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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桥回到省城，参加了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2月20日，中央公布了《镇压反革命条例》。建国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就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农历正月，论节气，立春、雨水都过了，但冬天似乎还远没过去，春天还很遥远。前天又下了一场雪，西北风刮过，大街上的人依旧穿着棉袄、棉裤、棉袍，一个个在寒风中耸肩躬背，急匆匆地走着，人们的脸色也像是被冷风吹得阴沉、凝固、呆板，头几个月街面上那种笑逐颜开的模样儿很少能看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让人们从“明朗的天”的歌声和翻身锣鼓的喧响中回到现实里来：共产党要动真格的了，对曾经的敌对分子、敌人营垒中的人们的清算开始了。大机关，小单位，直到街道，到处都忙着搞镇压反革命。领导者们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伸张正义，铲除邪恶，为民除害，他们并不讳言要为死难的革命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而作为彻底的革命者，“除恶务尽”是他们坚定的决心；斗争骨干、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依靠对象知道这是立功、向党组织表现自己的忠诚、能力的好时机， 神经绷得紧紧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走路是一溜小跑儿的，说话是激昂慷慨的，因为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可以与闻机密，不用说比那些镇反对象，比一般群众也显得高人一等，他们感受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优越感，有点飘飘然，类似于一种微醺的亢奋状态；按政策属于审查对象的人，少数大胆的或顽固不化的慌忙逃遁，又能跑到哪里去？全国已然布下天罗地网，侥幸逃亡在外，不过是苟延时日，用不了多久，必被缉拿归案，受到严惩；多数人选择束手就擒。成干上万和旧政权有牵连、有瓜葛者，人人自危，他们的家人和近亲也惶惶不安，中间既有对亲人命运的关切，也有对个人前途的忧虑，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得势者“一人得当，鸡犬升天”，失势者一人受难，株连一片，此为亘古不易的传统，于今更发扬光大。有人私下形容道，斗争骨干抓人整人红了眼，像乌眼鸡；审查对象可怜巴巴，瑟瑟缩缩，像落汤鸡；屁股上不干净，怕整到自已头上，惶惶不安，像吓傻了的翻毛鸡；跟着忽隆，拨一拨，转一转，只知看热闹、喊口号的，像木头鸡。陆家人一向以清高自许，以多年来远离政治和官场而自矜，但从运动开始以来，也多少有点紧张不安，特别是开过全市的镇反大会，会上被杀被判的，就有陆伯言兄弟的熟人和故交，而这些人当中，他们认为大多罚不当罪，社会上不时有消息传来，这单位谁谁谁抓了，判了，那单位谁谁谁隔离了，办“专案”了，还有什么人跑了，抓回来了，什么人自杀了，某某某或他的什么人吓成神经病了，这些消息一个个，接踵而至，一天天加重了他们的不安。陆伯川和陈姝夫妇在大学里参加运动，看着熟人挨整，感到压抑，晚上常来祥云里大哥家，和大哥及大哥的孩子们交谈些对时事的看法，国筠嫁了共产党的高干，比较了解上级的精神。但是自运动以来，周桥工作太忙，他们夫妇来得很少。这天晚上，大家议论了一阵社会上镇反的情况，陆伯川看看若有所思但未发一言的邵一兰，说：“济南解放前，眼看江山易主，过去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像邵老兄，果断地选择离开，现在看来，是对了。不然，每有运动，就不得安宁，侥幸过关，也会是等外之人。”陆伯言说：“走得了的，走了，固然幸运。可是，二弟，你想，国民党掌权二十多年，党、政、军、警、宪，国家机器庞大，效力于它的人数以百万计，它一朝覆亡，大家都跑到台湾去？跑得了吗？跑去的人多了，台湾盛得下吗？跑得了的，百分之几而已，绝大多数人还是得留在大陆，替蒋介石吞食苦果了。”陆伯川说：“一部中国现代史，几乎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史，合了分，和了战，当时国民党在朝，形式上是正统，共产党在野，表面上为‘叛逆’，多数人跟当政者跑，很正常，既有政治观点，也是赖以谋生。内战双方的参与者，北伐和抗日，是同盟军，抗战后内战再起，双方的参与者，是各为其主。公正地说，无论谁胜谁败，胜利者不是天使，失败者也并非魔鬼。因为大家曾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过是兄弟反目，成王败寇而已。作为胜利者，对敌方营垒里的人，只要愿意归顺，不再反抗，给以宽容、善待，使冤冤相报的轮回就此终止，当局者表现出包容、宽阔的胸襟，归附者多数会感激涕零，甘效犬马，倘能如此，当会深得民心，既可化敌为友，又可促进社会融和，不很好吗？”国群听二叔这番高论，不错眼珠儿地看着他，好像怕稍不留神，漏掉重要句子似的，等他说完，笑着看看爸爸、婶母、又直视着叔叔，说：“叔，你的想法，说轻了，是糊涂，是书生气，说重了，是立场问题。叔，你所说的‘国共内战’现在正确的说法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一方是正义的，国民党一方是非正义的，战争的结局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共产党是拯民于水火的‘天使’，国民党是祸国怏民的魔鬼。