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的一个会议的书展上，承澳门大学出版中心主任王国强博士赠书一册：郝志东/郝志刚合著《西郊村:一个华北农庄的历史变迁》。该书是由社会学家郝志东教授和在乡务农的弟弟郝志刚合作完成的一种新型的村史，既不同于一般的乡村志，又不同于关于乡村的社会学著作，而是结合访谈和地方史志资料，并以作者尽量不带偏见和特定意图的描述，为读者了解一个村庄的微观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本书对山西省平定县西郊村的研究跨度从周代直到二十一世纪，但我所关注的，仍是一个村庄在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命运。
根据书中统计，清末民初，该村人口为2,000多口,五十年代初, 人口数为2,259人。1960年全村出现粮食短缺。当年即有“30多个多病老年人，孕妇因吃不饱，缺营养而去世。”又据该村“各种疾病统计表”显示，自1961年1月起到5月完成报表时止，共死亡36人。书中接着又说，这一年有100多名社员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另外，全村2，000 多口人只出生了一个婴儿。
因为书没有很明确地说出，1961年的“100多名” 和此前提到的“36人”是否重叠，姑且认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100以上，再加上1960年的30多个去世者，可以大致估算出该村直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村人口总数的千分之70-75。从总体人口损失的角度，还要考虑因为营养不良，丧失生育能力，孕妇死亡，或流产造成的人口未能正常出生（全村只生了一个婴儿）的情况。
手边有一册以前读过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侯永丰《农民日记》，拿来对照。此书记录的陕西一个大队（公社化前的村，人口可在1，000-2，000之间，感谢友人，社会学学者陈心想博士提示）1960年的半年内就死亡50人，其中直接因为“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有10多人。（其余死亡人口很可能因为原本就病弱而饥荒加剧了病情，即社会学家李若建所说的老人“提前死亡”现象，因为这一死亡率肯定是超高的） 按作者的记录，从1960年11月到1961年1月，社员平均每人每月只有15斤粮。
郝志东/郝志刚书中对饥荒的原因虽然没有做详细的分析，但也明确指出：“1959年的农业减产，国家下达指标多收公粮，支援国家共渡难关。当时官方的解释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向我们讨债，农民被要求帮国家还债。西郊村历年余粮全部粜卖，时年将一部分口粮也作余粮上交。”（页140）侯永丰《农民日记》则提到，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口较多”，另一个原因是大跃进造成的“劳力浪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1，1959年粮食减产却多收公粮供出口，是造成饥荒的最直接原因；2，对这种行为的官方解释一是把不满转移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头上（类似的描述也可参看侯永丰《农民日记》：1960年，村民被告知卖鸡蛋给国家是“为了给苏联还外债”，），二是诉诸农民的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帮国家还债” 和“必须以农产品出口兑换进口炼钢材料。”
可以想象，这样一套颇具现代性和世界格局的说辞无疑具有巨大的政治和道德正当性。既然农民被国家“解放”了，现在国家要求农民帮忙还债，或者作出牺牲以完成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并不过分。整个过程其实完全符合中国民间文化中朴素的“知恩图报”观念，而此时的农民并没有今天这样明确的权利意识，或者说，他们原本就不发达的“权利”意识完全被“义务”所压倒。这样，1960年的饥饿也就变得具有了某种神圣的道德色彩，因而和中国历史上任何类似的饥馑都不一样，因为农民再也想不出任何可以挑战“还债”说和“换炼钢材料”说的理论，即使不满，也只能停留在发牢骚和零星的消极抵制的水平上。关于抵制方法，可参阅高王凌教授的农民“反行为”研究。
的确，爱国和奉献可以看做是农民虽然饿死也没有大规模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郝志东/郝志刚书中描述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西郊村存在严重的社会腐化和不安定：旱灾，狼灾，赌博，抽鸦片，贫富分化使乡村日渐衰颓。在这一地区，中共经由抗日战争中的直接小型对日作战（129师下辖秦基伟部）和大力发动民众进行游击战，持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为乡村抗日的中坚力量，也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郝志东/郝志刚指出，抗日战争对西郊村的彻底改变，在于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民众动员，并最终取代了旧的士绅社会的权力格局。
