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济南解放这些年来，祥云里陆家大女儿陆国筠最幸运，按老人们的说法儿，是“有福的”。她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少女时代暗自倾慕的心中偶像。虽然周桥是中共的高干，陆国筠倒从没想过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但在一般眼睛里装着尺子和称杆儿的世人看来，陆家大妮儿，这个文静、端庄的师范学生已然成了让人“啧啧”称羡的新贵。不但如此，人们当时还认为，陆家大女儿找了这个女婿，给他们整个家庭平添了几分革命色彩，也就是说，陆家在新社会，照样“吃得开”。刚开始，倒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老爷子作为抗日志士，“民主人士”，当上了省文史馆馆员，市政协委员，二女儿被录用为“干部”，去了革命老区。岂料好景不长，很快陆家就祸事连连。当陆家灾祸频仍，辛苦煎熬的时候，陆国筠和她自己那个小家儿一直安然无恙，陆家人像是不幸坠入了风急浪凶的苦海，陆国筠他们还在干天干地的岸上；陆家人像被扔进了无边无沿的荒漠，陆国筠他们那个小家儿仍是沙漠中的绿洲。周桥在“三反”中受到审查，后来在反右派、反右倾中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但都有惊无险，还被安排到省委当了副部长，他们一 家住进了省委宿舍。陆国筠作为出身不好但“表现突出”的“典型”入了党，还当上了育新中学副校长。周桥前妻生的儿子恒刚又上进又孝顺，女儿明明聪明可爱，讨人喜欢。陆国筠心地好，视恒刚如己出。儿女双全，可谓圆满。仅说他们自己，可谓顺风顺水，波澜不惊。陆家人自然都为他们高兴。陆国筠也暗自感到庆幸。她知道自已一向比妹妹脆弱，她甚至想，如果国群的遭遇放到她身上，她不一定能撑得住。周桥像一棵大树，为她遮风挡雨。实际上，这棵“大树”本身，表面上，无论遇到什么风浪，都表现得坚强，豁达，而他内心里觉得解放后这些年，活得特别累，比战争年代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还要累，是心里累。建国后他一直在文教、宣传系统做领导工作，按通常的说法，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可是他想一下，觉得所谓“意识形态”工作，不外乎就是防范人，教训人，改造人，或者干脆说就是整人。而在参加“整人”的工作中，他往往狠不起来，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恻隐”和“温情”，还因此而挨了整，如果不是老领导庄重同志保他过关，说不定他早成了永远挨“整”的对象，万劫不复了，他几个老战友，就沦落成自已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新中国的“罪人”了。真是可怕得很。他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农村的穷，农民的苦，比解放前好不了多少，甚至还要差的惨状，让他触目惊心。农村中是有少数坏干部，但有不少干部受处分，不过是逮不着老虎，抓几只苍蝇而已。至于按“桃园经验”，清理阶级阵线，往上查祖宗三代，往下株连一片，牵连不少在外边工作的中、青年，他一边做着这类“工作”，一边想，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现在做的这些事，如此忌刻，严酷，不近人情，难道真是建设一个新社会所需要的吗？他有时候想，莫非真的是自己脑子里带着剥削阶级的烙印，才会面对“阶级路线”问题表现出犹疑、动摇？……一九六二年“七干人大会”后，党内所谓“向资产阶级让步”那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一度感到轻松，但好景不长，大饥荒的伤疤刚好又忘了疼，阶级斗争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经过大批判的舆论预热，一场来势空前猛烈的，名称奇怪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倏乎间，大中学校里书声弦歌变成了刀光剑影。