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都强调个人隐私，认为隐瞒纯属个人的私事天经地义。个人隐私不得公开，毫无疑问合情合理，但同时也包含着荒谬，比如把有可能危害他人及公众利益的行为或念头划归隐私保护起来，对其他人就欠妥当。个人隐私往往有见不得人的事，更反映真实本质的事，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说句实话，世上有几个人具备司马光的底气敢于对天地鬼神发誓：“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没有不可对人说的，大不易呀！要不然韩非子写了《说难》，还是没逃过祸从口出的魔咒。
文革时，毛泽东号召人们“要斗私批修！”于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开会发言往往要自我批评（主要是普通人，权势者不在此列，他们是评判者），对照先贤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检讨自己的不足，甚至龌龊。这种自斗是个技术活儿，说轻了，人家会说你没有触及灵魂，过不了关；重了，那不是自个儿挖坑埋自个儿吗！人家还没怎么着，自己先上赶着授人以柄，为进学习班（软禁洗脑的代名词）和班房创造条件，这不是脑残吗（不过，那时真向组织和群众交心的人不在少数，多没好果子吃）？因此滑头说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假话空话，比如浪费水电粮食，嫌粪臭，好吃懒做，残留资产阶级思想，对不起工人农民之类。
文革过后，读了点书，才知道“斗私批修”的做法，不是老毛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
曾子“日三省”，《大学》修、齐、治、平的修身，是儒者人生成长必经的关口和终生奉行检讨砥砺自己的规则。
以后，逐渐发展出以日记的方式检查言行的做法，这种日记叫做“修身历”。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有“修身历”条，记载弟弟“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复生，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这位管理地狱的干部是个明白人，知道隐私中有不能说不能做的，所以不能写下来。写下来的，都是可以放到桌面上，经得住人反复放大挑刺的。
《金史·杨伯雄传》说，杨伯雄是个正直的人，没想到一出道就深受臭名昭著的海陵王器重。当他从外任调回京城，时任执政，掌管大权的海陵王特意嘱咐要常来聊聊天。杨口头答应却不去。海陵有点奇怪，别人紧着往上贴还嫌来不及，我主动示好还矫情，这是肿么啦？杨先生说，我懂得讲规矩，走后门巴结权贵，炫耀跟权贵的关系，我可一向做不出来。海陵王听了更加高看杨伯雄。夺得皇位后，特别把他指定为《起居注》的执笔人，经常和他讨论国事到深夜。有一天晚上，海陵问起鬼神事，杨以汉文帝召见贾谊不问百姓问鬼神，招致后世讥讽的史迹，告诫皇帝应该少琢磨些不着四六的事。海陵缠着再问，杨不得已，说，我家有一卷书，内容如此这般（跟《志林》所载相同，当是复述的“修身历”条）。海陵听了，竟然“为之改容”。我想杨先生搬出这条，反映了他修《起居注》的“春秋笔意”。后世的人物传记，特别是“自传”，恐怕多属专挑好事写的“修身历”。
自曾子的“日三省”到宋代的“修身历”，经历了一个从坦白问责到刻意隐瞒的转变过程，由儒者自我检视的方法变为阴间提倡的查考人生的手段，其中缘由，颇值得玩味。
把“修身历”从阴间拉回阳间，并更加全面检查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教育家颜元，他三十一岁时，开始模仿古人“修身历”的作法，每当静坐，就以十四问自省：“心无妄思欤？口无妄言欤？耳无妄听欤？目无妄视欤？足无妄走欤？坐如尸欤？立如齐欤？事亲爱而敬欤？居家和而有礼欤？启蒙严而宽欤？与人平而正欤？对妻子如严宾欤？读书如对圣贤欤？写字端正欤？”从这里不难看出，他所做的向内致良知的功夫较多，显然是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他把这一习惯保持到终老，而且越老越严格，五十五岁还给自己的行为打分，多一言，怒一次，都要记录在案，警惕自己。这种修身历是自觉的严格要求，与宋代避重就轻，只写日常琐事、好事，隐瞒坏事、丑事，专门给人看的修身历完全不同。若与天主教的修身法“忏悔”相较，颜元的做法是自我监督，自我捆绑，而忏悔则是释放，放下包袱。两种做法的效果大相径庭。从忏悔室出来，心情轻松；而颜氏自省则更加沉重自责。
文革时，我所写的检查，究其实，都是宋代的修身历。这种修身历诡异的地方在于，实际上承认了人是有明确的是非观念的，知道什么不能说，不能写。这种检查只能起蒙混过关，更加小心，避免触网的作用，跟改正言行缺点、道德亏损、思想短处等向更高模范标准看齐基本无关。检查后，会把自己包裹得更严，隐藏得更深，人前伪装得更巧。
现在那些贪官们不写日记则已，如写，一定也是宋代的修身历。他们隐瞒的，不是知错欲改的，而是说不得也！但问题是为何知错不改？那只能说有更加吸引人的、触手可及的实利在强烈诱惑着，挡不住哇。由此也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应付道德说教的，难怪几千年，不管何种文化、宗教的道德说教，其效果都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