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毅和我都是中戏1965年的毕业生，他学的是导演专业，我学的是戏剧文学专业。
提起中央戏剧学院，名声很显赫，但实际上校园和北大及清华比起来，就显得十分狭窄而寒酸。中戏座落在北京市内一个叫棉花胡同的小巷深处，校门仍然沿用旧王府的大宅门，走进校门，校园里的操场面积不大，四周的建筑都很简陋——除一栋方盒子般的宿舍楼和一栋三层高的办公楼以外，几乎都是低矮简易的二层楼和平房，显然这是由原来的一个王府大院改建而成。
中戏设有表演、导演、戏文和舞台美术四个系，外加一个少数民族培训班，整个学院的教职工也就是千人左右。全院的男女学生，都住在同一栋宿舍大楼里，也同在一个不大而又类似工棚一样的小食堂里用餐。大家每天出出进进，加上经常的校园活动，各系的同学彼此之间都差不多熟悉，即使没有什么交往，至少面孔也不会太陌生。但我和周毅在这样一个微型校园里生活5年，彼此却没有什么印象，直到65年毕业分配后，我们在贵州省人事局招待所，才互相认识。
那是1965年的国庆节后，一天中午，我正在招待所午睡，感觉有一个人站在我床边，我睁开眼，发现一个年轻人正在我床边俯身打量我，注视我，他见我已经睁开眼，便十分客气地问我是不是北京中戏分来的？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以后，他马上笑眯眯地自我介绍说，他是中戏导演系的，也分到贵州，名叫周毅。
在这远离北京的异乡，听说他来自中戏，见面自然三分亲！我赶忙站起来和他握手，看看室内没有别人，我们便坐在床上交谈起来。
他问我，听说你们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和你一道分来？我告诉他，这个同学姓吴，叫吴桐琪。因为我们班是近50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导演系只有20多个，所以分到贵州来的导演系只是他一个。至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留在北京，或者是沿海一些大城市，而有的却分到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地区，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没有去涉及。因为当时的大学毕业生经过非常有效的洗脑，“思想觉悟都很高”，都是以“听党的安排”和“服从组织分配”，以及“到艰苦的地方去”为荣。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才知道，凡是家庭出身成分好，表现又好的，才能留在北京，或者分到部队文艺单位和沿海一些大城市；而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政治思想表现一般或不太令党组织满意的毕业生，才分到贫穷和艰苦的地方，说是让这些人去锻炼和改造。这就是说，周毅的家庭出身和我及我那位吴姓同学一样，都不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
我们还谈到从北京到贵阳的路途艰辛，以及对贵阳气候的感受。那时湘黔铁路还没有修建，从北京到贵阳要绕道广西桂林和柳州，然后火车才进入贵州。坐在硬座车厢里，开始还有一种新鲜感，以为自己经过五年的漫长寒窗岁月，终于走上社会，可以拿工资，可以成家立业了……但是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硬座车厢的日子就变得难以煎熬了。经过三天三夜，精神几乎都要崩溃再也难以支持下去的时候，才终于到达了终点站贵阳。我说，长这么大，虽然小时候也吃过苦，但还没有尝过这种长途乘车的滋味。周毅说，可能吃苦的日子还有，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另外，我对贵阳的气候也不习惯。我说，来到贵阳，一下火车，就是蒙蒙细雨，走出车站，恰好遇到的是贵州阴雨绵绵和阴冷逼人的天气，使人不由得想到那句形容贵州的流行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在乘车到省人事局招待所的路上，环视车窗外作为省会的贵阳城市面貌，给人的感觉也的确是个不发达的城市。周毅说，咱们在北京那种大城市住的时间比较长，到一个新地方，可能要有一个习惯过程。
总之，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的简单交谈，周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有一种兄长风范，显得要比我成熟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