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自治虽然搞得热闹非凡，但我最关心的还是参军一事。杭州解放不久，胡林便得知他姐姐的部队已进驻苏州，马上去信询问。然而一直等到5月底，才终于收到一封电报：
人数不限欢迎参军
我和胡林立刻行动，串连了四位同学，其中包括一个姓钱的跛子。本来还可以多吸收几位，可是他们舍不得丢掉那张高中文凭，想在学校再呆上半年，等毕业考试后再参加革命。我们这几个“亡命之徒”则义无反顾，要文凭管屁用！当时唯一的顾虑是父母不同意——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所以大都瞒着家里。我则高估了母亲的政治觉悟，信心满满地回西学士路找她老人家谈判，把联系参军的全过程作了交代，以表明自己的举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最终目的是讨点盘缠。
不料母亲听后甚为不满：如此大事，没有早跟家里（包括大哥大嫂）打招呼，来个先斩后奏，显然不把“大人”放在眼里。再说当兵太苦，也太危险，我这棵豆芽菜哪里是扛枪的料？她跟大哥已经讨论过我的前途——读完高中后，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
“你大哥就是那个大学毕业的，他说它的新闻系全国有名！”
一向瞧不起我的大哥，这回怎又把我的实力估计得如此之高？他不想想我这么个“学习部长”能考上名牌大学吗？然而我深知母亲性格固执，不愿和她争辩——反正腿长在我身上，到时候远走高飞，你能到哪里去找？于是我不再多说，表示服从她和大哥的安排。当晚灰溜溜地回到学校，不敢再在同学面前说大话了。
第二天中午，母亲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在大嫂的陪同下，径直到宿舍找我，要我搬回西学士路去住。她已经跟校方打招呼，说我身体弱，需要增加营养，今后改为走读生，每天回家。宿舍同学都瞅着我，多数人不知情，加盟的几位自然知道其中奥秘，胡林尤显紧张——我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又是自治会干部，我如果中途变卦，岂不动摇军心？
她俩说着，就要叫黄包车把我的铺盖和箱子带回，来个釜底抽薪：虽说天气渐暖，但我也不能大晚上睡光板啊！情势相当危急，不过我反倒镇定下来。昨天碰个钉子，今天并非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不慌不忙地对她俩说，最近自治会工作忙，我要过两天才能回家住，可以先把木箱带回，铺盖暂且留下。母亲见我态度诚恳，就相信了，让大嫂提走箱子。
当晚，六人行动小组开了个应变会，决定加快步伐，尽早离开杭州。最大问题是囊中羞涩，并且还欠着校方的学费。于是我去郑老师住处讨教计策。郑老师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便教唆道：“你们上街刻一枚家长图章，给我送一份退伙申请报告。”这事好办，巷口就有个刻章的小铺，专做学生生意，因为收费低廉，很受欢迎。次日我们就向训导处递交了申请，“郑主任”装模作样地审阅一番，便一一签了字。
凭着这几张纸，我们马上到伙房领出200多斤大米，叫了一辆黄包车，拉到米店换成人民币，分成6份，各自装进口袋。话到此处想起：这人民币解放后没两天即投入使用，感觉是外地印好后随军运来的——造币厂就算更换模子，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印出那么多钞票。共产党南下接收大城市井井有条，就像有一整套标准作业程序似的。
我们随后去运河边的拱宸桥码头，打听船票价钱和行船日期。回来时拐到西湖畔6公园新设的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解放区出版的书，其中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印纸质量低劣，呈土黄色，但我们都爱不释手。拿回宿舍后，摆在床上让同学们随便翻阅，以示革命身份。这时我们即将离校的行动已成为公开秘密，他们大都用敬慕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批“先行者”，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我们是赶时髦，借此逃避学业。
行期越来越近了。我害怕露马脚，增加了回家探望的次数，好让母亲和大嫂继续蒙在鼓里。话说回来，我的衣物都装在箱子里拿走了，不去换洗也不行。最后一次回家时，她俩都不在，我手里有钥匙，便开门进屋。床头柜上放着母亲的金戒指，我心念一动，刚拿起，却又放回原处——除了小时候在家偷过点零花钱外，我上中学后还没当过梁上君子。只是这个戒指给我一种安全感，见到它就仿佛见到母亲。真要过不下去时，靠着它也不至于饿死。但羞耻心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我不能让母亲更加伤心了。更何况母亲发现丢了戒指，马上会推断我有所图谋，说不定晚上就到学校来找我，那岂不坏了大事！
我不敢久留，赶紧到阳台上取几件干净衣服，找个布袋装起。临走前我将屋里四下打量一番，最后深深吸了一口气，里面有我熟悉的母亲身上的温暖气息。“娘啊，对不起，你的六顺要远走高飞了！”扣上那把“司不灵”大锁，我将钥匙藏在门口鞋柜的一个角落里，准备到部队后再写信告诉她去取。
关于带不带行李的事，6人曾作了一番争论。我与胡林认为没有必要，“连人都是公家的了，生活所需一定都有供应。”其他几位则不太放心，最后来个折衷，只带些换洗衣衫。鉴于明日一早就动身，当晚各人都将留下的什物整理好，写上名字，放在床头，等候家人来取。几个宿舍的同学，无论走与不走，心情都很激动，几乎闹了个通宵。
次日天还没亮，我们就悄悄离开宿舍。没想到临出校门时，却见门栓上加了一把大锁。我们因为欠了学费，不免有些心虚，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敲老校工的门。他披了件衣服，步履蹒跚地出来，说钥匙昨晚让副校长拿走了，也不知是何缘故。一听欧阳捣乱，我们不由得火冒三丈，气冲冲地直奔他那幢红砖小楼二层，重重地砸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跟土匪差不多。他要敢拦着，我们几个就把他打倒捆起，再把钥匙搜走。
稍停片刻，门开了一条缝，欧阳揉着惺忪的睡眼问道：“这么早来，有什么事找我？”胡林冷冷地说：“我们马上要走，到苏州参加解放军，请校长把大门的钥匙给我们！”没想到欧阳挺痛快：“行，我给你们取，用完后就搁在门房那儿。”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胡林接过钥匙，把副校长的门带上。大家幸喜欧阳这回没有从中作梗，可钱跛子仍然火气未消，经过小操场时，顺手将旗杆上的长绳割断拽走，我们没有制止他的这一不良行为。】
2014-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