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润，一位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31年前，他曾采访过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他指出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绝非偶然。以专门挖掘与习近平有关新闻消息出名的“学习小组”，近日爆料了二人交往的这段往事。
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仲春时节，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习近平，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当时的正定县是一个有名的“高产穷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
赵德润提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就很有好感。一见面，非常随和，讲话不紧不慢，实实在在。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
赵德润称，习近平成为党的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偶然的。从正定的政治起点，到他以后在福建17年的历练，都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可是，他的胸怀非常开阔，非常善于团结人，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能够宽容犯过错误、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这个一般人做不到。
翻开当年采访习近平谈话记录，没有空话套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哗众取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平平实实。他的思想和做法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具体做法都是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创造，尽管上面领导不一定都很欣赏这些做法。
赵德润最后提到，你要了解习近平为什么有担当，就要了解他所受过的磨难和历练。他的父亲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岁领导两当兵变，21岁就是陕甘边区主席，32岁任西北局书记，毛泽东称赞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曾分管参事室、文史馆工作。后来受到陷害，经历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习近平9岁的时候，家里就遇到磨难。他从少年时起所受的苦难，包括16岁到延安梁家河插队一插就是7年的经历，对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磨练意志，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以宽广的胸怀化解了，这些磨难就变成财富，这笔财富堪称“金不换”。
附“学习小组”整理的文稿
一 缘起
那天，“学习小组”组长给我发短信，问《正定翻身记》是不是我写的。我回短信说：“有此文，有此事。”
我的采访笔记还在。他提到，写《正定翻身记》时是1984年，那时我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当时正是拨乱反正的年代，在省里我就听说，正定来了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而且是从中央机关下来，很有思想，很快使正定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正定作为高产穷县我是知道的。那个时候高产穷县很难受，为了维持高产，盲目加大水肥投入，最后农民很穷，交了征购粮，口粮都不够吃，还要去外县买高价粮。这都是受了“以粮为纲”这种左的思想束缚。
我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很多渠道都在传，在省里一次会议上，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说习近平到正定确实变化不小。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当地转换思想后，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上去了，棉花、瓜菜等产量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掉下来？
我给正定朋友高培琦（就是《正定翻身记》第二作者，身份为县报道组长）打电话，他说得更为具体。于是1984年4月17日的下午我去了正定。
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就很有好感。一见面，非常随和，讲话不紧不慢，实实在在。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
4月17日那次见面很短，他让我先下去看一看。近平同志把他自己坐的北京吉普车，就是以前那种草绿色的老吉普，让给我们坐。他的司机雷小群拉着我和高培琦一路下去。
我对习近平真正深入的采访是在4月19日，那次谈话印象非常深刻，笔记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我们是在他办公室里见面谈话的。办公室很简陋，实际情况就跟网上那个很有名、很普通的照片一样。他当时抽荷花牌香烟，农民也吸那个烟，当地产的。当时也有贵一些的烟，但是他只吸荷花烟。
二 谈话
那次谈话奠定了这篇文章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他的思想，给我的感觉，他善于从大处着眼。他没有只从正定思考问题，他把这个县的发展和全国联系起来了。一开始谈的就是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什么都干不成，这是他的开场白。
他说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走一步看一步，或者上面说一说下面动一动，那不行。一定要有思路，要有规划，要有长远考虑，不能只看眼前。
他说要科学决策，真正摸清正定经济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干部的盲目性，改变过去盲人骑瞎马、朝令夕改带来的反复和随意性。要通过立法，提出更严格、更科学的根据，形成十到十五年的远景规划。然后再考虑当前做什么。