这才是现在公认正确的认识。还有，叔，你希望共产党对敌对势力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这怎么可能？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按毛主席的说法，是它生存、发展的动力，它怎么会放弃斗争，跟敌人握手言和？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从根本上革除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定要铲除反动势力，消灭敌对阶级的。叔，知识分子中有你这种想法的人很不少，这是很幼稚的幻想。”陆伯川听着侄女儿说这些话，愣愣地看着她，他感到震撼。侄女儿的话听来确有发聋振聩之感，一下说到了问题的实质，他的见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迂腐透顶的，只能说明自己顽冥不灵。他刚才那些话，在时下新进的人们看来，只能是已经被打倒的旧阶级、正在被消灭的反动势力的乞哀告怜之声。陆伯言看看兴奋得脸微微发红的女儿，又看看满脸忧色的弟弟，说：“为今之计，刚刚掌握政权的共产党确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去年，美国人入侵朝鲜，我国抗美援朝，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全国各地不断发现有敌特破坏，为了巩固新政权，对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和有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是要打击，但对从旧政权过来的一般人员、知识分子历史上的小毛病，如能网开一面，是最好不过的，也是人们求之不得的。”陆伯川叹道：“‘网开一面’？做梦吧。现在是一网打着满河鱼。农村搞土改，分地分房分浮财也就罢了，对所有的地主、富农一锅烩，批斗，游街，打骂，肉体摧残，人格凌辱，老百姓一噢号，就可以把人处死，有的干脆在会场上乱棍砸死，如果是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也应交执法部门治罪，行刑，怎么可以这样搞？这不就是‘暴民专政’吗？而且是政府人员默许、纵容甚至唆使着这样干，还美其名曰‘革命行动’，这在讲究人权的西方国家，是难以想像的。更何况中国的农村，没有俄国革命前那种农奴制度，大多数农户是自耕农，自耕农中有少量地主、富农，这些人或因祖辈留传，或因省吃俭用，辛苦劳作，家里土地多些，把多余的土地拿出去，他垂手听命，为什么还再无情打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何罪之有？竟遭此荼毒！这样做既不人道，也背离公道，不合天理。据实而言，广大农村，千百年来，人们信奉‘耕读传家’，‘忠厚传家’，人和人之间存在剥削，但少巧取豪夺，那样做的人，也为社会所不齿。黄世仁一类人，少之又少。在农村搞如此暴烈的土地改革，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观念被彻底颠复，对当今和后世都会有负面影响。……土改刚过去，镇反开始了，就是没任何污点的知识分子，也大会小会儿讲‘改造’，好像中国的问题都是知识分子造成的。看着吧，对工商业者，还不知道怎么折腾哩……”国群说：“叔，因为你立场还在旧营垒一边，所以对共产党做的事必然会持非议的态度。这很危险。你这些话，在学校，在社会上，都不能说。”陆伯言说：“伯川，你书生气太重，对现在有些事情看不惯，想不通。看不惯也要‘惯’，想不通也必须‘通’。人首先要安身立命啊。你这种情绪，真让人担心。”陈姝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就是这样，解放前，他不满官僚腐败，吏治黑暗，最厌恶的是国民党党棍、学校的训育主任一类人物儿，愤世嫉俗，动不动就慷慨陈词，抨击时政。那时候，你只要不是共产党，知识分子骂骂，闹闹，甚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发时弊，攻讦党国要员，都不要紧，民国宪法规定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但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舆论一律，事实上不允许发表异见，你再乱说话，那不是找难看吗？刚解放那一阵，人民政府兴利除弊，他赞不绝口，天天说国家有希望了。后来，农村土改，他听说了那些事儿，就很不满，这回镇反，他有同学、同事，在他看来是很好的人，挨整了，他更想不通了。这样下去，不行啊。伯川，国群和哥的话，你得好好考虑。”陆伯川说：“我看人论事，是秉持公道，不偏不倚，不肯做墙头草，不想随波逐流。”一直沉默的国栋说：“叔，人必须识时务。你即便不积极地去随波逐流—我也看不惯那些对上头儿跟得特别紧，刻意讨领导欢心的人，但是也绝不能逆潮流而动，只是说长道短也不可以。”国群说：“叔，现在不是春秋战国时代，你可不能学屈原，连鲁迅也不能学。”陆伯川苦笑笑，说：“你叔凡夫俗子，不过多读了几本书，喜欢想些问题，跟那些先贤仁人比，望其项背也不够格儿，只不过是心里有话，不吐不快，在自己家里或对像张西江那样的知心朋友发发牢骚而已。”陆伯言说：“二弟，孩子们说的话有道理，你今后一定要注意，别让弟妹和我们担心。另外，张西江那个人，我见过一两回，总觉得有点儿华而不实，不是很靠得住，以后你跟他说话也要加小心。”陆伯川晃晃脑袋，好像要把烦恼的思绪甩掉似的，故作轻松，大大咧咧地说：“好，听你们的。