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4日，在东海上空日本自卫队侦察机拍摄到异常接近的中国军队的俄Su-27战斗机。
日本与中国空军的那段蓝天情
中国空军的军机和日本自卫队的飞机异常接近、尾随跟踪的消息总是不断，而处于“敌对关系”最前线的无疑是两国的军机飞行员。即便如此，两国的空军指挥官未必一直是相互仇恨的。实际上日本人直接参与过中国空军的创建，在相互对立的背后，中日双方的空军官员也一直抱着相互尊重的态度。在谈论双方是敌是友之前，让我们先暂且抛开感情因素，回顾一下曾经让友谊花朵绽放在蓝天之上的历史故事。
首先要提到的是梅屋庄吉（1869～1934）这个人物。几年前在东京上野的美术馆举办过一个有关梅屋庄吉的摄影展，笔者当时看过后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摄影展里摆满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众多中国革命家的照片。梅屋庄吉不但是电影制作公司“日活”的创始人之一，一个为日本电影事业奠定基础的实业家，事实上他还是孙中山日本友人当中最亲密的合作者。宫崎滔天、山田良政和山田纯三郎兄弟等日本人用自己的一生宣传中国革命、参加中国武装起义并一直跟随孙中山左右的事实是人人皆知的。不过梅屋庄吉并没有直接参与激烈的行动，而是在资金方面为孙中山的活动提供了帮助。
梅屋庄吉是1895年在香港与孙中山相遇的，因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产生共鸣，许下诺言要毕生相助孙中山。梅屋庄吉许下的诺言令人印象深刻：“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当时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两位近乎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就此开启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之旅。梅屋庄吉原本是在日本市场投机大米失败而流落香港的，在孙中山面前他夸下了海口。不过梅屋庄吉并未食言。在新加坡的电影业务获得成功之后，他回日本创办了电影公司。在实业方面取得成功的梅屋庄吉毫不吝惜地向孙中山及志同道合的革命家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资金。他所资助的金额如果换算成现在的日元，估计将达到1万亿到2万亿日元。
在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输送武器的同时，梅屋庄吉还不断地资助了从中国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家们。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进行的二次革命失败，并于1913年至1916年流亡日本。这段流亡期间孙中山的居处就是梅屋庄吉提供的。不仅如此，梅屋庄吉夫妇还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媒人，两人的婚礼就是在梅屋庄吉的家里举行的。或许是念起梅屋庄吉当年的恩情，1978年宋庆龄邀请梅屋庄吉的女儿夫妇访华，表达了深深的感谢之意。
梅屋庄吉的子孙在东京经营着一家有名的餐馆日比谷松本楼，里面挂有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照片。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幕僚长（当时）田母神俊雄氏的记述，2008年时任中国空军司令的许其亮（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访问日本时，提出想在松本楼就餐，并在松本楼进行了宴请。中国空军的领导人为什么要特意拜访与梅屋庄吉有缘的地方呢？这一点也许让人意想不到：梅屋庄吉还曾应中国革命军的要求帮助建立过空军。梅屋庄吉招募从美国归来的日本飞行员坂本寿一，在日本滋贺县设立航空学校，训练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并为购置飞机投入了大笔资金。
事实上坂本寿一的飞行队1916年在山东参加过对北洋政府的作战。这是革命军首次用飞机进行军事作战。借助梅屋庄吉的资金成立的革命军飞行队成了后来中国空军的摇篮。也许这就是许其亮司令拜访与梅屋庄吉有缘的松本楼的真正原因吧。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松本楼副社长小坂文乃在谈到这一不为人知的内容时，透露许其亮司令讲过“我们的根就在这里”这句话。中国媒体也报道了许其亮司令访问松本楼的消息，并记录了许其亮司令的发言：“中日两国之间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但是我们必须超越这段不幸。梅屋先生为中国做出的贡献，我们中国人绝不能忘记。今天，我们也要为建立这样坚实的两国关系而努力”。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建同样也是与日本人密切相关。在参与创建解放军空军的日本人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就是林弥一郎少佐（旧日本军少佐的军衔相当于现在日本自卫队的三佐也就是目前通用的少校）。根据曾任日本航空自卫队高级官员的佐藤守的博客及筑紫女学园大学教授崔淑芬的调查论文，介绍一下林飞行中队的秘闻。
林弥一郎少佐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率领了一支隶属于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陆军）的飞行中队。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0月，林弥一郎少佐与手下的300多名士兵在返回日本的途中，在辽宁省一个名叫上汤的小村庄遇到八路军，被要求交出武器。林弥一郎少佐还被要求去沈阳见八路军的官员。林弥一郎少佐到达沈阳后，等待他的是林彪、彭真、伍修权三位八路军领导。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三位领导竟向一直是敌人的林弥一郎少佐提出了帮助八路军创建空军的要求。
据称,彭真对林弥一郎少佐表示：我们过去没有空军，作战时非常困难。希望你一定要帮助我们建立空军。伍修权将军还把长征以来一直佩带在身上的手枪取下来送给了林弥一郎少佐。作为军人，林弥一郎少佐被伍修权将军的体谅和充满魅力的人情味所感动。在与300名日本士兵商谈时，林弥一郎少佐没想到许多人都提出愿意与八路军合作。于是整个飞行中队做出了帮助八路军的决定。
