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父亲》被归入短篇小说。小说一般都是虚构的，在我看来，《父亲》是一部纪实大散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万三千字，其中有五分之一的文字在写他的母亲。《父亲》一万八千字，顾名思义，其中大部分写的是作者的父亲。
看凤凰卫视制作的梁晓声访谈录的时候，我就被梁家两代艰辛的往事和坚忍的意志所深深震慑。我问，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家家有本辛酸艰难史？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苦？这么苦的中国人，才有余华那么苦的《活着》。
我又想，世界上哪个民族不苦，或不是曾经苦过？波兰民族、犹太人、阿拉伯人、非洲贫困地区的人民……这么看来，梁晓声的《父亲》，表层上写的是作者至亲至爱的人的纪实，从中揭示出来的，却是这个民族独特的信念、性格和宿命。
梁家祖籍山东农村。梁晓声的父亲十四岁时随乡亲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成了梁家首个那个时代颇可为荣的建筑工人。《父亲》一开头就说：“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万事不求人，靠卖体力赚钱养家，崇尚体力劳动，这就是梁父的信念和一生的实践。从贫穷落后的山东农村出来，几乎是目不识丁，转而成为艰苦的建筑工人，梁父的思维里，不能不打上那个时代里这样的人生给他的许多限制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他因为不信西医而断送了自己大女儿的生命；他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和一个大父亲主义者，对自己的妻子儿女施行绝对的权威。他可以一巴掌把儿子打成口吃而置若罔闻（当然，他那一记耳光也是可以从所有那些时代和文化的局限上进行理解的）。作为这样的一家之主，为了赚节日加倍的工资，又为了省去交通费用，他规定自己三年才能回一次家 ——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在四千年后华夏大地的另类翻版。他为自己的家庭耗尽了毕生的体力(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仍然帮助儿子打点一家，甚至帮助楼房的居民们打扫楼道和公厕卫生），甚至牺牲天伦之乐的日子。他以此为尊，以此为荣，以此为傲！
然而在那个贫困和精神专制吞噬一切的年代里，和时代的命运相比，他的努力以及他所信赖的个人体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甚至无能为力。区区三十元的月薪，又如何能维系六口之家的生计。梁母无奈，只得背着丈夫，靠借钱过日子。等到梁父阔别三年后回得家来，看到家境如此，反应就是暴跳如雷。我猜想，其实他心底何尝没有想到家境如此是因为把自己摆得那么高那么重要的他，事实上并养活不了全家。他思维的深处知道这点，可这个太伤他的自尊和他的各种微妙情感，以致他不愿意去正视，反而嫁祸自己的妻子，责怪她不会持家。殊不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说到梁母，梁晓声写道：“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梁母从自己的本职出发，一方面总是默默忍受着丈夫无端的斥责，甚至阻止儿女们为她打抱不平；另一方面，她终于也不得不出去打工，以补不足。从电视采访中我了解到，梁母当时打的工是一种蓬头垢面、非常辛苦的工。如此艰辛的生活，如此窘困的家境，梁母，凭着她农村私塾先生家庭出身的一点点熏陶，凭着她对子女未来的希望和憧憬（按梁晓声的观点，这憧憬是盲目乐观的），她总是慷慨地、坚定地支持儿女读书学文化。梁晓声能成为作家，应该说和他的母亲有着密切的关系。
父亲慢慢地老了，可家庭的重压丝毫没有减少。为了让女儿能顺利找到工作，梁父不得不和二儿子梁晓声一起冒着大雨去三十里外的地方帮街道主任拉一吨的煤。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吨煤分三次拉，拉到第三趟时，“一只车轮卡在铁轨岔角里。无论我和父亲使出多大的力气，车轮都纹丝不动，像被焊住了。…… 在暴雨中，我听得见父亲像牛一样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我扶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对父亲大声喊：‘爸爸，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值班房找个人来帮帮忙！’‘你的力气都哪去了？！’父亲一下子推开我，弯下腰，用他那肌肉萎缩了的肩膀去扛车。”
