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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认祖归宗，从酸枣岭回榆树村两年多了，临回来时，娘和大爷千叮咛，万嘱咐，回老家后，奶奶提着鼻子合撒牙地不住絮叨，让他在村里，在生产队里多干活儿，少说话，不惹事，特别是不和大、小队干部掰争，石头还算听话，回来这么久了，对村里于大牛一伙儿人明睁大眼摆着的毛病，看在眼里，憋在心里，回家跟奶奶，哥哥嘟囔一阵，骂上几句，奶奶和哥哥几句话就把他按住了，所以，无论在村里，在队里，虽然也和干部争讲过几回，但总算没惹什么事儿。奶奶说：“石头儿真是不孬，从酸枣岭带回来的小脾气儿硬是改了。”周恒顺说：“石头儿看上去是个愣小子，可他心里有数儿，知道好歹。主要是怕让你生气，添心事。”可是，没想到，到底还是出事儿了。
又是一个秋收季节，社员们起早贪黑，忙着收割，虽然累得腿疼腰酸，但心里舒坦。因为地里的收成连着自已家里的饭碗，庄稼人从年头到年尾，累死累活，盼的就是一年两个收成季儿。就在这时，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传遍了全榆树村：大队干部于二车负责包三队，和三队的干部—主要是他小舅子二孬分地瓜捣鬼坑人，让周家二小子石头儿逮着了，闹起来了。这件事不但让三队内部炸开了锅，还让全村人议论鼎沸。“秃子兄弟们天天叼着洋烟儿，人五人六，迈四方步，吐圆圆唾沫，背地后儿里干这样不见天的事儿，上级瞎眼了，让这样的人当官儿。”“早就看着他们不地道，可是，老百姓算个屁！”“人家兄弟俩是土改上去的干部，是红点儿的。”“哼，什么‘土改干部’？狗屁，这个屌弄法儿，比当年的地主还坏。人家地主是凭着老的传下来的土地，他们凭什么？”“凭什么，凭他们的秃头，凭他们两片子嘴，会说‘捋话’。”有的说：“石头这小子真不赖，三队有大队长撑着腰，二秃子把着，他小舅子二孬当保管，生产队就跟他们自己家的差不多，差不多的社员都上赶着巴结，看出点儿猫溺来，也没敢言声儿的，这小子才回来不到三年，人还没长大，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真不赖。”“不赖？这下子可是捅了蚂蜂窝了，这小子非挨蜇不可。”“是啊，这小子是不要命了。”“石头儿没犯寻思，他是虎口里拔牙啊。”“石头儿这叫‘初生牛犊儿不怕虎’。”“哼，‘不怕虎’，你牛犊儿是憨大胆，老虎可是咬人的。”有的说：“走‘社会（主义）’走的，社员成年论辈子吃不上一顿饱饭，这些坑人精还弄这样的事儿，不要良心啊。”“这些没人心眼儿的货，吃巧粮食儿吃惯了，怎么不噎死他。”“哼，要是吃昧心粮能噎死人，天底下就没有‘光棍’，没有‘眼子’了。”社员们都瞪大了眼，看大队怎么处理。有看问题“深刻”的人就说了：“怎么处理，你们想想大队还能怎样处理。官官相护，就别说人家是亲兄弟了。三队这伙子多分粮食，还少了大秃子那一份儿？你们看着吧，齐不齐，一把泥。大队也就是和和稀泥，拿那个平板抹两下子，一溜儿光滑墙，过去就算完。过后，人家该乍着还乍着。老百姓你就别寻思有个好儿，你就撅着腚挨吧。”
石头惹的这件事儿非同小可，在奶奶看来，是闯了一个大祸，他们一家在榆树村是单门独户，土改前，虽然程兆兰娘家是村里大户，但她觉得娘家是娘家，周家是周家，谁也不肯得罪。儿子被江家连骗加逼当了壮丁，她也没敢跟江家往死里闹，和儿媳苦妮儿咬碎牙往肚里吞，苦挣苦熬，拉扯着两个孙子往前过。两个孙子，一个叫“恒顺”，一个叫“恒和”，“顺”，“和”，当然是祈望他们一辈子顺利，平和，但也是要孙子对人要“顺”要“和”，不能戗着，顶着，不能拉硬弓。土改了，娘家成了人下人，程兆兰就更怕事儿了。于大牛打她儿媳苦妮儿的主意，惹不起躲得起，她咬咬牙，横横心，忍着泪，自己做主，把儿媳当闺女找了“主儿”，改“节”走了，连二孙子也带了去。想想她心里是什么味儿吧。于大牛他们让她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扫大街，她二话没说，让去就去。以后给改过来，她也没找人家的麻烦，谁让咱命不济，自己儿子当国民党兵，死到战场上了呢。“成王败寇”，国民党败了，你儿子干国民党，你还指望共产党给你好果子吃？何况面对的是于家兄弟这样的“炸不烂”呢。为了把孙子拉扯大，程兆兰什么气都能吃，什么屈都能受，什么事都能忍。她对孙子说：“吃亏人常在。得理且让人。不论什么事，能让人过去就让人过去。人家欺负咱，咱能忍就忍，不能忍也得忍。人家踩在咱头上拉屎，咱两只手扑拉了，过去算完。庄里大事小事，再不公，到不了咱出头儿管，路不平众人踩，不少你兄弟俩。咱比不得人家。”她这两个孙子，大的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从小上学，听话，懂事，不让奶奶生气、担心是他的最高原则，从不惹事生非，兴别人欺负他，不兴他招惹别人，不论对谁都客客气气，礼貌周全。高中毕业回了村，一头扑到庄稼地里，比谁都能干，多话不说，闲事不问，任谁也不得罪。他心里想的是，我功课好到全省都数得着，人家就硬生生地不让你上学了，你都没一点办法儿，一句话都不能说，村里这些事儿，还值得着急上火吗？自已的亲娘被人欺负得改了嫁，好好一家人分到两下里，你也没法儿替娘“报仇”，出气，还有什么气是不能忍的呢？再说，大队、小队里这些不公，不好的事情，并非榆树村独有，而几乎是村村如此。也许别的村里没有于大牛，但那里会有张大牛，李大牛，总之一定会有人扮演于大牛这种角色，正如国民党时期会有江保长一样，所以，你企图“坚持真理”，和农村中这种坏干部斗争，是徒劳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周恒顺看得透，想得开，所以他说话做事总是“顺”字当先，即使遇见让人气愤的事情，他也总会劝自己忍，而不会选择去抗争，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自已所处的社会和环境里，他并不具备抗争的“资格”，因而自然也就免除了这方面的义务。但是，石头儿就和他哥哥不一样了。他从五、六岁就跟娘上了酸枣岭，一待就是十来年。小孩儿还不就是跟谁随谁，那边大爷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是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县里，区（公社）里的领导都对他客客气气。他一点也不怕事儿，工作组的人毁他的“小开荒”，他敢指人家鼻子骂他们“不吃人粮食儿”，大、小队干部不但不欺负他，还看他的脸色说话。他也不讹人，就是性子直，讲“真理”，喜欢跟人家较真。石头就学了他那一套，不怕事儿，遇见看不顺眼的事，就想跟人家“干”。回老家后，奶奶嘱咐他不能由着性子来，不能惹事儿。周恒顺跟他讲道理，说：“石头，农村人就这么个水平，干部办事不公，多吃多占，哪里都一样。我们没有可能去改变他。我们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和村里人，大、小队干部都不能弄顶了，不能弄成仇家。冤仇宜解不宜结。为了不让奶奶替咱担心，咱也不能惹一点儿事儿。”石头也知道，应该听奶奶和哥哥的话，也知道哥哥虽然干了“庄户”，成了脚夫，但他是心里装了天下事的人，大队、小队这些干部沾油抹水，鸡零狗粹的烂事，他根本就看不到眼里，他自有自己的主意，所以他对大队、小队的干部恭而敬之，是不和他们一般见识，是认为他们不值得计较。而石头儿不行。他不信邪，他穿不得小鞋儿，吃不得粗面，回村不久，他就大张旗鼓地跟人说话，意在让人给当官儿的捎信儿：“我周恒和小名儿‘石头儿’，人不到二十，可已经长大成人，像这个小名儿，是条硬汉子了。说到好处，怎么都行。可是想欺负我，没门儿。先把话撂这里，谁也别想拿俺大大的事欺量我。他是他，我是我。我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干，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有谁想把我往泥里踩，得提前寻思好了，我可能不那么老老实实地尽着人踩，说不定还一头拱他个‘倒坐子’。”