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4月3号，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图为毛泽东给该院的题词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当晚就去看京剧，他对演出团团长阿甲说：“蒋介石三次请我看戏，我看了两次，一次是看《法门寺》；一次是看《十三妹》。他们在技术上比你们好些，风格没有你们高，你们演得深些。”毛泽东还嘱咐阿甲：“对同志们的政治上要松些，在艺术上要紧些。”
毛泽东很关心京剧的改革和进步，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时，就以题词方式给了指示：“推陈出新”，即京剧要不断前进，不断创新。
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平剧院创作了两出新京剧，那就是《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
1943年，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执笔，后又由刘芝明、齐燕铭等加工修改，根据《水浒传》和明传奇《宝剑记》等书中有关林冲上梁山故事而建构的《逼山梁山》，通过林冲由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军官走上反抗道路的曲折过程，成功地演绎了“官逼民反”这条封建社会斗争规律。
当《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时，毛泽东非常有兴趣地在半月里看了两次，在观看后还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表彰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还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陈晋《文人毛泽东》，第250页。）
在观看《逼上梁山》毛泽东还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
1944年7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对他们说，该剧要写好三条： 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 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 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首先搜集、整理了许多有关古代战争打寨子的材料，又对《水浒》有关章节作反复研究，多方征求意见，以半年时间创作完成，于1945年2月首次公演。 毛泽东看了这出戏，很高兴地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的斗争，是有作用的。不久，他又写信祝贺公演成功，内称：“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陈晋《文人毛泽东》，第252页。）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非常有兴趣，多次、反复地观看。1946年6月，当原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反内战驾机起义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与朱德、刘少奇等陪同刘善本观看《三打祝家庄》。当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时，毛泽东又带着他们去杨家岭礼堂看《三打祝家庄》，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是看不到这样的好戏。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为京剧改革作出了榜样。毛泽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讲话时，再次提及了这两出戏，说：“有些旧戏我看写的还很精练。希望你们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还要改造更多的旧戏。”
1949年4月，毛泽东观看了梅兰芳和刘连荣所演《霸王别姬》。
他称赞说：“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还向警卫员介绍：
“梅兰芳是中国第一代名旦，四大名旦中，他排在第一。”
颇有感慨地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
当时，他还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西楚霸王》。
毛泽东对梅兰芳演戏善于推陈出新倍加赞赏。1951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他看的很仔细，说：
“梅先生很会扮演，你看通身是白，唯上额头一个红缨，银妆素裹一点红，美极了！”
第二天，就将此话对梅兰芳说了。梅兰芳很感动，回家对妻子说：
“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赞赏梅兰芳，还多次向警卫员介绍他的为人。当时很多来自农村的警卫员知道梅兰芳的大名，也听过梅的唱腔戏段，但大多认为他是女的，只有个别人说是男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就开始争执不休。毛泽东很有兴趣地介绍：“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这样有名望的艺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竟然留须隐居，再也不出面演戏了。这在中国人民当中，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梅兰芳先生在怀仁堂演出的次数最多，有一次准备演《贵妃醉酒》。这时梅葆玖来了。他拿着一个漂亮的日记本，转请组织晚会的领导请毛泽东主席在上面签个名。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可以嘛！”很流利的签了“毛泽东”三个字。这个珍贵的小本子，梅葆玖现在还保存着。
毛泽东还观看了程砚秋演的《荒山泪》。这是程砚秋代表作。毛泽东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观后说：“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第二天，他仍在萦念，当警卫员不以为然地说和延安平戏差不多时，毛泽东解释说：“你是不懂人家的艺术，还是程先生演得好、唱得好多了。”毛泽东赞扬程砚秋，当然还在于他和梅兰芳一样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给警卫员们介绍程砚秋：“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民向他学习。”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京剧团来慰问演出，其中有高庆奎的得意弟子李和曾。
