服，也没有红头箍，虽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刚刚从恰蒂斯加尔邦的丛林里走出。
Ueike对记者说：“我们要将印度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他所在的组织和其它一些信奉毛泽东主义的印度共产党人一起，被统称为毛派。他的前辈、前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总书记玛瞿穆达曾在1968年说过：“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
那些印度的毛主义者紧跟毛的理论――坚持阶级斗争、人民战争，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土地革命。更重要的是，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这些毛派分子坚定地站在中国的一边。
真正的毛派革命始于1967年，他们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这被看成印度人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起义发生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雷隆隆”(a peal of spring thunder，意译)，对这一起义给予高度评价。
1969年，以武装起义为斗争手段的印共(马列)成立，但不到两年，这个政党就分裂了。总书记玛瞿穆达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1972年，他死于狱中。在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印度毛派支离破碎，但是坚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理论，仍然是他们的共同点。
1971年的孟加拉战争对毛派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良好关系，所以，印度毛派中的一些人在这场战争中站在了巴基斯坦一方，这种举动很难被印度国内民众的情感所接受，也进一步削弱了毛派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分裂的过程中，亲玛瞿穆达的毛派还在七十年代年代分裂成了支持林彪和反对林彪的两股势力。
分裂后，印度毛派陷于沉寂。直到1993年4月11日，读者在《印度时报》上又读到了一段文字：“极左分子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有明显的回潮趋势。”
毛派回来了。从1993年至今，印度绵延的贫困山区为毛派提供了舞台，他们的势力也从原来的4个邦扩展到印度28个邦中的13个邦。
1992年，印度前总理拉奥诚恳地向民众道歉，认为政府始终没有解决好土地改革的问题，而相关的承诺其实早在独立前就已经做出。此后，一个选举接一个选举，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并为因此改善。而毛派的核心目标――土地革命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大资本。在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印度农民的自杀率近年来也扶摇直上，社会分化加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的情报人员估计，目前的毛派武装人员大概有两万人之多，仅去年一年就造成了近千人丧生，他们毁坏铁路，抢银行，劫狱，让自己经常出现在印度报纸的头版。
尽管如此，和Ueike一起呆在恰蒂斯加尔邦丛林里的Gopanna Markam很难看到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报道。他也不是很了解外面的世界。但他仍然非常坚定地说：“我们要让人民明白，改变他们的生活，要靠武装斗争，而不是选票。”
Markam是一支小部队的头目，他描述着他们的目标：“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印度研究毛派的专家Talik Gupta说，印度媒体总是将毛派称为毫无群众基础的“幼稚恐怖主义组织”，这歪曲了事实。他们一直在为穷人战斗，并已经发展出了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如何突破毛的思想框架，建立符合印度情况的战略，同样是一个课题。
在1990年代，毛派内部就有人主张，不要再指责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修正主义。之前，他们认为，中国的后继领导人背弃了毛泽东思想。
印度毛派领袖相信，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他们的理论变化是，不再用上所有的力量去打赢一场战争，而是一边采取偷袭战术，一边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深。
短短时间内，从尼泊尔边境到印度东部，一条红色走廊已然形成。在这条红色走廊上，聚集着像比哈尔邦这样印度最穷的地方，山脉险峻、丛林连绵，游击队在许多地方面对的都是缺员多达35%的印度警察和他们落后的武器。
在许多地区，毛派游击队已经取代政府来管理当地，并依靠税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比如恰蒂斯加尔邦的丛林里盛产竹子，毛派就向往来于丛林的竹子商人收取赋税，并要求当地的道路建设公司同样为之。而当政府带领军队来到山区清剿毛派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受到当地农民的保护。印度毛派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建立了严密的地下组织，这使得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军队和警察很难对他们有所行动。但是，他们的势力也仅仅限于农村，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接受毛派这样的极端组织，而像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却可以凭借自己的高效获得民众的支持，取得包括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在内的地方执政权。
去年夏天开始，恰蒂斯加尔邦当地政府组织了一场反毛派运动，称为“和平行动”。政府将民众从丛林中的村落迁出，让他们住进官方兴建的帐篷，一些被怀疑是毛派同情者的村民纷纷被捕。这些帐篷随后被警察、民兵和当地武装起来的青年保卫起来。政府给愿意参加保卫工作的青年发放每月35美元的薪水，这在当地已经是非常高的工资了。
“除非你切断疾病的源头，否则疾病仍将存在。”当地一个有影响力的土著政治家告诉记者，“疾病的源头就是人，是村民。”隔离并没有让毛派屈服。相反，双方的拉锯却让村民们备感威胁。Kotrapal村的村民Baman讲述了自己的悲惨经历。去年夏天，“和平行动”组织了一次会议，人们威胁Baman说，如果他不说出毛派分子的名字，就将被殴打。心怀恐惧的Baman只好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两天后，毛派又召集村民开会，此前泄密的Baman被痛打一顿。
他指着远处被毁坏的几栋房子说，一栋是毛派分子所毁，因为他们怀疑房子的主人是警察的情报员；而另外一座房子被毁则是因为它被怀疑为毛派分子居住。
在这样的拉锯之间，印度政府已经切实感觉到了毛派的威胁。在8月15日的国庆日讲话中，印度总理辛格将毛派视为国内安全的两大威胁之一。
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也公开表示：“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专注于经济改革的中国就和印度毛派切断了哪怕情感上的联系。但这并不影响虔诚的毛主义者对那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理论顶礼膜拜。
印共(毛)发言人阿萨德在今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任何熟悉印度毛泽东主义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我们的运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不利于革命的强弱对比时，印度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从没有犹豫不决或者离开他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通过人民持久战夺取政权的路线。他们不仅拒绝议会路线，而且也与那些以策略为名义参与选举的政党斗争。当然，也有一些假的革命政党最终堕落为议会党派，但这暴露了他们是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帜的修正主义政党。
Markam当然赞成这样的表述，他们日复一日地在丛林里自造粗糙的武器，睡在防水油布上，准备下一阶段的革命，虽然他们至今仍然没有多少实际控制的土地。在Markam身边站着一个看起来不到12岁的男孩，手里握着家庭作坊制造的步枪。很少有人相信这支年轻的队伍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