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天若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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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庄公社石书记带领的学大寨工作组在榆树村搞“驴屎蛋子一面光”的大寨田，把几个老实巴交的四类分子子弟弄到台子上批斗，还美其名曰“以阶级斗争开路”，这让周恒顺很不高兴，他觉得这很胡来，也很莫名其妙，但是，他对学大寨运动还是很拥护的，而且对它抱了很大希望。作为一个读书人，虽然身处逆境，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关心时事，关心国计民生，关心工农业生产。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又一直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村太穷了，农民太苦了，很多时候，老百姓比解放前还要苦，但他毕竟受共产党教育多年，他也没想过“走回头路”，但是他看到的眼前的办法儿又确实不灵。他从报纸广播中知道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战天斗地”的事迹，心里很激动，对大寨大队的带头人陈永贵和他那一帮骨干人物十分钦佩，他想，如果农村的大小队干部真心诚意地学习陈永贵，梁便梁，郭凤莲那些人的精神，大公无私，带头实干，生产能上去，集体经济得以壮大，社员能丰衣足食，该有多好啊。他希望像石书记他们这种做法的只是个别的，因为毕竟学大寨是生产运动，目的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多产粮棉油，总不会大家都去搞“形式主义”。他从心里祈愿学大寨不像原先农村一个个运动那样虎头蛇尾，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而是真正取得成效。当大队抽调男女青年社员到公社参加“战山河”工程营，生产队通知石头也在名单之列，奶奶担心石头身体吃不消，周恒顺很犹豫，因为顾青山、于三套对周恒顺说，他们给带队的干部说好了，给石头安排适当的活儿，因为工程营负责管理经营公社农场，自劳自食，既种庄稼，也种蔬菜，可以让石头去菜地里干活儿，还能学习技术。周恒顺觉得这事可以考虑。正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和上初中时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张峰的意外重逢，让他万分惊喜，并且很高兴地同意让石头儿去参加“战山河”工程营了。快过年了，那天周恒顺没出去拉活儿，在家打扫屋子，天晌午的时候，突然有人推开大门进来，问：“周恒顺在家吗？”周恒顺听出像是张峰的声音，两步窜出屋，见果然是张峰站在院子里！七、八年过去了，当时年龄就比较大的张峰已经是一个中年汉子，还是那样高大，魁武，只是脸上有了不少皱纹，张峰像塔一样直挺挺地站着，身上背个军用小包儿，手里提着两包点心。张峰面前的周恒顺更不是当年那个全班最小的稚嫩的小男生，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农夫了。两人都很激动，周恒顺忍不住流下泪来，张峰也满眼眶子泪水，两人紧紧地握手，又手牵着手进了堂屋，周恒顺说：“奶奶，我以前给你说过不少回的，我上初中时的班长，团支书，对我最关心的老大哥张峰来了。”张峰连忙喊“奶奶”，问候身体，奶奶十分高兴，说：“端阳—是周恒顺的小名—没少念叨你，老夸你，说和你在一起没待够。”张峰说：“周恒顺是好学生，功课，人品都好，可惜我没帮上他多大忙儿，心里一直放不下。”周恒顺说：“不管怎样，你为我尽心了，我一直没有忘。”奶奶忙着去炒菜，做饭了。两位老同学互相询问，各自诉说分别后这些年的情况。周恒顺说：“你刚上了化工技校，咱俩还通过几封信，后来，我又去信，就给退回来了，咱俩从那就失去了联系。”张峰说：“化工技校是东风化工厂自已办的，国民经济困难，工厂停产，学校也办不下去了。我看形势不妙，就少报了两岁年龄，参了军。在部队干得还不错，很快就入了党，但是身体不争气，得了阿米巴痢疾，经常犯，犯了病就得住院，也没提成干。几年过去了，好歹把病治好了，复员回来了。这不，公社武装部看了我的档案，给公社党委汇报了，他们非让我当‘战山河’工程营的营长兼公社农场的场长，今天是跟全公社各大队的书记，大队长一起来参观石书记搞的‘大寨田’，开现场会。刚散会，我就过来了。”周恒顺问：“家里大娘，嫂子，孩子都好吗？”张峰面露戚色，说：“别提了，三年大饥荒，我母亲吃野菜中了毒，本来挨饿挨得身体很弱了，一中毒，很快就去世了，我的两个孩子，大的，那个男孩儿不小了，不好好念书，在家里，小女儿三年困难时期吃不下野菜去，饿死了。一家死了两口儿，我不在家，没把你嫂子难为死。”周恒顺心想，张峰的母亲是烈士遗孀，她和自已的小孙女竟这样惨死，真令人慨叹。张峰又说：“咱两人虽然后来没再联系，但我没少打听你，你高中阶段，高考，回家后拉排车这些事，我都听说了。恒顺，你很苦，也很不简单。”周恒顺说：“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跑运输也是没办法儿的事儿，奶奶岁数大了，弟弟身体不大好，我得把家里这付担子挑起来啊。”张峰问：“弟弟年纪轻轻的，身体怎么回事？”周恒顺说了石头“惹祸”遭报复的情况，张峰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周恒顺说：“社会上‘岂有此理’的事太多了。你来得真巧，大队让他上‘战山河’，奶奶怕把他累着了，我正犹豫着哩。”张峰说：“刚才开完会，你们大队顾书记找我说这事了，要求安排活儿时给予照顾，我答应了。让他去吧。我安排工种，保证累不着他。那边管吃管住，队里还照记工分，这不是大好事吗？”两人正说着话，石头背着粪筐回来了，周恒顺告诉石头，这位张峰大哥是我上初中时的同学，老大哥，现在是方庄公社农场的场长兼‘战山河’工程营的营长，已经说好了，你去跟张大哥干，有张大哥照顾，什么都不用担心了。”石头十分高兴，说：“张大哥，我保证听大哥吩咐，好好干。你多指教。”吃饭的时候，周恒顺又把这事给奶奶说了，奶奶笑得合不上嘴。周恒顺说：“领导上让你干的这件事，是大好事，利在当世，还造福后人。”张峰说：“话是这样说，但真正做好很不容易。一是治山治岭，改土改水，要出大力，流大汗，甚至要流血，费力很大，收效很慢；更难的是，弄这种工程应该有科学态度，因地置宜，注重实效，但是，很多领导人往往热衷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只图当时好看，博得上级好感就行了。中国的事做不好，不少是这样造成的。”周恒顺说：“俺大队现在搞的这片‘样板田’，就犯了这个毛病。”张峰说：“上午开完会，我就给石书记说，你们弄的这块‘样板田’，中看不中用。石书记很不高兴。我仗着自己‘自来红’，说话从来都是‘一针见血’，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儿。我对公社里石书记他们这帮领导说了，你们让我做这个事，我只能搞真的，不搞假的，玩实的，不玩虚的，无论在哪里搞工程，都真能给人家带来实际利益，不能留下骂名。”周恒顺问：“领导们怎么说？”张峰说：“他们当然都表示，就应该这样干。但遇到具体问题，抱什么态度就很难说了。”
吃完饭，张峰要回方庄了，周恒顺送他。张峰问他：“当年的‘两周一牟’，他们两位现在怎样？”周恒顺说了他们的情况，张峰说：“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开玩笑，说你和牟洪云关系不一般，后来怎样了？”周恒顺说：“她和我有亲戚，从小就认识，接触多一些。但我知道，两人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个人前途都太过悬殊，所以从来就不抱希望，我也算有点自知之明吧。高中毕业后，她有‘表示’，但是我已经明确地回绝了，今生是不可能了。”张峰转头看一眼周恒顺，说：“不可能就不可能吧，二十好几了，赶快另找一个吧，有了吗？”周恒顺说：“还没有。”张峰说：“高中毕业，一表人材，人又正派能干，还愁找不着个好媳妇儿？不是有句话说，‘大丈夫何患无妻’？跟着我干的有挺好的姑娘，也有初中毕业生，我看准了，给介绍一个。”周恒顺听他这样说，竟突然想到了小杏儿，小杏儿杏仁般好看的眼睛正热切地看着他，急忙说：“可别，可别，我想想再说。”张峰笑着说：“看样子，是心里有人儿了，那我等等再说。”周恒顺说：“那倒没有。”张峰说：“甭管有没有，以后再说吧。”张峰又说：“你们村有个叫钟向东的，是我的战友，一个连队的，和我关系不错，你们熟不熟？”周恒顺说：“知道有这么个人，他在庄西头儿住，没和他接触过。他也是单门独户。”张峰说：“这人挺好，实在，在部队很能干。可惜只上过小学二、三年级，提不成干，回来后，也只当了个民兵排长—不算什么干部，有机会儿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你有什么难事儿，让他帮忙。”周恒顺说：“那好啊，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张峰来过没几天，石头就和路德水等几个人一起去方庄公社农场报到了。张峰安排石头儿当了仓库保管。石头儿回家说了，奶奶和哥哥都很高兴，石头还说，酸枣岭换子也去‘战山河’干活了，奶奶说：“你大爷就她一个闺女，怎么还上那里去了？”石头儿说：“头些日子俺娘来，回去说我上‘战山河’了，她就非闹着要去，图人多热闹呗。”奶奶说：“你个傻小子，哪里是图人多热闹，人家姑娘是想跟你在一起，这样，你们不就天天见面了？”