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 谤
徐利民的威风又抖起来了，走起路来两个肩头更簸，一腔鼻音更瓮，上公社去的腿儿更勤。
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学校小小的办公室里坐得满满的，公社崔书记几乎带来了他的全班人马。
“最高指示：‘我们的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学完了最高指示，崔书记板起面孔，表情就像这一向的天气一样灰暗阴冷，老师们一下子紧张起来。且不说领导的脸色咋样，单从这两条最高指示就令人生畏，不知道克格勃暗地里又告了什么黑状，祸事又要落在谁的头上，我的心也一阵阵发紧。
“郭校长，上周星期六下午通知星期日开会，为什么没一个人参加？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公社党委的领导？”
“通知来之前，学校里已经放学了，老师们都离开了学校。”
“几点放的学？”
“四点十分。”
“这么说是你们没有接到通知？是故意不参加还是没接到？你们跟公社党委耍什么手段？上一回，通知你们星期日（汉中方言，日读er二)开会。你们故意说成是星期二，早早地跑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崔书记，上回的确是听错了，这回我们确实是四点十分放的学，星期六的放学时间是教育局规定的，我们不敢提前。”
“就是四点十分放的学，那天是我值日，我打的放学铃，如果不信，有全体老师和全体学生证明。”曹永泉作了说明。
“你们的钟是不是跑得太快了？公社三点来学校通知，到你们这儿成了四点十分以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误会，误会，完全是误会。”郭校长打园场。
“啥子误会？谁误会！有人借此机会竟然辱骂公社党委成员，难道这也是误会？”
社长王景荣趁崔书记发问时，找到了说话的恰当接口，操起河南口音：“我看你们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中！有本事把毛岭中学搬到台湾去，搬到美国去。党能领导全国人民，还领导不了一个小小的毛岭初级中学？笑话！”
公社秘书李代元接着说：“星期六的通知是我叫炊事员老田来通知的。老田回去说，学校里的老师都放学走了。第三天星期一，我又派人来问为啥不参加会议？过后，有人在学校里开始骂我，骂我是匪帮！今天，我正式告诉大家，我叫李代元，哥哥李代祥在城固县委工作，我家住文川区文川公社文西大队灌沟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家世代贫农，你们可以去调查调查，看我一家三代四代甚至十代八代，什么时候当过土匪？抢过谁家的东西？杀过谁家的人？凭什么骂我是匪帮？”说到激愤处，李秘书突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今天我要求骂我的人给我说清楚，你的依据是什么？要不然，一个匪帮家庭出身的人，咋能再在公社党政秘书的岗位上工作？我请求公社党委主持公道，还我清白，还我正义！并且作出相应的处理，不作出相应的处理，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李秘书气不搭一处来，握着拳头把案子捶地咚咚响。
会议室里静了十几秒钟，虽然门窗紧闭，但仍能听到北风肆虐的呼啸声。
“这话是我说的。”曹永泉开了腔，“那天快四点半了，公社老田来学校通知第二天开会，我说已经放学了，老师们都走了没法通知。第三天公社又来人责问，为啥昨天老师们不参加会议，我还是作了解释。
问题的焦点是时间问题，那天分明是四点半以后来的通知，却硬说是三点来的。过后郭校长在厨房门前问我这件事。当时老师们都正在吃饭，我说这是‘诽谤’。没想到我一句‘诽谤’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说的‘诽谤’是言子旁右边一个非和言子旁右边一个旁。而不是李秘书所说的土匪的匪和帮派的帮。
‘诽谤’的意思是说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话，是说别人的坏话。咋能跟杀人越货的‘匪帮’扯到一起？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他顿了顿接着说，“现在，我也正式告诉大家，我叫曹永泉,兄弟叫曹永焕，在汉中县褒河煤站工作。”曹永泉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颤动，“我家住在汉中县徐坡公社曹家村，离这里很近，从石鸡寺过沟就是。我家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家庭！同样是世代贫农！”
郭校长见曹永泉来了气：“曹老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慢慢说，能慢慢说吗？分明是杀气腾腾兴师问罪来了，我还能慢条斯理地吗？李秘书引用毛主席的教导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到底是四点半来的学校，还是三点整？调查了吗？研究了吗？不调查不研究就训斥人，这就是你们的领导作风？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教导还要不要？”
