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学者立志奇高。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载也不含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开口就是天地、古今、万世、创说、指导百姓、复兴绝学，你要听了没有肃然起敬，那都不好意思在世上混了。
不过，不是每个学者都能立大志的，勉强立一个，也会成为实现不了的吹牛放空炮。
退而求其次，大概就要比拚谁肚里装的墨水多了。
自从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后，吹捧读书人的词和读书人自己在精通四部（经史子集）之外的目标，又增加了一个：学贯中西。
从字面上解释，学是知识、学问、文化，思想等等，贯是融汇贯通的贯，学贯中西是找准双方的中心串连一起。
从这个词被常用的对象上看，它包含两层意思：
1、学习，掌握了中西的大量知识和多门语言，读过不少书；如陈寅恪、钱钟书等。
2、翻译，能自由轻松准确生动地穿梭往返转换于中西语言；如钱复、林语堂、傅雷等。
由此溯源，不能不让人想起《论语》中孔子说过的话，他老人家把学者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多学而识之者”，即学得多，记得牢；一种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能“一以贯之”者，即综合概括能力较强。孔子认为自己就是后一种人，检点其言行，老先生确实喜欢提纲挈领地总结，如诗体现了“思无邪”，周礼就是要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对学生他也要求提炼孔门学说的重点“吾道一以贯之”等等。学贯中西是把仲尼先生注重的学者技能、读书方法进一步推广了一下。
但是在我看来，这四个字用来夸人，和祝皇帝“万寿无疆”一样，都是阿谀奉承，好听到肉麻，实际心里门儿清，连百年也活不过。把这四个字作为奋斗目标，则和一个人发愿要喝干四大洋一样。
仔细想想，学贯中西四个字的含义很有些模糊，如贯到什么程度才算通，中西那么大的范围，深入到哪些领域才敢吹这个牛？
要想贯，首先要各自通。章学诚说“积久贯通”，似乎有理。但庄子老人家说，人生就几十年的工夫，哪能搞清楚无穷无尽的人类知识和智慧！两千年前的人就已经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反而糊涂了？能够各自沾点边，取几瓢饮，已属不易，若想学贯中西，励志可以，吹牛也行，达到则没门儿。随口夸人没问题，认真了就出毛病。中西思想文化典籍都是浩如烟海，读通一方已不是一人之力能办到的，何况要整明白两方。光看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先秦典籍，一辆板车拉走了，但后世研究的书籍文章得用火车、轮船来装，谁能拍胸脯说我都看完了？没有看完，怎么知道是否做了重复的无用功呢？就算都看过了，还有更重要的分析评判功夫呢。有人说，一个人一辈子不干别的，光看《四库全书》也看不完。我信！
再把问题缩小一点范围，集中到单个学科，如哲学，这是百年来学者竞趋的热门，许多人是靠在外国宣扬国学，在中国介绍西方哲学起家的，俨然达到了学贯中西的标准。但是深谙其中门路的辜鸿铭曾一针见血地揭露，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希腊，近代哲学则集中在德国，不懂拉丁文和德文，借英文、日文转译，能准确吗？没把经念歪，鬼都不信。一个常见的现象，一段话，经过甲传乙，乙传丙，几番倒手后，意思走样，甚至内容大变。学贯中西的结果很可能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自称信徒能背诵信条的成千上万，然而毛泽东却承认共产党内懂的人不多，应该还不够谦虚。其他西方传来的思想，中国又有多少人懂？大概就像看老外讲中国古典，往往破绽百出。西不易了解，中也难全通。胡适当年起劲地鼓吹杜威思想，曾被梁任公拿出早于杜威两百多年而具有类似观念的颜李学派暗讽了一道。像这种既不能用原文研究西方古典和近代哲学，又不熟悉中国学术源流的责任不能完全由个人承担，实在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承认无知或难知，是要尊敬的，起码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刚刚窥一斑，就声称看到了全豹，中西先哲们怕要在墓坑中再笑死好几回。
不同种族的人通婚后，往往能生出可爱、聪明、漂亮的混血儿。既像父母，又带自身特点，最理想的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改善了缺点。不同的思想文化融汇贯通后，应该也能发展出更加有活力，更为合理、更先进的新成果。可善良的愿望能代替无情的现实吗？
困扰很多，其中一直纠缠人们的有：不同的思想文化能够融会贯通吗？且不说不同的语言文字相互转换有难以逾越的理解误区，即使同一种语言，仍然会引发诸多歧义。《论语》、《老子》、《易经》乃至《红楼梦》研究都是如此，历代研究者一人一个看法，面对成千上万的观点分歧抵牾，你凭什么判定别人都错，你都对呢？把自己看作上帝，别人都是愚民吗？人人自以为是，焉能融会贯通，河清海晏？
迄今为止，人类的各种思想认识（包括科学发明）没有完美无瑕的，各有偏颇利弊。贯了之后好认死理的人就能产生取长补短的效果吗？事实上，历来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后，结果大体有两种：一为毁灭一方，强推另一方，二为选择性接收，各取所需。其中后一种又常常是邯郸学步、取短截长。假如念的是错简经，唱的是不着调，参的是野狐禅，带来的灾难，人类领教得还少吗？
学习和翻译都是融会贯通的基本功，学得多，翻得准是好学生的本分。可是学习和翻译都不是目的，在把握了中西文化思想重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才是最高境界。回首百年中国知识界，有人达到了吗？孔子说的“多学而识之者”，有；自诩能“一以贯之”者不少。要贯就离不开主观才识，而主观才识是千人千般样，深浅高低善恶各不同。于是，千差万别，臆断者有之，偏执者有之，狂想者有之，无中生有者也不乏其人。总结概括尚且如此，谈何创新！人们呼唤大师，大师们又感叹中国出不了优秀人才，没有优秀人才，又从哪里产生大师，循环往复，依然只能培养若干“多学而识之者”。
除了时代局限、人本身的思维认知条件束缚、语言的障碍外，是否不同思想文化的差异只能导致误解、冲突与毁灭？真的让亨廷顿不幸说中了？红卫兵、塔利班、伊斯兰国捣毁古迹文物是令全球文化界吐血撞墙的野蛮行为，然而与历史以及现实中排斥异己文化思想的举措相比，不过是显得更愚蠢些，其实质并无差别。
既然很难融会贯通，若想保持世界和平，能否宽容共处，摒绝动辄禁止铲除的狭隘呢？然而，这又是善良的一厢情愿。
列宁说过：“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这比学贯中西的口气大多了。无论是把共产主义理论的三个来源夸大为人类知识的总和，还是把一种社会形态产生的基础归结为人类知识总和，都是政治家华而不实的宣传。它和学贯中西一类词语有异曲同工之效。如果它真是共产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那么得需要多少学贯中西，能融会贯通人类知识总和的人才呀？学贯中西已经近乎神话，共产主义更像空中楼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