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晚后，我们大学同学在QQ 群上谈观后感。一个在澳门当地产老总的同学说：“整个春晚，唯一让我感动的节目就是英雄组歌，尤其是《英雄儿女》主题歌。其次就是《红色娘子军》。”他的话获得大部分同学的认同，也和我的感受差不多。
没想到的是，春晚过后，网上竟然有很多人对英雄组歌和《红色娘子军》吐槽。比如70后公知熊培云在微博中说：“奴役与自由、丑与美、暴力与温柔，在同一时代的舞台。如果我承认一个集体的中国梦，这个梦就是希望这个国家彻底告别‘红色娘子军’，走向‘玫瑰人生’”。我不知道熊培云的玫瑰人生是什么样，但我能看出他对红色娘子军的不屑和反感。
这让想起一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多元价值观共存的时代，代际也变得越来越短，相差十年就会有代沟。所以我不认为对英雄组歌的态度只是左与右的观点决定的，而主要是代沟决定的。我那澳门同学平时的政治观点是中间偏右的，但他依然会被英雄组歌所感动。我们这代人，不管是大腕还是粉丝，不管是土豪还是草根，大部分人都会喜欢英雄儿女主题歌，喜欢那个电影，也会理解《红色娘子军》那种反抗精神，因为我们是那个时代教育和熏陶出来的。这就叫时代的烙印。即使那些厌烦和仇视红色文化的人，如果不是违心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欣赏样板戏的唱腔和那些经典的红歌。
而熊培云那代人和我儿子这代80后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因此缺乏一种切身的体会和感受。这种感受不是语言所能传达和描述的，而是一种精神洗礼和心灵体验。
前一阵在影坛偶尔发现上海台的一个节目。一对知青夫妻的激情表演，让我似乎重新回到那个被很多人诅咒的时代。我想有着共同精神洗礼的那代人，比如以前走廊的馄饨猴看了这个节目一定会有很多共鸣，而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或者是另一种经历的人，感觉就会很不同。视频链接如下：
现在一说起红歌，有人就和文革联系起来，薄熙来就是吃的这个亏。可我觉得红歌和文革没什么必然联系，纯属是过度联想，或故意过度联想。既然是多元文化的时代，红歌作为其中的一元，完全应该允许其存在。尤其是在伪/娘盛行的时代，唱唱红歌有助于培养阳刚之气。
前年在台湾旅游时，曾参观过邓丽君纪念馆。纪念影片里有一段邓丽君为台湾军人演出的录像，看到那些穿着军装的人一脸幸福地与邓丽君一起唱那些软绵绵的歌曲，我就明白为啥国军打不过共军了。一个喜欢邓丽君歌曲的军队，如何能战胜喜欢红歌军队？军队是打仗的，没有点阳刚之气，根本穿不起那身军装。
有人把红色文化看作是洪水猛兽，将红色当作暴力、血腥、野蛮的象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带有强烈个人好恶的夸张。因为红色不仅代表血腥、暴力，也象征着激情、阳刚和正义。对红色文化的一概排斥，缺乏一种历史观和整体观。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世界的本来面目，红色也是色彩之一。完全屏蔽掉红色，就不是道法自然，而是人为扭曲自然。没有红色的世界，不仅乏味，也会缺乏正气。
其实在红歌盛行的时代，我倒并不怎么热衷于那些经典红歌，那时我喜欢的是比较柔情的歌曲。比如，我学吉他时最喜欢弹的是北美民歌《红河谷》、苏联民歌《灯光》等。当然，今天我依然喜欢这些曲子。即使唱红歌，那时也愿意唱比较抒情的歌曲，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阿诗玛》、《沂蒙山小调》、《洪湖水浪打浪》等。可时至今日，也许是听够了那些狂轰滥炸的摇滚和缠绵悱恻的现代情歌，我又开始怀念起那些充满阳刚之气和振奋精神的红歌了。比如：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主题歌《英雄赞歌》，连多年没听的李双江唱的那些歌我现在也听上了瘾。不管李双江这个人怎么样，他儿子多不靠谱，可李双江的男高音在我看来至今仍无人超越。比如他唱的《小小竹排》、《骏马奔驰保边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都是我曾经百听不厌今天再听仍然喜欢的歌曲。
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都有一种将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强加给别人的倾向。但作为一个掌握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更理性、更清醒、更实事求是，否则就不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只对抗体制的不能称为公知，他们只能被称为逆反型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最喜欢讲的是良知，可我觉得对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良知莫过于实事求是。
熊培云的书我只读过一本，是描写中国农村现状和问题的《一个村庄的中国》。书中对中国农村的描写是真实的，其对问题的分析和见解有很多我是赞同的。虽然作者的行文有点煽情和焦躁，但看得出他对农村是有感情的，对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心情是真实而迫切的。
可我不懂，他为啥将《红色娘子军》与奴役、丑和暴力划上了等号。《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是反抗压迫，不是渲染暴力。暴力对被压迫者来说很多时候是被逼出来的。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年青的时候也是一个反暴力主义者。在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上毛泽东如是说：“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持续地‘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这是典型的非暴力抗争思想。
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率先屠杀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叶挺、朱德、陈毅这些知识分子就不会那么坚定地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毛泽东后来在与外国友人的谈话中，多次谈到他走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完全是被蒋介石逼的。