共产党在类似的华北乡村进行的长期和有效的动员和社会重构，还可以从社会学家郭于华在《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一书中的研究得到印证。郭于华称为“社会工程”的中共乡村动员和改造行为包括举办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从事反迷信活动，和宣传平等，爱国主义，集体劳动，妇女解放等全新价值观。可以说，正是具有某种现代性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科学主义精神的长期鼓动和灌输使得社会主义乡村的农民在面对饥荒的时候的反应和过去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有了觉悟”，能够把农业困境和国家对工业化的需求以及对外关系联系起来，哪怕只是在一些并不真实的宣传诱导下。
共产党在类似的华北乡村进行的长期和有效的动员和社会重构，还可以从社会学家郭于华在《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一书中的研究得到印证。郭于华称为“社会工程”的中共乡村动员和改造行为包括举办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从事反迷信活动，和宣传平等，爱国主义，集体劳动，妇女解放等全新价值观。可以说，正是具有某种现代性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科学主义精神的长期鼓动和灌输使得社会主义乡村的农民在面对饥荒的时候的反应和过去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有了觉悟”，能够把农业困境和国家对工业化的需求以及对外关系联系起来，哪怕只是在一些并不真实的宣传诱导下。
当然，说当地基层政府面对大饥荒无动于衷也不是全部事实。《西郊村: 一个华北农庄的历史变迁》描述了村干部组织营养食堂，提供营养补助，解救浮肿病患者的事实。《农民日记》中也提到县委书记指示大队成立“病人灶”照顾浮肿病人，以避免再出现饿死人的情形，以及安排粮食返销以救荒的措施。来自国家的安抚和义务感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增强农民耐受力的作用，甚至更加加重农民对国家的依赖。但是，即使国内出版的，总体上态度积极和正面的《农民日记》在此也加上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评论: “这些（返销粮）实际上都是原先高征购收了的过头粮。”
也就是说，国家只需把多征的部分在饿死人以后返销一点给农民，就又成了值得感恩戴德的功绩。
彭正德在以湖南醴陵县为个案完成的专著《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一书中，把农民在饥荒期间没有发生政治叛乱的原因归结为三点：1，农民对共产党的情感；2，农民为人民公社制度吸附，客观上也不具备叛乱的自由空间和组织基础；3，饥荒的延续并不算很长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政策纠正。
彭正德提出的第二点，其实是总结了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国家权力的不断下移和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及严密控制。第一点和第三点：即情感因素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作用已经从关于山西西郊村的描述和候永禄笔下的陕西村庄得到印证。
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成功组织和发动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而这些要素在当代中国都已经被消解：1，坚强和具备领袖素质和个人魅力的领导者。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从陈胜，黄巢，到李自成，洪秀全数不胜数，但是在1960年代的中国，有政治意识的进步乡村知识份子已经被吸纳入共产党内，成为基层干部，而在党外有异端倾向的人物一旦出现，会立即被逮捕关押，而没有任何活动空间；2， 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观念里，暴政是“失道”的，因此反叛起义有自身的道德正当性。起义领导人所依赖的民间宗教，包括道教的支派，佛教净土宗，摩尼教都能提供和正统儒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不同的寄托，指向某种完美，平等的乌托邦社会，因而对于处于社会边缘的流民，贫苦农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但是，在1949年后的中国，这种乌托邦意识形态已经被共产党本身建立的共产主义神话所取代。也就是说，民间对乌托邦的政治幻想，已经由执政党自己来满足。3，组织。个体农民是很难有勇气和体制对抗的，必须依赖某种形式的秘密会社加以组织。在当代中国，类似五斗米教，太平天国那样的反正统的，平均主义的社群化社会组织，也是由执政党通过人民公社自己建造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虽然是“动员”式的参与）的机会，新的政治认同，也已经由政府充分提供和建构。