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参加了哈佛某项目举办的国际会议，主题是世界各国的监狱制度，我提交的论文是对中国文革时期的牛棚的起源进行追踪，进行初步分类，并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
参会者中没有专门研究亚洲和中国的学者，大部分集中于欧洲及欧美殖民地的监狱制度，我是唯一来自中国，也是唯一讨论中国问题的。也因此，我用PowerPoint概述完论文主旨后，得到了不少好奇的提问，以至于答问超过规定时间，主持人，来自哈佛历史系的美国史教授不得不宣布结束。
过后回想，觉得把这些问题和自己的现场解答，以及再后来的思考追记下来，也可以帮助反思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
问题1，牛棚的空间安排。我的回答是，牛棚选址有强烈的分散性和随机性，很多都是在学校，单位的办公室，储藏室，地下室临时设置。这使它完全不同于制度化的监狱，而体现出“群众专政”的特点，也和苏联的Gulag 完全不同。就暴力和人身安全来说，监狱比牛棚更好些，因为牛棚内外“群众”任意使用暴力全无章法（补注：牛棚和选址明确，还可以继续领工资的“干校”也是不同的。）
问题2，牛棚这种民间性的监禁场所和国家有关吗？回答：当然有关。设立牛棚的组织包括工作组，军队，革命委员会，这些都是国家政权机关或其延伸。红卫兵和造反派坚持的也是国家许可的意识形态，尽管从纯粹法律意义上，国家本身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是反对非法监禁的，但这是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补注：没有人因为私设牛棚监禁他人，或致人死亡而受到追究，正说明国家事实上默许了这种行为）所谓“牛棚”也只是一个非正式的绰号，它的正式名称花样百出，但都很好听，比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管训班”，“反省室”……
问题3，牛棚里有没有强奸？性暴力曾经普遍发生在秘鲁极左的“光辉道路”对待女囚时。回答：据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没有。因为中国革命中有某种清教徒似的道德主义倾向，并不接受对被监禁的女性实施性侵害这种行为。（补注：一位在哈佛访学的八零后学者后来私下对我说，刑讯算是一种针对敌人的“公”的行为，而强奸是一种“私”的行为，所以后者不太会出现。我深感这个回答更准确，可惜自己没有想到。）会后步行回饭店，两美国女士快步赶上，说很喜欢我的报告。她们也对“强奸”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我再次重申，我不认为牛棚里有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她们说她们对文革的了解一般是通过一些华裔女性作者撰写的流行的书籍，如张戎的Wild Swans，闵安琪的Red Azalea ，或杨瑞的Spider Eaters，里面似乎都有关于性的内容。我当即指出，这些书我都读过，但不会引用，因为我觉得它们的内容受到西方市场左右和出版商的操控，有时故意追求刺激，无法断定真伪。另外，虽然杨瑞书中写到了性萌动，但这和强奸是两码事。两女士连连点头。（补注：傅苹的书她们没有提到，其实傅苹的故事是更加等而下之，不值一评的。）
问题4，在场唯一一名中国研究生提问，如果群众监禁群众，那岂不是和毛泽东的原有的思想矛盾吗？回答：群众不是一个法律名词，其定义非常松散，而且随时可以改变。一个“群众”可以因为说错一句话就变成反革命，而且别忘了，毛泽东有关于“百分之五”的坏人的理论，某个 “群众”变成反革命，也不违反“百分之五”这个配额。
问题5，这样的设置有没有先例？对待俘虏也这样吗？回答：先例应该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对待敌军俘虏则完全相反，是优待的，目的是宣传。非法监禁和刑讯恰恰是针对自己人更多。
问题6，资料来源。回答：目前有几种：大陆正式出版的；香港和台湾出版的，网上民间刊物，以英文出版的。第一种数量很有限，而且追求政治正确，第二种比较可靠，第三种不经出版商，内容也接近实际经历和体验，英文的，我个人仍然认为受市场左右比较大。
会后和中国研究生以中文交流，他承认，毛泽东实在是个独一无二，无人可与之相比的独特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