很快就过大年了。一九六六年的春节到了。这个年对周恒顺一家说来，好像比先前过年添了点亮色，周恒顺和张峰意外重逢，无形中给了他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撑，石头到“战山河”干活儿，可以省家里的口粮，还安排当了仓库保管，这是多少年来他们兄弟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关心和照顾，这让奶奶和周恒顺感到欣喜。周恒顺隐约地感觉到，在今后的日子里，张峰也许还会给他别的帮助，至少是友谊和慰籍，虽然学大寨工作组进村，调低了他外出跑运输的收入，经济上紧巴多了，年货置办得少了，但一家人心里还是高兴的，一直伴随着周恒顺的孤苦无助感好像变轻些了，他甚至暗自想，也许他兄弟俩的命运会出现某种转机。过了年，因为年前年后天下大雪，路不好走，周恒顺还没法儿上路，但是，正月初六，石头就去上工了。石头报了到，去了保管室，正想收拾收拾，换子推门进来了，穿着新棉袄，袄上的小红花把小脸映得红扑扑的，她把手里拿的一个小包儿放到桌上，石头高兴地说：“换子，你也来这么早，大爷过年好吧？”换子撅着嘴，说：“你心里还有‘大爷’？”石头说：“说什么话？怎么没有大爷？”换子说：“那你过了年怎么不去酸枣岭？白给你留了好吃的。”石头说：“娘和大爷年初二就来了榆树村，他们说路不好走，不让我和俺哥上酸枣岭了，我就没去。”换子说：“你倒实在，婶子说不让你去，你就真的不去了？”石头憨憨地笑了笑，说：“我错了，你别不高兴了。”换子说：“从年初三就等你，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真是的。”石头说：“下年我一定改，行了吧？”换子说：“这是过年炸的菜，给你留的，你没去，就拿这里来了。快吃吧。”说着，解开包儿，拿了油炸的丸子，小鱼儿，小甜点心，递给石头儿，石头儿一样吃了一点，说：“真好吃。”换子说：“好吃就多吃点。”石头儿说：“不吃了，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再吃。”换子说：“不嘛，再吃点嘛，我看着你吃。”石头儿只得又吃一点，说：“吃不下了，不吃了，留着到中午吃，也让别的同志尝尝。”换子说：“那好，你忙你的吧，我回俺班里去了。”说完，活蹦乱跳地走了。天还冷，地还冻着，“战山河”队员们白天积肥，晚上学习学大寨的学习材料。过了六、七天，快过元霄节了，农场改善生活，吃大包子，还从池塘里捞了鱼，油炸了给同志们吃。石头到伙房领饭，对炊事员焦大爷说：“大爷，你借块绒布给我，我好包了拿着回家。”但大爷急忙找块绒布给他，说：“大包子，炸鱼，自已舍不得吃，拿家走。”石头儿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让俺奶奶尝尝咱农场的鱼。”焦大爷说：“真是孝顺孩子。”换子在一边听了，追出去，对石头说：“你回家？把我这一份儿也带上。”石头儿说：“我拿走了，你吃什么？”换子说：“我还有饭票儿，再买点吃就行了。”石头说：“不行，我不拿，恨不能小半年不改善一次生活，你一口不吃，让我拿走，我不拿。”换子急了，说：“年轻轻的，吃好东西的时候还在后头哩，有什么？只许你孝顺奶，不兴我孝顺奶奶？你不拿，我恼了。”石头见换子急得眼泪快出来了，只好接了换子手里的大包子和炸鱼，和咱己的包在一起，放到包儿里，说：“那你可得再去打饭。”换子说：“放心吧，饿不着我。快走吧，天快黑了。”石头只好上路了。西北风刮得正紧，石头低着头，顶着风，躬着腰，每走一步，都费好大劲，冷风吹进领口，前襟，往身上灌，浑身冰凉，石头趔趔趄趄地走着，身上背的包子和炸鱼，刚才还是热乎的，没多大会儿，就成冰凉的了。不过十来里路，石头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一大会子，月亮升起来多高了，石头兴冲冲地推开大门，喊道：“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敞干屋门，颤声说：“小儿，再有两天就过‘十五’了，你怎么又跑回来了，还顶着个风。”石头进屋，拿出包子和炸鱼，说：“伙房改善生活，发大包子和炸鱼，拿回来给你吃。”奶奶说：“小儿来，天这么冷，你顶着个风，跑十来里路，来给奶奶送口吃的，奶奶怎么咽得下去？”石头儿说：“怎么咽不下去？”奶奶说：“你身体不壮实，我怕你冻病了。”历头儿说：“没那么娇贵。”周恒顺说：“奶奶，石头长大了，他孝顺你，你得高兴啊。我快去热了，让奶奶吃。”周恒顺热好了大包子和炸鱼，盛来饭，祖孙三人吃着饭，周恒顺说：“怨我没念出书来，拉脚儿挣不了多少钱，过年连鱼都没买，石头拿回鱼来，算是补上了。多亏石头儿了。”石头说：“哥，你可别这样说，上不出学来，拉脚儿挣钱少，都怨不着你。往家拿好吃的，我也是跟哥学的。”周恒顺说：“怎么跟我学的？”石头说：“你忘了？你上高中的时候，正闹饥荒，学校里发白馒头，你跑五十多里路往家送让奶奶吃，人家洪云姐还买了馒头，让你一块儿拿回来的。奶奶给我说过多少回了。”周恒顺说：“那时候正闹饥荒，成年吃不上个馒头，学校里发了馒头，一想奶奶不知多少天没吃口馒头了，自己怎么也咽不下去，就送家来了。”奶奶说：“石头儿，农场里这么大方，发的还真不少。”石头儿说：“换子见我回家，非得把她分的那一份儿也让我带上，我不拿，她快急哭了，我没办法儿，就拿来了。”奶奶说：“我这是怎么修的福份，你哥就拿人家小云的，你又拿人家换子的。这个孩子，还没定亲，就想着孝顺我了。”吃完饭，奶奶说：“换子她爹找你大爷和你娘几回了，让快点给石头儿和换子定婚。”周恒顺说：“过完十五，我抓紧出去拉活儿，再争取揽点杂活儿干，多挣点钱，今年春天，把这事办了吧。”奶奶说：“说准了，还得请张半仙给看个日子。”石头儿说：“别看日子，这事不能慌着办。”奶奶说：“怎么了，你和换子闹别扭了？”石头说：“没有。要是闹别扭，她还这样儿？”奶奶问：“那是怎么了？”石头说：“奶奶，我听人家说的，弟兄们，无论说亲，定亲，娶亲，都得从大的往下排，不能哥哥还没办，就先给兄弟办。那叫迈着锅头上炕。俺哥还没说媳妇儿，就慌着给我定亲，让庄乡笑话，对俺哥找媳妇儿不利。”周恒顺说：“石头儿，你人不大，道道儿还不少。没那些讲究。”奶奶说：“石头儿说的在理。可是，你哥这个媳妇儿难说啊，有提亲的，他也相不中。”石头儿说：“俺哥他心里还装着小云姐哩。说别的姑娘，他能看得上？哥，小云姐今年大学毕业了吧？你两人到底怎么着？”周恒顺说：“她是今年毕业。可是她哪年毕业和我没丁点儿关系，我不早就说过了，我和她是不可能的。我也早给她说了。有提亲的，我也没拿人家和牟洪云比，要是管谁都和牟洪云比，我这辈子只好打光棍儿了，主要是我没动心。”奶奶说：“小云是个好姑娘，可惜咱没这个命。端阳，奶奶知道你心里苦。可是，你不小了，过了年，虚岁二十四了，该成家了。也不能心里忘不下小云，把自已白耽误了。奶奶老了，就盼着你兄弟俩娶上媳妇儿，奶奶死也合上眼了。”周恒顺说：“奶奶，大正月里，说这种话。”石头说：“哥，把小云姐忘了吧。”周恒顺笑了，说：“你知道我没忘？早忘了。”石头儿说：“忘了？忘了就行。那眼前就有现成的一个—小杏儿，一句话的事儿。”奶奶说：“端阳，石头儿说的不错。小杏儿是有这个意，也真是个好姑娘。”周恒顺说：“小杏儿不行。”石头儿两眼一立楞，问：“为什么不行？”周恒顺说：“一是她比我小，还是个孩子。”奶奶说：“她还光是个孩子？也不小了，十八、九了。”周恒顺又说：“咱们家这个政治情况，以后还不知道再有什么运动，小杏儿身世那么苦，我不愿意让她这样一个那么单纯的女孩子受牵连，两家离的这么近，真有什么事儿，让刘婶儿也跟着受罪。”石头儿说：“于秃子兄弟俩下台了，大队干部不孬，还能有什么事？别自已吓唬自己了。”周恒顺说：“倒不是一定会有什么事儿，我不过是胡寻思，反正就是觉得不合适。再说，咱和小杏儿家关系是不错，可是，真要结亲，刘婶儿不一定愿意。”奶奶说：“小云不行，小杏儿不中，说别的姑娘，你也不愿意。我倒要看看你拖到什么年上。”周恒顺不作声了。奶奶沉重地叹了口气，说：“石头，早点睡吧，天明还得回方庄。”奶奶话音未落，就听见院里有脚步声，接着是关大门的声音。奶奶看着大孙子说：“准是小杏儿，来了有一会儿了，听见咱屋里说这些话，没进来，就走了。那回你从济南回来，咱在屋里说牟洪云的事，她在外头听了，也没进屋就走了，过后我问过她，她说，咱说这些事，她插不上嘴，就没进屋。这个妮子，有心事了。”周恒顺说：“没听见她进院子，也没听见开大门啊。”石头儿说：“我到家没关大门，她走路轻，咱说着话，没听见。”奶奶说：“端阳，你出去看看是小杏儿不？”周恒顺走出大门，往东望去，月光下，见小杏儿纤细的背影儿正轻俏地，滑行般地往自家走着，不由得朝她那边走了几步，见她轻轻推开自家大门，进去，“哐当”关了大门。这个小妮子听了屋里说的那些话，心里会怎样想？……周恒顺没有立即回家，在月光里呆呆地站着。煞风了。月光下，低矮的农舍，稀疏的树木，白雪复盖着的坡野，洁净而又朦胧，空气清冽，周恒顺深深地吸一口气，喷出白烟一样的热汽，他抬头看看辽远的，漠然的，深邃难测的星空，浓重的孤寂和难言的惆怅向他袭来，惊涛拍岸一般撞击着他的心。牟洪云窈窕的身影浮现在眼前，浅浅地笑着，天使般的笑容，……一忽儿，牟洪云远去了，……眼前又出现了纤细、单瘦的小杏儿，杏仁般的眼睛里满是真诚的期待，……怎么办？难道就一直这样孑然独行？……刚才奶奶说他“虚岁二十四”了，明年就二十五了。“二十五岁”这个数字，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惊悚。离开学校以来，一年又一年，从年头到年尾，日复一日，听着鸡叫上路，顶着星星回家，风餐露宿，雨打风吹，风寒冰冷，每日辛苦姿睢，终岁浑浑沌沌，他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一九六一年高考一败涂地，到一九六六年夏天，五年了，“两周一牟”中的周恒刚已然是军报记者，牟洪云即将从齐鲁大学哲学系毕业，而他是一个仆仆跋涉于沙土路甚至污泥浊水中的脚夫，一个为了挣块把两块钱殷勤奔波周旋于机关企业小职员身旁的小伙计，一个在当道者眼里一无是处的曾经的书生，一个被拒斥于体制之外的百无一用，狗苟蝇营讨生活的可怜虫，而他也和周恒刚、牟洪云他们一样，不但长大了，而且成了成年人，不过他是一事无成的成年人。