毛泽东问周恩来：“有什么名角？”周恩来回答说“主角叫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毛泽东说：“噢，那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高派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演员唱戏是非常不容易了。”
第一出戏是《坐楼杀惜》，李和曾扮演宋江。看了不一会儿，毛泽东便夸赞起李和曾来：“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演唱的京剧了呢！”最后一出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以掌击膝，嘴里也哼着唱词。间或对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远大……他这可是真的高派唱腔，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得出是科班出身。”还对警卫员介绍：“这就叫高派。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戏的，越听越爱听。”
几年后，毛泽东在观看了中国戏剧学校学员演唱的《逍遥津》后，当得知不是李和曾所教时，说：“《逍遥津》是高派的戏，要让李和曾教这出戏。”还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继承，又要发展。”
李和曾曾多次给毛泽东唱戏，两人的私交很深。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李和曾演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8个儿子死了4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的、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
毛泽东曾四十多次来到浙江视察和生活，每次到杭州，都要请高派老生名家宋玉罗唱高派戏。
毛泽东自己也爱唱高派须生。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过国际劳动节。他请上海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欢度节日。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来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派的《逍遥津》。
1964年京剧界掀起演现代戏风潮时，江青说：“我们要革命派，不要流派”。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问李世济：“你唱程（砚秋）派好多年了吧？” 李赶忙答：“主席，我要做革命派，不要流派啦！” 毛泽东当即严肃地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兰芳）派也要有，杨（宝森）派、谭（富英）派、余（叔岩）派、言（菊明）派……都要有！”稍停，他又加重了语气说：“都是要有的！”
1950年初，谭小培、谭富英父子组建的京剧团在北京陆军医院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红鬃烈马》，毛泽东也来看戏。谭小培听说毛泽东来了，就走到前台拜见，互相聊了起来。说着说着，毛泽东从衣裳口袋里摸出盒香烟，谭小培也赶忙从自己身上拿出香烟，抽出一支敬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客气地接过来，说：“不如我们交换一支如何？”推辞再三，谭小培争不过毛主席的盛情，拿过烟来。毛泽东又将打火机打着，伸向谭小培，谭小培忙用手隔开，“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说：“哎！大家都是同志嘛，难道你能高兴地看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吗！”经毛泽东这么一说，谭小培心想恭敬不如从命，便依了毛泽东的意愿，凑过去点着了毛主席送的那支烟，毛主席也点燃了谭小培送的那支烟吸起来。
毛泽东看京剧很认真，凡不合情理的或违背历史的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和眼睛。
一次，李和曾为毛泽东清唱《李陵碑》。听完后，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你唱词中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演唱就按照毛泽东改的唱词去唱了。其他老生演员演唱这段也都这样唱了。
毛泽东看谭富英与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陈宫有一段流水板的唱腔：“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戏后，毛泽东问谭、裘两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两人都答不上来。 毛泽东告诉他们：“凌烟阁建于唐太宗时期，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几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呢？” 两人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只要修改唱词的末一句，问题就解决了。此后，谭、裘两人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把最后一句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
《苏三起解》中有两句台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毛泽东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
《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毛泽东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毛泽东说《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兰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紫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
毛泽东还亲自为《智取威虎山》修改唱词，他把“迎来春天换人间”一句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把“小分队整行装飞速前进”中的“行装”改为“戎装”。
毛泽东不但对剧情、唱词很注意，对服装道具也看得很仔细。
一次，他看完谭富英演的《失空斩》，问起他在扮演诸葛亮时胸前佩戴朝珠的来历。 谭富英向毛泽东介绍说，他的祖父谭鑫培进宫演戏，扮演诸葛亮，由于天气炎热，额头沁出了汗珠。慈禧把一串檀香木佛珠赏赐给了他，说炎热季节闻到檀香木香气，能消暑避邪。从此谭鑫培每饰演诸葛亮必戴朝珠。别的艺人也纷纷仿效，朝珠便成了扮演诸葛亮的必有饰物。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说：“朝珠是清代的叫法，明朝称佛珠。明朝皇帝信佛，拜佛时多把佛珠垂挂胸前。到了清朝，皇帝常把佛珠赏给有功之臣。因为是皇帝所赐，获赏的大臣都把佛珠佩在胸前，所以又称为朝珠。”