省委按照中央指示，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周桥作为工作组组长，带人去了省师院。他对所见到的景象感到震惊。昔日的莘莘学子变得面目全非。有不少学生也不知从哪来这么一股劲，也不知对学校的领导和权威，他们的师长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仇恨，肆行攻击，诋毁，出言恶毒，狂悖无羁。在周桥看来，学生中的少数过激分子比一九五七年那些大呜大放的狂热分子—这些人后来自然都成了右派，无一例外—还要嚣张、狂妄得多，他按老经验，认为这些青年人年少无知，错误地估计形势，又有一批人要上钩落网了。工作组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反干扰”，抓“游鱼”，捉“害群之马”。周桥觉得如果运动后期这些学生受到处分，倒真是咎由自取。但同时他也暗想，这些孩子一辈子全完了。正当他为这些挨整的学生惋惜，彷徨观望，等待上级指示，而不服气的学生也在作不屈的抗争，双方僵持不下的紧要关头，突然，中央一声令下，工作组全部撒出学校，而且，周桥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镇压学生运动，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干的同样勾当。他觉得像从急转弯的汽车上给甩了出来一样，一下子迷失了方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周桥他们是趁造反的学生们不注意，仓皇逃出学校的。反对工作组，炮轰周桥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校园和大街两旁。周桥离开了学校，一方面暗自庆幸，觉得卸下了一个大包袱，如果经他的手，最后定案，把那些激进学生打成“反革命”，他会觉得欠了那些青年的债，终生良心不安，另一方面，他也预感到，工作组撤了，但这事不算完，那些造反派学生—特别是挨过整的—一定会找工作组，特别是他这个组长算账，批斗是免不了的了。而在这之前，陆国筠早已被学生们写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周桥想，看来这场闹剧，他们夫妻都要上场了。周桥回到机关，所到之处，从大街到大院，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看大字报的学生和市民，他想不通，一九五七年搞“大呜大放”，不少奉命参加整风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学生，根据反对党的干部，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小小年纪，就被打成了右派，毁掉了一生。而现在，那些公然“炮轰”、“火烧”从大学党委到市委、省委，指名打倒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的学生，却成了这个地球上最革命的人，最风光的人，神圣不可侵犯了。既然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这些学生造谁的“反”，革谁的“命”？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共产党还是那个共产党，而对那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学子，何昔非而今是，前倨而后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在大学几十天，他看到学生们那样轻易地被煽动起来，而且一下子变得那样无法无天，横行无羁，对各级领导目为仇敌，对“黑帮”—他们的老师—那样残忍，少数学生，赤裸裸的表现欲，领袖欲那样露骨，那样昭然若揭，种种言行，真足以惊世骇俗，让人叹为观止。