现实比人强，我也会学着接受现实，总得接受。满清入主中原，汉族人不全得接受现实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世忧’，我这个书生毛病，从现在就改，不改也不行了。你们年轻人，还是得跟上潮流，该积极还得积极，可不要受大人影响。至于张西江，他是我多少年的朋友了，一向无话不谈，不会有什么事。”陆伯言说：“我不过是有这么个感觉，倒不是说一定会有什么事儿。”稍停，国栋说：“我和一兰在单位里，不过是随大流，开开会，跟着喊几句口号。咱家这种情况，也当不上骨干—人家也不会要咱。当然，也整不到咱头上。”国群说：“我不过是个学生，学文件，讨论发个言，镇反是老师们的事—抓起来好几个了，中专生也不会成为运动骨干。”陆伯言说：“咱们这种家庭肯景，共产党不会拿你做骨干，那种骨干，不当也罢了。即使一旦成为骨干，对什么人也要抱持公道，不能害人。”一直坐在旁边的程兆菊说：“这个你不用嘱咐，从咱这个门儿里出去的，不会害人。”陆伯川说：“好了，我们回去了。反正我们老兄弟俩，国栋、国筠他们在旧社会灰星儿没沾，身上疤麻没有，随你怎么‘镇’，也不会‘镇’到咱们家头上。咱们就顺应潮流，少管闲事吧。”陆伯言说：“很对，很对。”
?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程兆菊到儿子屋里看了正睡午觉的小孙子亮亮，又帮孙妈择菜，准备做晚饭。一向沉稳的一兰慌慌张张来家，脸色灰白，兆菊问：“一兰，不到下班儿时间，你怎么回来了？脸色那么难看，你哪里难受？”一兰哭了起来，程兆菊和孙妈都站了起来，程兆菊说：“孩子，你别吓唬我。快说，出什么事儿了？”一兰说：“妈，出大事了，国栋让人家‘隔离’了。”程兆菊惊问：“啥叫‘隔离’？‘隔离’干什么？”一兰说：“就是让人给看起来了，成了审查对象了。”程兆菊吓得脸变了颜色，眼里汪汪着泪，急得说话变了腔儿：“怎么会这样？怎么好好的一下子就成了什么审查对象了？审查对象就是反革命吗？”一兰说：“就是准备打成反革命。”程兆菊说：“他们这不是冤枉好人吗？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一兰说：“今天过午一上班，院镇反办公室把国栋喊去谈话，就没有回来。紧接着，在科里员工会上，院领导来宣布，陆国栋是历史反革命，从现在起隔离审查，要求大家揭发他的问题。散会以后，又跟我谈话，让我划清界线，检举揭发。临了，让我来家给他拿洗刷用具和替换的衣服。”程兆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这是不让人活了呀。”一兰说：“妈，这可怎么办呀？”程兆菊说：“一兰，别光哭。快打电话把你爸喊回来再说。”陆伯言接到电话匆匆赶回家，听一兰说完情况，顿脚道：“头几天还说镇反不会搞到咱家人头上，怎么这样快就出事了，怪事。一兰，让妈妈帮你收拾给国栋拿的东西，你带上快回医院，争取能见上国栋，问问是怎么回事。我去找国筠，让周桥晚上也过来，一块商量商量。”程兆菊说：“最好把国群也喊回来，让她跟一兰做伴儿，有点事儿跑跑腿什么的。”
邵一兰带了东西赶回医院，陆伯言出去转了一大圈儿。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国筠、国群、在济南上学的四姨家孩子方学增、方学慧兄妹俩，陆伯川夫妇连她女儿陆星都来了。陆伯言问弟弟：“你怎么知道的？”陆伯川说：“张西江上医院看病，听说了，回校告诉了我。栋儿到底怎么回事？有消息吗？”陆伯言沉重地摇摇头，说：“没有，等一兰下班回来，听听吧。”陆伯川夫妇只有一个女儿，陆家两兄弟下一代就国栋这么一个男孩儿，国栋蒙难，陆伯川像哥哥一样难受，急得在屋当央转圈儿，说：“那天我还说咱们家的人不会有事儿，还没过十天，国栋竟出了问题。我还说怕就怕一网打着满河的鱼，让我不幸而言中了。大哥，怎么办，得赶快想办法救国栋呀。”陆伯言说：“我已经让国筠跟周桥说了，晚上他过来听听他怎么说。”全家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一筹莫展，孙妈端了饭来，国群盛了饭菜，端着去一兰房里，劝她吃饭。程兆菊躺在床上，孙妈让她起来吃饭，她让孙妈端碗汤来，只喝了几口汤，就起来，喂亮亮吃饭。孙妈从程兆菊房里出来，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流。围着桌子吃饭的人都没有胃口，心不在焉，了草从事地吃一点，学增、学慧兄妹俩知道表哥国栋出了事，大人不高兴，十分懂事地不吱一声，给大人递饭、盛汤，见大人吃完饭离开了饭桌，急忙扒掉自已碗里的饭，就争着收拾碗筷。晚饭后，大家在灯下枯坐，没人说话，都在等周桥。国筠说：“运动开始以来，他几乎天天晚上开会，要散了会才能赶过来。”很晚了，周桥总算来了，进门问候了爸爸和叔婶，问：“妈妈呢？”陆伯言说：“妈妈心里难受，躺着哩。”周桥去安慰了妈妈，回到客厅，一兰和国群闻声忙过来，周桥问：“一兰，国栋被隔离审查了？”一兰说：“是，今天上午给叫走的，就在院里关着。”周桥问：“是什么问题？”一兰说：“院里在会上宣布，跟我谈话，就说他是历史反革命，我问镇反办公室的人，他犯的什么罪，那里的人态度很蛮横，不告诉，只说让我检举、揭发，还说我从小跟他在一起，肯定知道他的问题。”周桥问：“爸爸，解放前，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栋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者军、警、宪、特这些组织吗？”陆伯言说：“绝对没有。他学的是医，上完大学就在医院上了班，他向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知道钻研业务。跟那些事情没沾过边儿。”周桥说：“莫非是秘密加入的，他没跟家里人讲过？”陆伯言说：“以他的性格，绝无可能。”周桥说：“那就怪了。”