毛泽东讲完后，又以商讨的口吻说：“诸葛亮是三国时的大丞相，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他怎么能戴佛珠呢？当年令祖演戏佩戴，是表示对慈禧的感念，并不是剧中人物诸葛亮应该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后人也如法炮制，是不是于理不通？”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谭富英十分佩服，此后演诸葛亮他便不再佩戴佛珠了。
1959年上海戏曲学校培训的安徽姑娘李炳淑，因学艺出色，上海方面决定留下，但安徽方面不放，形成了僵持局面。后来上海方面找到毛泽东说情，于是，李炳淑的命运便由毛泽东来决定了。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说：“我同意上海方面的意见，人才嘛，都是党和国家的，放在哪里都可以嘛，把小李留在上海对她来说条件更好一些，有利于学习提高。希圣同志，我看还是把小李留下，你就忍痛割爱吧？”就这样，李炳淑留在了上海。
1972年，李炳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结束后，毛泽东派车将她接到中南海家中。毛泽东说《龙江颂》电影已经看了5遍，“你为五亿农民演了一个好戏。我们是农业大国，反映农村生活的戏就你们一个《龙江颂》，谢谢你们呵！”
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着，异常兴奋，招呼秘书张玉凤打开唱机，放马连良的《借东风》、高庆奎的《斩黄袍》等京剧选段，边听边说该剧情节，还提议：“你也唱一段！” “唱什么呢？”李炳淑说，“那就唱《红灯记》里的娃娃调？” “好！”毛泽东说。于是李炳淑站起来有板有眼唱了一段。唱完后，毛泽东叫张玉凤安排宵夜，说：“吃炸酱面怎么样，嫦娥上天是吃完炸酱面才走的。”李炳淑请毛泽东日后有时间到剧场看《龙江颂》，毛泽东笑笑说：“我现在坐在剧场看这么长时间已经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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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剧的各色行当中，毛泽东比较喜欢老生戏，尤其是“高（庆奎）派”。与其他老生流派不同，“高派”行腔硬朗，大气磅礴，铿锵激越，响遏入云。润之先生对“高派”情有独钟，或许，与他那“气吞山河、舍我其谁”性格有关。
1943年，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执笔，后又由刘芝明、齐燕铭等加工修改，根据《水浒传》和明传奇《宝剑记》等书中有关林冲上梁山故事而建构的《逼山梁山》，通过林冲由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军官走上反抗道路的曲折过程，成功地演绎了“官逼民反”这条封建社会斗争规律。
当《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时，毛泽东非常有兴趣地在半月里看了两次，在观看后还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表彰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还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陈晋《文人毛泽东》，第250页。）
在观看《逼上梁山》毛泽东还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
1944年7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对他们说，该剧要写好三条： 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 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 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首先搜集、整理了许多有关古代战争打寨子的材料，又对《水浒》有关章节作反复研究，多方征求意见，以半年时间创作完成，于1945年2月首次公演。 毛泽东看了这出戏，很高兴地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的斗争，是有作用的。不久，他又写信祝贺公演成功，内称：“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陈晋《文人毛泽东》，第252页。）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非常有兴趣，多次、反复地观看。1946年6月，当原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反内战驾机起义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与朱德、刘少奇等陪同刘善本观看《三打祝家庄》。当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时，毛泽东又带着他们去杨家岭礼堂看《三打祝家庄》，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是看不到这样的好戏。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为京剧改革作出了榜样。毛泽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讲话时，再次提及了这两出戏，说：“有些旧戏我看写的还很精练。希望你们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还要改造更多的旧戏。”
1949年4月，毛泽东观看了梅兰芳和刘连荣所演《霸王别姬》。
他称赞说：“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还向警卫员介绍：
“梅兰芳是中国第一代名旦，四大名旦中，他排在第一。”
颇有感慨地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
当时，他还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西楚霸王》。
毛泽东对梅兰芳演戏善于推陈出新倍加赞赏。1951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他看的很仔细，说：
“梅先生很会扮演，你看通身是白，唯上额头一个红缨，银妆素裹一点红，美极了！”
第二天，就将此话对梅兰芳说了。梅兰芳很感动，回家对妻子说：