在外人看来，周恒顺是知命的，甚至是乐天的，安贫乐道的，然而，除了周恒刚，牟洪云这一两个知已，有谁知道他心里的苦？二十五，多么可怕的数字，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五岁？他不敢想自己未来的二十五年，因为，他像千千万万入了“另册”的少年，青年一样，是只有“今后”，而没有“未来”的，他们的“今后”多半是灰暗的，一天不如一天的。周恒顺想起毛主席在他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嘲讽社会上的小财东“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的话，觉得自己的境况也大体如此，不免真的感到“不寒而栗”起来。而且颇为尴尬的是，身份上，他是个社会地位最低下的而且是政治条件很差的“社员”，一个行人躲着走的脚夫，而特别“不幸”的是，他读过十二年半的书，而且现在仍然坚持读书，因而是个带点理想主义色彩的读书人，颇有点“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意味儿。他看国家的大形势，一九六六年似乎注定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过去得很快，夏天来得格外早。“五一”节刚过，梨花还没有谢罢，天一下就热了起来。庄稼人常说“麦熟蚕老离不了棉袄”，而现在麦子吐穗不久，还没灌浆，到成熟还有个把月，城里的不少姑娘就穿上了裙子，乡下的棒小伙儿干起活来就光膀子了。还不只是天热，人们的心似乎也热乎燎辣，圪圪燥燥的，有的人好像染上了某种狂燥病，像小孩子听见了聒耳的喜庆锣鼓，定不下心，安不住位儿，像屁股上长了圪针，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心里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惶惑。这是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不同的另一种燥动，那时候是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生产，全党全民发动，“大干快上”，想一口吃个胖子，运动的着力点是钢铁和粮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处，粮食“卫星”上天,钢铁“元帅”升帐，渴求的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这次时时，处处讲的都是政治，报纸，广播讲的是阶级斗争，电影，戏剧演的是阶级斗争，好像全中国从城市到乡村，大敌当前，到处有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伺机捣乱，颇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一方面，像是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各地，各条“战线”英雄，模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人物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他们的事迹让人感动,敬佩,激动，他们的“日记”—这些人不但品质高尚，事迹感人，而且差不多的都很有文才，会写记述自己优秀思想，高尚情操，突出事迹，生动，具体，感人至深的日记，似乎早有准备，要在将来的某时发表出来，供人们学习—令人赞叹，称道，震撼。当然，这些英、模人物多数是死后被发现和树立起来的，好像只有悲壮的死才使他们的伟大形象达到辉煌的顶峰，他们的精神才会完成壮美的升华，他们的英名才会像风凰涅盘一样在死亡中浴火重生，实现永恒。社会上的芸芸众生为他们的事迹而感动，也因为和他们巨大的差距而更感自己的卑微，并且因而更加折服于党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和英明。另一方面，报纸上又时不时地登出长篇大论的批判文章，很多电影，戏剧，文学作品，不少是一向被视为优秀作品甚至是杰作的，经过政治嗅觉强，长着“火眼金镜”的人一番剥茧抽丝般的分析，批判，原来竟是包藏祸心，反动透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不少名人，像又是老革命，又是大艺术家，大作家的田汉，夏衍，有“红色教授”之称，跟共产党最紧的民主人士吴晗转眼之间成了被口诛笔伐的坏蛋，世人仔细想想，当时看着那些那些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觉得特别好，挺受感染，教育，现在被批判了，很少有人对这种批判持异议，而是认为自已水平太低，眼力不行，报纸上既然批判了，那就一定是有问题，大家也就觉得批得好，批得对。而报纸上很快就登出了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们写的“互腐块儿”式的批判文章，报纸上还称赞工农兵“心明眼亮”，觉悟高。乡下老百姓不识字的多，就是认几个字，也很少见到报纸，因为大队订的报纸，差不多都让干部拿回家去，老婆拿它剪鞋样子，糊袼褙，或者积攒多了，拿来换挂面了。但是喇叭广播他们是常听的，没有几个听明白那些批判文章说的些什么，他们只是感到奇怪，被批判的这些人过的日子比起社员来还不和神仙似的，国家拿钱养着他们，他们却没事儿在那里反共产党反毛主席，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哪来这么大胆子？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要不就是脑袋瓜子上那根筋出毛病了，庄户人想，这些人烧什么包？他们有多大本事，敢反对党和毛主席？他们比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还厉害？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笑死人了。机关、企事业单位那些吃公家饭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学习，讨论，还得写文章，参加批判。周恒顺虽然舍不得花钱订报纸，但他到单位里送货，装货，干杂活儿，抽空就借人家的报纸看，那些被批判的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不少是他看过的，曾经为它们深刻的思想内涵，完美的艺术形象而惊叹过，甚至因为有这些作品在，人生虽然沉重，艰难，但毕竟还是美好的，那些被批判的艺术家，作家，他一向崇敬他们，现在，他们却一下子成了“恶人”，周恒顺感到不解和困惑，常常自己问“为什么？”有时在脑子里自己和自己打架，但是怎么也打不出个结果儿。他发现，这半年多，单位里的人有不小变化，不像前几年挨饿时那样有气无力，比原先带劲儿了，说话嗓门儿大了，口气比先前冲了，语速也变快了，像是前边有无形的绳儿牵着，或者有鞭子在后头赶着似的。有人像是被注射了鸡血，喝了瓜干老酒，身上发痒，想找一棵花椒树往上碰。……周恒顺想，这是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就像《红旗飘飘》那本书上写的，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一样，毛主席又在调动千军万马，投入如火如荼的斗争了。而这种时候，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惶惶不安，觉得那些批判对象和自己有某种联系，好像那些声色俱厉的文章也说着了自己，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也格外卖力地表现积极，状态着实可笑。周恒顺和其他脚夫弟兄们一样，每天像牛马一样在大路上，小路上，街道上奔波，身上的衣裳被汗水浸透了，又被风吹干了，被风吹干了的衣裳，又再被汗水浸湿。他也一样装货，卸货，也是在排车边儿上，排车底下，往地上一躺，就算“休息”了。也像他们那样，端起大舀子生水“咕咚咕咚”往嘴里灌一阵，就解渴了，蹲在路边儿上，墙角儿里，把干粮包解开，就着疙瘩咸菜，三下两下一顿饭吃完了。可是他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脑子不闲着，他知道合天底下的事儿，中国的事儿，城里的事，乡下的事儿，而且常常想那点子事儿。有时候兄弟们在一起，别人啦“骚”呱儿，一阵阵哄笑，他却不跟着笑，像是没听见—他在想别的事儿。冉大哥说：“看俺恒顺兄弟，又在琢磨事儿，兄弟，管那些事儿干什么，操那些闲心，不白费脑子？是解渴，还是压饿？那些狗屁圈子事儿，有咱的什么？咱装一车货，肩膀头子勒出一道沟，一步不拼命使劲，一步就动不了，哪有闲心管那些事儿？”周恒顺难为情地笑笑，说：“我也知道那些事和自已没一点儿关系，但习惯了，见了报纸就想看，看了还不由得想那些事儿。”有人说：“冉大哥，你不明白，读书识字的人眼前头，有另外一个世界，你不让他看，都不行。咱是睁眼瞎，那些事摆那里，也看不见。”冉大哥说:“看来是这个事儿。想恒顺兄第一肚子学问，干咱这个活儿，可惜了。”周恒顺说：“不可惜。还不都是一样的人？”冉大哥说：“兄弟，这些日子，喇叭头不里广播员的声音口齿牙硬的，像小钢炮一样，越来逃热闹了，你给俺说说，是些什么事儿？”周恒顺说：“从五一往这，可是不少事儿。