周桥想了想，又说：“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区党部书记长，部队连长，地方上乡长，警察局警长这些及以上职务的还有宪兵、特务，为历史反革命。运动中，对凡是沾边儿的肯定会大面积审查。国栋这个情况，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医院内部或他的熟人中有人检举—很可能蓄意诬陷，再就是在敌方档案上发现疑点，国栋被列为嫌疑对象，就给隔离审查了。我马上就设法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爸、妈，一兰，我们全家人，不要太担心，太紧张了，国栋是个青年，即使确实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只要把问题搞清楚了，也不会有大问题。党的政策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陆伯川说：“继章，说‘不冤枉一个好人’，我看很难做到。像国栋，从小没离开过济南，从家门到校门，再到医院门，他的情况谁都知道，哪会有什么问题？这样说关就给关起来，……”周桥插话道：“叔叔，国栋只是隔离审查，还不是‘关起来’。”陆伯川说：“那还不都是一回事儿，这样关起来，剥夺人身自由，就是在冤枉好人啊。周桥，我想不通，在现代社会，公民的人身权利非经法院判定，是不能随便剥夺的，这样不经过司法部门，不按法律，动辄把人看起来，如果放在西方民主国家，是无法想像的，就是按民国法律，也是不允许的。反革命是要惩处，但总得依法进行。怎么可以这样搞呢？”周桥说：“叔，你这些看法儿可要不得，连想都不能这样想，更不能对任何人说。太危险了。我知道，你说的西方人权、法制那些事情，的确不错。但我们国家在东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有我们的法律，《镇压反革命条例》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法律，另外，党发动一项运动，会下达一系列指示，制定相关政策，下边来贯彻实施。西方，更不用说所谓‘民国’那些东西，在我们这里肯定不适用，无论如何，可不能认为共产党在违法。叔，我也是知识分子，在延安参加整风和抢救运动，一开始也想不通。想不通也得通，一定要想通。今晚这里的人，除了妈妈，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未来的知识分子，大家都要消除西方意识形态那些东西的影响，要跟那些东西决裂，在共产党领导下，注定会实行完全不同的做法儿，和那些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儿。可不能拿那些东西来套我们今天的事情。这是原则问题。不注意会吃大亏。叔，我是担心出事儿，才这样说，我如果把话说重了，请一定谅解。”陆伯川忙说：“没关系，你提醒得很是。”陈姝说：“你叔这个人就这样，死脑筋，钻牛角尖，你得好好说说他。”周桥说：“有不同想法，也难免。社会上想不通的人不在少数，大家都得慢慢想通。叔在学校里多看看学习材料，结合现实情况，会想通的。”陆伯川说：“周桥，别为我担心了。叔一定按你说的去做。当务之急是国栋的事。”周桥说：“国栋的事，我一定放在心上。”
回家的路上，周桥和陆国筠坐在一辆三轮车上，一阵冷风吹来，国筠不由得往周桥身上靠了靠，周桥说：“天太晚了，冷了吧？我脱下大衣来披你身上？”国筠说：“我穿着大衣，再披上你的大衣，那不成大狗熊了？身上不冷，我是心里冷。”周桥伸出胳膊，揽着她的肩膀。陆国筠又说：“你今晚说叔的话，是不是太重了？”周桥说：“不重不行啊。叔那些话，如果被人抓住，无限上纲，会被说成攻击镇反运动，甚至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叔的立场不转变，说话不注意，会吃大亏。”国筠不说话了。回到家，两人睡下，国筠说：“你明天上了班，得抓紧打听哥哥的事。爸妈和叔婶他们受不了这个打击。一兰姐可苦死了。自己的爸妈走了，丈夫又出了这种事，孩子那么小，怎么办啊。”周桥说：“人生在这种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痛苦、磨难是免不了的。你爱看书，苏联的阿·托尔斯泰写的《苦难的历程》，不是说什么‘在汗水里洗三次，在盐水里浸三次，在血水里泡三次’吗？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免不了这种经历和命运。”国筠紧靠着周桥，把冻得冰一样凉的两条腿蜷起来放到他身上，让他给暖着。她觉得周桥对于她来说，不但给她爱，还给她温暖和安全，在这“汗水、盐水、血水”横溢的世上，周桥是她的保护伞。两人结婚后，她曾经以为她和他此后的生活，会安宁而又幸福，直到永远。结婚才两个多月，两人正处在如胶似漆、如糖似蜜的新婚快乐之中，周桥当然仍然以党的工作为重，陆国筠却一直沉醉在这种幸福之中，除了上班，她全身心都在周桥和他们这个小家儿上，对世上的事一概漫不经心，她不过是个小女人，他们家有一个周桥去“革命”，去“治国平天下”就够了。可是，从老家回来以后，他们的正常生活一下打乱了，周桥时常回来得很晚，甚至彻夜不归，社会上风声鹤唳，亲朋故旧多人蒙难，爸妈叔婶他们忧心忡忡。陆国筠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现在，祸事居然降临到他们一家头上，她意识到，从此，她的父母，她不幸的哥哥，她可怜的嫂子，她的亲人们将难得安宁。……他们相互偎依地躺着，从老家回来后，常常是周桥回到家，陆国筠早已睡了，两人有不少天没有“亲热”了，陆国筠知道，她也感觉出周桥在想那个“事儿”了，可是，当她的哥哥遭到这种灾难，她可怜的嫂子也是她最好的朋友邵一兰在以泪洗面的时候，她没有做那“事儿”的心情，甚至还觉得，这种时候，他们再那样儿，是不道德的。也许周桥体谅陆国筠此刻的心情，只是亲亲她，就各自睡了。|?
