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不允许发生根本改变的大迷魂阵，一个所谓的“超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不仅有意识形态，官僚体系，经济基础的三重支撑，更重要的是，这三者都有很强的单一性，看似复杂多元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极为单一的。比如，孔子之后，儒学分为孟子和荀子两家，这两家最显著的区别诚然是围绕“性善”和“性恶”的论辩，但实际上，不论把人的本性看成是善还是恶，都不能改变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倾向——就是对君子和小人的严格区分和对君主权威的崇拜。《荀子》中对君子和小人的界定与孔孟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一预设的前提——世界上的人分为圣人，君子和小人四类——之下，假如人性皆善，那么小人最终会失去本性；假如人性皆恶，圣人和君子则能最终超越恶。因为儒家思想首先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合理化的，但不论是承认性善还是性恶，都将导致自己陷入悖论，因为在善和恶的面前，所有人——孔子和盗跖就都是平等的，就象面临死亡一样。因此，不论是孟子和荀子，都必须把自己从这个可能的悖论中解脱出来。
基督教的原罪观虽然看似接近“性恶论”，实有很大区别。因为基督教是绝对主义的，假如有罪，则所有人，不论出身地位，皇帝平民，都一样有罪，人人都必须面对上帝的裁判。儒家则是相对主义的，无论人性本身的起点如何，终点是不会平等的，总有一些人最终向善，成为性恶论的例外，另一些人最终向恶，成为性善论的例外，而善者必统治恶者。这样一来，性善和性恶的论争除了有形而上的意义，在现实中并没有实质内涵。真正的问题是——谁最后善，谁最后恶？儒家文化对此的解释基本上以道德修养为基准，而道德修养的获得，则依赖学习和日常生活及政治生活中遵守礼教。这种思想有它积极的一面，因为它不规定一个终生不变的原罪，也不强调血统，而是给予人们以后天进取和向善的机会，争取成为君子，成圣。这对鼓励求知和加强道德修养似乎有一定作用。在负的一面，既然个人修为是一个重要标准，一旦获得教育和社会地位之后的人，对于没有获得同样成就的人的轻视几乎是致命的，并不会逊于贵族对平民的歧视。在这场角逐中的成功者必定会认为自己是“善”和“智”的，而失败者就会被认定是“小人”和“恶”的，从而被排除在道德礼乐之外。
在这种以后天修炼决定，而且“惟上智下愚不移”的情况下，再讨论先天的性善抑或性恶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在这场向着“止于至善”的道德和智力乌托邦奔跑的竞赛中，成功者始终是少数，多数人等于是有了原罪，但他们的原罪并不是由超自然和超人间的神决定，而正是由他们中一些比较成功和优秀的人来规定。这样，这种基于道德，教育，智力，地位，心理上的不平等就被完全固定下来。正因为这种不平等赖以存在的上述标准其实是很难明确的，又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它看上去不如某些社会中森严的社会等级严格。但事实上，真正用法律明确规定下来的不平等是有形的，突破起来也更容易找到目标，而基于心理，教育，道德优越感之上，而不单是职业和血统的不平等，其后果更加严重。另外，完全以制度明确下来的不平等，虽然不合理，但是它界限的不可突破，也有利于人们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不会轻易奢望不属于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但在少量某些位置具有极大的道德优势和权力，而又在理论上对极多的人半开放的时候，则很容易产生野心勃勃，非一争不可的赌徒。一旦有人成功地“夺了鸟位”，也就自动获得了道德的最终解释权，可以声称自己有大德或是受命于天。
这种君子，大人治小人的格局，在后世不论是承荀子和韩非而来的法家还是由孟子一路而来的正统儒家都不可能根本超越。但有趣的是，它们的一些次要的区别却不断地诱惑人们在二者之间选择。当有人认识到几千年专制统治的本质是秉承法家而来的“秦政”，就把愤怒发泄到荀子的头上，而忽略了荀子除了讲究严格的统治以外，也有积极进取，注重制度建设，民生和国家富强的一面。有人则认为一切祸根都在于孟子的道德教化的虚妄和伪善，反过来认为荀子和韩非子一路更适合国家富强。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有问题。对否定荀学的人来说，孟子所强调的仁和义看似温和和有人情味，但它对现实中的官僚士大夫从来没有真正的约束。因为道德理想在实际的功名利禄面前无法保持自足的独立性。孔子办的教育的实质，与其说是大众教育，或是讨论学术思想的地方，不如说是功利性极强的“公共管理干部培训班”。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必然忽视制度建设，而把希望寄托在人心的自我升华上，而这一点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它除了自欺欺人以外没有培养出一个真正德才兼备的官僚队伍。
