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民国及49年后我的小学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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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民国及49年后我的小学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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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一个甲子以前的事了。
前两篇文中写过一些老师了,本篇仍称“老师”为先生。
我读书时郇光小学们郑的女先生有三位。学校为了不混淆，统一让我们称呼她们分别为大郑先生，中郑先生和小郑先生。学校女老师穿当时职业女性的旗袍, 素色、合身，天冷时套一件暗色对开毛线衣。1950年后着装方略有变化。男老师随意些。
大郑先生胖胖的，和汪校长是一对夫妻，看起来比汪校长个儿高似的。她是幼稚园园长，不苟言笑，学生觉得她很严厉，怕她，不敢亲近。
在郇光小学及至我后来知道的上海的一些私立学校，兄弟姐妹，甚至母女父子都在一个学校读书毕业是很普遍的。我家兄弟姐妹五个，四个都从郇光幼稚园读到小学毕业共七年，惟有妹妹，因为她入小学一年级时家里没有人能那么远接送才没有去读。此外，郇光一个年级才一个班，老师对学生和家长都很熟，经常会看到老师用手指着调皮学生说，你的哥哥姐姐可比你守规矩多了，你学学他们样子。
中郑先生没教过我，她的丈夫潘先生也同在学校教书，他们两个孩子都在郇光毕业。我后来得知，兄弟俩都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任教，学术均有成就升职正教授，其中一位担任过学院的副院长。80年代初，中郑先生组织在京郇光小学校友聚会，我去拜访过，先生说她的两个儿媳也在音院教书，一家四口被学院人们称为音乐世家。值得一写的是中郑先生和潘先生曾对我的大姐伸出过援手。大姐小学毕业后考上较好的教会学校麦伦中学（53年更名继光中学），那时它是私立，学费贵，而我们家的经济已经开始困难，有意让我姐辍学读似乎收费低的(立信?)会计学校。大姐在学校学业操守均优，当少先队大队长，先生们对她印象都很好。中郑先生知道后坚决反对姐姐辍学，说他们是基督徒每年都作捐赠，这次愿意捐赠姐姐继续学业。母亲多谢了他们的好意，最后是卖了仅存的金戒指解决了问题。大姐进的是私立光华附中。我们仍深深感谢两位老师的善举。
小郑先生是本校小学毕业的。读完中学后又回本校任职。记得她负责过卫生室，但凡同学摔了，碰了出血都到她那儿涂红药水（红汞）和包扎。每班她还培养几个同学为助手，教如何配置硼酸水作眼药水用，课间大休息时给同学们滴, 预防沙眼。她是辅导员负责少先队，并做一些学校管理工作。她的钢笔字写得很好看,不少油印机腊纸是她刻的，二姐毕业时特地去请小郑先生在她的纪念册留言，就是要留她的笔迹作纪念。读高中那年我回了次学校，没有见到她。陈教导主任告诉我，小郑先生升职调到另一所小学当校长了，算算年龄她那时还很年轻的。90年初，她负责校友会印制记念文册，让我回信告诉近况，在文集上登了。她亲笔给我复过信并附了她的退休后的照片。那时交通不算方便，看到信封上的地址田林二村离开我居住地虹口很远，我想有的是时间以后再去吧。结果是遗憾终生，听说她患忧郁症辞世，终年不到七十，再见不到了。
二年级的级主任是刘姓女先生。她的年龄比其他先生都大，头发老式梳法向后挽成一个发髻。记忆中好像她在上海临易手前后辞世。学校的老师们集资，在校园操场边建立了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竹凉亭“凤仙亭”来纪念她。
个儿看上去颇健硕的余老师没教过我，她一直是我姐姐班的班主任，所以我也熟悉她。她教过的班的同学都很爱她。前些年，已退休姐姐和几个同学又去看望她。这回余老师已住养老院，孤身一人。见到她们同学来看望高兴极了，在同学们走后，余老师她还一直兴奋地和养老院室友们道，学生多年来如何如何还想着她。我们后来知道，余老师当夜不幸脑溢血过世，应是没有痛苦是怀着快乐离开的。
我小时候头有点显大（缺钙？），梁老师那时还不是我的班主任，见到我她总叫我“大头”逗我。上海冬天冷又有点潮，那时同学每人手上脚上生几个冻疮是常有的事，这些冻疮来年才会消去，要陪你一个冬天。学校于是规定，下课一定要去操场，不许留在教室不动免的脚生冻疮。我那时年令偏小，记得一次，冬日课间休息在操场上有时冻得要哭出来。梁先生一改课堂上的严厉，她的带毛线手套手里捂着我的手说“不哭不哭,跑跑就暖和了。”拉着我边笑边鼓励,和别的同学一起跑步转圈，此事至今历历在目未忘。在教室一起剁地板山响让冻僵的脚舒解更是常有的事了
郇光有这么一个传统， 每年毕业生班都出一本年刊, 一直维持到1951年为止， 我53年毕业， 整个社会情况已巨变，没有赶上。每届毕业生班按“忠爱勤毅诚信”之类字眼（我记不全）顺序编名，如”诚社“，“信社”等，这些年刊现在在旧书摊有时能淘到，我在国内居所还保存一些，下回更新此文时再附上照片。出年刊是大事要全班开动，有人写，有人收集历年照片，有人张罗请人拍各种活动照片， 跑印刷厂。最吃重是跑广告，即是半赞助性质的广告。这种活动家长不介入，老师也属场外指导，全由学生完成，好像也没有学校补贴一说。我想，学校的初衷也是锻炼同学的社交活动能力吧。几个小学毕业生到一家大商店说明来意拉广告，虽然广告效果有限，但花费不高，想来商家看着他们满怀希望的童稚眼光一般不会拒绝。我大姐那一届年刊顺顺利利出了。
每年全校评一个“模范儿童”，硕大相片配上镜框挂在走廊上， 每天同学们都见着。那是天大的荣耀，想都不敢想。
学校有两个校工，我记得其中一个叫“阿亨“，另一个叫“阿楼（？）”，都不是广东人。阿亨久了也会不咸不淡说上几句广东白话，每每让我们开心半天，油印教材上下课摇铃是他的事，后来改电铃了，也是由他负责。有时有事我们央他早一两分钟打铃，他绝对不肻，说要被校长辞工的，不敢。
这个题目总共三篇就算写完了。近年回到学校旧址一次，以前偌大的操场显得窄仄，四层红色砖楼也不像以前那么高大，那是我长大变老了。又想起如父母般关爱的师长陆续故去，不禁黯然神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