三天过去了，周桥还没打听到准确的消息。这天上午，邵一兰被通知参加镇反批斗会。她走进会场，在后排一个角落悄悄坐下。主持会议的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厉声喊道：“邵一兰，坐到前排来！”邵一兰长这么大，头一次当众被人这样厉声呼喊过，吓得打了个冷战，赶紧站起来，走到最前排坐下，院里跟她熟识、要好的同事，有的用含意复杂的目光看她一眼，赶紧转过脸去，有的故意左顾右盼或跟旁边人说话，不去看她，这让她感到孤苦无助，就像在大海中落水的人，四顾茫茫，虽然有舟楫过往，却没有人肯来施救，会议室里开着暖气，满屋是人，邵一兰一身棉衣，但还是感到彻骨的寒冷。她知道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运动对象和他的家属会一下子成为“弧家寡人”，即使大家全知道你是冤枉的，也不会有谁仗义执言，替你说一句话，你也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同情，不是人们心肠不好，是谁也不敢。这委实很可怕，但邵一兰知道这次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她必须直起腰来挺住，她想起昨晚国群的话，即使陆国栋是历史反革命，你邵一兰也不是。是的，邵一兰还是应该大大方方，刚刚硬气地做人，为了国栋，也不能垮掉。这样想着，邵一兰就挺直了腰杆儿，端端正正地坐着，两只眼睛直视着会议室正前方，看着三两个主持会议的人，全然不理会会场上无聊的人的指点和议论。不大会儿，副书记高声喊道：“现在开会，把历史反革命分子陆国栋押进会场！”一兰扭头朝会议室门口望去，国栋在前，院里政工部门两个青年在后进了会场，走到会议室前排处，两青年指挥陆国栋转身，面向满屋开会的人站好。一兰看到，国栋眉头紧锁，脸上一层锈色，三天不见，人似乎老了十岁，两只眼睛依然是那样清沏，在近视镜片后闪亮。他笔直地站着，头发不乱，衣服还整齐，但目光里带着深深的焦虑和气恼，他看着会场上开会的人们—全是本院的职工，很多是他的同事，熟人，他显得吃惊、惶恐、难堪和焦虑，他看到了坐在第一排，跟他近在咫尺的邵一兰，眼里满是忧伤和无奈，他努力、急切地看着她，不易觉察地摇摇头，一兰定睛看着他，稍稍点点头，于无言中交换了最重要的信息：我是冤枉的，我没问题；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我相信你，我们都相信你。一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怕他看了伤心，她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开会了，先由专案组一位部队转业干部发言，揭发说，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最激烈的一九四八年，在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生死关头，当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革命人民跟国民党反动派殊死搏斗的时候，陆国栋立场反动，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当人民政府责令敌特分子主动登记时，却装聋作哑，拒不交待，妄图蒙混过关，长期潜伏，伺机危害人民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言者和会议主持者争相质问陆国栋，责令他交待，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什么反革命活动。陆国栋一字一板地说：“我是学医的，我关心的，愿意为之献身的是我的专业。我对国民党、三青团一类政治组织丝毫没有兴趣，不只是没有兴趣，而是鄙夷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拼死命把持着权利，唯恐失掉既得利益，中国的事情就坏在这些人手里。我只对人的皮下组织、结蒂组织及诸如此类的各种组织感兴趣。所以，对现在这样审查我，揭发我，问我这些问题，一概感到莫名其妙，甚至觉得是‘天方夜谭’。我郑重地请求领导尽快查实我的所谓‘问题’，还我清白。”陆国栋说话的声音不高，但理直气壮，字正腔圆。说到人身上的“组织”时，他们科两、三个跟他实习的医学院学生在低声议论，有个学生还笑出了声。主持会议的副书记厉声说：“是谁？笑什么？这是什么态度？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每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党组织要考察每个人的表现，而每个人的表现，又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前途。我希望大家都能认真考虑。” 副书记的话让会场上少数蛮不在乎，甚至有不同想法的人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紧张而且不安。毕竟这是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而无论是谁，只要成了反革命分子，就会万劫不复。无论如何也不能表现出立场有问题，那可是了不得的大问题。参加会的人都更加严肃了，大家都正襟危坐，屏神静息，目不斜视，没有人交头接耳，甚至连咳嗽声都很少听到，当喊口号时，每个人都高高举起右臂，尽可能声音宏亮。副书记犀利的目光从台下人们身上扫过，像探照灯的光束掠过荒野，他对会场上的气氛感到满意，对自己的号召力感到满意，回头对陆国栋说：“陆国栋，你的态度很不老实。告诉你，你对抗运动，不肯坦白交待，绝没有好下场。”陆国栋说：“我已经说过了，参加什么国民党，我闻所未闻，我怎么坦白交待？