由此八路军（解放军）创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曾经是日本兵的飞行员就此开始了与解放军同甘共苦的日子。为躲避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学校辗转东北各地。林弥一郎少佐作为副校长同以前的部下一起开始向解放军的飞行学员们传授飞机操纵技术。他们收集日军留下来的飞机废品，制造出8架用于指导学员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教练机没有防风玻璃，座椅也满是补丁。这样的训练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在语言不通的条件下，这些日本人通过各种手势和动作坚持不懈地给中国飞行学员们传授飞行技术。当学员们领会自己的意思时，他们会报以会心的微笑。这种笑容的不断积累，在师生之间建立了超越曾经是敌对关系的相互信任。在林弥一郎少佐的航空学校里掌握了基本技术的学员们后来很快熟练地操控了苏联提供的喷气式米格战斗机。这些航空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成为空战的指挥官，在朝鲜战场上让美军吃到了苦头。虽然随后陆陆续续有毕业生升任中国空军高级官员，但他们却一直都把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亲切地称为“老航校”。（注：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在朝鲜战场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林弥一郎1956年就回到了日本，但日本人直到90年代才了解到这些情况。他回到日本后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直到晚年也没有讲更多的内容。中国空军没有忘记林飞行中队的恩情。1986年举行“老航校”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时，当时的空军司令王海将军将林弥一郎等人邀请到中国。林弥一郎于1999年去世。
林弥一郎1986年访华时的照片
在林飞行中队里还有一部分人在中国去世，未能实现生前返回日本的愿望。根据崔淑芬教授的调查，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烈士陵园里，有一块刻着33位日本人名字的墓志铭，上面写着“故三十三位日本友人自一九四五年始即服务于中国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工作十余年之久因劳累成疾先后在中国病逝安眠于被称第二个故乡的牡丹江白水黑山记录了这些日本友人为中国空军建设做出的突出业绩…”。
当然，中日航空合作留下的故事并非全是美好回忆。在帮助孙中山的许多日本人当中，也许有些人完全是动机不纯，利用削弱清朝的力量来帮助日本顺利进入中国。而林飞行中队之所以与解放军合作，也许是因为不想被交给苏联军队。但不管怎样，这些在最前线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与中国合作的日本人，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梅屋庄吉曾受到过日本宪兵的调查，资料也被扣押。帮助共产党的林飞行中队一边到处躲避国民党军队进攻，一边向中国的飞行学员们传授飞机操纵技术。
邻国之间尝试建立良好关系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并不多见，历史上也几乎没有。中国将日本树为假想敌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也同样不应感到奇怪。但是正因为相互比邻，才会因此产生浓厚的人文关系。那些帮助创建中国空军的日本人并非出于国际政治战略的目的或是为了中日友好的美名而工作。他们只是为了帮助眼前的朋友而已。
希望下次到中国，抬头仰望天空时，还能再次轻松回想起在蓝天上描绘梦想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那段友好故事。
村山 宏 2015/03/23
在东海上空实施夜间监视的日本海上自卫队P-3C机的驾驶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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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简史：
日本战俘，解放军空军之父。
在中国空军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及东北老航校，在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史上，也不能不提及为之倾洒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300余名日本友人。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着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 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300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从解放区转送来的投诚和被八路军俘虏的日籍航空人员。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林弥一郎，191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府的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航校，学成后曾任飞行驾驶教官。1941年9月任陆军第一师团第五四航空队中队长不久被派往中国，参加武汉的防空作战，还曾参加重庆大轰炸，继而到广东，广西担任防空任务。曾与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进行过空战。关于他的这段经历，日本空军历史上称：林弥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闻名的战斗机驾驶员。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教练飞行队驻扎在沈阳东南的奉集堡机场。部队长林弥一郎少佐更是老资格的飞行员，他一向爱护部下，又有超群的飞行技术和训练经验，深受部下拥护。
日本宣告投降后，林弥一郎所在的关东军第２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为了不向苏军投降，躲进了深山之中。由于最终缺乏食品决定向中国政府军投降。但是错把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当成了国民党军队，于是林弥一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俘虏。
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空军第2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这是一支机动性的飞行部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99式高级教练机，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个飞行大队的人员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他们既不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共产党军队投降。9月9日，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跑，于9月29日逃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山区。这时，八路军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在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他们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他们包围。刘光涛政委向曾克林和唐凯报告了这一情况，曾克林随即向“东总”（东北局成立后，东北我军领导机关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了报告。“东总”指示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