但是榆树村从大队到周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都是于家兄弟掌着大权，他们兄弟从土改特别是“公社化”往这，把持大权多年，饱尝了掌权的甜头儿，拼死命也要保住手中的权力，他们的方针是，不论你是谁，都得听嚷嚷，都得服服贴贴—就像旧社会人们在保长和大财东面前那样，想办事儿还得肯巴结他们—没好处，没人巴结，当这屌头子官儿干什么？谁要不顺条顺绺儿，想戗茬儿，想长刺儿，那就不行。得想办法儿，处处跟他过不去，一定得把他整顺茬儿了，把刺儿给拔了。他们甚至还在大会上讲这种道理：“旧社会，造反的是好汉，共产党领导着造反是革命，新中国成立了，谁还想造反，就是‘反革命’！”社员们虽然十有八九不喜欢他们兄弟，可是上级喜欢他们，农民，社员喜欢不喜欢，顶个屁用。当用得着你充数起哄的时候，农民—主要是贫农、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当烦恶农民—也包括贫农、下中农—的时候，几乎所有干部都会认为农民自私，狭隘，保守，落后，“难弄”，人人都会背毛主席的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干部们看得不错，农民们确实是这样，即使已经步入“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农民们依然如此，因为历朝历代，农民在全部社会阶层中总是垫底儿的，总是受侵害的，总是会为社会的变动付出最惨烈的牺牲，而每一次社会变迁之后，他们又总是会被弃之不顾，或者让他们继续付出牺牲。所以，“自保”成为农民们精神中世代传留的遗传其因，他们最讲求实际，自保和自私是最根本的动机—这无可厚非，因为即使仅具生物性，求生也是一种无可指摘的天性和本能，更何况即使是那些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又有几人不自私，不图自保呢？不过他们善于伪装而已，社员们在于大牛、于二车这样的干部领导之下，谁跟他们顶着，什么好事儿也摊不着，还会处处给掐亏吃，人巴结行的，狗咬穷的，见别人上赶着巴结干部，自己也赶紧跟上，过了年，不论家里有没有，哪怕去借，也得请于家兄弟吃饭，从年初二到出去正月，兄弟俩吃请，哪家说晚了，都排不上。八月十五，过大年两个大节日，还得给他们送礼，当“老的”孝顺，当神仙供奉。程兆兰比他们辈份儿大，心里又烦恶他们，和他们的老父亲于拴柱又是多年“老姊妹”了，这么些年，没请他们吃过一顿饭，更没给他们送过礼。石头回了家，恒顺下了学，奶奶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寻思着，你兄弟俩都得在村里扎根过日子了，凡事离不了大队，小队，于家兄弟俩，社员们都巴结，咱也得多少意思意思。”周恒顺说：“咱家这个情况，跟他们弄这些事儿，也没什么意思。难得不得罪他们就是了。”石头说：“奶奶，你说什么我都听，就这一条儿，我不赞成。按他们欺负俺娘，欺负奶奶干的那些事儿，我恨不得把于大牛宰了。咱也没东西，有东西喂了狗，也不给他们。把东西喂了狗，它还朝我摇摇尾巴哩。咱家有东西，喂狗不喂狼。奶奶，你不用二乎他们，俺兄弟俩凭力气挣工分，分口粮，咱也不图什么好处，他们也不会单自给咱刮风下雨，闲功夫搭理他们。”于家兄弟看周家两兄弟，大的深藏不露，人常说的 “咬狼的狗不露齿”，表面上客气，心里并不服他们兄弟；二的是个楂子头，不是省油的灯，有他足弟俩—特别是那个石头儿—在三队，队里想弄点儿这事儿那事儿，就得格外小心。这兄弟俩一个有点子，心眼儿多，一个憨大胆，天不怕地不怕，还真磨人眼珠子。周恒顺出去拉“脚儿”，让他交一点子钱，他也干，干就干吧，省得他们担心他在下边儿“鼓捣”事儿；那个石头儿，他们就派他出外工，让他不着家。可是，小子在外头待了年把，非回生产队不可，说他哥哥不在家，他得照顾奶奶，小子找了顾青山，顾青山这个糊涂蛋，痛快儿地答应了，下命令以后尽量不派周恒和出外工。三队只好让别人把他替了回来。石头回生产队干活儿了，于二车变着法子掐亏给他吃，“不信治不服他”，石头儿还真就治不服，小小不然的，能忍的他也忍，真忍不住了，他认为太欺负人了，他就明打明地撕破脸皮和于二车吱喂，小嘴头子“叭叭”的，弄得于二车下不来台。慢慢的，于二车想折腾石头儿,事先得掂量好了,免得让石头儿拱他个”倒坐子”。石头儿在生产队待时间长了，慢慢地看出于二车他们办瞎包事儿，像“猫盖屎儿”，让人看着里头有“道道儿”。有个情况让他很纳闷，生产队分东西的花名册儿，于家兄弟，他们的亲戚，三队的干部都排在后头，他们说，是先分五保户，再分一般社员，干部，骨干末了分。真是这么回事儿吗？也是合该出事儿。阴历九月十一晚上，三队在西南洼分地瓜，周恒和分好了在一边堆着，等哥哥拉脚儿回来。周恒顺回来了，兄弟俩帮刘婶儿和小杏儿分了，帮她们拉到河崖上，娘两个忙着切开了，兄弟俩又回去拉来自家的地瓜，卸到河崖上，在那里切瓜干儿。一阵凉风吹来，月光下，周恒顺这才发现石头儿还光着膀子，说：“石头儿，天凉了，你怎么还光着脊梁，快穿上褂子。”石头儿一拍脑袋，说：“你不说我都忘了，你回来以前，我帮别人抬地瓜筐，热了，把褂子脱了，顺手扔一边儿了，忘到那里了。哥，你先歇一会儿，我去拿我的褂子，我回来咱一块儿切。”周恒顺目送兄弟石头儿摇摇摆摆地回地瓜地了，自语道：“这小子，总是这样粗心大意的。”一边把切地瓜干的儿土“床子”安放好，切起来。……石头回到地瓜地里，地瓜还没分完，一盏昏暗的马灯还闪着亮儿，还有七、八个人围着磅称在忙活，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他找了自己的褂子披在身上，无意中发现原先放在称盘上的一块木板被扔到了一边儿，而称地瓜的称还是那个称，筐还是原先的筐，他们末了分的，为什么把木板扔了？如果他们还按刚才一样每付儿除皮二十五斤，末了分的这些户儿沾便宜大了。石头儿趁人们不注意，站到后边看着过了一份儿，果然还是除二十五斤“皮”，原来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捣鬼的，什么样的邪股办法儿都敢使。难怪社员这样苦，难怪三年灾荒当干部的连他们的亲戚没有饿死的，原来他们是这样搞“分配”的！他们就这样“带领”社员搞“社会主义”？那一刹那，一股热血冲向头顶，奶奶、哥哥的嘱咐全忘没了影儿，他一个箭步窜上去，一只手指着保管员二孬手里的算盘和记录表，一手指着落寞地躺在不远处的木板，由于紧张，也由于恐惧而声音抖颤着问：“队长，会计，保管，你们这些领导，咱队的地瓜就是这么个分法儿？俺这些大把抓的社员分的时候，那块木板和抬筐一块儿称，一付儿除皮二十五斤，到末了，干部和近一窝儿分了，把木板子扔了，还是除二十五斤的皮，每筐沾多少光？你们这个捣鼓法儿，社员不让你们坑死了吗？”于二车和二孬一帮干部和在场的人一时被这小子几句话打懵了，像贼人被当场抓住了一样，有的低了头，有的你看我，我看你，有一两个人“鞋底上沫油—溜了”，过了片刻，二车和二孬他们反应过来了，二车厉声喝道：“石头儿，你少胡咧咧，你知道屌么，乱咋唬？刚才那一付儿有人抬筐连木板儿一块儿抬走，忘了把木板子拿回来，错也就这一份儿，二孬，你把刚才称的那一付儿多算十斤。你小子分完了地瓜不快去切瓜干儿，在这里捣什么乱？快滚你的。”石头儿说：“我是把褂子忘这里了，来拿褂子的，也不是专门来逮你们的，是正巧儿让我给碰上了。你也不用吓唬我，在场的人谁心里也明白。你们这样弄，也不是头一回了。”在场的人知道这事毕竟不好，有人出来打圆场儿，说：“石头儿，都在一个队里，一个锅里摸勺子，不是什么大事儿，往后让当干部的注意，别马马虎虎的，就行了。好了，石头儿，切瓜干儿去吧。”石头儿说：“咱是在一个队里不假，可是有的坑人，有的挨坑。这也不是五八年吃食堂了，不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了，谁家锅里没有，谁大人孩子挨饿。”于二车见石头儿还呕着不走，来了气，说：“石头儿，怎么好说歹说你不听，还来劲了？你小小孩儿家毛病不小，充什么大人吃瓜？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胡啰啰，我敢拿巴掌扇你！”石头儿见于二车干了这种屙血的瞎事儿不但不认错，还倒打一耙，十分气恼，说：“于领导，你也别拿大架儿吓唬小胆儿的，我周恒和不吃这个。你明天向全队社员说说这事，大家伙儿没意见，咱两拉倒。”于二车更火了：“哼，看把你小子能的，还反了你了哩。我就不信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羔子能把天翻过来！