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中国经济的增速会下滑到那一步？对状况的举措是否到位？2月14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经济专家们给出了自己的质疑和问题
1.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结构调不顺，问题出在政府
首先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未来能不能正确应对这个局面的关键问题。经济增长下行是不是供给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看近期的资本存量增长15%，高于历史上80年代、90年代，甚至高于2000年以后的10年。如果看劳动力的增长，2011年到2014年平均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是3.2%，并不低。虽然低于2000年到2010年，但是和90年代基本相当。近期虽然有农民工进城放缓的趋势，但是我认为主要不是供给枯竭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城市就业机会不足。
人力资本的增长，这段时期劳动者的人均教育年限一直在比较快的上升，如果看这几种要素增速的变化的话，增减相抵，可以说要素投入总的增长趋势在最近几年是加速的。但是同时出现了经济减速，因此不能用供给因素来解释，也不能归结为经济规模扩大了，因此经济增长就要放慢。因为我们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慢，同时都伴随着要素投入的放缓。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率2009年只有17%，中等收入国家28%，我们国家48%。这么大的差距不能用规模扩大了一定要减慢这个来解释。
需求因素，我们在2009年以后的10年中间保持了平均20%以上的出口增长率。最近几年下降了10%，这是用美元计价算是10%，现在还在放缓，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但是10%按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长率，仍然和80年代和90年代相差不多。投资方面，2000年以后增长率不变价格计算超过20%，最近几年也仍然是17%，明显的高于80年代和90年代。
消费方面，我们在2000年以后，消费增长明显放缓，从9%降到7.8%，但是最近几年有所回升，总的情况看，就是因为消费的回升不足以抵消投资和出口增长的下降造成了经济增长放慢。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再来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能拉动经济？我认为完全不能走过去那条路了，关键就是要看我们现在存在的结构问题。从2000年到现在，资本形成率从35%上升到了48%，消费从62%下降到48%。总储蓄率超过了50%，也增长了10%。这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现在只占GDP的1/3略高一点，这样一个比例的居民消费不足以拉动这么大的产能。我们历年来不断的扩大投资，不断的靠投资拉动增长，造成了产能的急剧扩张，靠1/3的居民消费来拉动这么大的产能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无法保证的。
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保增长的问题，而是调结构的问题。刚才哈继铭讲未来5%到6%的增长率可以，我同意这个观点，5%到6%的增长率未来短期内不可怕，关键在于把结构调顺，才能维持一个长期经济增长。而现在结构调不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出现了偏差，政府过度的热衷于投资，政府投资占了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绑架了市场资源，挤压了企业正常的运转，同时也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因此我想，下一个五年计划，恐怕要调整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而要改变经济结构，最主要的是通过推动改革，改变政府行为，包括政府支出结构要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政府把重点从投资上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同时减少各种各样的市场干预，减少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收入分配回归到一个合理的状态。
2。社科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同三：“走出去”的钱从哪来？
要“五年规划”干什么用，是，五年规划和领导人多少有关，“十三五”规划会体现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的一些理念和想法。
到现在为止，至少表现出两个方面，是要真正的实现多目标，还有要实现走出去。可以看出，实现多目标的决心和信心，以及提出来的各项政策措施，习李这代领导比前几代领导要明确得多，决心大得多，但愿能够在“十三五”规划里面得到很好的整理，使它成为一个有效的奋斗目标。在这多目标里，真正的核心应该说还是增长。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怎么样做好增长，增长是基础。特别是像五年规划这种中长期的东西，应该更多的是强调增长，强调供给方面。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拉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但是消费最后对经济增长的实现，对拉动作用还是要通过投资来实现，这个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是没有错的。就是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后是要通过投资才能够表现出来的。所以讲有效投资，比如我们在“十三五”规划里面，要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投资讲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再就是要走出去。邓小平那个时候讲韬光养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和外国有一定的防火墙，有一定的隔绝，不大受外国的影响。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更多想的是如何去抵御外国的冲击。而到了现在，我们想的则是怎么样走出去，我们要影响世界，这也是“十三五”规划里面一个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更多的考虑外部的因素？目前我们考虑外部因素不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不是抵御了，而是要走出去，去影响世界。就像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50人论坛讨论马歇尔计划，好像是许善达提的，是因为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了，它强大了，它的国界里装不住它了，它需要出去，我们也有点这个味道。
但是走出去有这么一个问题，钱从哪儿来？从APEC会议开始到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已经许诺出去几百亿、几千亿美元了，这些钱从哪儿来？当初搞中投的时候是财政部发了多少万的国债给中投筹措的资金，现在我们放出去的资金从哪儿来？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做好国内的需求和走出去之间的资金平衡，国内还有很多需要政府花钱的地方，政府还没做到。现在又要对外拿出那么多钱，这个在“十三五”规划里面怎么平衡？怎么向老百姓有个交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