而他们却是代表了运动的“大方向”，是最“革命”的。这让周桥百思不得其解。中央文革一帮“左派”，是不可一世的领军人物。没多久，周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各地学校里少数激进的造反派，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不过是他们比较敏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内幕消息，投“革命”之机，决心听命于中央文革，奋起“造反”，攫取政治利益。当全国各地周桥一类执行共产党正统路线，在大中学校里弹压反对派，如临大敌地整少数学生时，他们哪里会知道，他们抓的“游鱼”，“右派”，恰恰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堂而皇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是在暗处靠小道消息来推动的，这让周桥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这岂不是比西方的多党政治还要可怕，还要下劣得多。而他们这些像共产党成立以来一贯所做的那样，按党中央指示去做的人，就糊里糊涂地成了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可怜虫,十足的牺牲品。“群众运动”，不过是假“群众”之名，以群众为工具，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的手段罢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过后，从北京发端的颇带有阴谋色彩的红卫兵运动掀起的那种当代“义和团”式的狂飚，很快就祸乱全国，一个月内，先是周桥他岳父被抄家，岳父本人被打伤，紧接着岳父的弟弟，一个学养深厚，为人刚直的文学教授含冤自杀。……周桥的儿子恒刚对这一切一直保持矩离，有他的认识。而他的女儿明明这种无知、单纯的孩子唯恐跟不上革命潮流，狂热地追随，连姥姥、姥爷都不认了，声言要“划清界线”，……周桥和陆国群暗中叹息这些孩子给毁了，但又没有办法儿，因为即使在自已的家里，也不能说与革命潮流相悖的真心话。……就在周桥每天忧心忡忡，愁肠百结的时候，师院红卫兵加强了对他声讨和批判的火力。终于在九月初的一天，他在骑车上班时，在省委大院附近被师院一群气势汹汹的学生抓住，架到他们开来的卡车上，戴了高帽子，胸前挂了大牌子，押回学校，跟师院校党委的领导们一起在大会上接受批斗。批斗大会开了三、四个小时，他们这些批斗对象被迫低头弯腰站着，虽然天已转凉，但会场上人多，加上疲劳，疼痛，周桥脸上的汗珠子“啪啪”地落到台子上，竟积成了一个小水洼，校领导中一位老同志晕倒在了台上。会散了，学生们不准周桥回家，而是把他关押起来，由一白一黑两个红卫兵看押，勒令他检查，交待迫害造反派，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什么时候交待好了，什么时侯放他回家。周桥中午没回家，下午下班了，仍没回家。亮亮几天前请长假回祥云里了，明明放了学回到家，问：“妈妈，我爸还没回来呀？”陆国筠把饭菜做好了，周桥没回来，天黑了，路灯亮了，还是没回来。陆国筠慌了，让明明自已吃饭，骑上自行车直奔省委大院，省委门口一位解放军战士说：“周部长平常日子总是准点上班，老远就下自行车，进大门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可他今天没来上班呀。我们还以为他出差了呢。……最近几天师院的红卫兵来过几次找周部长，会不会跟他们去师院了？”陆国筠知道门卫战士话说得婉转，实际上周桥是被师院红卫兵揪走了。她的腿当时就软了，她声音抖颤着对门卫说：“同志，我不骑车了，放你这里，我去找他。”