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五月七日，报上发表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信，叫‘五七指示’，说各行各业包括工人农民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冉大哥说：“什么是‘资产阶级’？不就是城市里的资本家吗？他们不早就公私合营，都成了公家人了吗？怎么又都批判他们？”周恒顺说：“毛主席现在说的‘资产阶级’主要的不是说他们，是总起来说的，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资产阶级’，就要批判，你不听天天广播，那就是‘批判’哩。”冉大哥说：“噢，是这么回事，就像咱老百姓，看谁不顺眼，就想理整理整他。……。你再往下说。”周恒顺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登了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五月份，中央开了会，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端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四个人被打倒了，他们是反党集团，中央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要在全国搞‘文化大革命’了。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日又发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同一天，登出了北京大学七个人写的大字报，造了北大党委的反，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发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在那一天，北京女一中的高中毕业班学生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除高考升学制度，上大学不考了。”冉大哥说：“不考了，那倒省事儿，‘忽隆’一下都进去。”周恒顺说：“怎样上，倒还没说，反正一场大运动—开头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最近又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从现在就开始了，”冉大哥说：“兄弟脑袋瓜子真好使，还真都记住了。你看这一老大拖罗。从这要热闹了，又有好戏看了。咱不管那个，一天换三朝，耽误不了庄稼老头儿挖谷苗儿。咱还是得撅着腚拉咱的排车。”周恒顺说：“冉大哥，几个哥，往后咱们说话都注点儿意，上边说，这场运动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还不知道怎么弄法儿。”几个人都说：“恒顺说得对，是得注意点。当老百姓的，小心没有过的。”
这年的夏天，周恒顺是怀着忐忑不安，惶惑但又有点儿兴奋的心情度过的。毕竟这场运动矛头是对着反党反社念主义的代表人物的，作为一个社员，脚夫，他周恒顺不会丢掉什么，从报上的文章里看出，运动是要整‘一小撮’掌握大权而又不执行毛泽东思想的人，周恒顺早就感受到社会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下层群众心里郁积着深重的不平和怨愤，这场运动似乎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被压制，排斥，被边缘化的人，他朦朦胧胧地觉得未来的运动也许会减轻社会对他的压力。当然，他只是在心里这样想想而已，自己绝不会，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年农历闰三月，阴历四月十八就是“芒种”了，农谚云：“四月里芒种头芒种，五月里芒种后芒种”，是说如果“芒种”在四月里，“芒种”前麦子就熟了，而如果“芒种”在五月里，倒要“芒种”过后麦子才会熟。坡里的麦子熟了，“战山河”放了麦收假，石头回生产队参加麦收，周恒顺也有几天没出去拉活儿。麦子割完了，运到场里了，周恒顺又拉车上路了。这天是阴历六月十三日，到方庄供销社的时候，还不到上班时间，院子里的广播刺叭正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女播音员用字正腔圆，激越昂扬的声音广播党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周恒顺想，几天前，此京女一中的学生给毛主席写信，“强烈要求”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不过才一个星期，就有了结果了，可谓雷厉风行。供销社上了班，他装上鸡蛋，拿了发货单，太阳升起两竿子高了，他拉起排车，习惯地把头垂下，躬着身子，沉稳有力地迈开了双脚，不一会儿，已经汗流浃背了。他用一只手撩起肩上的搭肩布擦去满脸的汗水，脚底下迈得更快了。他总是这样，只要上了路，总是紧赶快跑，他希望赶在县上单位下班前赶到目的地。好歹到了县城了，太阳还没到正中，估计也就是十一点半左右，但他把排车拉到大街上，却走不动了。一中的师生正在游行，游行队伍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周恒顺多年没见过这种“风景”了，只得把排车停在路边，看了起来。游行队伍最前边，人高马大的男生扛着红旗，团旗，一中校旗，紧接着几对男生扯着大红布横幅，上面一个个金黄色的大字跃动着，炫人眼目，字句触目惊心：“砸烂旧的高考升学制度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彻底摧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教育黑线！”学生们有的举着毛主席的标准像，有的挥动着用各色彩纸做的小三角儿旗，上边写着类似的字句和“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学生们一边摩肩接踵地相跟着急匆匆地往前走，一边在走在队外的领队带领下，举起右臂，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年龄大的男生粗喉咙大嗓，女生清脆尖细，低年级孩子们奶声奶气的声音此起彼伏，前呼后应，回响在大街上空，学生们的一张张面孔庄严，神圣，像临战誓师的士兵面对强敌，同仇敌忾，长时间的奔走，阳光的灸烤，因为天热，加上憋足了劲呼喊，更因为兴奋，女孩儿男孩儿们的脸一个个都胀得发红，人人满脸汗水。看热闹的人满脸的惶惑，惊愕，人们不明白，这些孩子怎么了？父母送他们来上学，不就是为着“考”出去吗？一下子不让考学了，怎么还这么高兴，还有心欢呼庆祝？莫非以后不用考试，就都能上大学了？那可是太好了。周恒顺呆呆地看着，作为高考的过来人，失败者，取消高考制度，没有让他产生幸灾乐祸的快意，他倒是为那些穷孩子惋惜，同时感到十分困惑，取消了高考，今后怎么招生？如果完全凭政治条件升学，那学习质量怎么保证？……学生队伍过完了，老师们的队伍走过来了，远远看去，年长的，年轻的，男的，女的，周恒顺认识的，不认识的老师们也手里拿着小旗儿，也举手呼喊着口号，周恒顺怕有的老师认出他来，往下拉了拉草帽子，偷眼看着老师的队伍从跟前走过。老师们的队伍很快过完了，看热闹的人们立即“作鸟兽散”，周恒顺赶忙拉起排车，一溜小跑赶往县食品公司，但是已经晚了，公司的人下班了。他把车停在仓库门口，到茶炉房，倒了一茶缸子开水，就在茶炉房旁边荫凉地儿里，拿出瓜干儿煎饼，圪瘩咸菜，吃中午饭。吃完了，倚墙坐着，把草帽儿往头上一罩，不到三分钟就睡着了—他像所有的脚夫一样，随便什么环境，什么条件，歇下来，不论坐着，躺着，合眼就能睡着。正睡得香，茶炉房烧队工老头儿喊道：“小子，别做梦了，上班了，快去交货吧。”周恒顺猛地惊醒了，拿手擦擦眼睛，朝茶水工抱歉地笑笑，说：“没觉着，睡过劲儿了。”茶炉工说：“出的什么力哎，能不困？快去吧。”周恒顺急忙去鸡蛋仓库，交完货，办了手续，拉了空排东往外走，还没到公司大门，一个骑自行车的高个子，单瘦，穿着整洁，教书先生模样的人进了大门，离周恒顺还有几米远，就下了车子，朝周恒顺走过来，一边喊：“周恒顺，这回算见到你了。”周恒顺这才看清，大高个，小眼睛，原来是唐振松，他初中、高中的同班同学，高三时还当过他们班的团支书，周恒顺只好把车停在路边，两人一起走到路边树荫里，坐下来说话。周恒顺说：“我听人说你山师毕业分回一中教书了。真为你高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唐振松说：“我早就听说你回家后拉地排车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后来听说，你常上县里几个公司来送货拉货，可是，谁知道你什么时候上哪个公司呀，不好找。上午游行，我看见你了，见你身旁的地排车装着鸡蛋，知道你准是上食品公司。游行开始前讲了纪律，不准脱离队伍，我这不回学校，吃完午饭，找领导请了假，就跑来找你了。”周恒顺说：“还真巧儿，你再晚来一会儿，我就去生产资料公司了,咱两人又见不着了。”唐振松说:“高考完了，不少同学都回过学校，就你没来过，快五年了，一直没见到你，真的很想念你。”周恒顺说：“我也想同学们。”唐振松说：“那你怎么不上一中？假期里，同学们不少回一中的，你要也去，不就碰上了？”周恒顺说：“这还不明白？一中是我的伤心地，我确实不愿意再回去，怕触景伤情，心里再苦，自己默默承受算了。落榜生有几个回学校的？跟你们这些大学生到一起，那个滋味儿不好受。再说，也无颜见那些老师。”