再说，即使我为了‘过关’，违心地交待，我根本不懂国民党那一套，入那玩意儿有什么手续，怎么弄法儿，我一概不知，让我编我也不会编，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如果为了‘过关’，信口开河，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给运动制造混乱，给党组织添麻烦。以我陆国栋的个性和品质，绝对不能那样做。”副书记大声说：“同志们不要被他的谎话所蒙敝，别看他说得头头是道，全是一派胡言，党组织掌握了他问题的铁证，不管他本人承认不承认，我们都可以给他定案。陆国栋负隅顽抗，死路一条！”“陆国栋对抗运动，死路一条！”，“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陆国栋！”，“陆国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场上的口号声铿锵有力，昂扬激越，一阵又一阵，声震屋宇，像大海涨潮时汹涌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又像风暴呼啸着从森林中掠过。会场上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都跟着叫喊—连邵一兰也身不由己地跟着大家把右臂举起来，虽然她实在喊不出声。跟别的审查对象不同，性情倔强的陆国栋怎么也不肯跟着大家喊打倒自己的口号，这进一步激怒了会议主持者，专案组人员和会场上的骨干分子，从台下跑过去两三个青年—大家认得他们是医院后勤处的，一个圆脑袋的把陆国栋昂起的头颅往下按，另外两个粗腿长胳膊的分别给了陆国栋三拳两脚，嘴里愤愤地说：“都成反革命分子了，还他妈放不下臭架子！”邵一兰在台下，见陆国栋遭人摧残和凌辱，心像针刺一样疼，喉咙热辣辣的像在窜火，胸口胀得像要裂开，主持会议的副书记掌握政策，劝说上台来的青年回自己座位，对大家说：“革命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反革命分子怀有满腔义愤，可以理解，这也说明，我们的镇反运动深得人心，但是，在运动中，我们还是要执行党的政策。”副书记突然对着台下的邵一兰，大声说：“邵一兰，站起来，陆国栋拒不交待问题，后果自己承担，你作为他的妻子，肯定了解他的情况，现在，是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考验你的时候了，你来揭发批判。”邵一兰战战兢兢站起来，说：“我以对党组织，对陆国栋，对我本人负责的态度向院领导和全院同仁郑重声明，我对陆国栋非常了解，他绝对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从来没有和反动分子有过什么交往，更没参加过他们的任何活动。”副书记大声说：“大家看看邵一兰的态度，全院的人都知道，邵、陆两家是通好世家，一直臭味相投，陆国栋和邵一兰小时候被称作‘金童玉女’，邵一兰的父母和家人解放前夜出逃台湾，是地地道道的，死心塌地的反动势力，邵一兰现在的态度说明她在坚持和她反动老子，反革命丈夫一样的反动立场，说明她‘身在曹营心在汉’，说明她下决心要为反动派殉葬了。”邵一兰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我的父母和家人解放前出逃和陆国栋的问题之间没有联系。如果因为我父母的事而影响到我，我愿接受审查。对陆国栋的问题，我只能实事求是。”副书记气乎乎地摆手让邵一兰坐下，让陆国栋同科室的一个青年大夫上台揭发批判。这个青年上台来，十分激愤，像是面对一个跟他有着血海深仇的，十恶不赦的恶棍，声嘶力竭地揭发陆国栋立场反动，敌视和反对政治学习，单纯业务观点，妄图把科里青年医护人员引领到与共产党为敌的邪路上去。发言的青年是个麻醉师，十分热衷于政治，不肯钻研业务，有一次因为忙于准备政治活动发言材料，手术前准备仓促，配错了麻醉剂，如果不是陆国栋发现及时，后果不堪设想，事后陆国栋批评他说，当医生的，做的是人命关天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如这个重要。青年麻醉师义正词严地批驳道：“难道开展阶级斗争，巩固人民政权不如陆国栋的医疗业务重要吗？这足以暴露他的反动立场，陆国栋不但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还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陆国栋听着这样的批判，感到吃惊，困惑，也可笑，怎么可以这样颠倒是非？事关人的身家性命的严肃的政治斗争，为什么可以这样信口雌黄？难道会根据这样的揭发批判来给他定案？不会的。……但也说不定，农村搞土改，不是有的凭几个农民一阵吆喝，就可以置人于死命吗？还不一样是搞政治运动？……陆国栋不敢往下想了，台下的邵一兰几乎在想和陆国栋同样的问题，面色如土，快坐不住了。……批斗会弄不出什么名堂，不时出现冷场。两个来小时过去了，副书记宣布散会。陆国栋被带走时，又匆匆地，满含深意地看了邵一兰几眼。邵一兰目送他走出会场，艰难地站起来，她觉得头重脚轻，耳朵里嗡嗡响，她使劲蹬蹬地，慢慢地走出会场，回到科里，一个小护士见屋里没人，说：“邵姐，你脸色很不好，没事吧？”邵一兰忍住眼泪，说：“谢谢，没事儿。”