有本事你去告吧。”周恒顺一个人在河崖上切地瓜干儿，石头儿去地瓜地—离河崖并不远—拿褂子，去了一大会子了，还没回来，石头儿是个热心肠的孩子，也许在给谁帮忙儿了，周恒顺没怎么在意，可是，时候儿大了，他开始担心起来，他知道分粮食的时候，既是社员们最高兴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打架的时候，社员们都瞪红了眼盯着，出现称称头高头低，分配不公，不平，都可能引起纷争，甚至打架，周恒顺很怕那边分地瓜出了乱子，石头儿在里边搀和，又过了一会儿，还不见石头儿回来，周恒顺待不住了，他托相邻的切瓜干儿的给照看一下地瓜，说完就急匆匆地去了地瓜地，走到地瓜地头儿上，正好听见于二车气急败坏地说“一个反革命小羔子”那些混账话，周恒顺听了，知道石头儿果然在这边儿和于二车闹起来了，于二车的话像钢针刺着他的心，他想冲上去和于二车“理论”，但多年的压抑和“修炼”已经让他“无故加之而不怒，仓促临之而不乱”，他约束住自己，不再往前走，他往前走几步，蹲在一个田埂跟前，他要先听听是怎么回事儿，听听惹了事的石头怎样应答于二车的威吓和辱骂。……于二车的话彻底激怒了石头儿，他两眼痛红，带着哭腔说：“于二车，我早就说过，谁拿俺大大的事糟蹋我，我和他来死的。俺大大怎么去当的国民党兵，全村没有不知道的，拿这个压制俺孤儿寡母的，是人吗？怎么，非得把俺周家灭了，你们才舒坦？欺负俺这么些年了，俺奶奶，俺娘，俺哥出口大气儿来吗？我周恒和不吃这个。于二车，我对你说，我本来没想告状，我让你给社员说说，也是话赶话赶的。可是，你往人伤口上撒盐，你非把人赶出蛋来好吃，你硬把我往墙角儿里逼，那好，我这就上大队找顾书记，大队不行，我上公社。最大不就是个死吗？”周恒顺已听得泪流满面，心里说，好兄弟，有骨气，你的话简直比得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惊天地而泣鬼神了。老天爷，为什么总有人要加害于我们？兄弟，你这个祸闯大了，你不想想，于二车还有于大牛会向咱兄弟认输吗？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果然，于二车说话了，一副气急败坏，又蛮不在乎的劲头：“好了，你有本事全使出来，看咱谁弄过谁。哼，我还不信了。”保管员二孬也站起来，伸手指着石头儿，恶狠狠地说：“你小子我看是欠揍。你再吱喂，我把你腿砸断，看你怎么去告状。”石头儿也不示弱，竟然说：“你敢，吓死你！你凭什么打人？难道榆树村就真的黑严了天了吗？”石头一边说，一边往二孬和于二车跟前凑，二孬也往石头儿跟前挪，双方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周恒顺见事不好，他怕石头儿一个人寡不敌众，吃于二车和二孬一帮人的亏，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石头儿跟前，拽了他就走，石头儿还赖着不肯走，被当脚夫的哥哥拉得一溜歪斜跟着他走，于二车竟然在后边喊道：“好啊，你们兄弟两个来闹事。”周恒顺听见气得浑身发抖，强忍着回头喊道：“我是见石头儿不回去，不放心来找他的，不知道哪里的事儿，你们别连我也扯拉进去。人总得讲点良心。”说完，拽着石头儿像躲避追兵的败兵一样逃离了地瓜地。
兄弟两人气喘吁吁，深一脚浅一脚，走出地瓜地，尽管心里悲苦又懊丧，但周恒顺没有埋怨弟弟，已经这样了，埋怨有什么用？这倒让石头儿憋不住了，他深深吸口气，说：“憋死我了。哥，我跟你说，今晚这事换了谁都忍不住，也包括你。太憋人了。”周恒顺说：“是吗？到底怎么闹起来的？”石头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周恒顺说：“石头儿，你说今晚上这事换了谁，都会闹起来。我看不一定。咱队的社员得有一多半不敢当面闹—都小胆儿，怕受于家兄弟报复。至于我，更会装没看见。你说为什么？我还真不是害怕，如果是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死，我都不会眨一下眼。问题是，石头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你以为今晚的事很惊人，很稀罕，很严重？不是。这种事稀松平常，到处都有人这样干，于家兄弟这样干是家常便饭。你不想想，一样都是农民，自私，不知道急公好义为何物，怎么可能入了社就会变成‘非己之物，虽一毫而莫取’的君子？所以，他们胡捣鼓是正常，不胡捣鼓倒是很奇怪。我看得清楚，头二年闹粮荒，死了多少社员？干部家甚至他们的亲戚家就几乎没有饿死的，有头有脸的，跟干部沾亲带故的，甚至对干部巴巴结结的，就有饭吃。吃不上喝不上，干锅断顿的，家里饿死人的，都是些没关系，没门路的人，老实巴交的人，没嘴没心的人，就是老百姓说的‘眼子包’，这是为什么？天上也不往那些人家里掉油饼，里头有道道儿。你这是看见这一点儿了，你看不见的多着哩。石头儿，咱不说的，咱不问这些事吗？这不是咱弟兄们能解决了的，看见什么事，也装看不见，心里明镜儿似的，表面上装糊涂。这才行。怎么一碰到事儿上，就忘了？”石头儿说：“哥，今晚上的事，太气人了，我没能拢住火儿，一下冒出来了。总不能一点是非都不讲吧？”周恒顺说：“不是一点是非都不讲，是我们不能出头儿搞这种斗争，我们不当出头鸟，因为没点儿用处。有那点力气，我多拉趟货，你多割筐草，比什么都强。”石头儿说：“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吃不了我。哥，我现在就去找大队—大队干部晚上常开会，你回去切瓜干儿。”周恒顺说：“已经明着闹了，就去找吧，省得他们恶人先告状。你找完了，先回家吧，我切完再回家。”石头说：“我找完了，还回来切地瓜干儿，咱俩一起回家。”周恒顺说：“那也好，免得奶奶起疑心。石头儿，今晚上的事，别给奶奶说，省得她担惊受怕的。”
石头儿匆匆赶到大队办公室，大队三个主要干部顾青山，于大牛，陈会计都在。石头儿头一次干这种事—见当官儿的告下边儿当官儿的状，心里打鼓，浑身是汗，进了门，脸胀红着，说：“于二车、三队的队长，保管今晚上分地瓜搞鬼，坑社员，你们大队管不？”陈会计说：“怎么会不管？”拿手指指屋角儿一个凳子，说：“你看，什么事儿，大秋天的，还跑得淤沫汗流的，那不有闲凳子，快坐下，喘口气儿，慢慢说。”顾青山说：“石头儿长成大人了，不孬，知道关心集体了。什么事？说吧。该管的大队一定管。”石头儿把今晚发生的事，从他回地瓜地拿褂子开始，什么事，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挨着说了一遍，三个干部都不说话，顾青山面色凝重，略呈忧色，陈会计摇摇头，于大牛眉头拧成个大疙瘩，脸色铁青，两只牛蛋眼直直地瞪着石头儿。沉默，在沉默中过去了几分钟，顾青山声音低沉地说：“石头儿，你先回去，听你这个说法儿，因为这个事儿，你没捞着切地瓜干儿，你哥自已一定还没切完，快回去切瓜干儿吧。早干完早歇着，明天还得早起干活儿。争秋夺麦啊。你今晚说的事儿，我们得调查，了解下是个什么情况，再作处理。不论怎么说，少数人赚大多数人便宜不行，胡来不行。”于大牛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一句话也不说。石头儿离开后，顾青山说：“多时了，我就听三队社员有这方面的反映，说他们队里分粮有道道儿，这不真出事儿了，让人家抓住了。胡闹，怎么能这样搞？”于大牛说：“也不能光听社员胡嚷嚷，更不能听不见风就是雨。哼，依着听这些鸟事儿没完，走遍天下，社员对大、小队干部没意见的不多。”顾青山说：“好了，不扯那么远了，咱先说说，石头儿刚才反映的，三队他们这个做法儿对不对吧？”于大牛不情愿地说：“要是真是这么个情况，那当然不对。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也得去了解，也不能只听这孩子一个人说，就下结论。”顾青山说：“那当然得了解。我是就事论事，打了盆说盆，打了碗说碗。我也没说他们是‘四不清’，是什么‘分子’。大、小队干部是当家人，一个家庭，当家的要是心不平，不公，这个家庭没好儿。当干部，也得把心眼儿放到正当央，办事得大差不离儿，得盖脚后跟。我看先别调查，把二车喊来问问他再说。”于大牛着人把于二车喊到大队部，于二车还没等顾青山说完，就跳了起来，两眼一瞪，大板牙一呲，骂骂咧咧地说：“石头这个小反革命羔子不老实，没事儿找事，我看是欠揍。”