唐振松说：“怎么还‘无颜’？你又不是没考好。”周恒顺说：“无论怎样，是落榜了呀。我不愿听老师说些‘可惜’之类的话，让老师陪着难过。我更不愿竟看到卢正人幸灾乐祸的得意之色。”唐振松说：“咱班的同学凑到一起，说起你来，都替你惋惜，难过，不少同学都说卢正人的事，他不光祸害你，被他祸害的同学不在少数。”周恒顺说：“卢正人有整人、害人的嗜好，但也不全怪他。毕竟还是有辫子抓，他才好下手。”唐振松说：“那倒也是。”他看看停在路边的地排车，看看周恒顺地道的车夫装扮，说：“同学们说起你来，又感叹，又佩服。”周恒顺说：“‘感叹’是会感叹一阵，毕竟同学一场，有感情，一样的同学，一次高考定终身，有的上天，有的入地。‘佩服’就不敢当了。我干这个，也是没办法儿。受父母恩，来到人世上，年纪轻轻，总得活下去吧。既然社会不需要我用脑了，就用自己的体力谋生呗。我也想通了，大家还不都是一样的人？什么不是人干的？人怎么不是一辈子？想开了也就行了.”唐振松问：“娶媳妇儿了吗？”周恒顺笑笑，说：“谁家姑娘肯嫁一个拉地排车的？”唐振松说：“拉地排车的在农村就是有办法儿有能耐的了，怎么没人跟？是不是和牟洪云有约定？”周恒顺说：“我和牟洪云怎么可能？”唐振松说：“那倒也是。不论怎样，得抓紧找媳妇儿。”周恒顺说：“不老说这个了。上午我看学生游行，学生们都很兴奋，像被解放了的样子。学校里热闹起来了吧？”唐振松说：“别提了，岂止是‘热闹’，已经是大乱了。从六月二日中央台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学生们就开始写大字报，到六号，又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给毛主席的信，学生们就坐不住了，课也没法儿上了。今天早晨听完广播，学生们就成群结队找校领导，要求停课，上街游行，学校领导请示了县委，就停课上街了。看样子，要停课闹革命了。”周恒顺问：“我很好奇，学生们大字报写什么？”唐振松说：“还能写什么？还不就是平时对老师有意见的，借机发泄对老师的不满，再就是给政治、历史有问题的老师，反右派，反右倾犯过错误的老师贴大字报，乱写，乱批一气。从大字报内容上看，卢正人在向学生透露老师的‘问题’，鼓动，唆使学生揭发，批判他不喜欢的老师。特别荒唐的是，居然有学生贴了徐静茹老师的大字报，扬言要把她揪回来。”周恒顺说：“老师们呢？”唐振松说：“多数老师惶恐，困惑，不知所措，不少人吓得要命，只能是等着挨打。也有少数老师写大字报互相攻击—那是平时就有矛盾的。卢正人表现得不安但又兴奋，我看他会引火烧身。”周恒顺说：“他那么红，能有什么事？他好像天生就是整人的，而不会被人整。”唐振松说：“他比彭、罗、陆、杨还‘红’？他反正没有‘金书铁卷’吧？我看他下场不一定好。”周恒顺说：“你刚回来，不会有事儿。”唐振松说：“暂时还没有。现在学生已经成了无王的蜂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人人自危。”周恒顺说：“这样乱打一气，很可能会伤及无辜，没人管吗？”唐振松说：“谁敢管？没人管。卢正人好像暗地里给少数学生出点子。”两人啦了这么一阵，周恒顺说：“我还得上‘生产资料’装货，咱改天再啦吧。年前我见到了张峰，今天又见到了你，真高兴。”唐振松又问了张峰的情况，说：“张峰是好人。哪天我去方庄儿找地。好了，我不耽误你了。见到老同学，真高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就去一中找我。”周恒顺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好说帮你什么忙了，如果你或者家里有需要出力的活儿，就给我说，我现在有把子力气了。”
这天晚上，周恒顺拉着从“生产资料”拉来的化肥，农药，农具回到方庄供销社，天已经黑了，他找了仓库保管—一个老大姐—来开了仓库门，一个人把货搬进仓库，码放好，又累又饿，浑身是汗，像水洗过似的。保管员大姐说：“周恒顺，你太辛苦了，天这么晚了，你得饿坏了。跟我回家，我弄点饭你吃了再走。”周恒顺拿搭肩布擦掉汗水，说：“谢谢你了，大姐，不麻烦了。本来就耽误你休息了。”大姐说：“你听听，说哪里话，也没什么好吃的，走吧，跟我去吧。”周恒顺说：“不了，天太晚了回不去，我奶奶担心。我得赶紧走了。”周恒顺拉了空排车，急忙往家奔。他知道，这种时侯，为他担心的，除了奶奶，还有一个人，就是小杏儿。……春节过后，奶奶和他几次想让石头儿和换子定亲，但石头儿说什么也不同意，非得让哥哥和小杏儿把关系定下来，石头儿才肯和换子定亲。周恒顺无论如何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知道这辈子和牟洪云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心里又不能完全忘掉她，他觉得，到现在为止，他心里真正爱着的是牟洪云，小杏儿只是一个身世很苦的邻居家小妹妹，他对她只是同情，最多觉得她纯情，可爱而已。他清楚，小杏儿对他有感情，奶奶和石头儿也都中意她，小杏儿也确实是个长得好看，心地善良，单纯，实在的好姑娘，但是，周恒顺总觉得，小杏儿娘两个很苦，她应该找个各方面条件更好的对象，以他的政治条件，一辈子很难抬起头来，让小杏儿跟着受气，受屈，受苦，受罪，他不忍心，可是小杏儿别看年纪小，主意却大，她很执着。怎么办呢？周恒顺走在路上，苦苦地想着这事。他想过不知多少遍了，但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完满的答案，就像一道数学题，因为“条件”不充分，所以就没有“解”。他又想，自已已经二十四、五岁了，农村青年到了这个年龄，除非家里条件格外好，否则找对象就很难了。怎么办？像他的两位“仁哥”，守信表叔他们那样，打“光棍”儿的可能性同样摆在他面前。那会让奶奶和娘痛不欲生。老天爷，周恒顺何罪之有？竟如此命蹇，受这般困顿？……身籍“另册”，万事皆休，走头无路，就像走夜路遇到了“鬼打墙”，任你左冲右突，怎么也走不出来了，恰如他上初中时做的那个梦里所见所遇，也许，他的一生，注定就要在“另册”恶梦中穿行，像但丁的《神曲》中描绘的那样。……他又想起唐振松说的，“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卢正人又在一中兴风作浪，卢正人总是吃香的，他总是在上风头儿上。好人受难，坏人神气，好怪。特别让他吃惊甚至感到恐怖的是，居然有人贴大字报，要把徐静菇老师揪回来，难道“文化大革命”竟然是乱揪乱斗乱打乱闹，无法无天的运动？如果真的把徐老师揪回来，那不会要了她的命吗？……周恒顺脑子里胡想八想着，肚子饿得“咕咕”叫，脚底下像生了风一样跑得飞快，快到村头儿，见有人打了手电筒往这照，又听见小杏儿喊：“端阳哥，是你吗？”周恒顺忙应声：“小杏儿，你怎么又来等我？不是给你说过了，不用担心我，你跑这来等我，不害怕？俺婶子不担心？”小杏儿已经迎了上来，说：“不害怕。俺娘不知道，她只知道我上你家串门儿了。”周恒顺说：“你等我，我也得一步步往回走，不等我，我也会抓紧回来。何苦这样？以后别这样了。”小杏儿在周恒顺身旁急步走着，微微喘着粗气，说：“你还说呢。奶奶说，你今天早晨走的早，说的是早赶回来去浇自留地，一等不来，二等不来，奶奶老念叨，起来坐下的，我就说，奶奶，我上庄头儿看看去，出了大门，不知不觉就迎出庄儿来了。怎么，不待见我？”周恒顺说：“哪能呢？我是怕你害怕。也怕黑灯瞎火的，有人欺负人。”小杏儿说：“没事儿，路上老有下坡回来晚的，没敢发坏的。”周烦顺说：“那也得预防万一，记住了，以后不许一个人摸黑儿来等我。”小杏儿说：“看把你吓的。好，我记住了。”正走着，小杏儿突然问：“端阳哥，洪云姐今年大学毕业，是吧？”周恒顺一愣，说：“是啊，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小杏儿说：“突然想起来了，随便问呗。端阳哥，她大学毕业了，年纪也不小了，该找婆家了，你们两个人的事……？”周恒顺说：“我不早说过，俺两人是不可能的，怎么还问这事？”小杏儿哏哏哧哧地说：“我……觉得您俩从小儿到大这么好，成不了，怪可惜的，我……替你难受。”周恒顺说：“我自己都不难受，你难受什么？”小杏儿说：“你嘴上说‘不难受’，可是心里难受，我知道。”周恒顺说：“事儿还不少，这小妮子。”小杏儿说：“又说我‘小妮子’，我今年十九了，还是小妮子？是大人了。”周恒顺说：“好，是大人了，不说你小妮子了。”小杏儿又说：“我要是多上几年学，有学问，就好了。”周恒顺说：“小杏儿，你现在就挺好的。”小杏儿说：“不好。你老拿我当小孩儿，老觉着跟我没话说，我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可难受了。”说着，竟哭了。周恒顺慌了，说：“怎么还哭了？快别哭了，到家了，往后我注意点儿就是了。”小杏儿说：“你注意什么呀？……不给你说了。我回家了，你快回家吧，奶奶等着急了。”说完，往自己家跑了，周恒顺看着她到了家门，才回头推开自家大门。
