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素有“北大怪才”之称，少年时代就发表了十万余字作品并多次获奖，大学期间更是创作了近两百万字的文化评论和思想随笔，所取成绩令人瞩目，让人艳羡。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成名太早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少年得志的余杰，没有如“仲永”般走向平庸，而是走向了一个极端。这类人从小就和身边的人不一样，以至于成年后无法接受自己与社会人的同质化，于是开始在言论、行径上“离经叛道”，在满足自我优越感的同时，也向社会标榜着自己的与众不同。余杰从一个天才作家向极端人权人士、基督徒的转变，甚至公然支持藏独、台独，很具有代表性的体现了这一点。这其实是很可悲的！
余杰曾与刘晓波共事过，他自己也说过，他与刘晓波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自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捕之后，余杰却开始不断利用刘晓波之名气、影响为自己“贴金”、“造势”，诸如出版《刘晓波传》、写文纪念刘晓波等。在笔者看来，为活者立传，本身就已是一件哗众取宠的事。余杰作为美国国务院、日本参议院、法国外交部等权威机构认可的有识之士，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作为刘晓波的“亲密朋友”，应当尽力解救刘晓波才是（不管能否成功），而不是整日把刘晓波挂在嘴边，与中共空废口舌。他在刘晓波被捕后的行径着实令人失望。2012年，余杰一家三口出走美国，也是借助刘晓波的残余影响力得以成行。短短数年，人们似乎已经忘了那个曾经的怪才少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断利用刘晓波获诺奖、刘晓波被捕等事件影响力而出书、接受采访、移民的形象。笔者说出这些话时，已觉得有些心寒。
余杰踩着刘晓波网上爬，已是公认的事实，连民运人士曹长青都发文调侃说余杰是“范进”，每文必提“刘晓波”。那么，这一切无耻吗？余杰是无耻之徒吗？笔者想说，答案自在人心，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其实近些年来，余杰的创作早已不是当年的余杰了。自与作家协会公然冲突之后，余杰的创作灵感就已开始枯竭。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转移去关注中国人权、六四学运、基督教等时政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后针对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所撰写的著作，早已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其性质和目的还请读者自行脑补。
美国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曾说，这些年流亡国外的异见人士一直是一盘散沙，他更愿意余杰继续留在国内。余杰说自己因刘晓波获诺奖而遭受人身威胁，不得不移民海外，但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这理由是否有些牵强呢？我想吴主席听后内心一定十分郁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