陆国筠心急火燎，跌跌撞撞地转了两路公交车，又步行了好远一段路，总算到了师院。已经是晚上了，但学校里仍然热气腾腾，所有的大楼都灯火通明，广扬上在开批判会，路上有学生在辩论，贴大字报的看大字报的人们熙来攘往。陆国筠穿越过路上的行人，来到办公楼前，见从楼门口走出几个女红卫兵，忙走过去问：“同学，我请问一下，你们知道前一段在你们学校当工作组组长的周桥在哪里吗？”一个小巧玲珑模样儿甜甜的女红卫兵打量陆国筠一眼，似乎看出了陆国筠和周桥的关糸，脸上闪过一丝恻隐之情，很友好地说：“上午开的批斗大会，他上台接受批斗了，中午会就散了，怎么他没回家吗？”另外一个女红卫兵说：“他很可能是被留下来写检查了吧。”还有一个女红卫兵很干脆地说：“我劝你，趁早别找他了。找也没用，交待不好，不会放他走的。造反派对他意见很大。”几个女红兵叽叽喳喳地走了，陆国群被撂在了那里，正一筹莫展，这么大个师院，这样大个大楼，哪里去找周桥？陆国筠横下心来，应该就在这个办公楼上，我就一个个房间挨着找，找到半夜也得找到他。她正要上楼，一个没戴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走过来，是一个长得很敦厚的圆脸姑娘，神情有些落寞，她示意让陆国群跟她走到楼前一个阴影儿里，说：“阿姨，你是周部长家里的人吧？”陆国群点点头，说：“对，我是她妻子。你是这学校的学生？”那女孩儿说：“我是师院学生。是支持工作组的。按现在的新精神，我们被打成‘保皇派’了，也不是红卫兵了。我刚才听见你在找周部长，我给你说，周部长被关在四楼四一零房间，有红卫兵看着他写检查哩。我上楼去交检查，看见他了。”陆国筠问：“怎么，你们学生也要写检查？”女孩儿点点头，说：“是，我们这些主张实事求是对待学校领导，不赞成搞过火斗争的学生，是保守派，也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现在有个说法儿，叫‘站错队’了，造反派让我们写检查。阿姨，你去找周部长吧。”陆国筠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谢谢你了。”女孩儿说:“你别问我叫什么名字了，也不用谢，你快去找人吧。”女孩儿说完就匆匆离开了。陆国筠急如星火地走进大楼，爬上四楼，找到四一零房间，猛地把门推开，走了进去，见周桥正背对着门，坐在一张三抽桌前写东西，两个在门口坐着的红卫兵站了起来，白净脸儿的凶巴巴地问：“你是谁？干什么的？为什么胡乱闯进来？”黑脸儿男生用恶狠狠的眼神瞪着她，陆国筠心跳得很厉害，但竭力使自己静定，板着脸，一字一板地说：“我是周桥的妻子，我来找他，让他回家吃饭。有事明天再说，工作不是一天干的。”周桥急忙转身，站起来，说：“国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陆国筠正色道：“我的丈夫失踪了，我能不来找吗？即便公安局抓人，也会通知家属。”周桥说：“红卫兵小将也会通知家属的，可能还没来得及。他们让我写写前段工作组犯错误的情况，写完了就回去，你赶快回家吧。”陆国筠走到桌子前，把写了字的稿纸拢在一起，拿在手里，说：“走，我们回家，晚上在家里加班写。写不完明天上班再来写。”说着就伸手拽周桥，周桥说：“国筠，你不要慌。就是走，也得征求红卫兵小将的同意。”白净脸儿的男生蛮横地说：“走？往哪走？交待不好，绝对不能走！”陆国筠说：“周桥当工作组组长，是省委派的，他又没犯罪，你们凭什么剥夺他的人身自由？”黑瘦脸的男生说：“凭什么？凭我们是红卫兵，凭我们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说，造反有理。周桥是省委走资派的黑干将，他在师院几十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罪行，我们要彻底清算。什么‘人身自由’？笑话。如果有必要，无产阶级就是要剥夺资产阶级的自由。周桥参加迫害了革命师生，我们就是有权揪他，斗他，关他！今天，他不能踏出这个房间半步，你有本事，找个地方告去吧。”周桥忙过来，对两个学生说：“两位小将，她学习差，觉悟低，对我犯的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回去后一定批评她。”