周恒顺摸黑儿来家那天晚上，后半夜就下雨了，而且一下就是三、四天。周恒顺不能出去拉货，困在家里看书，不时走到门口望着天发愁。奶奶说：“老天爷不知道上了什么邪劲，麦子在场里堆着，雨下起来没完，非得把麦子焐了。”周恒顺说：“也不全怪老天爷，主要是生产队里干活儿太磨蹭，磨洋工，一个麦场个把月打不完。”奶奶说：“以前讲的是‘争秋夺麦’，哪个不是忙的头不是头，脚不是脚的，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现在可倒好，像闹着玩儿。”周恒顺正在家里陪奶奶犯愁，大队让一个小青年给送来了一张纸条儿，说是“战山河”张营长捎来的。周恒顺展开来一看，上边写着：“恒顺：唐振松到公社农场找我，他在学校里遇见了一件难事，需要咱两人帮助解决。请于明天上午来公社农场，我在这里等你。张峰六月十五日”第二天，雨停了，周恒顺早早地吃了饭，就赶到方庄农场，见了张峰，说：“十三号那天，我在县城见到了唐振松，我跟他说你在这里，他这么快就来找你了。”张峰说：“他来，不是访友叙旧，他遇见麻烦事，窝囊事了。”周恒顺说：“那天他还说没什么事，怎么这么快就出事了?是什么事?”张峰说:“你还记得咱上初中时，你的煎饼让人偷吃了，当时同学们怀疑是唐振松吃的，看样子实际上也是他，但是你不忍心让他难堪，找了我说不要查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现在一中不是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了吗？学生胡乱给老师贴大字报。就在十三号下午，有学生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唐振松是‘小偷’，上初中时偷同学的煎饼，言之凿凿，还质问，这样的人怎么配做老师，如何为人师表？唐振松让咱两人去学校，找写大字报的同学解释一下，告诉他们绝无此事。咱马上就去。唐振松急坏了。”张峰找人借了自行车，两人各骑一辆，直奔县城，路上，周恒顺说：“当时这事再没追究，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学生怎么会知道这事，太奇怪了。”张峰说：“一点儿也不奇怪,卢正人不是一直在一中,而且是副校长兼副书记了，准是他的事儿。”
张峰说得不错,几年过去了,卢正人不但还在一中,而且还越发如鱼得水,一帆风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这卢正人以初师毕业的文化程度,不思在学识上进取,而只知在政治上钻营,不学无术,唯在处人际关系上却擅长权谋机变,长袖善舞.他在社会大变革的关头，以“大义灭亲”的突出表现脱颖而出，看风使舵，在政治运动中，以最“革命”的面目出现，让那些死守道德底线，念念不忘“费厄泼赖”，“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知识分子们相形见绌。对本校，文教系统，县委，县人委的分管领导，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他都列出名单，根据其不同特点，因人制宜，采取不同的方法，投其所好。对为人正派，一尘不染，讨厌拉拉批扯的领导，他就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面目示人，适时地，恰如其分地，汇报工作，以取悦之。对领导本人或其夫人爱沾小便宜的，就常去串门儿，每次去都不空着手，总要带点礼物。礼物不过分贵重，而是恰到好处，适足以让领导和夫人受之如饴又无心理障得，让他们眉开眼笑即可。在老革命当权，战时共产主义遗风犹在，人们普遍贫穷，物资匮乏的年代，送礼过重，让领导生疑，反倒弄巧成拙，事与愿违。人谓“多财善贾，长袖善舞”，卢正人的手段堪比舞台上婀娜多姿的戏子，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演技已经炉火纯青，他平时的言行作派，对不同政治条件，不同背景的老师学生，对不同级别，不同权位，不同特点的领导，看人下菜碟，所采取不同态度的精准把握，已经成为其性格的一部分，不须刻意为之，其中的精微玄妙，不足为外人道，也没法与外人道，是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老校长还在一中的时候，他谦恭，谨慎，一副忠诚，宽仁之状，平日不温不火，善解人意，搞运动涉及整人的事，老校长往往磨不开面子，打不开情面，表现心慈手软，他对老校长晓以利害，说党的原则，政策俱在，咱们也袒护不了他（她），表现犹疑，只能是损已而又不能利人，需要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他就自告奋勇，替老校长冲锋陷阵，回来向老校长汇报时，还不时长吁短叹，对运动对象表现出同情，惋惜和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老校长感到他立场坚定，忠贞不二，富有责任心又重人情，是难得的好干部，对他信任有加，大加重用。周桥来了，卢正人敏锐地意识到，周桥比老校长“复杂”很多，软硬不吃，油盐不进，道不同不相与谋，很难为己所用，于是表面上对周虚与委蛇，暗中经常找个别县领导反映周的“问题”，到“反右倾”的关键时刻，他一封“人民来信”就把周桥撂倒，赶跑了。周桥走了之后，他很快就当上了一中的副书记。但他知道一中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一个分管政工的副书记是那些满腹经纶的老师们瞧不起的，经过一番“努力”，时间不长，县委组织部就公布他为副校长了。他已经确立了下一个目标，到县文教局当副局长或县文教办当副主任。已经得到的和将会得到的地位和权力，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是倾一生之力也得不到的，而他却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他化的心血，耗费的精力还有财力，只有他自己知道，所谓“甘苦自知”。他承认，共产党的官场堪称廉洁，非民国时期可比，但人皆有私心，有道是“当官儿的不打送礼的”，对某些领导隔会子“意思意思”，有所表示，所谓“锯响就有沫儿”，总会有联络感情，取得好感，加深印象的作用，起码是当有什么“机会”的时候，领导会想起你。卢正人有足够的钱财支撑他对领导的拜谒和趋奉。土改时他“大义灭亲”上交姑家藏在他家的浮财时，留下了不少“真玩意儿”，这些年来，他偷偷在外地银行卖了几次，不但自已可以关起门来吃秀的喝辣的，偷偷地给“相好”的女人送钱送物，也让他有钱买礼物讨好领导。当然这也是他的一块“心病”，如果这件事露了馅儿，他会身败名裂。他一想起榆树村的那个秃子，“大眼贼”于大牛找他敲诈勒索的事，就心惊肉跳，因为那是一个缺口，破绽。好处是这件事儿，他们两人是“一根绳上拴两个蚂蚱”，跑不了你，也跑不了他。于大牛别看模样儿不济，看上去像个恶棍，但很长时间里一直稳稳地在榆树村掌着权，虽然在“四清”中下了台，但谢天谢地，那件事并没有暴露。因为心里边有这个“鬼”，卢正人更加“突出政治”，热衷于政治运动，他必须一直站在政治斗争的制高点上，整人而不被人整，他必须以攻为守。这些年来，他不但在一中掌管老师和学生政治命运的生杀大权，而且每次运动，他总是站在“正确”的，发起进攻的方面，运动过后，踏过被整垮者的政治僵尸，他总会“更上一层楼”，或者至少是原先的位子更坚牢了。他喜次政治运动。没有政治运动的日子，四平八稳，过于平庸，会让他混同于众人，而政治运动却会显示他的过人之处，不同于一般人之处，如郭沫若的名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政治运动来了，他就身不由己地兴奋，紧张起来，像钟表上紧了发条，又像好猎手到了鸟兽麇集的山林，他会血管贲张，磨拳擦掌，充溢着临战的激情。政治运动是他的节日，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还有什么整党整风，只要搞运动，他就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说话都变了腔儿。运动过去，他就像浑身散了架儿，很长时间打不起精神，饥荒三年，他有吃有喝，活得照常滋润，暗暗得意。很快，中央下达指示，要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盼来盼去，学校里却没真正动起来，他连他心目中的斗争对象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也白搭功夫了。这让他很失望。这两、三年，中央以更高的调门儿强调阶级斗争，报纸、广播时不时地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去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口气很硬，来头很大，卢正人觉察出马上要搞大运动了，他就又把原先搜肠刮肚准备的材料翻了出来，而且还暗暗找亲信教师，学生布置，注意搜集“重点人物”的“反动言行”。进入一九六六年，形势一天一个变化，到四、五月份，形势越发明朗，中央报刊明确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卢正人也不明白，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文化大革命”，但他想，管他什么“革命”—而且是“大革命”，反正“革命”就是一部分人“革”另一部分人的“命”，“运动”，就是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他只需要关注如何和怎样整人，而免于被整就行了。他很快就进入了临战状态，每根神经都蹦得紧紧的，像张满的弓弦。他像枕戈待旦的战士听见了冲锋号，又像田径场上正在做起跑准备动作的运动员，随时准备冲出去奔突，拼争和厮杀。他参加运动，坚持两条，一是防身，睁大警觉的眼睛，保护好自己；二是审时度势，观察和摸准“敌情”，主动出击。这次文化大革命，势头格外大，而且从开始大中学校就是主“战场”，而学生似乎又是斗争的主力军。中央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几个人的大字报，一中就乱了营，学生们乱成了一锅粥，像掐了头的蚂蚱一样乱窜乱撞，像受别的狗叫声影响的狗一祥，不问青红皂白，不分东西南北，乱咬一气。卢正人有点懵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不要“党的领导”而打开了乱仗？这不比右派向党进攻还厉害？