从一九二七年4.12政变开始，到一九三二年，被屠杀的共产党和其同情分子有一百万，其中大部分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国民党专杀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宋任穷北伐到济南的时候也被抓了起来，可后来负责看押他的人看他土里土气的样，不像读书人，就把他放了。其实宋任穷是地道的共产党，而且还是赤卫队队长。如果他是戴着眼镜的文质彬彬的学生样，估计就被枪毙了。当时的极端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我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参观的时候，看到那些遇难的烈士照片时非常惊讶，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如许云峰那样的中年革命者，而大多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以现在人的眼光，他们还是个孩子。其实他们很多并不是共产党，只是追求进步，怀有正义感，痛恨腐败的单纯的学生。
暴力有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不得已的手段。没有武昌起义，腐败的满清政权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没有林肯领导的内战，美国南方的黑奴制能被取消吗？如果没有盟军对法西斯的以暴易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美国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不是倒在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争中，而是在他被谋杀后，倒在美国黑人风起云涌的暴力抗争中。现在的一些年青公知们，生长在和平环境中，站在反暴力的道德制高点上不加区分地批判任何暴力，似乎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却恰恰暴露他们对历史对社会的肤浅认知。
我也是个理性上的反暴力革命主义者，但我也非常理解暴力革命者的初衷。印度有一个很好的电影《芭迪亚的颜色》，描写几个原本单纯善良的学生，后来因为痛恨腐败而走上暴力反腐的道路。你可以说他们极端，但绝不会否认他们的正义。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正义的实现有时是以红色的血液为代价的。以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天狗》，也是一个用生命和鲜血实现正义的很好的案例。
《红色娘子军》是艺术创作，但那不是无根无据的虚构，而是反映了旧中国真实的社会现实。只要看看那些女红军战士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就会理解当时中国的封建压迫有多深重。在海南岛，妇女的地位尤其卑贱，穷人家的女孩子更是处在被压迫阶级的最底层。“战士们责任重，妇女们冤仇深”这句红歌歌词如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我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可母亲告诉我，姥姥特别重男轻女。尽管母亲天资聪颖，可姥姥却无论如何不让母亲读书，认为女孩子读书没用。尽管姥爷是基督徒，也说服不了封建意识浓厚的姥姥。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妇女的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实现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呢。
小时候我们常说，旧中国的劳动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但那时我们并不真的理解这三座大山的压迫有多深。以帝国主义压迫为例：在旧中国，八千多人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就能控制整个华北，不到一万人的关东军就能制造九一八事变。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有人把民国的衰弱说成是共产党给闹的。这完全是颠倒了因果。如果蒋介石当年积极抗日，共产党还有打出北上抗日口号，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吗？如果蒋介石政权不腐败，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从大城市往穷乡僻壤的延安跑吗？为蒋介石辩护的人与蒋介石有同样的认知误区，即：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失败的原因 ，都是《南征北战》里那个参谋长的论调：“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一个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将失败归结于外界，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能够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来都是从自己身上找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归咎于对手的强大。中共将革命的胜利也是归结为内部路线斗争的胜利。
国家的衰弱有多方面的原因，精神和文化上的衰弱则是其中重要的一面。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英雄们就一直寻找救亡图存之路。可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没有摆脱被瓜分和被亡国的风险。在旧中国，有民族情怀的知识分子集体喊出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救亡图存，抵御外侮。那个时代有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的，如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对这一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唤。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政治就是救亡图存，一切其它看似有理的主张，比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救亡图存这个大政治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我们看国贸的闪唱，充满温馨和欢乐，似乎这才是人的生活，可在一个帝国主义侵略、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有多少人有心情去欣赏这样的温馨和欢乐呢?