顾青山说：“大牛，你听听二车这是说的什么话，社员反映问题，咱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怎么还骂人，还要揍人家。”于大牛心里烦恶于二车办事不地道，给他惹事儿，站起来，牛蛋眼一瞪，气咻咻地说：“于二车，你胡啰啰儿的什么鸡巴事哎，就明睁大眼地弄这个？让人家抓住尾巴根子了，你还背着驴头不认赃，就要搞‘四清’了，你想当‘四不清’？想吃现成的？赶快回去写检查，送到大队来，把那几个沾了光的能员多分的地瓜给扣回来，给全队的社员解释好这件事。交待二孬，以后别马马虎虎的，你也得注意检查。回去好好做工作，弄出乱子来，我饶不了你。”于二车犟捏着鼻子接受了大队的意见，顾青山又找石头儿谈了话，把大队的处理意见告诉了他，让他不要再找了，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石头儿说：“他们这样弄，不知多少回了，吃昧心粮吃惯了，就这样过去，还有公道吗？这次这样随便放过去，他们以后还会这样弄，社员苦死了。”顾青山说：“孩子，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咱大队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一些，不好办，省点事儿吧。你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你奶奶这么大岁数了，一辈子不容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什么问题，到‘四清’运动再说吧。好孩子，听话，就这样了，行吧？”石头儿见顾青山十分诚恳，也怕惹出大事儿，让奶奶担惊受怕，就说：“青山爷爷，我听你的。”
第二天晚上，三队召开社员会，于大牛亲自坐阵，保管二孬做了“检查”，说分地瓜的时候粗心大意，造成有的社员沾了便宜，分得早的社员就吃亏了。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重犯。于二车说：“那天分地瓜我也在场，没好好检查，粗心大意，出了这么个瞎包事儿，我有责任。”于大牛做了总结，说：“出了问题，大队不护短，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大队支持三队队委会的工作，希望全体社员服从领导，加强团结，共同搞好生产。”开会的时候，石头儿和哥哥挨着坐在后头，石头越听越生气，有点坐不住，周恒顺死死摁着他，他个人也强忍着，好歹没有发作。会后，三队社员议论，“咱三队这么些年来，这种坑人的事儿有多少？这是头一回出了个站着尿的，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咱们这些人真是活得窝囊，活得没脸。”“往后秃子，二孬他们再胡来，就得酌量酌量了。”有的说：“先别慌着高兴，于家兄弟这回吃这个‘窝脖儿’，恐怕不算完。”有的说：“怎么，他们还能拉了屎，自己再坐回去？”悲观的人说：“不信你们走着瞧，石头儿没好果子吃。”
那事过去十几天后，石头放工来家，天黑了，哥哥还没回来，奶奶和石头儿吃完了晚饭，奶奶说：“过晌午，小杏儿帮咱烙了一大摞煎饼，石头儿，你上东头儿给你守信表叔送点去。”石头儿拿了煎饼就去了。过了一大会儿，周恒顺回来了，奶奶打发他吃了饭，说：“这个石头儿，和你表叔啦起来，就忘了回来了，你去你表叔家，喊他回来，明天还得早起下坡。”周恒顺拿了手电筒，去了表叔家。守信表叔说：“石头儿放下煎饼，没坐下，站着说了几句话，就回去了。怎么，他没回家吗？”周恒顺心里一惊，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到家，莫非出什么事了？他头皮“噌”地一声响，说：“糟糕，恐怕出事了，我快回去找他。”程守信说：“在当庄儿里，没几步路，能出什么事儿？”周恒顺说：“你不知听说了没有，头些日子，石头儿得罪人了。”程守信说：“我也听说那个事了，那怎么着，他们还敢暗害人？”周恒顺说：“暗害，倒不至于，我也说不好，反正心里悬悬乎乎的。”程守信说：“走，咱爷俩儿一块儿找去。”程守信也拿了手电筒，和周恒顺两人一路走，一路喊，一边拿手电筒往路边照，走到一片小树林时，两人用手电筒往小树林里照过去，发现一个小崖头儿下边儿有个长长的黑影儿，像是一个人，两人朝小树林里走，很快就看出真是一个人斜斜拉拉地躺在那里，两个人急忙跑过去，一看，是石头儿！只见他头上，脸上都是土，衣裳也撕破了，人也昏迷了，周恒顺伸到他鼻孔儿上，喘着气儿，摸摸他的脉搏儿，也正常，说：“看样子没什么大事，咱把他抬回家吧。”奶奶见他们竟然抬了个人来家，差点没吓死，及至进了屋，见抬的是石头儿，哭腔说：“我的孩子，活蹦乱跳地走的，怎么抬着回来的？”周恒顺说：“他从俺表叔那里回来，路上让人打了，扔到小树林里了。打得不轻。”奶奶哭着说：“这可怎么办？这是什么人这么丧良心？”周恒顺说：“先不忙问是什么人的事儿，得马上送石头儿去煤矿医院，还得先给大队说一声，让他们知道。”奶奶说：“你爷俩儿去送石头儿，你们走了，我让小杏儿扶着去找顾青山，于大牛。”周恒顺和程守信忙把地排车扫好，铺好，把石头儿抬上车，周恒顺把家里的钱全带上，两人拉着排车上了路，不到半个小时，到了煤矿医院，挂了急诊号，值班大夫做了检查，拍了片子，石头儿也醒过来了，但是头晕得厉害，一直在干哕，说不成话。过了一、两个小时，检查结果出来了，脑震荡，三根肋骨骨折，脾脏破裂，需立即手术切除，身上有多处皮外伤，周恒顺一溜小跑儿办了住院手续，石头儿住了院，当晚就做了手术。手术做完时，天快亮了，周恒顺看着昏睡中的弟弟，眼泪不住地滚下来。石头儿，你还不到十八岁，就遭此横祸，整个人差点儿废了。这一辈子苦不死吗？石头儿最近做的这件事，触到了于家兄弟的痛处，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被迫做了“检查”，向三队社员道了歉。这让他们丢了面子。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向他们的统治和占有方式挑战。石头儿的胆大妄为，让他们恼羞成怒，为了报复石头儿，也为了警告他人—“这就是反对于家的下场”—他们对石头儿下了毒手。这些人真是豺狼之心。共产党天天讲阶级斗争，这不知算是什么“斗争”？周恒顺对程守信说：“石头儿割去脾脏的事，先别和石头儿说，他要问动手术干什么，就说是为了排出淤血。也先不让俺奶奶知道。”当晚，程守信回去给奶奶送信，周恒顺在院里守着。第二天一大早，奶奶坐着小推车，程守信推着，小杏儿在一旁跟着来到了医院，见石头儿还昏睡着，奶奶的眼泪雨点子一样落，小杏儿一边劝奶奶，一边也陪着哭。周恒顺和程守信好劝歹劝，奶奶不哭了，直到下午三、四点钟，石头儿才醒过来。奶奶喂了他几口汤水儿。石头儿才断断续续地说了挨打的经过。他从表叔家回来，走到半路上，忽然从小树林里窜出来三、四个人，有人往他脸上撒了一把石灰面子，石头儿立时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几个人也不说话，拽了石头儿就往小树林里拖，到了一个小崖头跟前，几个人对他拳打脚踢，好一阵苦打，石头儿眼疼得睁不开，又寡不敌众，根本没法儿还手，只好两手抱着恼袋，擎（白字，应为‘贝’字旁加一个‘青’字，本书中凡出现‘擎’字的，同此）着他们打，直到石头儿被打得不省人事，几个人跑了。……小杏儿一直在病床前头，陪奶奶坐着，看见活儿，就手脚麻利地做这做那，两只杏仁般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病床上脸色惨白的石头儿，一会儿看看愁容满面的端阳哥，她自已的脸色也忧郁起来—她从几岁就这样，只要发现端阳哥不高兴，她就会—哪怕正在欢笑—变得不高兴。周恒顺看着小杏儿说：“小杏儿，你拿着这点粮票儿和钱，到外边饭店买碗鸡蛋面条儿，咱让石头儿少吃一点。买几个大包子来，奶奶、表叔和你吃。”小杏儿眼睛一忽闪，向：“你呢,吃什么?”周恒顺说:“你们早晨来不捎了煎饼和咸菜吗?我吃那个.”小杏儿点点头，说：“那我和你吃一样的。”奶奶说：“小杏儿，听端阳哥的，他让你怎么买就怎么买。”周恒顺又说：“买饭以前，你先上冉大哥家去一趟，对大哥—或者嫂子—说说石头儿的事，就说我说的，请他帮忙让弟兄们给我兑获五百块钱。”小杏儿拿了粮票儿和钱去了。奶奶说：“这个妮子从昨晚上就陪着我，小小的人儿，帮大忙儿了。”