他很快转念一想，运动毕竟是毛主席发动的，共产党的领导不会不要，他就跟学生骨干，出身和社会关系好的，对入团，甚至入党—高中生可以入党了—要求迫切的学生主动联系，肯定他们的斗争大方向，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时提醒他们，革命总得有对象，有斗争目标，而要开展对这些人的斗争，你得有事实，有“材料”，就像开炮，得有炮弹。而他可以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也就是说，他可以供给他们“炮弹”，他有时直言不讳，有时闪灼其词地向学生们透露他认为有“问题”的老师的“问题”，或者通过方向荣，总务处曹老师等亲信在学生中散布，传播 。学生们得到这些“材料”喜出望外，“炮弹”到手，往往不加思索，很快就“放”了出去。这些学生以能够放出重磅炸弹而沾沾自喜，而傲视同侪，卢正人则躲在一边暗自得意，心想，人民日报发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让这些傻小子去“扫”吧，都扫出来，他卢正人再出来，代表组织给下结论，“定案”，收获斗争成果。他向学生透露的有“问题”的老师大体上是三类人，一是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或本人有历史污点，包括在反右派，反右倾中跌过跤，呛过水的人；二是领导班子成员中跟他过不去，他看不顺眼的如项民副校长这样的人；三是以清高自许，两眼朝天，尾巴翘得老高，不买他的账的人，唐振松就被他列入了这一类。唐振松初、高中和周恒顺都是同班，高三时当过团支部书记，因为周恒顺的入团问题，在校团委会议上和卢正人有过争论，山师毕业后回一中任教。卢正人认为唐振松是自己的学生，自应对他尊敬，靠拢，趋奉，却不料，他对卢正人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平平淡淡，这让卢正人很恼火，他本来以为唐振松天然地会成为自己的嫡系，谁料竟是这样。卢正人知道唐振松回一中后，课教得很好，很受学生欢迎，这次搞运动，此人的作用不可小觑，他隐约感到唐振松对他来说，非友即敌，决心先下手为强，让人对唐振松“开炮”。卢正人想起唐振松上初中时，学生传说他偷吃了周恒顺的煎饼，但是他们班的团支书张峰把事情压了下来，如果把这件事捅出来，就可以把他搞臭。卢正人寻机对一个毛三火四的小初中生叫蔡忠的说：“别以为老师素质就一定高，唐振松上初中时偷吃本班学生周恒顺的煎饼，当时弄得满城风雨。你想想，都是家在农村的穷学生，你把人家的煎饼吃了，人家不挨饿？这是什么品质？”毛头小子蔡忠正愁没什么新材料出大字报，而且有一次考试，他偷看别的同学的试卷儿，被唐振松抓住，训得不轻，听了这话，不出一个小时就把这事写成了大字报，而且还拟了个醒目的标题“如此品质怎为人师—偷吃同学煎饼的唐振松”，事情不大，但是窝囊人，唐振松一下子给打懵了，十分狼狈。他知道大字报的背后一定是卢正人，想来想去，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得找卢正人，求他帮忙澄清此事。卢正人见唐振松来求他，心里有一种猎手擒获猎物般的快意，心想，这小子觉着疼了，来求我了，嘴里却说：“这些学生太胡闹了，弄的计么事儿哎，鸡毛蒜皮，扑风捉影，胡写八写。”唐振松说：“卢老师，你当时比较了解俺班的情况，麻烦你给他们解释解释,让他们出个更正的大字报,否则,我真的无地自容了.”卢正人说：“这个情况我清楚。都是些穷学生，你吃他个煎饼，他吃你块地瓜，这还算事吗？为什么要拾翻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我去找他们说说。可是，现在这种形势，我说话还有用吗？他们听吗？恐怕很难说。我一定找他们说，至于听不听，就是他们的事儿了。”第二天下午，蔡忠和几个同学又对唐振松“偷煎饼”的事出了新的大字报，说唐振松态度恶劣，对抗革命师生的批评。唐振松知道是卢正人找学生做了“工作”，但方向是相反的。而卢正人此时正在远处看着唐振松的狠狈相暗自得意，心想，这小子知道厉害了，不用你烧包，我就这样整你。窝窝头不大，噎人，兜头泼你一盆洗脚水，恶心你，让你在学生面前斯文扫地，成为小丑儿。你受不了也得受。唐振松这才想到，卢正人捣的鬼，他怎么会去“澄清”呢？这才想起来，找周恒顺和张峰来替他辩诬。
张峰、周恒顺走进一中大门，就被学校里的景象惊呆了。比一九五八年寒假，全县中小学教职员集中在一中搞整风补课打右派派时的声势还要凶猛，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不但教室，办公室的墙上，有的教研组办公室的门窗上，连被指为有“问题”的老师的办公桌上，宿舍门窗，房间里的床前桌旁都贴着或悬挂着大字报。周恒顺走在大字报阵里，感到惊悚，恐怖，脊梁骨一阵阵出凉气。这些大字报多数是对着老师的，但也有不少是矛头指向项副校长的，奇怪的是却鲜见攻击卢正人等学校实权派的，而且，对少数这种大字报，也会有人为他们辩护，指批评者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甚至是“反党”。而针对老师们的大字报，除本人有检讨或辩解的以外，少有人为之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全是一派“破鼓乱人捶”的阵势。给老师们贴的大字报内容荒诞，声色俱厉，无限上纲，大帽子吓死人，恨不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不知是学生们从小所受阶级斗争教育使然，还是人皆难免的“吃柿子拣软的捏”的本性所致，多数大字报攻讦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历史上有污点或者在“反右派”等运动中犯过错误，即身籍“另册”，平日战战兢兢，可可怜怜，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一些人，周恒顺感到，看来“文化大革命”云云，不过是以前运动的翻版，对“另册”中可怜虫们又一次“敲打”而已。让人不明白的是，平日清风习习，书声朗朗的校园，何时郁积了如此深重的愤怒，怨恨，竟如岩浆迸发一样，突然有此烈火的喷涌。特别荒唐的是，徐静茹老师退职回上海几年了，竟然有大字报指责学校领导对她宽纵，要求立即把她揪回来参加运动，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斗争。张峰看了周恒顺一眼，骂道：“真他娘的荒唐！”周恒顺说：“不要乱说话。”张峰说：“不怕，他们总不至于把我也打成牛鬼蛇神吧？”两人看了一阵大字报，到史地教研组找到了唐振松，让他带路找到揭发“偷煎饼”事件的大字报看了，唐振松说：“这事弄的窝囊，还让你们俩跑这一趟。”张峰说：“跑这一趟有什么？没什么了不起，你指给我们这个蔡忠在哪个教室里，俺两人去找他，不能由着他信口雌黄。”张峰和周恒顺按唐振松说的位置，在初二三班找到了蔡忠，是个又黑又瘦，小头小脸儿小个子的小男孩儿，只有两只眼晴像两颗黑玻璃球儿，瞪瞪乎乎，亮亮的，显得很有精神，一看就知道是个从小没少挨饿，营养不良的孩子，周恒顺想，也许这孩子很单纯，信奉“饿死事小，失节（德）事大”，眼里容不得沙子，容不得自己的老师竟然有偷盗的劣迹，故而著文批判。蔡忠见两个彪形大汉找他，不知道什么事，脸上露出怯怯的神色，但又故作强硬，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张峰说：“你叫蔡忠？说你们唐老师偷煎饼的大字报是你写的？”蔡忠大概以为来者是唐振松家里的人找他寻衅的，吓得小脸儿黄腊腊的，嗫嚅道：“是我写的。有什么事吗？”张峰说：“有丁点儿事。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找叫张峰，是烈士子弟，复员军人，共产党员，他叫周恒顺。我们两个人和唐振松上初中时在一个班，住同一间宿舍。说起来，咱们都是一中校友。我们听说一中搞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跑来看大字报。无意中看到你写的批评唐振松的那一篇，觉得唐振松太冤枉了，特地找你说明一下情况。”周恒顺说：“蔡忠小同学，你写这张大字报，说明你有是非观念，嫉恶—虽然算不上什么‘恶’，但毕竟是不好的事—如仇。如果唐振松真的是个有偷盗毛病的，品质不好的人，就应该批评。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作为当时的当事者，见证人，觉得有必要把当时的情况给你说说。无论搞什么革命，冤枉好人总是不好的。”蔡忠说：“有什么好说的，他能偷，我就能写。”张峰说：“他果真能偷，你自然能写。但是，毛主席说，批评要注意政治，说话要有证据。你听我们说说。当时，我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周恒顺是丢失煎饼的。当时确实没有弄请是谁吃了周恒顺的煎饼。那时正是春天，青黄不接，很多同学吃不饱饭，不少同学带的饭少，星期五、星期六就饿着。周恒顺的煎饼被同学吃了，他认为同学饿，拿个煎饼吃，不是什么大毛病，不让我追查这件事，这事就过去了。我们谁也不知道是谁吃了周恒顺的煎饼，你怎么能言之凿凿地一口咬定是你们的唐老师的事呢？这不是太盲目，太武断了吗？这对唐振松说来，不是极大的打击和污辱吗？你想过没有？”周恒顺说：“我作为煎饼的失主，当时和后来都不知道也不关心是谁偷吃了煎饼，而且即使知道了是谁，我也不认为他是什么‘小偷儿’。你怎么能在事情过去几年之后，这样草率地给自己的老师加上偷盗的恶名？”蔡忠支支吾吾地说：“反正我也不是给他造谣。我是觉得，卢校长说的还能有假？老师们的事儿—卢校长包本儿，都清楚。”张峰看了一眼周恒顺，说：“噢，你是听卢校长说的，那这事怪不得你。但卢校长也许是听了别人的误传。现在，我们作为当事者和见证人，给你说了实情，你总该相信了吧？我们请你再写一张大字报，更正一下，还你们唐老师一个清白。”蔡忠咕嘟着嘴，不说话。周恒顺说：“小同学，我们都是穷学生，挨饿是经常的事。小孩正长身体，挨饿特别痛苦。