红歌的根子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时期，是起源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国的红色文化也是发端于抗日战争时期。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派人士从这个讲话看到的只是党管文艺、文艺为政治服务、限制创作自由，甚至是法西斯文艺。可在另一些人眼里，比如莫言，看到的是讲话所强调的文艺为大众服务，艺术的人民性和文学艺术的社会责任。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艺术就会游离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如果中国人都沉浸在张爱玲式的自爱自怜的的租界情调中，那中国真就成了麻木不仁的国家了。
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是将个人权利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从来不强调个人权利，而是强调家、国、天下这种集体价值。两种价值观各有其历史渊源和利弊，在此不加详述。我想强调的是，由这两种价值观衍生出来的文艺创作思想，也具有鲜明的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一反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掌握了话语权自由派知识精英一下子跑到另一个极端。导致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如排山倒海般摧毁了过去的一切。自由主义不仅摧毁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摧毁了残存在民间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一时间，自由似乎成了人类至高无上的价值，甚至连正义和人伦也可以被踩在脚下。
在自由派知识精英几十年这样一边倒的教育下，大公无私的人被当作傻子，雷锋被当作奴才，所有革命年代的英雄都受到攻击和质疑。在这样的舆论环境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我们除了培养出一批貌似精英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外，还能培养出有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真正精英吗？现在贪官遍地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思想和价值观混乱的原因。
在毛泽东时代，文学作品有着鲜明的特色，即强调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连残酷的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充满了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红歌其实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这种特色，与现在娱乐至死的流行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
红色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人民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文艺舞台上从来都是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所占据。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人民则一直处于边缘化、甚至被忽略的状态。普通劳苦大众和历史是无缘的，他们被整体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因为在上智下愚的传统观念看来，在下的都是愚民，而愚民是没资格进入历史的，更别提成为文学艺术的主人公了。但毛泽东时代的文艺作品，却将普通劳动人民作为讴歌的对象，让他们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翁。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红色文化作为一个革命年代的历史现象，曾经为中共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做出过贡献。在文革时期，红色文化因为过分强调政治性，为“极左”路线的泛滥推波助澜，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是其走向极端的应得的报应。但无论怎么说，在漫长的中国文艺史上，红色文化写下了别开生面的一页。尽管相对于几千年的历史来说，红色文化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但这短暂的光芒（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黑暗的时期）将对整个中国文艺产生深远的影响。
红歌和红歌所代表的红色文化已成为历史，成就红歌和红色文化的那代人也已大部分走进历史。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凡是在历史上发生的，都将在历史中消失。然而，当那段狂风暴雨般的历史过去后，一些沉淀下来的文化也许会经久不衰，构成我们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的一部分，并融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智慧海洋之中，成为后人借鉴和引以为训的教材。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去看样板戏，感觉就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时间会改变我们的认知。
当炫目的红色渐渐被漂白后，历史也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就像被徐克武侠化和好莱坞化了的《智取威虎山》，虽然娱乐性更强了，故事也基本是那个故事，可离历史的真实却越来越远了。
我很庆幸自己生长这样的一个时代，让我有幸见证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复辟的。这是人类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历史过程；我也庆幸我在青少年时期一直接受的是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这种世界观始终伴随着我成长，虽然曾有过动摇，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也很庆幸，当我有了一定的思考能力的时候，我又接受了自由主义的观念。从对自由主义的怀疑到欣赏，再从欣赏和全盘接受到批判的接受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使我不仅加深了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也懂得了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和危害性；我也庆幸，虽然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战火硝烟的和平年代，却能感受到人们思想上的巨大变化，目睹了人们是如何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的。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道场，那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则是一个最难得的道场。对于我这样愚钝的人，只有在亲身经历了两级的变化后，才会悟出很多人生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