石头儿又睡着了，周恒顺说：“奶奶，你找大队，他们怎么说？”奶奶说：“顾青山气得了不得，说‘太不像话了’，要调查处理。我又去找于大牛，他带搭不理，不耐烦，说‘不知什么人打的，大队也没什么好办法儿’。这事儿不好办，脱不了挨了白挨。前年一队外号江疯子的一个社员因为嫌于大牛他老岳收粪定等不公，两人闹了，后来也不明不白挨了一顿苦打，半年多才好了，也没处理。庄里人都明情，就是于家兄弟们指使人打的，可是没敢说的。要不于家兄弟权势这么大？”周恒顺说：“不行，石头儿出了院，我再找大队，不行就一级级朝上找。”
石头儿一直在打着“吊瓶”，醒一会儿又睡着。过晌午，表叔推着奶奶回了家，奶奶让小杏儿也跟着回去了，临走，周恒顺说：“这回石头出事，小杏儿妹妹可跑腿了。”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再说这种话我就恼了。”周恒顺说：“我也不是道情，是说句实话。”小杏儿说：“实话也不许说。”奶奶说：“好，‘实话也不许说’，以后让你端阳哥光扒瞎话哄弄你。”晚上七点多钟，石头儿还睡着，冉大哥来了，周恒顺见了冉大哥，像见了亲人一样，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忙擦擦泪，声带哽咽地说：“大哥，累一天，这么晚了，又让你跑来。”冉大哥说：“正巧今天回来得早，你嫂子和我说了，我就急了。她正做饭，我就出去兑获钱了，凑够了，我回家扒拉两口饭，就过来了。怎么样，咱兄弟伤得挺厉害？”周恒顺说了说石头儿的伤情和治疗，手术的情况，冉大哥问：“是什么人打的，有仇？怎么下手这么狠？”周恒顺说了从分地瓜石头儿惹事儿到石头儿挨打的经过，冉大哥说：“看来是于家兄弟指使人打的，他们一是报复石头儿，二是吓唬别的社员。你们村的干部够狠的。这是他娘的什么世道，他们敢这个干法儿。找大队了吗？”周恒顺说：“找是找了，不过很难弄出结果来。我准备往上找，但是于家兄弟在公社很红。很可能得白吃这个亏了。”冉大哥一瞪眼，说：“那便宜他们了。不行找几个弟兄上你们庄儿去揍那几个坏货。”周恒顺说：“那可不行。那就犯法了。”冉大哥掏出钱递给周恒顺，说：“这钱是你说的那个数儿。你先花着，不够我再弄。弟兄们说了，不用急着还，什么时候有算什么时候，真没有，就算给石头儿兄弟治伤了。”周恒顺说：“实际上用不了这么多，我是有备无患，怕耽误事儿。这都是弟兄们的血汗钱，石头儿出了院，我就把没用了的钱先还给弟兄们，下欠的，我没黑没白地干，抓紧还上。”冉大哥指指周恒顺，说：“你这个周恒顺，又让人喜，又让人烦。我早就听说了，你有什么‘三不欠帐儿’的原则，那得看什么时候。那样慌着还账，不要命了？不慌，什么时候还，还谁，你听我的。”周恒顺说：“好，我听大哥的。”冉大哥走了，周恒顺掂量一下手里的钱，沉甸旬的五百元，对中国的社员来说，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这些“煤黑子”，“叫花子”一样的脚夫兄弟这么短的时间就给凑齐送来了，多么讲哥儿们义气！刚才冉大哥重他周恒顺的“三不欠账儿”，的确是周恒顺上高中时和同学们谈心说起过的决心终生坚持的做人原则，即政治上，经济上，人情上不欠任何人的账儿。反曹孟德之道而行之，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周恒顺当脚夫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从不和穷兄弟们抢好活儿，争好位置，好事儿让着别人，难事自已跑前头，弟兄们有难处，他总带头帮忙儿。脚夫弟兄们说，周恒顺这个兄弟年纪虽小，但是心大，仁义。……快半夜了，周恒顺正坐在石头儿病床前打盹儿，石头儿醒了，问：“哥，咱奶奶回去了？”周恒顺说：“过晌午咱守信叔就推着她走了，小杏儿也一块儿回去了。”石头儿用微弱的声音说：“哥，多时不见咱娘了，我想娘了……”说着，泪水从眼角儿中滚出，顺着鬓角淌了下来，周恒顺心里一阵酸痛—孩子不论长多大，遇到难处，总会格外想念自己的亲娘，石头儿遭难了，他想娘了，娘知道了这事，特别是知道了动手术切除了脾脏，该会多么难受。周恒顺恨自已无能，不能保护弟弟，让他免于受苦，恨自己无力改变家人的命运。他拿毛巾擦去石头脸上的眼泪，说：“今天没来得及，我天明就找人捎信儿，让咱娘来。”石头儿说：“我只是这么一说，秋收正忙，过几天再说吧。”周恒顺说：“你忘了，山庄儿收种都比平原地早，不碍事。”第二天，周恒顺托人捎信儿还没捎到，傍晌午，大爷，娘，两个妹妹一起来了。原来是大爷到粮所换麦种，遇见了榆树村的社员，偷偷给他说的。他麦种也不换了，赶紧回家，把家里的一点钱，连整的加零的,划拉划拉全带上，推上小车儿，就赶来了。娘进了病房门，几步走到病床前，就哭了起来，小珍，小玉站在娘身边，也抽抽搭搭地哭。大爷站在后边，眼里冒火，问：“恒顺，大队干部上医院来看石头儿了吗？”周恒顺说：“老百姓打架的事—咱还不是好贫下中农，惊动不了大队干部。”大爷骂道：“这帮王八蛋！他们对这件事，怎么说？”周恒顺说：“大队书记顾青山—他人比较正直，但太老实，主不了事—答应调查处理，于大牛说不好办。你想想他能说好办吗？这事恐怕是他兄弟俩第划的，于二车一个人没这个胆量。他们既是要整治石头儿，也是杀鸡给猴子看，让社员们看看向他们挑战者的下场。”大爷说：“这还了得，难道没王法了？不行，我去找他们。”娘和石头儿正悄声说话，抬头插话道：“你不能去找人家，隔山不说话，人家不会理你的。你找找战友，看能不能找县上领导，给问问这事，反正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说一阵话，大爷把周恒顺叫到病房外头，掏出带来的钱，说：“家里就这么点钱了，你先装起来，我明天就把猪赶到食品站卖了，把钱拿来。”周恒顺说：“钱够用了，你把这钱带回去，过秋得花钱。大爷，你千万别提前卖猪。大爷，我和石头儿是大人了，不能花你的钱。”大爷急了，说：“我的？拿大爷当外人？快拿着。”周恒顺只好接了钱。当天下午，大爷和小珍，小玉回了酸枣岭，娘留了下来。临走，娘对大爷说：“这事换子还不知道。回去别让她知道石头儿让人打得这么厉害，正秋忙，别让她急着往这里跑了。”大爷说：“除非瞒着她，她只要知道了，就是石头儿让蚂蜂蜇一口，她也会来的，别管她了。”周恒顺说：“对，换子姑娘要来，别拦她，不让她来，她更难受。”
第二天天还不晌午，换子姑娘来了，又黑又亮的，梳着马尾辫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儿乱，黑灿灿的，被太阳晒得发红的脸上满是汗珠儿。一双又黑又亮的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里满是焦灼，进门来两步到了病床跟前，说：“石头儿哥，这是怎么着了？什么人这么坏，还真打人啊？怎么那么丧良心？”说着，就哭了起来。石头儿皱皱眉头，说：“换子，哭什么？不要紧。”换子说：“还说‘不要紧’，俺叔说来，打得可厉害，还动了手术。……把俺大大没疼死，他想一块儿来，来不了，生产队里耩麦子，他得摇耧。他来了，别的劳力就不能干了。”石头儿说：“大秋季，正忙，别让大爷往这跑了。”苦妮儿用脸盆端了水来，拿毛巾让换子洗脸，说：“换子，快洗把脸，一头一脸的汗，脸也晒红了。”换子接过毛巾，有点儿害羞地看周恒顺一眼，说：“今天天不算热，太阳也不十分毒，是急的。”过晌午，苦妮儿催换子回酸枣岭，换子不肯走，说跟她大大说好了，她在这伺候石头儿哥。苦妮儿说：“换子，你不在家，你爹一个人从坡里回来，谁给他做口吃的，再说，你一个小妮子孩儿，在这里也不方便。”换子说：“俺大大什么都会做。自家姊妹，有什么不方便？”苦妮儿说：“我说不方便，就是不方便。说什么我也不让你在这里。你再喝口水，麻利些走，晚了，摸黑儿走路，我不放心。”换子无奈地长舒一口气，说：“石头儿哥，你好好养伤，我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石头儿说：“没事儿别一趟趟跑，在家帮大爷多干点活。告诉大爷 ，没大事儿，千万别让他来。”换子恋恋不舍地走了。周恒顺说：“换子这小妮子真不孬。”娘说：“是个好孩子。她爹、她个人就是相中石头儿了，她爹催了好几回了，要给他两人定婚。”周恒顺说：“不够年龄，怎么定婚？”娘说：“不是登记领结婚证，是男女双方两边的老的，主要亲戚在一起，把亲事定下来，一块儿吃个饭，就叫‘定婚’。我寻思跟你奶奶说说，石头儿出了院，忙完了，就把他两人定婚这事儿办了，省得他爷们儿跟个事儿似的。”