下班后，一兰回到家里。晚上，国群，国筠和周桥，陆伯川夫妇都在，一兰说了院里批斗国栋的情形。周桥说，他通过熟人了解到，镇反办公室在敌人档案上发现，一九四八年四月，祥云里有几个人填表儿加入了国民党，是一个叫刘天雷的国民党骨干分子吸收的，此人现在下落不明。“这事儿比较麻烦。”周桥扼腕道。陆伯言忧色如霜，问：“会不会是重名？”周桥说：“已经核对过了，的确是国栋。”陆伯言说：“知子莫如父。你说的这个刘天雷是个党棍，官迷，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国栋特别讨厌他，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被他吸收加入国民党呢？会不会是他弄虚作假呢？”周桥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档案上确实有国栋加入国民党的表格儿，这是实实在在的物证，除非有可靠的相反的旁证，才有可能把它否定。”陆伯言说：“以国栋的品性，如果确有其事，他会敢作敢当，不会死不承认，他现在既然坚决不承认，一定有他的原因。没有办法儿，既然摊上了，只好让人家审查。相信终归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程兆菊哭咧咧地说：“听这样说，栋儿的事儿不就麻烦了吗？关到哪一天才能出来？最后会怎么样呢？继章，这可怎么办呀？”周桥说：“妈妈，你也别太难过了。国栋是个年轻人，即使在那个年代参加过什么组织，又没干过什么坏事，最后处理也会很轻，也有可能不给什么处分，只是不被组织上信任和重用就是了，应该不影响做医务工作。至于‘隔离’多长时间，要看运动进展，他们单位查证的情况，现在还不好说。妈，还有爸，一兰，我们大家都要想开点，特别是二老和一兰一定要坚强些，挺住—这一定也是国栋所希望的。”陆伯川说：“嫂子，你一定好好保重身体，这一家子全指望你哩。”程兆菊说：“是这样。我听继章和你们的话，任死也得撑住，我要是毁了，怎么管俺一兰和亮亮啊？”说着就抽泣起来，一兰抱着亮亮偎在程兆菊跟前，流着泪说：“妈，你别太难过了。为了国栋，为了咱亮亮，咱娘俩儿互相劝着，往前撑啊。”程兆菊说：“一兰，你领着亮亮歇着去吧，明天还得上班儿。我也回房间了。”一兰和亮亮离开了，程兆菊临回房间，对陆伯川说：“伯川，我在街道上参加会，人家讲的，不但抓历史反革命，也抓现行反革命，说不在行的话，也不行。你嘴上可得有个看门儿的，别乱说话，我们家可不能再有人出事儿了。”陆伯川说：“嫂子放心，我一定注意。你去休息吧。”程兆菊回了房间，周桥看看满脸忧色的岳父和岳叔，说：“爸爸和叔叔对国栋哥的事也不可太忧虑了。敌人档案上有国栋哥的相关记录，迟早是要查清的。社会上好多人都不知道，无论机关干部，军警人员，还是企事业职工，组织上都会审查他的历史，没有任何问题，叫作‘历史清白’，有问题查清楚了，叫作‘历史清楚’，这比有问题查不清楚，始终受到组织上的怀疑要好。国栋哥这个情况，查一查，把真实情况搞清楚，也算是件好事，否则始终是个隐患。在运动中，我们家作为肃反对象的亲属，只能相信党，相信党不会冤枉好人。”陆伯川说：“共产党也许想的是不冤枉好人，可是现实中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不少地方对肃反对象搞逼供，诱供，打人，最轻的是‘熬鹰’，不让睡觉，有人受不了了，就乱说一气，有的为了自己立功，减罪，或借机报私仇，对别人胡咬八咬，硬往没问题的人身上抹黑，临死拉个垫背的。这样搞，能不冤枉好人吗？实际上也损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陈姝说：“刚才还向嫂子保证不乱说话，这又说一大篇。你这人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陆伯川自嘲地苦笑笑，说：“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周桥也不是外人。”周桥说：“叔说的情况确实存在。党组织是反对‘逼供信’的，但镇反是群众运动，众人参加，出现过火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我们党搞政治运动的一个特点，‘宁左勿右’，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就像运动有惯性一样，这个毛病改起来也很难。我们还是要看运动的大方向和运动的主流。”国群说：“姐夫说得对。我们也得替党组织想一想，闹了几十年革命，那么多人流血牺牲，现在的镇反实际上是清偿历史债务。欠债是一定要还的。我们也得想通。”周桥点点头，说：“国群分析得也有一定道理。”国筠看国群一眼，心想，这个小丫头儿，别看平日里嘻嘻哈哈，可一心向往革命，说出话来，俨然是个“干部”了。陆伯言说：“周桥还有群妮儿的话，有道理。咱也只能接受这些观点，否则，寸步难行。我们想不通，也不能影响孩子，旧社会已经过去了，一个国栋也许得为那个社会当替罪羊了，可不能再让别的孩子当牺牲品了。”国群说：“爸，叔，别那么悲观。俺哥这事儿是个特殊情况，一定会查清的。剩下的，我们几个包括陆星儿都不会有事儿的。”陆伯言说：“但愿如此吧。”
几个月过去了。陆国栋被隔离时，还是大正月，冬天还没过完，现在，一个多风少雨的春季过去了，又到了烈日炎炎的夏日。镇反运动战绩辉煌，受审查，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多，隔一段时间，市里就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对一批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扑，判刑包括处死的决定，借以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震慑阶级敌人，报纸和广播不断地报道本市、全省乃至全国镇反运动的胜利消息，称道运动“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社会上还传说，哪个地方抓多少人，杀多少人，中央都有规定的比例数，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这让人们—即使是没一丝“污点”的人—更加惶恐莫名。