又对陆国筠说：“国筠，我作为党的干部，必须按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群众，相信党，正确对待红卫兵小将的批评和斗争，我在师院犯了错误，就得向革命师生低头认罪，好好检查交待，好了，你回去吧。天晚了，就没公交车了。明明一个人在家，也不放心啊。”陆国筠说：“事已至此，顾不了那么多了。”回头又问两个学生：“你们能不能给个明确答复，要关他多长时间？”白净脸儿红卫兵说：“第一，你没有权利问我们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可以告诉你，关多长时间，取决于周桥本人的态度；第三，具体何时放人，由我们的领导来定，我们说了不算。”陆国筠又问：“也就是说，你们打算长期关押他？”黑瘦脸儿男生说：“你也是个顽固分子。我们没有那样说。你愿意那样理解，是你的事。”白净脸儿红卫兵：说“我们已经调查了解过了，你是育新中学的当权派，教育黑线人物，你今晚上的表现，我们会向育新中学的造反派组织通报，你就等着挨批斗吧。”陆国筠冷冷地说：“随你们便吧。我来找自已的丈夫，也没犯什么王法。”黑瘦脸儿红卫兵说：“你和红卫兵对抗，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白净脸儿咬牙切齿地说：“你等着，你绝没好下场。”陆国筠脊梁上掠过一丝凉气，低声说：“好，我等着。”她暗暗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色厉—甚至色也不“厉”—内荏了。周桥说：“陆国筠，你怎么变得那么犟呢？你不用担心我。放心，我在这里没事儿。你快走。”陆国筠不能再坚持了，她看一眼一下子就憔悴了不少的周桥，颤声说：“那我回去，你当心自已。时候不早了，明天再写。”周桥看了看手表，说：“好了，你快走吧。再晚了，就没公交车了，现在街上也没三轮车了。”陆国筠只好走了，急急忙忙走出周桥的禁闭室，急急忙忙下楼，从二楼往下走，快到一楼了，没有灯，慌忙中，她把下边两蹬儿当成一蹬儿，一下踩空了，“扑通”，跌倒在地上，她挣扎着爬起来，右脚脖子疼得要命，不能走了。她想，这是崴了脚脖子了，可槽糕了。夜深了，楼道里空无一人。她咬紧牙关，挣扎着站住了，明明一个人在家，不知怎么着了，再疼也得往回走。右脚脖子钻心地疼，她咬着嘴唇忍着，一瘸一拐地往学校大门口走，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学生走过，没一个人理会她，一场运动才搞了几个月，这些孩子怎么会变得如此冷酷？莫非他们都以为我是个被打瘸了的“黑帮”，才没人搭理我？她好歹走出了学校大门，借着门灯看了一下手表，末班车早就过去了，陆国筠艰难地走着，心想这样走，走一夜，走到天明也到不了家。空荡荡的马路上，偶尔走过一两个行人。街上真的没有三轮车，夏天红卫兵“破四旧”，说坐三轮车是人压迫人，通令取缔了，她听说，拉三轮车的没了饭碗，很急，有胆儿大的，晚上偷偷出来“拉活儿”。陆国筠一边艰难地往前走，一边看近处有没有三轮车出现，她走出几百米远，右脚脖子疼得太厉害，实在走不动了，在路沿石上坐下来，伤心地哭了。上帝，怎么会这样？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真的是“祸不单行”？叔叔自杀，爸爸被抄家，被打伤，现在轮到她和周桥遭难了？陆国筠坐了十几分钟，又挣扎着站起来，艰难地，歪歪扭扭地往前走，从她身旁走过一个五、六十岁的汉子，到她面前停住了，说：“你这个女同志怎么了？”陆国筠说：“我刚才去师院有事，下楼时崴脚脖子了，天晚了，公交车没有了，想等个三轮车也没有，我家在省委宿舍，天明也走不到。正犯愁呢。你这位师傅能帮帮我吗？”那汉子说：“我就是拉三轮儿的，家就在跟前这巷子里，我回家骑车，送你回家。”那汉子匆匆走了，不过几分钟，蹬着三轮车回来了，二话不说，把陆国筠扶上车，骑上车紧蹬起来。陆国筠说：“你这个师傅可救了我的命了。”那汉子说：“我看你像个老师，你在师院上班？”陆国筠说：“你看得不错，我是个老师，不过不在师院，是教中学。”汉子说：“甭管大学，中学，连小学，老师们受罪了。”汉子是个爱说话的，过了一会儿又问：“老师，你贵姓？你娘家住哪里？”陆国群说：“我姓陆，娘家住祥云里。”