石头儿说：“娘，这婚不能定。”娘说：“怎么不能定？你不同意？”石头儿说：“不是我不同意。俺哥比我大三岁，还没定婚，我慌着定什么婚？”周恒顺说：“我连对象儿还没有，怎么定婚？你先定就是。”石头儿说：“那肯定不行。”娘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问“端阳，小云还给你来信不？”周恒顺说：“有时候来信。她上大学走，我送她一点钱，她都买成书，给我邮来了。我这几年看的都是她邮给我的书。娘，俺俩只能是同学关系，又有点儿亲戚，别的事是不可能的。”娘说：“娘也知道不可能，就是心里可惜。”周恒顺说：“不可惜，不该是咱的，想都不想。”娘说：“你也不小了，也得另划拉了。农村人找晚了，就不好找了。我看小杏儿上咱这边儿跑得怪勤，石头出这事儿，也靠在这里，跟自家人似的，她心里对你是那个意思。”石头儿说：“小杏儿是这么个意思，俺哥不考虑。”娘问：“端阳，怎么回事，还是忘不了小云？”周恒顺说：“不是那回事，一是现在还没心考虑这件事，再说小杏儿还是个孩子，小孩儿心眼儿。”娘说：“小杏儿也长成大人了，男的大个几岁也不算什么，这么好，这么合适，这么知根知底的姑娘哪里找去？”周恒顺说：“娘，这事以后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石头儿的事。”
石头儿挂着吊瓶，打着“点滴”又睡着了。娘说：“端阳，花不少钱了吧？”周恒顺说：“入院交了二百元，昨天又交了三百。”娘问：“哪来的钱？”周恒顺说：“我拉脚儿，卖冰棍儿，干杂活儿，一共攒了二百元钱，让冉大哥又给借了五百。钱够用。娘，你不用担心，石头儿出了院，我多拉，快跑，多揽杂活儿，挣了还人家。”娘看看儿子，说：“你看你，又黑又瘦，跟上学的时候比，变了一个人了。”周恒顺说：“风吹日晒，黑点儿，正常，出力，自然会瘦点，瘦点儿好，结实。娘，你不用担心我。人不趁年轻出点力，过些年，想出力也没的出了。”娘说：“孩子，娘看着心疼啊。你也得悠着些。一家人指着你哩。”周恒顺说：“娘，孩子办事有把握着哩，心里有数儿。你尽管放心。”娘说：“你大爷还能再兑获点儿。”周恒顺说：“大爷给我钱，我怕他着急，就接着了。你走再捎回去，我不能花大爷的钱。”
石头儿的伤情只有周恒顺和程守信两人知道。周恒顺也没给娘和大爷说。娘在医院里待了七、八天了，周恒顺催着娘回了酸枣岭。深秋了，天凉了。周恒顺安排小杏儿来给石头儿送饭，他回家找找大队干部，顺便拿石头儿和他的厚衣服。石头儿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病房里另外两个病号的家属出出进进，门没关严，石头儿听见一个大夫对人说：“看见了吗？三号床上住的是榆树村挨打的那个年轻社员，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不知轻重，队里分地瓜，干部捣鬼，他揭发了，那边儿恨他，找了几个人把他打了个半死，肋条断了三根，还把脾脏切除了。出了院，好了，也没法儿干重活儿了，这个人等于是个半残废了。你说，农村这些干部怎么这么大胆，这么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石头一下就懵了，他躺不住了，想爬起来，一个中年护士来送药，见他要起来，说：“周恒和，你不能起来，你肋骨骨折，不能起来，必须卧床静养，让伤处尽快愈合。你哥哥呢？”石头儿说：“他回家拿衣服去了。”护士说：“我对你说，你这个哥哥真是没的比，没白没黑，受大累了。我听说，他是拉排车的，真不容易。你遭的这事，可花了不少钱了。你不好好养伤，你哥受的累，花的钱，不就冤了？你千万别乱动，有什么事，我帮你。”石头说：“谢谢你，大姨。我问问你，我都伤哪里了？怎么花这么多钱？”护士说：“你真是个小糊涂虫，还不知道受的什么伤。我给你说，你刚入院时很危险，多处皮外伤，脑震荡，三根肋骨骨折，脾脏破裂。那些打人的真够狠的。也不知道你小小孩儿怎么和人结那么大仇。脑震荡，打了针，慢慢就好了，休息得好，应该不会留下后遗症；肋骨得慢慢愈合，不过你年轻，正发育，恢复得快，以后也没事。最麻烦的事，脾脏破了，切除了 ……”石头儿急了，说：“那可坏了，怎么还切了一个脏器？脾脏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切了，我就成废人了？”护士说：“脾脏是个淋巴器官，也是血库，切了当然不好，不过不是致命的伤害。但是，你今后最好不干重体力活儿。”石头儿问：“我以后不能干庄稼地里的活儿了？”护士说：“只能干些轻来轻去的活儿了。不过，你也别伤心，让生产队里给安排点轻活儿干就是了。现在先别想那些事儿。好好配合医生，护士，把伤养好，出院以后，慢慢恢复，知道了吗？”石头说：“知道了，谢谢你，大姨。”护士说完了，走了。石头儿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完了，这下全完了，这辈子全完了。哭着喊着从酸枣岭回来，本来打算孝顺奶奶，给哥哥当臂膀，不被人欺负，没想到，倒给哥哥惹这么大麻烦，不但帮不上忙了，还成了老的的心病，家庭的累赘。还有换子，……她爷俩儿还催着定亲，身体这样了，还定什么“亲”？让换子和一个“棺材瓤子”过一辈子，那不是坑人吗？不行，得跟换子，还有她父亲说开了，定亲的事，从此不提了，让换子另找合适的吧。太阳往西沉了，病房里暗了下来，小杏儿送了饭来，伺候着石头儿吃饭，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吃几口，就不吃了，还愁得了不得的样子。石头儿吃完了，小杏儿收拾了，说：“石头儿哥，我走了，兴许路上还迎着端阳哥了呢。”
小杏儿回村的路上，没遇见“端阳哥”，他回到家，给奶奶说说石头儿伤情好转的情形，请奶奶放心，带上煎饼，咸菜和厚衣服，就离开了家，他要顺路去找一下大队干部。到了大队，顾青山和陈会计都挺客气，顾青山说：“端阳来了，石头儿怎样？问题不大吧？说上医院去看看他，三秋大忙，还没迭地过去。”于大牛冷冷地看看周恒顺，大模大样地问：“石头儿小小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是不是？”周恒顺说：“那是啊，除了死都不算大难。他肋骨断了三根，脾脏切除了，人成半残废了，他才十七岁，人就这样毁了。青山爷爷，你们当领导的，可得为他做主啊。怎么样，这事过去了半个多月了，大队里调查有眉目了吗？”顾青山脸寒寒的，咕嘟着嘴，说：“已经交待大队治保主任了，让他察听察听，在社员大会上也讲了，让大家提供线索，到这也没回音儿。”于大牛说：“这个事儿很复杂，急不得，心急喝不了热粘粥。没什么线索，也不知从哪里着手查。”周恒顺说:“怎么没线索？前些天，因为三队分地瓜有人搞鬼，石头儿给指出来，得罪了人，没出几天，就出了这件事。这里头的因果关系不是很清楚吗？这不就是线索吗？想调查清楚并不难，关键是想查不想查。”于大牛瞪大了牛蛋眼，说：“端阳，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按你这个说法儿，是三队的干部指使人打伤了石头儿？你说话可要负责任。你不想想，分地瓜那点事儿还算事？不就是保管员粗心大意吗？三队队长至于为这打自己的社员？不可能。还有，石头儿和你不一样，他不是省油的灯，谁知道他得罪什么人了？”周恒顺说：“你这话我不赞成。谁说石头儿不省事儿？他见事不公，提点意见，就是不省事儿？平日里他也没跟人打过架，闹过乱儿，也没得罪什么人。对他这回挨打，村里社员都心知肚明。就你现在这个态度，甭想查出结果来。”于大牛蛮横地说：“周恒顺你说话注意点。我就这个态度。谁有本事，让他查，查出来，是他有能耐，我于大牛朝他伸大拇指。要是有影没影儿地乱讲一气，别怪我不客气。”周恒顺气得要命，嘴唇哆嗦，说不出话。顾青山说：“端阳，你别着急。沉住气，先把石头儿的伤治好 了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队还继续查。一时查不出来，也没关系。很快就要搞‘四清’了，工作队进了村，发动群众，清查账目，排查问题，干坏事的，都跑不了，到那时候，石头儿这事肯定要翻拾，恒顺，你反正知道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确实太气人了。怎么能这样祸害人，这不和旧社会的黑道儿一个办法儿吗？”周恒顺见顾青山说这段话时，于大牛脸色十分难看，知道这事一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腊，就离开大队部，急匆匆赶回煤矿医院。他想，石头儿问起这事，就对他说，大队态度还可以，答应一定要处理，正在调查，免得他生气，影响恢复。……病床上的石头儿也想好了，事是自己惹的，祸是自己闯的，自己要能惹能撑，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也不能成为哥哥的累赘，哥哥不给他说实际伤情，是怕他难受，自己也就装不知道算了，哥哥够难的了，不给他添堵了。周恒顺回到病房，来到病床前，石头儿装作刚睡醒的样子，说：“哥，你回来了？小杏儿送饭来我吃了，她走了。你路上没迎着她？”周恒顺说：“没迎着，我去大队来。”石头儿问：“大队怎么说？”周恒顺说：“大队答应一定调查处理，一时破不了案，搞‘四清’时也会查清，我们等着就是。”石头儿又问：“咱奶奶没事儿吧？”周恒顺说：“奶奶没事儿，你放心吧。她老人家这辈子经的事儿多，撑折腾.天不早了，我倒点水你喝了，快睡吧。”石头儿说：“哥，你也累了，也歇歇吧。”