“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赞赏梅兰芳，还多次向警卫员介绍他的为人。当时很多来自农村的警卫员知道梅兰芳的大名，也听过梅的唱腔戏段，但大多认为他是女的，只有个别人说是男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就开始争执不休。毛泽东很有兴趣地介绍：“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这样有名望的艺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竟然留须隐居，再也不出面演戏了。这在中国人民当中，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梅兰芳先生在怀仁堂演出的次数最多，有一次准备演《贵妃醉酒》。这时梅葆玖来了。他拿着一个漂亮的日记本，转请组织晚会的领导请毛泽东主席在上面签个名。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可以嘛！”很流利的签了“毛泽东”三个字。这个珍贵的小本子，梅葆玖现在还保存着。
毛泽东还观看了程砚秋演的《荒山泪》。这是程砚秋代表作。毛泽东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观后说：“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第二天，他仍在萦念，当警卫员不以为然地说和延安平戏差不多时，毛泽东解释说：“你是不懂人家的艺术，还是程先生演得好、唱得好多了。”毛泽东赞扬程砚秋，当然还在于他和梅兰芳一样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给警卫员们介绍程砚秋：“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民向他学习。”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京剧团来慰问演出，其中有高庆奎的得意弟子李和曾。
毛泽东问周恩来：“有什么名角？”周恩来回答说“主角叫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毛泽东说：“噢，那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高派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演员唱戏是非常不容易了。”
第一出戏是《坐楼杀惜》，李和曾扮演宋江。看了不一会儿，毛泽东便夸赞起李和曾来：“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演唱的京剧了呢！”最后一出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以掌击膝，嘴里也哼着唱词。间或对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远大……他这可是真的高派唱腔，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得出是科班出身。”还对警卫员介绍：“这就叫高派。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戏的，越听越爱听。”
几年后，毛泽东在观看了中国戏剧学校学员演唱的《逍遥津》后，当得知不是李和曾所教时，说：“《逍遥津》是高派的戏，要让李和曾教这出戏。”还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继承，又要发展。”
李和曾曾多次给毛泽东唱戏，两人的私交很深。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李和曾演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8个儿子死了4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的、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
毛泽东曾四十多次来到浙江视察和生活，每次到杭州，都要请高派老生名家宋玉罗唱高派戏。
毛泽东自己也爱唱高派须生。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过国际劳动节。他请上海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欢度节日。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来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派的《逍遥津》。
1964年京剧界掀起演现代戏风潮时，江青说：“我们要革命派，不要流派”。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问李世济：“你唱程（砚秋）派好多年了吧？” 李赶忙答：“主席，我要做革命派，不要流派啦！” 毛泽东当即严肃地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兰芳）派也要有，杨（宝森）派、谭（富英）派、余（叔岩）派、言（菊明）派……都要有！”稍停，他又加重了语气说：“都是要有的！”
1950年初，谭小培、谭富英父子组建的京剧团在北京陆军医院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红鬃烈马》，毛泽东也来看戏。谭小培听说毛泽东来了，就走到前台拜见，互相聊了起来。说着说着，毛泽东从衣裳口袋里摸出盒香烟，谭小培也赶忙从自己身上拿出香烟，抽出一支敬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客气地接过来，说：“不如我们交换一支如何？”推辞再三，谭小培争不过毛主席的盛情，拿过烟来。毛泽东又将打火机打着，伸向谭小培，谭小培忙用手隔开，“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说：“哎！大家都是同志嘛，难道你能高兴地看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吗！”经毛泽东这么一说，谭小培心想恭敬不如从命，便依了毛泽东的意愿，凑过去点着了毛主席送的那支烟，毛主席也点燃了谭小培送的那支烟吸起来。
毛泽东看京剧很认真，凡不合情理的或违背历史的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和眼睛。
一次，李和曾为毛泽东清唱《李陵碑》。听完后，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你唱词中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演唱就按照毛泽东改的唱词去唱了。其他老生演员演唱这段也都这样唱了。
毛泽东看谭富英与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陈宫有一段流水板的唱腔：“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戏后，毛泽东问谭、裘两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两人都答不上来。 毛泽东告诉他们：“凌烟阁建于唐太宗时期，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几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呢？” 两人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只要修改唱词的末一句，问题就解决了。此后，谭、裘两人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把最后一句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