近平同志把正定和全国联系起来，是有很深的思考的。他提出建立顾问团，取得智力支持，所以华罗庚、于光远这些大学问家都是正定这个小县城的顾问。他是从北京来的，有自己的人脉，他把这些一流的人才请到了县城里，这个举动有些不同凡响，那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
他讲“专家教授是大树，背靠大树好乘凉”，我很受触动，所以做成了小标题。他说我们当然要在本地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是我们的小树还没长起来，就要先“借一借大树的荫凉”。在正定发展中，“大树的荫凉”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他始终把正定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考虑，要求重视信息收集，加强对外协作。涉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江苏，也包括山西、内蒙。既请人来，也把人派出去。
我们也就此深入谈了教育和人才问题。
他主张，正定培养的学生应该大部分回乡参与当地的生产，得心应手地去搞商品生产。他提出既要培养大学生，也要培养职业人才，而正定应该更重视培养初级、中级技术人才，这个观点在今天看也不落后。那时他在正定已经工作了两年多，有了很多的观察思考。他的教育理念我觉得很先进。
他提出要鼓励私人办学。当时正定有个艺文斋，还有个同仁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他说应该大力鼓励这些私人办学，这样国家不用拿钱，人才也能培养起来。这些都是基础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县里面发展商品经济、工副业生产等，急需这样的人才。
关于如何发展，他的想法也很超前。
我们谈到了发展旅游。正定有个大佛寺，他专门研究过，发现这里的龙藏寺碑是隋代的，历代文人多次吟咏，在书法史、碑刻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的临济寺早于大佛寺46年，是临济宗的祖庭，在佛教界具有极高的地位。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有魄力拨款修大佛寺、恢复临济寺。他说我花钱维护这些国宝，是在扩大旅游资源。城里人拿钱买雅兴，正定人增加了收入。
那时北京说要拍红楼梦，他就想到把剧组的外景地弄到正定来，再花点钱，去找各方面的支持，建成永久性的荣国府、宁国府，留下一景。我稿子里为啥没写，是因为那时候还在筹款，还没有建成。1987版的红楼梦，很多场景都是在正定的荣宁二府拍摄的。
关于正定的优势，习近平也想得很清楚。
他说，正定南部、西部紧挨着省会石家庄，有29公里的边界线。县城离市区15公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就要“吃城”。“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这是他说的话。文章里的二十字经其实也是他总结的，“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就是这个意思。
近平同志告诉我，瓜果蔬菜甚至扫地的笤帚，城里人不生产，我生产啊！正定境内滹沱河、老磁河还有18万亩河滩地，我们建防护林带，大户承包在河滩地搞粮果间作，山羊、奶牛、肉牛养殖。潜力大得很。
习近平认为，于光远提出的“半城郊型经济”，符合正定毗邻省会的实际，为正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发挥了作用。
三 激情
被近平同志的激情所感染，我在正定前前后后采访了20多天，最后稿子也是一气呵成。干事业要有激情，记者写稿子同样要有激情。和习近平交谈以后，我们有时候去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去招待所看我们，参加我们的讨论。习近平希望我们到下面多看看，不光看先进，也要看后进、看缺点，随便和老百姓聊。他想让我们看到全貌，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到一些乡镇和农户里走一走，村庄的变化，农民的变化进一步感染了我，离石家庄不过15里，不回家了！我非要把正定的改革写出来不可。
我习惯于在采访的地方写稿。因为回去后有各种干扰，而且激情会“衰减”。正像他嘱咐县委书记们不要太熬夜，当初也嘱咐我们注意休息。酝酿和写作过程中习近平至少去了三次，一进屋就摆摆手说“别累着别累着，休息会儿！”（学习小组注：说到这里，赵德润略起身挥了挥手，仿若当年场景），然后就跟我们聊一会儿，这种聊天经常碰出火花，有思想火花，也有语言火花。
吃过晚饭，高培琦陪我到正定西城墙上散步，月朗星稀，下边一片庄稼地。城墙上思考的提纲就基本是最后文章的结构。一开始，题目叫“正定经济的新战略”，5000多字的通讯送到到人民日报后，编辑希望再简练些，稿子压缩到2100字，题目改为《正定翻身记》。
其实文章里习近平虽然只出现过两次，但很多话都是他说的，考虑到文章里一个人的名字不能出现太多，很多他讲的话借“县里的同志说”讲了出来。
比如一些农民反映，没想到两年时间领导就把高产穷县的一盘死棋走活了。县里的干部则说，是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帮我们打开了思路。
这话其实是他讲的。
现在稿里很多活泼的语言，“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靠城‘吃城’”等，都是他的原话。
当时新华分社挂两块牌子，“新华社河北分社”和“人民日报河北记者站”，新华社发通稿署名“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专稿就写“本报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写焦裕禄通讯也先发人民日报专稿，署名“本报记者”。所以我在稿子里，也是“本报记者”。
习近平这一年12月份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也是登在了人民日报。当时在县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
那时人民日报没有现在这么多版面，拿出二版那么大一个位置，一个县给了2000多字篇的幅，已属不错。但是我老觉得有些遗憾，因为全文版有更多更丰富的材料，所以在我的作品选里，收入了5000多字的全文版，这里面有更多的细节。
我原来并不知道《正定翻身记》是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学习小组”搜索后发了微信我才知晓。正定是习近平的政治起点。在这里我见证并记录了他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执政为民，见证并记录了他怎样带领一个县走出翻身路。这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荣幸。