荀子—韩非学说的优点是重制度和实践，敢于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及进化的历史观。战国时期各国争竞，各国的能臣——魏国李悝，郑国申不害，秦国商鞅，齐国邹忌——全部是法家，秦始皇则是这种趋势的集大成者。法家的这一优势，显然会使得后世难以轻易否定，尤其是在急需改造社会和强国的时候。只有汉武帝时代帝国巩固之后，才请出儒家来维持。其后，自王安石到张居正的改革者都是有浓厚法家色彩的儒者。他们为被正统儒学腐蚀的官场带来一点新的作风，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某些改革措施，加强了国家能力。由于法家对于皇帝的权威强调得比正统儒家更厉害，法家色彩的改革家都倾向于单枪匹马，再借助皇帝的绝对权威来对抗整个保守腐败的官僚队伍。但这样做无疑更加强了皇权专制。另外，法家改革者都主张对民间采取更严厉的管制措施，例如王安石推行的保甲制度，往往是扰民害民甚于助民。最终，几乎所有带有法家倾向的改革者，全部身败名裂。因为他们一旦开始改革，首先就得罪了大多数的守旧官僚，其次，他们的改革因为无法触及制度本身，最终就连原本可以是受益人的平民百姓也身受其害。
总的来说，正统儒家有不爱变革，因循守旧的毛病，但又有一点孟子民本主义色彩，理论上不否认“诛一夫纣”的合法性，儒家官僚有相对于皇权的象征意义上的道德独立性；法家则是行动主义者，积极富国强兵，但是却更加反民主和更加加固皇帝个人权威。在国家贫弱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更注意法家强势践行的优点，但恰恰忽略法家本质上的极端反民主。当整个官僚集团掌握主动权的时候，往往也是正统儒家占优势的时候，而当最高统治者特别强势，想要依靠少量激进份子打压官僚群体的时候，很容易把法家捧起来，并声称自己是在进行变革，是在和保守势力做斗争，但他无论如何也还是要人分成不同等级。在这仅有的两种模式（道家和佛教并不负责社会政治问题）中，无论人们如何选择，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应当说，历史上确实没有儒法对立和斗争史这么一个东西，有的是根本上同出一源的儒法轮替史和儒法合作史，道家补台史。
这样的文化控制了两千年之后，由于它内部极强的修补能力，和互补所带来的安慰，无论内部怎样变化演进，甚至也出现类似启蒙思想的因素，仍然很难产生一种“断裂”。其内部从来没有类似欧洲教权和王权，王权和民权那样尖锐的对立。举个例子，明末的李贽（李卓吾），已经足够离经叛道，以至把命都丢了，儒家正统思想已经被他攻击得差不多。这么叛逆的人，他服什么呢？他却服张居正，而且接受不少法家的思想。就算在五十年代的历史著作中，承继五四以来的反孔方向，可以把李贽尊称为“反封建”思想家，但在这里“封建”一词显然仅仅指正统儒家极其专制意识形态。然而，李贽认同的法家又何尝不是封建的呢？正是在这种走不出历史困局的情况下，中国被西方列强逼迫着进入近代世界格局。事实上，不得不承认，只有强势的西方思想的侵入，才可能真正冲击中国由儒道法三家垄断千年的思想，并重构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而这一过程也只能通过近代革命的形式完成。西方的一些中国历史教授往往对孙中山其人和三民主义思想评价不高，这实在只能说是西人并不真懂中国。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走出困局，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在这一意义上，不论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是否完备——哪一个革命家的思想敢称得上绝对完备？等到一个革命家把理论设计得完美无缺，恐怕也就冷静得失去革命激情了——也不论武昌起义和孙中山本人有多大直接关系，抑或如周锡瑞论证的，不过是一场地方冲突，有一点可以确定——没有孙中山，也可能发生起义，但没有孙中山在思想上的贡献，这场起义即使成功，也只会带来一个新的王朝。正是孙中山竭毕生之力鼓吹和实践的共和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循环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一旦打开，自然泥沙俱下。在乱世中，人们选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而不是理想多于实践的孙中山来执政，诚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历史就在这里出了一个难题：一个是有理想和前瞻性的革命家，一个是有经验，能力和手腕的政治家。