《苏三起解》中有两句台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毛泽东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
《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毛泽东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毛泽东说《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兰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紫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
毛泽东还亲自为《智取威虎山》修改唱词，他把“迎来春天换人间”一句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把“小分队整行装飞速前进”中的“行装”改为“戎装”。
毛泽东不但对剧情、唱词很注意，对服装道具也看得很仔细。
一次，他看完谭富英演的《失空斩》，问起他在扮演诸葛亮时胸前佩戴朝珠的来历。 谭富英向毛泽东介绍说，他的祖父谭鑫培进宫演戏，扮演诸葛亮，由于天气炎热，额头沁出了汗珠。慈禧把一串檀香木佛珠赏赐给了他，说炎热季节闻到檀香木香气，能消暑避邪。从此谭鑫培每饰演诸葛亮必戴朝珠。别的艺人也纷纷仿效，朝珠便成了扮演诸葛亮的必有饰物。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说：“朝珠是清代的叫法，明朝称佛珠。明朝皇帝信佛，拜佛时多把佛珠垂挂胸前。到了清朝，皇帝常把佛珠赏给有功之臣。因为是皇帝所赐，获赏的大臣都把佛珠佩在胸前，所以又称为朝珠。”
毛泽东讲完后，又以商讨的口吻说：“诸葛亮是三国时的大丞相，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他怎么能戴佛珠呢？当年令祖演戏佩戴，是表示对慈禧的感念，并不是剧中人物诸葛亮应该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后人也如法炮制，是不是于理不通？”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谭富英十分佩服，此后演诸葛亮他便不再佩戴佛珠了。
1959年上海戏曲学校培训的安徽姑娘李炳淑，因学艺出色，上海方面决定留下，但安徽方面不放，形成了僵持局面。后来上海方面找到毛泽东说情，于是，李炳淑的命运便由毛泽东来决定了。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说：“我同意上海方面的意见，人才嘛，都是党和国家的，放在哪里都可以嘛，把小李留在上海对她来说条件更好一些，有利于学习提高。希圣同志，我看还是把小李留下，你就忍痛割爱吧？”就这样，李炳淑留在了上海。
1972年，李炳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结束后，毛泽东派车将她接到中南海家中。毛泽东说《龙江颂》电影已经看了5遍，“你为五亿农民演了一个好戏。我们是农业大国，反映农村生活的戏就你们一个《龙江颂》，谢谢你们呵！”
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着，异常兴奋，招呼秘书张玉凤打开唱机，放马连良的《借东风》、高庆奎的《斩黄袍》等京剧选段，边听边说该剧情节，还提议：“你也唱一段！” “唱什么呢？”李炳淑说，“那就唱《红灯记》里的娃娃调？” “好！”毛泽东说。于是李炳淑站起来有板有眼唱了一段。唱完后，毛泽东叫张玉凤安排宵夜，说：“吃炸酱面怎么样，嫦娥上天是吃完炸酱面才走的。”李炳淑请毛泽东日后有时间到剧场看《龙江颂》，毛泽东笑笑说：“我现在坐在剧场看这么长时间已经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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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剧的各色行当中，毛泽东比较喜欢老生戏，尤其是“高（庆奎）派”。与其他老生流派不同，“高派”行腔硬朗，大气磅礴，铿锵激越，响遏入云。润之先生对“高派”情有独钟，或许，与他那“气吞山河、舍我其谁”性格有关。
“高派”最佳传人当属李和曾。李天生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1940年，20岁的李正式拜高庆奎老先生为师，于是又上层楼，嗓音更具爆发力，令闻者血脉喷张。经常在京、津、沪、鲁、冀搭班演出，以“高派”的“三斩一碰”——即《辕门斩子》、《斩黄袍》、《斩马谡》、《碰碑》等响誉大江南北。1943年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唱戏，一边宣传抗日。1945年李来到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加入民主剧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该剧团还曾到西柏坡为党中央演出。
李和曾演唱的《空城计》、《逍遥津》、《四郎探母》等剧目受到毛泽东的青睐，故对他印象深刻。说“此人才20多岁，这么能唱，还真不简单”。
解放后，李多次被邀请到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时间长了，两人便成了朋友。李不可能时时来演出，主席身边的服务人员知道老人家爱听李和曾的唱段，就播放他的唱片。
1956年，已担任中国京剧院二团团长的李和曾应邀到怀仁堂演《碰碑》，演完后，润之先生留下他吃饭。
毛泽东说：“别人演杨继业碰碑，都是苍凉悲切，过于低沉。唯有你的这一大段‘反二黄’有悲又有愤，倒也恰如其分。想想人家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为国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发发牢骚也应该”。
又说：“这‘反二黄’中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即潘仁美）又生计巧’，困惑了我好几年，我查了几十遍资料，宋史里怎么查不出有方良臣这个人。我想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计巧’，这样就成了一个人了，你看怎么样?”
李茅塞顿开，拍案叫绝。之后，直到90年代（李2000年去世）告别舞台，李都照这么演。
1958年，毛泽东夫妇在上海市人委礼堂观看由上海京剧院三大当家花旦之一的李玉茹（剧作家曹禺的第三任夫人）主演的《白蛇传》。润之先生太投入，演至“合钵”白娘子夫妻、母子生离死别，竟眼泪鼻涕一大把，哭得稀里哗啦，把坐在他后排的李银桥吓了一跳。谢幕时，照例上台接见演员，和李玉茹、黄正勤（许仙）等人握手、简单说了几句之后，来到“法海”跟前，润之先生非但不与人握手，还恶狠狠瞪了一眼，把人家吓得魂飞魄散，心惊胆寒。
来到后台化妆室，这演员眼泪都出来了。
江青从周信芳院长那里得知此事，特地找了这个演员，一番好言安慰：“没事，没事，主席那是冲着法海呢，他就那样。这说明你演得很好啊，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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