就在那时，风驰电掣的火车来了……最后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梁父挨了人家恶狠狠的骂。这个时候作者看到了父亲一张绝望的脸。这是一个老了的慈父和严父，一个毕生相信体力的人，终于感到自己再没有能力以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子女时的那种绝望。想象那一幕，一个满脸皱纹发须灰白的老男人，一个肌肉不复健壮心里却依然傲骨的建筑工，背后是那辆歪歪斜斜满载着煤的、仍然卡在铁轨上的推车，巨大的火车车灯的强光照着他和那个对他粗暴呵斥的铁路人员……这是一个几近残酷的悲剧景象；一个父亲的宿命，在这里定格。
虽然梁父时常显得专制、顽固甚至无知等等，可通篇读下来，我硬是恨不起他来。这里有很深的道理在。为了揭示这个道理，作者在文章的末尾部分插入了一段类似小说的内容。作者写到一位年轻的都市女青年找上门来要聊叙。这节内容和整篇《父亲》显得非常不协调，因为就像作者说的，那位女青年来自另一个世界；她有着一种不愁吃穿了以后的贵妇人无病呻吟式的烦恼。更不凑巧的是，女青年在门口撞见了梁父，而梁父恰恰是她所看不起看不惯的那些人中的一种。
由此梁晓声写出了（喊出了）这篇文章的最强音：
“小雨，大雨，都是下雨的夜 为什么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都是雨夜呢？我毕竟从我生活中的两个雨夜度过来了。我毕竟扯着父亲的破衣襟，扯着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头脑中有着狭隘的农民意识的父亲的破衣襟，一步步从生活中走过来了，一岁岁长大了……我在想，她（指那个女青年）那颗心一定很渺小，因此也只能产生这么一点渺小的悲哀，我已经不再同情她。我告诉她，那白胡子老头，肯定就是我的父亲……‘我并不想否认，我的父亲没有文化，他在扫盲时所认识的字，绝不会比你这件花外衣上的花朵多，他还很愚昧，由于他的愚昧，由于他的农民意识的狭隘，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了重大的不幸，因为他不相信医生的话而相信算命先生的话我的姐姐夭折了！我的哥哥，因为他鄙薄文化而崇尚力气、疯了！我原谅了他，但却不能忘记这些，我要比你更加憎恨愚昧！我要比你更加明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我诅咒造成愚昧和没有文化的落后状况的一切因素！……’”
文章以梁父乘火车离开、在作者对父亲挚爱的呼唤声中嘎然结束。
不错，《父亲》有不少亲情的内容，但我觉得，如果仅仅把《父亲》归结为就是写亲情，那就大大降低了这部作品的分量和思想高度。作者为什么不恨因其种种缺点而对家庭铸成大错的父亲？为什么始终如此的爱着自己的父亲？除了天然的亲情以外（亲情是靠不住的），还因为梁晓声深深理解没有文化、愚昧不是父亲的罪过，而是历史的罪过。梁父在自己所局限的历史天地里，已经尽了他最大努力。在那个物质上野菜充饥，精神上党即一切的时空里，不仅人性扭曲（梁父的动辄发怒），就连亲情也是扭曲的。“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疑于溶淡骨血深情的衡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
梁晓声在电视采访中说:文学作品有两类：批判现实的和褒扬光明的；两者不可或缺。具体到“父亲”这个题材，写父亲的作品，很多宣扬父爱如山，而梁晓声的《父亲》不仅描写了这位父亲的缺点弱点，更深入一步，通过对这缺点弱点的描写，揭示了时代的缺失。通过对这位父亲的全方位的刻画，衬托出这个民族沉重的历史足迹，她的性格，她的信念和期盼。所有这些，都是充满感情地表达出来的。字里行间情爱厚重的《父亲》，体现了作者真诚 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从一个社会的底层出发对于人的深切的爱和关注。
我喜欢梁晓声和他的语言文字，我喜欢他和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平民思想、人文关注以及他对家国民族的挚爱；这挚爱从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字中流露了出来。一个人能成为一个著名作家或有偶然因素，但是在梁晓声这里，更是一种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