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献给母亲节
母亲的智慧
母亲是北方人，性格爽直，伶牙俐齿。父亲是南方人，性格温和，拙嘴笨舌。两人性格取长补短，按理，日子应该过得祥和太平。父母虽都是知识分子，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浸泡的琐碎日子里，他们也像千千万万的平凡夫妻一样，免不了磕磕碰碰，少不了争吵拌嘴。
拙嘴笨舌的父亲与伶牙俐齿的母亲吵起架来，不管是对是错，结局永远只有一个：以父亲的沉默克制或“落荒而逃”而告终。
母亲不光嘴皮子利落，手脚也很麻利。经常是嘴到手到，说话做事滴水不漏。在家一向说一不二，带着霸气。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家呢，干脆“妇女顶上全片天”。
父亲不止一次自嘲地说过：别人家是“夫妻、夫妻”，我们家是“妻夫、妻夫”（与“欺负”谐音）。
总觉得父亲的自嘲里，带有对母亲的谦让与娇宠。
记得大学一年级的那个寒假，回家过春节。为一件记不清的小事，父亲跟母亲拌了几句嘴。结果，母亲不依不饶，从语言库里取出长枪短炮，对父亲一番狂轰滥炸。我听不下去，忍不住问父亲：“你怎么受得了啊？”毫不动气的父亲笑笑说：“我就当是听你妈在唱歌。”那一刻，我简直目瞪口呆，对父亲的修养佩服得五体投地。
父亲看到我不加掩饰的惊异，又笑笑，说：“不管怎么说，你妈顾家。她要是没这两刷子，我们家可能早就家破人亡了。”
见我不解，父亲问：“还记得小时候，你妈带着你和小妹参加批斗会的事吗？”
哦，当然记得。那时我还小，大概5、6岁。以孩子的眼光看当时的场景，有些懵懂。有关整个事件的背景，我是在长大以后，才慢慢搞清的。
那是文革期间，父母下放在靠近鄱阳湖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那里有关押的劳改犯，有下放的知青，也有北京过来劳动锻炼的干部。运动初期，“保皇派”和造反派阵线分明，势不两立。天性温和的父亲不愿加入任何派系斗争，出于本能，想当“逍遥派”，或者说，中间派。但当时的形势是，所有人都得站队，非左即右，非红即黑，根本没有“逍遥派”的任何空间。最初，父亲是两派都极力争取的对象，因为父亲出身好，同时又是技术干部。但父亲没有归顺任何一派，这无形中得罪了两派人。当“上面”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时，“保皇派”如丧考妣。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不仅要揪出“保皇派”，还顺带要打击“逍遥派”。他们已经暗中策划，在批斗现场，把我父亲也一道揪出去批斗。
母亲是医生。一贯以“一视同仁、救死扶伤”为最高医德，人缘不错。批斗会当晚，造反派一方有人偷偷给母亲通风报信。母亲当时刚生完小弟，正在坐月子。一听到消息，当即左手牵着我，右手拉着小妹，直奔批斗会现场。父亲带着一队知青，坐在千人批斗会场，对批斗会内幕毫不知情。当批斗会主持人用高音喇叭喊出父亲的名字时，母亲不顾一切，冲上台去，一把夺过话筒，慷慨激扬地说了一通话。当时的场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毫不为过。母亲的每一段话之前，都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像她的一贯做事风格，一气呵成，滴水不漏。母亲的挺身而出，神奇地扭转了局势，父亲得以躲过一劫。
多年后，母亲到德国来探亲。说到这事，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曾私底下跟她说过，如果被揪出来，他会以死相拼，绝不会老老实实挂着侮辱自己的批斗牌子，由着别人打耳光，剃阴阳头。父亲虽然性格温和，可一旦倔强起来，说到做到，撞南墙也不回头。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尊严和人格的事，父亲不会含糊。母亲了解父亲。所以，那天会不顾一切，舌战群雄。 要知道，那天批斗会场，造反派都有枪。父亲如果反抗，动起手来， 很有可能会性命不保。那时武斗已成燎原之势，父亲如果被击毙，也只能算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
父亲后来听从母亲的建议，与一位奶牛场的工人，组成了只有两人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在整个文革期间，免于了被冲击。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突然洞察到母亲的智慧：她表面上总是“欺负”父亲，内心里却十分清楚“霸气”的尺度。 她收放自如，从不挑战父亲的底线，并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如今，父母都已进入老年。度过了金婚之后，他们不仅相貌越来越接近，连得的老年病都一样。
现在，两人吃一样的药，打一样的针，做一样的保健操。相濡以沫，片刻不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