陆国栋仍在被“隔离”中，他仍然断然否认镇反办公室对他的指控，而除了敌人档案上他的名字也没有新的证据，办案人员跟审查对象双方就一直处在一种谁也没有朝前进一步的胶着状态，事情就这样僵持着，旷日持久地往下拖，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据说跟陆国栋在同一个名单上的另外几个人也处在同样的状态中，同样不肯承认，有的抗不住压力，承认了，但很快又翻供，有两个人自杀了，……医院的人纷纷传说，陆国栋在隔离室里不但被“熬鹰”—就是连续几个昼夜不让合眼，而且因为陆国栋过于倔强，激怒了办案人员，因而挨了打，当然并不是那种严刑拷打，毕竟医院镇反办公室的办案人员是有一定水平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大学毕业当大夫的，跟所谓“土八路”、“泥腿子”、“大老粗”干部不一样，他们还是掌握政策的，尽管他们对审查对象同样是疾恶如仇的，残酷无情的，所以在几个月的关押中，陆国栋受了些皮肉之苦，但是肌体没有致伤，皮肤虽然局部有过红肿，发青，变紫，但日子长了，红肿慢慢消失，发青、变紫处也会慢慢由蓝褐而灰黄再淡黄进而恢复正常，总之并没有留下伤痕。时日既久，运动的高潮渐渐退去，办案人员也因“一鼓作气”未攻克敌阵致“再而竭”更“三而衰”，没了劲头，把陆国栋扔到那里不管不问了，当然看管并没有稍许放松。陆国栋关在小小的不是牢房，胜似牢房的牢房里，看窗外树枝由干枯而鹅黄而浅绿而青碧，坐卧不宁。灾祸突降时的惊恐久已过去，“熬鹰”时那种难以言状的，比死还要痛苦十倍的日日夜夜居然也挺过来了，挨打时的疼痛只在片刻，身上的伤痕慢慢褪去。陆国栋的伤在心里。他是个视治病救人为天职，专业至上的医生，在滚滚红尘里，他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他从来没有关心过什么国共争斗，他是与世无争的，从没在政治上支持过谁，反对过谁，他看待厮杀着的双方的目光是一样悲悯的，他觉得自己就像被作为医疗部门标志的红十字，在激战的双方之间，是中立的，解放后，经过党组织和领导的教育，他对共产党和新政权已经心悦诚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未曾有丝毫的懈怠。他不明白，共产党搞镇反，怎么会“镇”到他的头上？一下子让他离开（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跟病患者朝夕相伴的工作，像要了他的命。他居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居然被当众批斗，凌辱，在隔离室里被“熬鹰”，被打骂，他甚至以为这种荒诞的经历不过是未曾真的发生的一场恶梦而已，但它不是恶梦，而是真真切切的，正在进行着的，是“现在时”的。他的家世，学历和从事的受人敬仰的职业让他在社会人群中虽然谦恭但却享有高度尊严，他也是十分自尊的。在一个个卑微的、委琐的、贫贱的病患者面前，他从未倨傲，面对趾高气扬的、西装革履的、珠光宝气的达官贵人，他一样是腰杆挺直、两目平视的。他习惯了这种尊重人也受人尊重的人生状态。他相信自己的一生都会这样度过。他没设想过会有另外一种活法儿。但这一切却像变魔术一样倏然失掉，他从人上人一下子成了阶下囚。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你搞运动，就可以随随便地、不分青红皂白地陷人以罪？他们这些人凭什么如此草率地、鲁莽地、蛮横地、若无其事地把一个无辜的、于社会绝对无害且大有益的人像拈死一只蚂蚁一样毁掉？陆国栋啊，你的专业，你的职业，你的尊严统统失掉了，这一切还能失而复得吗？陆国栋天天在这种思绪中煎熬着，度日如年。陆家人挺过了最初的冲击后，面对灾难，还算正常地生活着。程兆菊多年来对街坊邻居乐善好施，对租住陆家房子的房客十分照顾，相互处得像亲戚似的。陆家出事后，程兆菊感到颜面尽失，人们见了她赶紧绕道躲开，有的人四下看看没有人，才敢说几句似同情又不敢明说的话，程兆菊想，旧社会，街坊出了事，大家也都偎上帮忙，怎么如今倒变得人情比纸还簿还脆呢？又一想，也难怪，谁愿意跟反革命沾边儿呢。一兰的护士长被免了，每天坚持上班，忍气吞声。下班后，强颜为欢，强打精神，劝慰二老，晚上，常暗自垂泪，失眠，靠吃“冬眠灵”入睡。国筠嫁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学校里有两个女同事眼热，嫉妒，国筠佯作不懂，对她们照常笑脸相待，她哥哥出事后，两位女同事很是称心，毕竟上帝是公平的，他不会让陆国筠总遇见好事。她们常在陆国筠面前说镇反的事，一边还偷眼观察陆国筠不尴不尬的表情，那种幸灾乐祸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陆国筠不明白，大家自己教自己的书，相互之间并无利害冲突，她们何苦这样？陆国筠常为此郁闷，但又说不出口，憋得心口疼。夜深时分，她躺在周桥身边，诉一阵委屈，说：“我哥就一直关在那里，旷日持久地往下拖，我真怕他在里边崩溃了，担心死了。……在学校里，那两个人一唱一和，把我弄得心焦目乱，好像我自己成了镇反对象似的。……我快受不了了 ……我太脆弱了。”周桥照例拿话来安慰她，鼓励她，让她好过一些。国群夏天就要毕业了，作为建国前就入了团的先进青年，她本来已经被确定为党员培养对象，但因为哥哥出了问题，到毕业也没解决入党问题，这让她深深失望。她听到有关运动中的负面传闻，看着自己学问人品都好的老师被一个又一个地带走，心里有时感到疑惑，但她会马上警告自己，不能有不健康的想法儿，要努力改造自己，要让自己去适应革命，革命不会来迁就你。革命事业是一列快速奔驰的火车，她要努力登上这火车，不能被撂到车站上，更不能被火车给甩下来，那会给摔得粉身碎骨。……她有时会做这种上不去火车的恶梦，梦醒后，她心“嘭嘭”跳，要登上革命列车的决心更坚定了。……她知道，以她的家庭背景，现在又出了哥哥这档子事，想实现这个目标，会十分艰难，但她不会气馁，更不会放弃自已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