石头儿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出院回了家，因为身体虚弱，周恒顺没让他上队里去干活儿—哪怕是轻活儿，就让他在家帮奶奶晒晒粮食，剥剥玉米粒儿，喂鸡，喂猪。石头儿出院的第二天，周恒顺就又出去拉脚儿了。每天起早贪黑，两头儿顶着星星，月亮，紧跑慢跑，来回不空载，没货拉，就装煤送煤。瞅机会，揽杂话儿干，包括给食品公司押猪车。他得把耽误了一个月少挣的钱补回来，还得额外多挣，他要抓紧还上冉大哥和脚夫弟兄们的钱。他天天回来得很晚，奶奶做好了饭等着他，还牵动着小杏儿的心，一晚上往庄头儿跑几趟。老远听见周恒顺的脚步声，瞅见他的身影儿，小杏儿就喊：“端阳哥”，周恒顺听见了，心头一热，常说：“小杏儿，说过多少回了，不用来迎我。我一个大小伙子，走夜路习惯了，没事儿。你这样等我，我挺不安的。”小杏儿说：“你又来了。人家就是不放心嘛。看不见你回来，我在家也躺不住，躺下了也睡不着，还不如见到你回来了，睡觉也踏实，一觉到天亮好呢。”……周恒顺回到家，洗把手就吃饭，狼吞虎咽地吃了饭，他就在院子里洗头洗脸洗身上，洗完了，换身干净衣服，就把油灯拨亮些，拿出正看的书籍和读书笔记本子，还有“日记”本儿，开始他的例行“功课”，读书，记笔记，写“日记”，这时，他就成了一个读书人。牟洪云按他的要求用他给的钱和自己的钱为他搜购大量哲学，中外历史，文学方面书籍，还寄来了《辞海》，《辞源》一类工具书，他像一个大学生甚至一个学者一样苦读钻研。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因为在社会上，他甚至连一个教小学一、二年级的代课老师都当不上，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欲罢不能。十二年半的“寒窗”生涯不忍白废，学会了求知，思考的脑子不甘心锈蚀掉，有关人类社会真谛的追寻和求索让他像一个热衷于探胜的人一样攀登不止，跋涉不辍。而且，这种思维活动还是一种友情的栖息地，每当他看书学习或者写着自己的心得和感悟的时候，他总会觉得周恒刚和牟洪云两位挚友在看着他，他会想，不知周恒刚对这个问题怎样看，当然更多的还是他在和牟洪云做心灵的沟通，因为有不少书是牟洪云先睹为快后寄来的，书里留有牟洪云看书时勾勾划划，圈圈点点的痕迹，有她顺手写的体会或感叹，周恒顺甚至能感觉出她留在书上的独特的气味儿。这算是也仍然保持着的和两位中学时的朋友特别是和牟洪云之间感情上的联系，是他拼命把自己系在岸上，使自己免致沉沦于委琐卑贱，浑浑噩噩的生活泥潭的精神寄托。…刚开始，奶奶见他拉一天车回来，还看那么大会子书，十分心疼，劝他别看了，早点睡觉，后来，奶奶想到孙子说过，“书是他的命”，而且这些书多半是小云从济南邮来的，他看这些书，心里会好受些，就不再管他，只是临睡前不忘提醒他：“小儿，别看书太晚了，明天还得早起。”周恒顺总是说：“奶奶，我有数儿。”然后进里间屋，冬天给奶奶盖盖被子，夏天为奶奶掖好蚊帐，把灯吹灭，再回到外间屋方桌边，继续他精神田园上的耕耘。夜深沉，残灯如豆，白日是脚夫，晚上是“书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恒顺过的就是这种“两面人”的生活。在榆树村，甚至在无数个乡村中，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孤单的，孤独的，因为他白天做的，泯然于芸芸众生之中，而夜间想的，他不会也不可能向任何人说，没有人听他说，谁也不会对那些东西有任何兴趣，但他却因为自己遨游于古往今来，五洲四海，与那些志士仁人，贤哲豪杰们神交而感到精神上的自得甚至满足，这也是支撑他度过艰辛的屈辱的，暗淡的，看不到一丝亮色的“另册”岁月的无形的力量。……
石头出院一个多月了，这天天格外蓝，太阳特别亮，秋风刮得金黄色的树叶儿“刷拉拉”响，像在唱歌。酸枣岭的换子姑娘一个人背着山上出的，自家开荒地种的石榴，核桃，柿子，山楂，花生儿，兴冲冲地来榆树村看“石头儿哥”，跑得喘呵呵的，小脸儿红扑扑的。她来到周家，奶奶十分高兴，但是石头儿哥却和原先不一样了，见了她，板着脸，冷冰冰的，几句话就把换子惹哭了，奶奶骂石头儿是个愣小子，说：“换子，你别搭理他，他欺负你，奶奶收拾他。”正巧儿小杏儿来了，说：“换子姐，石头儿哥惹你了？走，咱躲了他，奶奶糊涂面子不多了，咱两人去推碾，啦啦呱儿。”两个姑娘端了玉米，来到碾上，推碾轧玉米面儿。杏儿又推又扫，换子抱了碾棍推，小杏儿说：“石头儿哥不是对你好得了不得吗？今天怎么惹着你了？”换子说:“俺爹早就催着把俺两个人的事定下来—就是定亲。原先他总说‘再等等’，今天他突然说了一句，‘定什么亲？我这样儿了，还定什么亲’？我就恼了，不知怎么就哭了，我平常不好哭，可是，他惹我，我就好哭。”换子不好意思地朝小杏儿笑笑，小杏儿说：“兴许是他让人家不明不白打这么一顿，住院花了不少钱，出了院一时半时不能上生产队挣工分儿，他心里烦。”换子说：“谁知道他？兴许是吧？别光说我，你和端阳哥怎么还不定亲？”小杏儿被换子说了个大红脸，笑了，说：“你这个妮子。俺和端阳哥跟你两人不一样。俺两家是邻居，俺家是外来户，这边奶奶和大娘心眼儿好，端阳哥人好，挺帮俺家的，两家走得很近。”换子说：“我还寻思你和端阳哥……石头儿哥说过，端阳哥还没定亲，他不愿意定到哥哥前头。”小杏儿说：“端阳哥一直把我当小妹妹，他上中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也是亲戚—对他挺好，人家那闺女考上大学了，端阳哥说什么也不和那闺女好了，可是他,心里难受，他对我……看样子没往那方面儿想过。”换子问：“你今年多大了？比端阳哥小几岁？”小杏儿说：“咱两人同岁，我生日比你还小哩—我是腊月里生人，比端阳哥小五岁。”换子说：“农村特别是山庄儿，老的怕孩子找不上媳妇儿，毛毛儿地划拉一个，毛毛儿地就定亲，怕抢不着了似的。像端阳哥这个年龄的，俺那里多数儿都定亲了—除非穷得‘丁当’响，找不着的。”小杏儿说：“端阳哥是有学问的人，他和他那个同学明面儿是散了，可是两个人心里都还有对方。”换子说：“‘有’也成不了，你见过有女大学生嫁个社员的？他两人是成不了了。如果他们彻底散利索了，你呢？你心里怎么想的？没想过跟端阳哥的事儿，他对你这么好？”小杏儿脸又红了一阵，说：“我啊？我觉得自已还小，待二年，大了，再说—我听端阳哥的，他让我乍着我就乍着。”换子说：“还他‘让我乍着就乍着’，你真有意思，他早晚让你当他的媳妇儿。你俩要成了多好。咱俩轧妯娌，准闹不了架。”小杏儿说：“你个妮子，想得还真长远哩。”换子说：“俺说的是心里话。怎么，你不愿意？”两个姑娘推呀，说呀，轧成的玉米面儿金晃晃的，在碾盘边儿上堆成了蜿蜒的小山儿，两人一边干活儿，一边啦心里呱儿，换子把气恼和委屈也给忘了，小杏儿被换子戳开了心底的秘密，心里有些麻麻乱乱的。