曹永泉一阵连珠炮式的抢白，问得公社一班领导个个哑口无言，不知咋样是好。刚才还气势汹汹，这时突然都蔫不拉几的。
曹永泉说完，从藤椅上转过身去，两条腿翘在椅框上，连个正面也不给。
会议室里静极了，即使掉一颗针也能听到响音。
“关于放学时间问题，我希望老师们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说说是不是四点十分放的学。”崔书记的口气一下子软了许多。
“崔书记，这你大可放心，就是我们隐瞒事实，还可以到学生那里去证实，看星期六的放学时间和往日有没有不同。”老师们纷纷表态。
“既然是这样看来是一场误会。今后公社和学校要加强联系，使上级的政策方针能政令畅通共同搞好学校工作。好了，大家都忙了一天了也该休息的了。”
崔书记万万没料到事情原来是这样。带来的一班人马也只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怎么下台，于是他急忙想抽身走人。
“崔书记，李秘书不是说我骂他是匪帮吗？是谁在背地里挑拨离间拨弄是非？是人还是鬼？有种的站出来让大家看看。”
“曹老师，话不能这样说。群众向上级反映情况，这都是很正常的事。至于是对是错，党委会调查研究的，这不，今晚不是来调查研究来了吗？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吗。”
“啥子向上级反映情况？分明是栽赃陷害暗告黑状！是人，就该明地里说话，是鬼，才在背地里搞鬼。偏听偏信打击报复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作风？毛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还要不要？”曹永泉依旧愤愤不平。
崔书记哑然，会议室又宁静异常。
这时熊志兴老师从隔壁他的宿舍里拿出两本书，往桌子上一摔：“要查‘诽谤’是什么意思，这儿有字典，你们查呀！说起来你们都是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语录肯定比我们这些小百姓学得好，他晃着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说：“毛主席语录里也有‘诽谤’两个字，难道你们没学过？没见到过？不可能吧？”熊志兴的几句话，又让公社干部个个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崔书记坐不住了：“就算今天我们把醋泼在你们这儿了，我们走吧。”
“走？往哪儿走？李秘书不是说，不作出个处理他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嘛？该咋处理我，要打要骂要杀要剐，我在这儿等着！”
办公室里形成了僵局，仿佛空气也凝固住了，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机械的滴答声。
老师们都低着头不出声，说吧，找不到适当的词儿；笑吧，又不是时候。只能偶而乜斜一视，低下头悄悄一笑。公社干部人人耷拉下脑袋，知道把事情闹砸了，认错吧，还没这个先例；不认错吧，对方又不依不饶。
“怪事，学校里说的话怎么就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这有的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当面是人背地捣鬼，这还叫个人吗？连农村里的是非婆娘都不如！”曹永泉重复着，气愤难消。
大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集中到徐利民身上，只见他把下巴低到了胸脯上，抬都不抬一下，像秋后经霜打蔫了的茄子。
“好了好了，曹老师，不说了。领导也有当领导的难处，他们白天都忙了一天，晚上也没闲着，还是请各位领导回公社休息吧。”郭校长见僵持得不能再僵持了，也把头儿们的脸园一园，想了半天才找出这个台阶。
崔书记趁机借坡下驴，起身说：“大家都该休息了，都忙了一天了。”
这一班人马气势汹汹而来，却灰不溜溜而去，本来是来教训这帮臭老九的，没料反被臭老九教训了一顿。没吃到羊肉还落了一身膻，个个一声不响，跟着崔书记的屁股往外溜。
老师们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不动，只有郭校长一人出外送客。徐利民知道这里不是他继续该待的地方，耷拉着脑袋端起椅子灰溜溜地走了。
徐利民出门不久，只听外号叫马大哈的马忠杰老师“哈哈”两声，翘起大拇指送到曹永泉面前说：“‘高！高！高！高家庄的高！’（电影《地道战》台词）今天人家是来耍威风的，没想到栽到你的手里。哈哈！也把克格勃的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快人心！大快人心！”
大伙儿听到这话，都会心的笑了起来。
“老马，甭高兴地太早了，这以后不知道还要给我们穿多少小鞋谁也说不准。真他妈的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饭，不是东西！”
郭校长回来了，他表情忧郁长长地叹一口气：“我这个校长难当呀！做人真难啊！”