汉子说：“祥云里陆家，那你是陆老先生的大女儿，刚才扶你上车，我看你有点面熟，没认出来，你爸，你叔都常坐我的车，坐车还常多给钱。他们可都是好人啊。你叔的事，俺也知道了。太惨了。好人不得好报啊。”陆国筠说：“大叔，可别这样说，了不得。”汉子说：“怎么着？旧社会，我就拉洋车。他们还打我的‘反革命’？你说，现在这事儿，三轮车取缔了，说是坐车的压迫拉车的，这是哪跟哪啊？我拉了一辈子车了，不让干了，一家人紮起脖儿来还是让俺喝风倒沫啊？这伙子半大孩子，还不就是想点么是么，头脑子一热，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钻头不顾腚，管死不管埋？当官儿的又都不问事儿了。我看这好好的社会，硬是让那些说人话不办人事儿 ，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给踢蹬了。”陆国筠说：“大叔，我再劝你一句，这些话，可不敢乱说。”汉子说：“倒也是。深更半夜的，跟你说几句狂话，出出窝囊气，实际上，当着人家的面，咱也不敢乱说，还得净拣那跟形势的话说哩。天塌下来砸众人，爱乍着就乍着吧。”总得有半个多小时，汉子把陆国筠送到了楼门口，陆国筠从口袋里掏出三元钱来递给那汉子，那汉子推让道：“我已经办了‘歇业’了，再拉人挣钱就违犯政策了，我今晚上就是帮忙。陆老先生家的人我更应该帮忙，这个钱我不能收。再说，就是收，也不能收这么多呀。”陆国筠说：“钱不多。今晚上如果不是遇见你，我就倒大霉了。我们都是不远的街坊，你帮了我，算是我孝敬你的，总行了吧。”那汉子这才把钱收起来，说：“我扶你上楼吧。”陆国筠说：“不用了。大叔，天太晚了，你赶紧回家吧。”老汉骑上三轮车走了。陆国筠强忍着疼痛，抓着楼梯扶手儿爬上楼，到自己家门口，屋里亮着灯，门没关好，陆国筠推门进了屋，桌子上的饭菜，碗筷还摆在那里，明明没在屋里，陆国筠惊出了一身冷汗，慌忙忍疼下楼，沿路轻声喊：“明明，明明，……”突然见一棵路灯柱子下有团黑影儿，赶紧走过去，果然是明明倚着线杆睡着了。陆国筠蹲下，见明明冻得蜷缩着身子，脸上挂着泪痕，陆国筠鼻子一酸，落下泪来，摇晃着明明，喊道：“明明，快醒醒，起来，咱回家。”明明惊醒了，擦擦眼，见是妈妈，抱着妈妈哭了：“妈妈，你怎么才回来呀？爸爸呢？”陆国筠说：“你爸让师院的红卫兵揪去批斗，扣着他不让回来，在那里写检查，我去找他们，人家说什么也不放人。”明明听了，像个小丁点孩子一样，裂开嘴哭着说：“那他们什么时侯放我爸回家呀？爸爸单位的领导也不管他呀？”陆国筠伸手擦去明明脸上的泪水，说：“他们没权力老关着你爸爸。我明天一早就去找你庄伯伯。走吧，咱上楼。”明明跟妈妈一起回家，见妈妈腿瘸了走不动，问：“妈妈，你怎么了？”陆国筠说：“我从师院办公楼四楼下来，楼道里黑，我摔倒了，崴了脚脖子了。”明明忙架着妈妈，母女两人上楼回家，明明说：“那明天你得抓紧上医院看脚呀。”陆国筠说：“那我也得先去找了省委领导，把你爸弄出来再说。你别管了，抓紧睡吧。可是忘了问了，你吃饭了吗？”明明说：“你走了，我吃了一点。你还没吃饭呢。我帮你热热，你吃饭吧。”陆国筠说：“不用热了，我搀点开水，好歹吃一点就行了。你快回你屋睡觉吧。”明明说：“我跟你一起睡，我害怕。刚才我做了一个梦，好吓人。”
第二天一大早，陆国筠就挣扎着起来，看看右脚，肿得像小油篓，皮肤发亮，像透明的一样，鞋也穿不进去了，她咬着牙，找了周桥的一只布鞋，穿在右脚上，趿拉着，拄了根棍子，一瘸一拐地下了楼，去找住在本大院的庄重同志，庄重见到拄着棍子，瘸着腿的陆国筠，很吃惊，说：“陆国筠，你怎么搞的，像个伤员，脚怎么了？一大早来找我，有什么事？”陆国筠苦笑笑，说：“昨晚我去师院‘闯营’，搭救你的部下，人没救出来，自己下楼时摔伤了。”庄重夫人忙过来，扶陆国筠坐下，陆国筠说了昨天的事情，庄重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乱弹琴，中央明确指示，不准揪斗工作组成员，他们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嘛，责任在上边，不在他们嘛。没办法儿，现在是‘大民主’，‘大民主’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现在有不少人是在搞无政府主义了。