八路军谈判小组由5人组成，由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凤城县伪县长三桥（日本人）带路并兼翻译。谈判开始时，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八路军投降顾虑重重。聂遵善先是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共产党军队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谈判过程中，日方几次探询我方代表官衔，聂回答：“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后，决定接受八路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于是，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离这里不远，条件稍好的宿营地，请你们明天把队伍带到那里，交出武器，我军将举行受降仪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干部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当林弥一郎带队来到指定地点，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于是，日本航空队员一个接一个走到桌 子前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仪式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40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器’这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日本航空队被解除武装后，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这时的东北因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达14年之久，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八路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梁米和玉米，但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部队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筹买一部分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
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由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 室模样的房间时，只见桌上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曾克林和唐凯、21旅旅长杨树元及刘光涛等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席间，曾克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开始，林弥一郎等担心吃了这顿饭，中国人会处置他们。 听了曾克林的讲话，看到我军干部又说又笑，不断地向他们劝酒，他们也就敞开喝酒吃菜了。
饭后，曾克林和唐凯找林弥一郎等人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一方面指出他们过去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犯下了侵略中国的罪行；一方面对他们放下武器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回到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八路军的处置。当天，还留林弥一郎等人在凤凰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在他们回去之前，曾克林又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当林弥一郎看到是5头牛和50只羊时，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在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林弥一郎及其部下觉得生命有了保证，人格也受到了尊重，深受感动，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
10月中旬，曾克林和唐凯将日本航空队受降的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报告后，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人员被召到沈阳“东总”， 彭真和伍修权接见并同他们谈了话。彭真说，我们共产党人一贯认为，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身受战争之害。这使林弥一郎等深受教育。
这次受降，八路军共接收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及各种器材和配件，此外还有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这些飞机、人员和装备器材，为以后空军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以及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决定成立东北航空总队，要求林弥一郎出来帮助。林弥一郎以改善300名日军部下的生活待遇为条件答应了这一要求，并且担任东北航空总队的副队长兼参议。
同年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林弥一郎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主任教官期间，在理论、实践、训 练、教学等诸多方面开创了共军航空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材。包括王海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均为林弥一郎的学生。林弥一郎为解放军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军事专家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
王海(航校二期的学员)、刘玉堤、张积慧、李汉、邹炎、王天保、高月明等空军飞行员。朝鲜战争时，参战的空四师十团二十八队飞行员全部是该航校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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