事后，我把《毛主席语录》从前到后翻阅了几遍，也没有查出“诽谤”两个字。我问熊老师：“小熊，毛主席语录里没有‘诽谤’这两个字呀？”
“哈哈，书呆子，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他们真的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像你一样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他们读语录是把它当作砸人的砖头。什么时候需要了，才在里面去找什么，用完了也就不管了。”
“咦，假如公社的人来，让你找这两个字怎么办？”
“好办。第一，这个假如不存在，因为官老爷不可能像你一样认认真真地去翻阅几遍。第二，即使来了，我还让他们继续查找，找不到说明他还没学好，还得继续努力好好学习，谁敢说学习主席著作自己学好了？第三，语录里没有，但主席讲话里曾经有过。所以，书呆子呀，你放心好了，绝不会有事的。”
“嘿，你这不是在耍小滑头吗？”
“嗨嗨，你当我是谁呀？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熊（雄）辩家——。”他把“家”字的尾音拖得老长老长。
我俩四目相对，哈哈大笑。
平心而论。崔书记这人并不坏。在他任职期间，为毛岭人民干过一些好事。文化大革命最热闹的时候，他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被造反派牵着游乡，造反派把一根井绳用墨染成黑色，拴在黑帮们的胳膊上，意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同一条黑线上的人物。每次游乡完毕，他把纸糊的尖尖帽或胸前的吊牌一取，又急忙跑到樊家窝大涵洞工地上去指挥水利建设。
毛岭人也不乏幽默，暗地里编出一段顺口溜：王景荣的干劲崔茂芳的腿（跑得勤），秦秀芳的屁股(懒，坐着不想动)宋明堂的嘴（说得多做得少）。谁勤谁懒，孰好孰坏，群众自有分晓。只是他让亲情混淆了视听，让徐利民这样的奸佞小人成了座上宾，既给学校添乱又使自己蒙羞。
自诽谤事件过后，学校里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安宁。只是老师们的设防心理愈来愈重。只要徐利民不在场，大家谈天说地笑逐颜开。有时正谈得高兴，徐利民不期而至，在座的无不三缄其口，像收音机突然断了电，哑了：有的合眼静坐假装打盹；有的随手拿起毛选、语录、报纸阅读；有的干脆起身离座；有的伸起懒腰打哈欠。徐利民难免有些尴尬，只得悻悻而退。待他走远一点儿，收音机里突地来了电，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一天晚上，我正在批改作业，郭校长来到我的宿舍，他表情凝重：“老郝，我已经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了。”
“又出了什么事？”
“今天公社通知我去挨了一顿批评，安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我走的还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重用有政治污点的坏人，拉帮结派专门和公社作对。还说我在教师会上讲了许多反动言论。这个人和王正文一样，太可怕了，暗地里记黑账。我经受过教师集训会的沉重打击，再经不起第二次，再待下去凶多吉少。”
我沉思了一阵：“走，得赶快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儿真的不能久待了。我现在也很后悔，当初有人帮我办理调回汉中县的手续，就因为有你和学校里的一帮好人舍不得走。现在看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未来谁都没有好果子吃。虽然你夹着尾巴做人，可有人偏要揭起尾巴认公母，叫你防不胜防。”
“说得是，自王正文调走后，除了大害，我觉得万事大吉，谁知道又来了个徐利民，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不知哪儿才是安身立命之处。”
老郭说得有些伤感，我的心里也沉甸甸地。想想郭校长也够难的，比我们这些老百姓还难。像这次事情，我们可以不说话，他就不行，一再为领导开脱，到头来反落一头的大包。
老郭家住在洋县龙亭（造纸发明家蔡伦的封地），离毛岭有一百多里路，骑车最快也要骑五六个小时。遇到下雨天行路更难，可他从来没迟到过一次。这样敬业负责的人，还要处处遭到打击，是谁也会产生离开的念头。
“走，走了好。我也得想办法走，是非之地不可留啊。”
从此以后，任尚彦、王忠录、曹永泉老师，先后被不清楚的原因调走。
一九七五年的一个冬日，老郭的调令来了，离开学校那天，除徐利民外，我们全体老师特地起个大早，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把郭校长一直送到弯转口梁上才依依惜别。
在我一生四十余年的教育生涯里，像老郭这样正直诚恳的好校长再也没有遇到过。我很珍惜我们之间在大风大浪里结下的友谊，也常常回忆起那段幸福快乐的时光。正因为是在那不幸的年代里，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更是觉得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