无论是哪一个同学偶尔吃同学一点东西，都不应该看作计么品质问题，更不是什么大的罪过，不值得也不应该大张挞伐，更何况是在说多少年以前的事，而且是子虚乌有的事。小同学，你挨过饿吗？”蔡忠两眼红红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但仍然不说话。张峰说：“怎么样，小同学？写张大字报，几句话，更正一下，可以吗？”蔡忠呜噜道：“我…”张峰说：“你写不写吧，你还是写比较好。你要是不写，我就去找你的父母，问问他们，供你上学，你却在学校里无故攻击自己的老师，像话吗？”围在旁边看热闹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说：“写吧。”“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关系？”蔡忠低声说：“我怕卢校长他……”有的同学说：“你怕什么卢校长？你怎么不怕唐老师受冤屈？写吧。”蔡忠接过同学递给他的纸和毛笔，写道：“我六月十三日写的唐振松老师的大字报，消息来源有误，现在予以更正。特向唐振松老师道歉，请唐振松老师原谅。蔡忠”同学们看了，都鼓起掌来。几个热心的同学马上找来浆糊，拿了大字报，出了教室，张峰和周恒顺在后面跟着，看着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原先攻击唐振松的大字报旁边，并把原先的大字报撕了下来，团成一团，随手扔掉了。张峰说：“谢谢你们。”这当中一个团团脸，白生生，大眼睛的女生说：“当时蔡忠贴出这张大字报，我就觉得不合适。这几天，康振松老师可难受了，太可怜了。你们两位学长心眼儿真好，太善良了。”张峰说：“你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那女生说：“我叫李静，是高二三班的，唐老师教我们历史，是俺班的副班主任，他可好啦。”张峰说：“李静同学，谢谢你同情我们的老同学。他的确是很好的人。”周恒顺说：“不论搞什么样的运动，怎样‘革命，人的善良之心不会也不应该泯灭的。”李静说：“你们说的真好。咱们学校有些学生，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有不少是干部子弟—平时目空一切，趾高气扬，运动来了，唯他们‘革命’，不问青红皂白，对平日辛辛苦苦教我们的老师乱打一气。这些人实际上是想投运动之机，达到个人目的。我看不惯这种人。像蔡忠这样的穷小孩儿也跟他们瞎起哄，很可笑。”张峰和周恒顺觉得这位李静同学是个有头脑，很善良的女孩儿，但对她的话不好回应，只是点点头儿。学生们走了。张峰和周恒顺看见了在远处站着的唐振松。唐振松见学生行走远了，急忙走过来，看了看刚刚贴出的大字报，眼泪“刷”地淌了下来，说：“多亏你们两位，不然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张峰说：“没那么严重。”唐振松说：“怎么不严重？知识分子特别当老师的最看重的是颜面。颜面失去，没法做人，没法儿在学校里立足了啊。”张峰抬手指指周围“海洋”般的大字报，说：“这些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了这么多老师，那不都没颜面了？”唐振松说：“反正够呛。”天晌午了，唐振松领了张峰和周恒顺到一中附近一个小饭店吃中午饭。唐振松说：“今天这事，太感谢你们了。”张峰说：“同学之间不用说感谢的话。”吃着饭，唐振松说：“我当团支书，没把周恒顺的政治问题解决好，觉得很对不住恒顺。”张峰说：“我还不一样？可是那怪不了我们。这个周恒顺也清楚。”周恒顺说：“那些事确实不怪你们。卢正人一直卡我，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的借口和理由。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确实有问题，这是没办法儿的事，谁也帮不了我。我认命了。”张峰说：“不说这事儿了，越说越烦。振松，你得注意，卢正人他可是真整人。”唐振松说：“我知道。这人太厉害了，防不胜防。我回一中教书，并没得罪他，他却把我当成打击对象了。”张峰说：“你还是书生气。你不巴结他，就是得罪他。我估计他对你还不会善罢干休。你提防着他就是了。”果然如张峰所料，张峰和周恒顺来一中后两、三天，唐振松“偷煎饼”的事又生波折。有学生贴出大字报，指责唐振松内外串连，勾结社会上的人员，威胁，恐吓揭批问题的学生，迫使学生向他道歉，这是对抗群众运动，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他所勾结的人当中有一个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严重，是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拥护和支持文化大革命。唐振松和这样的人臭味儿相投，相互勾结，他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紧接着又出了不少大字报，揭发他在历史课上吹捧海瑞，吹捧“清官”，与吴晗遥相呼应，“纲儿”越上越高，“帽子”大得吓人，搞得唐振松俨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中的老师们对唐振松这样一个原来一中的学生，大学毕业回母校才一年的青年人居然成了运动对象感到惊愕，但也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异议，唐振松知道这仍是卢正人在幕后操纵，但也无计可施，每日惶恐不安，死的心都有了。他知道，“偷煎饼”的事只是个导火索，把火引到他身上才是目的，虽然“偷煎饼”的事“更正”了，但仍无济于事。再找张峰和周恒顺也没用了，而他们两人还认为唐振松从此平安无事了哩。
那天周恒顺没有拉什么货，很早就回了家，见表姐夫高献春来了。他前几天因为洪全订婚去了一趟济南，来向姥娘“报告”情况。姑母和洪全表弟在一个叫德顺里的巷子里，一个大杂院儿里租住了一间半小屋。同一条巷子里一户姓张的人家，是济南的老户，户主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大女儿和女婿都在法院里工作，小女儿叫张丽还在上学，有一次洪全在单位开会回来晚了，遇见几个小流氓欺负张丽，洪全认得这女孩儿是同一个巷子里的，但不知道名字，跑过去拼命相救，被几个小流氓打得不轻，路上来了人，小流氓跑了，张丽找三轮车把洪全送进了医院，住了好几天。当地街道居委会，洪全的工作单位都表扬了他，从那以后，张丽和洪全认识了，慢慢地两个人“对”上“象”了。张丽家除了她妈妈，全都激烈反对。他们都说洪全是个好青年，但他家的政治情况太差，他本人的工作和地位太次，张丽找这样的婆家，这样的对象简直是荒唐.不用说老革命怒气冲冲,连姐夫也对张丽说:“小丽,你找这么一个对象，是生生地往‘另册’里钻，一辈子就完了。你没看见社会上那些有政治问题的家庭的人是什么处境？”张丽说：“‘完了’就完了呗，那天晚上如果不是牟洪全相救，我这一辈子就完了。牟洪全是个干活儿挣工资的工人，如果因为他出身不好，就算在‘另册’里，我就进去陪他。拉棍子要饭，我也愿意！保证不上你们门儿上要，你怕我们会影响你们的前途？那好，我就登报宣布和你们脱离亲属关系。”老革命气得犯了心脏病，发了话，如果张丽不听话，就不要她这个闺女了。张丽不为所动，书也读不下去了，越发往牟洪全家跑。前些日子，张丽找爸妈，提出要和牟洪全定婚，让洪全妈妈找介绍人上门提亲，被老革命赶了出来。高献春去了济南，亲也没定成。奶奶说：“那你娘还不急死？”高献春说：“是啊，娘说，俺是成份不好，可俺老实巴交地过日子，拥护社会拥护共产党，俺孩子也不是吃人生番，至于这样吗？愁死了。”奶奶说：“老辈子也没作过孽，怎么让孩子一个个的遭这个罪？你和洪秀这么苦，这洪全又摊上了。这俩孩子还不难为死了？能成了？”高献春说：“张丽那个小妮儿真不孬，姥娘你要见了准相中了，她是铁了心了。我看他们两人散不了。”妇奶说：“就算成了，亲威不是亲戚，跟仇家似的，一个巷子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叫什么事儿哎。”周恒顺说：“奶奶，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周恒顺问：“姐夫，济南那边文化大革命什么情况？”高献春说：“挺凶的。学校里也不上课了，听说祥云里姨爷爷他兄弟和兄弟媳妇儿在大学里都被贴了大字报，也都被揪出来挨斗了。姨爷爷家门口也贴了大字报。来者不善。这样下去，四姨奶奶在那里恐怕待不住。这是个麻烦事儿。”奶奶说：“端阳，忙忙你的活儿，抽空儿上趟济南，去看看你两个姨奶奶。”高献春说：“这次在济南，听国筠姨父说，这次运动，声势、规模都会比先前任何一场运动大得多。他也摸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儿。”周恒顺说：“咱县里一中也闹得挺厉害。”远处传来大队部大喇叭的广播声，照常是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像批斗大会上的发言。文章广播完了，照例又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歌声，周恒顺想，莫非如今中国的这种“革命”真的和将近一百年前的巴黎公社—那是令周恒顺十分景仰，为之感动，喟叹的伟大事件—一脉相承？这种“革命”真的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起“人间天国”？……周恒顺十分迷茫，他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给他和他的家人，亲戚们带来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