你将怎么选择？今天为袁世凯辩护的人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他的能力，改革的意愿和措施，但是仍然无法否认，旧文化熏染下的袁，不可能为整个民族指出一个健康的远景。某种意义上说，袁就是一个当代的法家式人物，气魄雄强，独断专行，奉行绝对专制，但在乱世之中，常常也需要这样的人，需要拿破仑，而不是华盛顿。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在激烈反儒的同时，也不能摆脱传统的诱惑，他对法家表示出兴趣，同时又希望借助佛学来重构民族精神，但是章太炎并不能够回答：法家就能消除儒家的弊病吗？谁来规范和约束法家的铁腕人物？
民国后的历史在朝代更替的制度意义上，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断裂，孙中山提出的，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为内容的民权主义思想，真正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把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区别开来。但社会制度，风俗文化的改变仍然缓慢，但蒋介石远不是一个要向传统开战的人。他的复杂和多元的信仰注定他是一个调和者而非挑战者——他是曾国藩的崇拜者，王阳明的欣赏者，三民主义的信徒，又是基督徒，到新生活的运动的时候，蒋似乎已经寄望于正统儒家伦理了。因此，蒋在〈中国之命运〉一书（即使不是蒋亲著，也足代表其观点）中，把中国的衰落完全归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把民族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救赎出来。书被看成中国版〈我的奋斗〉，其英文本在当时的美国受到限制发行。
共产主义革命才真正决定对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从阶级关系，土地制度，到婚姻制度···实施深入和彻底的改造。陈伯达在评论〈中国之命运〉时，首先就驳斥了只反帝不反封建的倾向，指出中国的过往历史，绝不是一部温情脉脉的图景，而是充满剥削和压迫。这样做的时候，“人民革命”的真正对象其实已经是中国的历史，革命的目的是要造成这一漫长历史的彻底断裂，并将民族从中救赎出来（相对于杜赞奇所说的“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这里更象是“从历史中拯救民族”）。但历史的断裂是极为困难的。在“三座大山”大山中，帝国主义本身是外部侵略，并不难推翻，官僚资本主义是近代产物，也将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瓦解。和这两座小山比起来，惟有“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才是真正的敌人，因为它既非来自外部，又非短期形成的，而正是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历史本身，而且深深渗透到了民族的血液中。尽管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就象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后的政权一样，制造关于“新社会”和“旧社会”对立的想象，但这种以为自己切割了历史，“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想法仅是一厢情愿的豪迈，而不是事实。事实是，革命者很快就发现自己仍然是历史的附属物，很可能被历史再次吞噬。这个时候好象又有两个选项：一是顺其自然，尊重客观规律，发展社会经济，二是用强力来扭转乾坤，凭借一直在驱动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再度对历史和文化宣战，把革命进行到底，直到终极理想实现。在毛泽东主导下的近三十年，基本上是选择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并不否认人民权利，但在他的理解中，这些权利的行使，不是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而是暴力和夸张的，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比如并不讲选举权和罢免权，却强调非理性的造反权。