30多年前，他领导一个县，想的走出高产穷县的困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30多年后，他领导一个国家，想的是“两个一百年”，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夙夜在公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
四 情义
采访习近平那年，他31岁，我38岁。
我跟近平同志的经历有一点相似，都插过队。不同的是他插队时间长，吃得苦多。我是北大毕业后就到河北临西县插队，一年后到县委报道组，两年后到邢台日报，毕业后第六年就到了新华社河北分社。我在河北分社10年，1985年调到河南分社，近平同志也离开了河北，他去了厦门。
虽然此后再没有以记者身份采访他，但却有了观察他的另一个角度：近平同志是一个讲感情、不忘旧的人。
我不过是写了篇文章，这是做记者的本职。但近平同志一直把我当成朋友。他在福建任省长时，过年先把贺卡寄来，我赶紧回复。
他到了浙江当上一把手，到新华分社去走访，说我跟你们新华社有缘分，年轻时候就有一个记者朋友叫赵德润。分社的同志很高兴，赶紧打电话告诉我。
2006年8月我到杭州，习近平同志刚从温州组织抗灾救灾回来，就和我见面。西湖边他和我有一次长谈，从灾情谈到省情，谈到他的经历，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种种历练和体会。相隔20年，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地位变了，他谈心、交心还是那样真诚。
后来他履新上海，到新华社上海分社讲话，仍然说有个新华社朋友赵德润。上海分社摄影部主任见到我，高兴地介绍习书记讲话的情景。
我和习近平当初是君子之交，这种友谊的开端，是在他30岁出头时。初次相交那种真诚、那种一尘不染的纯真，我一直珍藏在心里。
习近平同志成为党的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说不是偶然的。从正定的政治起点，到他以后在福建17年的历练，都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可是，他的胸怀非常开阔，非常善于团结人，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能够宽容犯过错误、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这个一般人做不到。
五 担当
习近平是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这是我30年前的观察，也是今天的判断。所谓有担当，就是有思想、有作为必定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主张，必定承担一定的风险。
翻开当年采访习近平同志谈话记录，没有空话套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哗众取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平平实实。他的思想和做法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具体做法都是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创造，尽管上面领导不一定都很欣赏这些做法。
习近平30年前就讲到“改善农民生活的事情要优先”，正定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长56％；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比1981年增长75％。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比例，他说到做到了。
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新任总书记面对中外记者，也通过实况转播面对全世界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就想到，实际上他在正定也是这个目标，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届中央，特别是总书记、总理实在不容易。党和国家紧要关头面临的问题“压力山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艰巨的反腐压力，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没有担当行吗？处处都得有担当！作家二月河写过清朝的帝王系列，研究过封建王朝的兴衰。他说历朝历代的反腐都没有今天这样动真格。我同意这个说法，这是一个事实。从严治党治国治军，才能重拾党心军心民心。一个个大老虎揭露出来，哪一个不让人触目惊心！不用编剧加工，实录下来个个都是大片啊。铁腕反腐的魄力是前所未有的。
十八大后，习近平从山东曲阜开始，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系列讲话，如果说铁腕反腐是开刀动手术，这就是吃中药。参事室、文史馆在陈进玉主持下，组织馆内外文史专家编了一本《中华传统美德一百句》，就是从曲阜讲话中受到启发。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也需要理论勇气和理论担当。
你要了解习近平为什么有担当，就要了解他所受过的磨难和历练。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岁领导两当兵变，21岁就是陕甘边区主席，32岁任西北局书记，毛主席称赞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曾分管参事室、文史馆工作。后来受到陷害，经历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习近平9岁的时候，家里就遇到磨难。他从少年时起所受的苦难，包括16
岁到延安梁家河插队一插就是7年的经历，对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磨练意志，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以宽广的胸怀化解了，这些磨难就变成财富，这笔财富堪称“金不换”。
《山海经·西山经》中讲“其中多砥砺”，砥砺就是磨石。人生经过砥砺，就会意志坚强，就会心胸开阔，就会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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