这种置换实践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消极意义上的“无法组织”，而是积极意义上的“无须组织。” 4，现代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民间宗教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和取缔，代之以科学和反迷信的现代话语。这也使得农民逐渐不再被这类话语所吸引。在一部描述乡村的地主命运的著作中，作者曾提到，在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以后，看斗争和枪毙地主竟成了50年代初农民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农民在饥荒中并未出现大规模骚乱，正是因为国家在消费乃至透支着历经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乡村所长期“凝聚起来的巨大向心力”和爱国主义精神资源，但农民并不傻，他们对于掌握权力的干部的特权和腐败是看得很清楚的：“撑队长，饿社员，憋破肚炊事员”（《西郊村》） “队长见队长，穿的皮大裳，保管见保管，都是肥大脸” （《农民日记》）这导致了四清时期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激烈冲突。
（笔者本人进行的一次比较随意的访谈中，一位居住在县城里的中年女士却认为之所以农民没有造反是因为当时干部和农民一起饿饭一起吃苦，因此农民并不觉得特别不公平。这可算一家之言。可能这种多吃多占的特权和古代的贫富悬殊比较起来无论如何是显得微不足道的，因此农民的相对剥夺感的确不能和古代相比。）
（笔者本人进行的一次比较随意的访谈中，一位居住在县城里的中年女士却认为之所以农民没有造反是因为当时干部和农民一起饿饭一起吃苦，因此农民并不觉得特别不公平。这可算一家之言。可能这种多吃多占的特权和古代的贫富悬殊比较起来无论如何是显得微不足道的，因此农民的相对剥夺感的确不能和古代相比。）
郝氏兄弟指出，正是在大饥荒以后，长期积累的“巨大向心力”“似乎正在被瓦解之中。”也因此，六十年代以后的“忆苦思甜”思想教育运动又将农民中积蓄的不满有计划地导向“旧社会”，也就是彭正德所说的“任何时候都坚持正面的舆论引导，并用政治压力堵塞消极和负面言论的传播。”
政治学者张务以湖南某村为对象，对暴力抗争（请愿，示威，绑架副市长以实现降低学费和税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她在最新(2015)的论文中揭示了这样的一些现象：1， 九十年代基层政权控制力已经大为减弱，在对付农民群体抗议活动时经常需要妥协和谈判；2，群体抗议活动获得普遍支持，包括部分基层党员（笔者想指出，九十年代农民觉醒的权利意识已非六十年代可比）; 3， 受过高中教育而不是党员的乡村知识分子成为群体事件的领导人，而这部分人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罪错；4，抗议活动所依据的正当性资源包括上级政府的文件，国家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传统儒家的仁政理念。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村民把因组织抗议而被捕的领导人员比成“毛泽东”！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这也说明，到了九十年代，国家已经把当年用以强制农民顺从（compliance not support） 的“巨大向心力”透支殆尽，而最终走向谈判和镇压并用的，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的新型搏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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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关于大饥荒中全国死亡人数, 郝志东书中采用杨继绳在《墓碑》中提供的数字: 4千3百万; 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认为在1千7百万左右。这里涉及不同统计方法和对“饿死”，“提前死亡”，“人口减少”，“出生率下降”几个概念的辨析，存在分歧是正常的，但人为原因造成饥荒的事实可以说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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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关于大饥荒中全国死亡人数, 郝志东书中采用杨继绳在《墓碑》中提供的数字: 4千3百万; 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认为在1千7百万左右。这里涉及不同统计方法和对“饿死”，“提前死亡”，“人口减少”，“出生率下降”几个概念的辨析，存在分歧是正常的，但人为原因造成饥荒的事实可以说不容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