这里附带说一下，张戎在毛传记写作中的问题，绝不在于对个别“史实”的争议，而更在于其“史识”的欠缺。这一点注定她是一个“畅销书作家”而非“历史学家”。从“史实”来说，“飞夺泸定桥”可能不存在，也可能存在，既然张戎经过调查，证明其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姑妄听之信之。问题在于张戎有太强的预设目的，她的著述只能看作“宣传”而非“学术”。她的所有证据全部叠加在一起，是要完全否定毛泽东有一丁点理想，一丁点追求，一丁点信念，毛所在意的，只是权力，所感兴趣的，只是手腕和阴谋。这种一边倒的叙述，使得张著几乎不给读者以任何思考和辨析的余地。她几乎成了毛泽东专案组的组长，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读者只能听候她的连续道德宣判。然而，我们可以稍举几例质问：一，毛泽东果如张著所说，抛弃了杨开慧，遭致杨被杀，张戎又把从杨居住的旧屋中发现的，其对革命事业失望的证据引在文中，那么，为什么即使在这些证据中都看不到杨开慧对毛泽东本人失望？为什么张戎也不能否认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欣赏？假定他如此不堪，为什么他的三任妻子都对他死心塌地？她们都不如张戎了解毛乎？二，就算胡宗南真是“红色间谍”又证明什么？难道不令读者反过来反思“红色”在当时的吸引力何以如此之大？蒋连胡宗南都看不住，复谈何感召力？三，张戎为贬毛而抬高王明，岂知王明之左祸何时轻过？把党内斗争写成坏人整好人，岂非笑谈？张戎在自传《鸿》中，固然可以嘲笑赤脚医生的实践中的荒谬，但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难道也是阴谋和权术？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可能不是张戎这样文革前的红色贵族能够理解的。假如仅仅怀着为父亲报仇的心态来写作，则我以为，这正是中国人最需要克服的弱点——林彪的女儿为林彪辩护，吴法宪的女儿为吴法宪申冤，陈伯达的儿子为陈伯达申冤···早就见惯不怪。只有当父母也被置于理性的眼光下，只有象托克维尔一样，能以旧贵族的身份理性地评判新的民主制度，社会才会有真正的进步。罗素曾经直接质疑过报复这种文化，他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因为一旦不公正由受到不公正的人自己裁决，那么也就等于宣布法律无效。
既要颠覆历史，又要延续历史，显然是困难的。毛的悖论在于，他在从事这件惊天动地的，使得历史断裂之后从头来过的工程时（如胡风说的：时间开始了），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却又还是极大部分地来源于传统本身。确切地说，还是回到了用“法家”的“法，术，势”挑战“儒家”的圈套中。在毛时代，“封建主义”据说被推翻了，但又“劝君少骂秦始皇”。然而秦始皇不是最大的封建主义吗？在对法家的宣传中，一切反正统儒家的思想，从李贽到戴震，都受到好评——姑且不提实际政治斗争的成分——法家的变革精神被大力鼓吹，这确实表明了共产主义革命急欲与孔孟之道决裂的心理，但同时法家绝对专制，推崇绝对权威的本质完全被掩盖起来。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90%“秦始皇”加10%的马克思。晚年的王元化先生反思了五四时期批儒不批法的现象，联系到文革时期的登峰造极，几乎可说文革之根，实在五四之偏。历史的类比是有趣的。民国时期“青年党”的领袖曾琦在1940年代就曾把马克思比作荀子，列宁比作李斯，苏联比作嬴秦。这暗示着，选择列宁，等于选择了李斯。这里的老问题是——就“变”本身而言，并不意味着天然正义和合理，关键是变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变化有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有可能朝向坏的方向，可能变得更开放，也可能变得更专制，可能更平等，也可能更不平等，假如整个方向有问题的话，效率高可能比效率低更为可怕。当割断历史的努力以反复回到历史中，援引历史作为手段的时候，从事这一努力的人其实已经把自己代入到历史往复循环的圈套中，根本脱身不得。其实，一旦自己以法家挑战儒家的姿态从事变革，不但不能摆脱历史的纠缠，也就注定无法摆脱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的失败命运。另一方面，极左时代对人的“灵魂深处”，“人心”的执着改造，其实又和王阳明〈传习录〉中的思想惊人相似。如黑格尔曾在遥远的欧洲宣称：“用别人的概念来标志和证明自己的理论，极可能落入别人的圈套。”
历史象一条大河，象一个梦魇。革命曾在近一百年内迫使它两次改道，但最终几乎两次被改道的历史淹没。
人们的确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
(2006年旧作。偶然从一个几乎废置的Flash Drive里发现。存放于此，记录我曾经这么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