这天下午，周恒顺比平日里回来得早，奶奶说：“换子来了，和石头儿闹别扭了，这会儿，两个人在南边一块地里井台子上坐着说话哩，一大会子了，你去喊他们回来吃饭。”周恒顺就去了，离井台子还有几十米远，月光下，周恒顺看见石头儿和换子坐在井台子上，他听见石头儿说：“反正我拿定主意了，我身体这样儿了，成废人一个了，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坑你。大爷拉扒你不客易，……你回去对大爷说，咱两个的事儿，打这往后不提了。”换子说：“你说得轻巧！你说‘不提’就割根儿‘不提’了？就是俺爹想不愿意了，我也非愿意不可。你身体不好，我更得来帮你，伺候你。”石头儿说：“换子，你别傻了，你跟我会苦一辈子，穷一辈子，你图什么？”换子说：“‘图什么’？图你！我跟你说，就是拉着扒棍子要饭，我也不会变心。你也别想把我拨拉开就算完。”周恒顺惊呆了，原来石头儿这小子知道了自己的伤情，这么长时间，他居然不动声色，他居然因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要和换子断掉原先的关系，这小子真有种；而换子这女孩子面对灾变竟如此执着，如此刚烈，周恒顺眼睛湿润了，他恨自己没本事，没保护好弟弟，让弟弟和他的恋人陷在这种悲惨的苦境之中，……他又站了片刻，听不见他们两人说话了，才喊道：“石头儿，饭做好了，叫着换子回来吃饭。”
第二天早饭后，换子回酸枣岭，石头儿去送她，过了一大会子，石头儿才回来，奶奶见他眼有点红，问：“怎么，舍不得让换子走？还哭了？”石头儿说：“哪里哭来？是刮了一阵旋风，迷眼了。”奶奶说：“眼里进去砂粒儿了？来，我给你吹吹。”石头儿说：“不用了，好了。”换子回到酸枣岭，没回自己家，就先去了苦妮儿婶子家，对她说了。苦妮儿听说石头儿伤得那么厉害，难受得哭了好几场，郭有江恨得咬牙切齿，发狠要到榆树村找于家兄弟算账。苦妮儿说：“石头儿伤脾的事，还瞒着他奶奶，就怕你去一闹轰，什么事都露出来了。再说，你跟人家也闹不着，人家也不会理你呀。”郭有江说：“不行就让石头儿再回来吧，待几年和换子结了婚，两家合一起过。”苦妮儿说：“那倒是个好办法儿。可是，石头儿很犟，他肯回来吗？慢慢再说吧。”
换子走后后第二天晚上，周恒顺分别找了顾青山和于大牛。顾青山看上去很犯难，犯愁，还是说等“四清”工作组进村再解决。周恒顺说：“青山爷爷，大队真不给解失，我到公社去反映反映，行不行？”顾青山说：“怎么不行？去吧。不过，公社是石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要找就找他。石书记的态度我了解。你找他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于大牛在自己家里比在大队部当着顾青山的面还要蛮横，见到周恒顺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十分不耐烦，说：“还是石头儿那点儿事？三天两头儿地找，往大队跑，往家里来，跑得路上不长草了。不是说的让你们等着吗？”周恒顺说：“石头儿凭着一个活蹦乱跳的棒小伙子，让人打成一个废人。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我们能不着急吗？”于大牛说：“事已经出了，着急有什么用？没点儿用。叫你等，你们就等。大队的工作多得很，也不是光你们家这一付子事儿。”周恒顺说：“大队真不管了，我们上公社去找。”于大牛听了这话，更来了气，瞪大了牛蛋眼，冷笑道：“怎么，要越级上告啊？那好啊，太好了，去吧，把我们告倒了，算你有本事。跟你说，这些老爷们儿不怕。”周恒顺说：“大牛叔，我不是那个意思。”于大牛说：“那你什么意思？去告吧，以后有事就别找大队了。特别是别找我了。好了，就到这里吧，我累了。”周恒顺从于大牛家出来，心想，既然已经把话挑明了，明天就去找公社。第二天上午，周恒顺到公社供销社装好车，天就晌午了，好歹吃点东西。过午到了上班时间，他直奔公社院儿，径直去了书记办公室。在榆树村当过工作队的石副书记已经升任公社党委“一把手”，听见有人进门，石书记没有抬头，仍在看文件，一边说：“快说，有什么事，我正忙着呢。”周恒顺说：“我叫周恒顺，我弟弟叫周恒和。我们是榆树村的社员。我来反映我弟弟挨打的事，要求公社解决。”石书记这才抬起头，冷冷地看周恒顺一眼，说：“噢，周恒顺，你是那个判了刑的程兆运的重外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乡务农的。说吧，什么事？”周恒顺被这位石书记冷森森的眼光看得身上发毛，他从石书记的注视和刚才几句话里，感受到书记对他们这种人近乎本能的拒斥，歧视和厌弃，这让他感到冷彻心扉，他想起了顾青山的话，后悔自已来找这位书记。但是，既然来了，就说说吧。周恒顺说了起来，越说越激动，他觉得自己像在完成一篇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感情真挚，富有感染力，说服力的声讨文章，但石书记听完了，却似乎未受到“感染”，更未被“说服”，他还是用冷森森的，让人发毛的眼光看着周恒顺，用刀子割玻璃那种瘮人的声音，拖着长腔说：“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你不愧是高中生，表达能力很强，不像公社有些干部—更别说大队干部了—说半天听不出个所以然，满碗糊涂没个豆儿—我扯远了—你的话，概括说，就是，你弟弟反映了生产队干部分地瓜中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被人打了，是生产队干部打击报复，指使人打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周恒顺回答说是这个意思，石书记冷冷地说：“你这个意思，我不能接受。你仅凭想像不行，要有证据。分地瓜中的问题和你弟弟挨打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也可能是各自孤立的，互不相干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这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周恒顺说：“我现在就是要求公社领导给调查处理。”石书记说：“那还得找本大队 。问题还是要依靠大队解决。你不信任大队党支部怎么行呢？公社党委对榆树村大队党支部是高度信任，全力支持的。支部书记顾青山同志年长些，工作锐气差些，但原则性强；副支书于大牛同志根正苗红，工作积极，斗争精神强，阶级觉悟高，支部的工作，大队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要依靠他们。另外，我听说，你回村以后，没在队里参加集体劳动，出去跑运输，搞自发了。”周恒顺说：“我出去跑远输，给生产队增加收入，是大队生产队批准的，不能算‘自发’。”石书记不耐烦地说：“好，不算就不算吧。但是，我郑重地提醒你，一定要尊重和服从大队党支部的领导，有问题找他们解决。不要动不动上公社跑。你很有活动能力，你兄弟这件事，县里也来电话了。”周恒顺说：“我没找过县领寻。”一边心里想，一定是大爷去县里找了，石书记说：“那就不说了。你弟弟的事，我会责成顾青山同志他们调查处理。一时调查不出结果，就等‘四清’中再查。好，你回去吧。”周恒顺走出石书记办公室，走出公社院儿，天晚了，不能送货了，他把车放好，慢吞吞地往家走。天上不知什么时候被黑云盖严了，凉飕飕的秋风刮得树上的黄叶刷啦啦响，黑老鸹不安地飞来飞去，相互追逐着，不时发出凄凉的啼声。一阵凉风刮来，周恒顺打了个“激灵”，他觉得从头凉到脚，最主要的，是心凉透了。于大牛凶巴巴的眼光，石书记冷森森的眼光，不停地在他面前变换交替，他身上发毛，他觉得对于他们兄弟两人来说，经过于大牛，再到石书记，他们的天彻底阴合了，不会有光明了。他恍然觉得他和石头儿被很多人围了起来，大家对他俩指指点点，人人眼光都像于大牛和石书记一样凶巴巴的，冷森森的，同情他们的人都低垂着脑袋，不肯正视他们。他觉得他们落入了冰窖里，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一种强烈的无助，无奈和无力感充溢了全身，让他难于呼吸。石头儿一辈子完了，石头儿和换子两人的幸福前景也完了，看样子，他为石头儿讨个公道，要个“说法儿”的愿望也要落空了。从今往后，人们会更加觉得他兄弟们好欺负了，天地之大，却没有他们兄弟可以说话讲理的地方，这种时候，周恒顺往往会想起“另册”，想到他弟兄们身籍“另册”，他们怎么还指望什么公道呢？顾青山和石书记都说让他们等“四清”运动，“四清”又会怎么样呢？周恒顺心灰意冷，不敢抱什么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