……现在，省委还没有倒嘛，我们这些人都还在嘛，国筠同志，你放心，今天我就派办么室的人去把周桥要出来，不过，我提醒一句，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对红卫兵小将，要看他们的大方向，不要有怨气。”陆国群从庄重家回来，明明从伙房买来饭，母女两人吃了，明明去学校找红卫兵组织替妈妈请了假，回来陪妈妈去医院看脚伤，一位女大夫让拍了片子，原来不只是“崴脚脖子”，是骨折了，大夫给做了处理，然后，打上了石膏，完事后，女大夫悄悄问：“是不是挨斗受的伤？”陆国筠面带戚色，说：“不是，是我自己下楼摔伤的。”女大夫说：“这些日子天天有被学生打伤了送来的。我看你的卫生户口，在中学里工作，还以为也是那种情况。太可怕了。”女大夫又问：“你丈夫是什么工作的？他怎么没来？”陆国筠说：“他在党政部门上班，出差了，不在家。”女大夫叹息道：“当干部也不容易。”陆国筠想，现在的中国，剩不下几个“容易”的了。
陆国筠在医院借了拐仗，找了三轮车，十分艰难地回到省委宿舍，万分艰难地爬上楼，回到自己家。她半躺在床上，写了致学校领导和造反派组织的请假条，一并让明明带上，说：“明明，你去学校给我请假。医院证明上写了，骨折，卧床休息，恢复得好，不出问题，也要卧床休息三个月。从现在开始，咱只能从伙房买饭吃了。你姥姥家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没法儿说让你继香表姨来咱这边。”明明说：“不让她来也好。”陆国筠问：“怎么了，表姨挺喜欢你的呀。”明明说：“那倒不假，可是，她成份不好，让她在咱家长期生活，同学们知道了，什么看法儿？咱们家政治不好的亲戚太多了。”陆国筠看着身量长高了，也有自己的主意了，但仍然满脸稚气，傻乎乎的女儿，文革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陆国筠快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她说的话，和她这个当妈的隔着心，不像是出自自己的女儿之口，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借了女儿的躯壳，来说这些话。明明刚说的这几句话，让陆国筠觉得特别悲哀，甚至厌恶。这种政治上的附炎趋势虽然罩着一层“革命”的外衣，但骨子里和对权势、财富的攀附一样卑劣，因为不论怎样掩饰和美化，“政治正确”，“革命”的背后，依然是社会地位，机会，声誉，以及物质享受等等利益。所谓“阶级斗争”，仍然是对利益的剥夺和分配。……陆国筠冷冷地说：“明明，妈妈不愿意听这样的话。在自已家里，我们还是不要对自已的亲人做这种阶级分析。没办法儿，我们就是这种家庭的人，明明，如果你爸爸当年不去延安，你也是地主家庭出身。我想到你姥姥、姥爷，是想他们对我的爱，而不会也不可能去想他们在旧社会是有地位的人，是剥削阶级。那就没一点儿人性了。”明明不肯退让地说：“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陆国筠说：“一个人，作为人存在，首先要具备人性，比方说，不论什么阶级的人，父母都疼自己的孩子，孩子都孝顺父母。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什么‘阶级性’。”明明说：“妈妈，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陆国筠不作声了。她知道她辩不过也说服不了女儿，而且当话题涉及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时，再去争，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是有很大风险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亲人之间互相揭发的事，屡屡发生。当然她坚信，虽然女儿很“革命”，很狂热，也很执着，很嘴硬，但还不至于出卖自己的爸妈。第二天，明明放学回来，撅着嘴，很不高兴，陆国筠问：“你替我请假了吧？红卫兵头头说什么？”明明不高兴地说：“妈妈，你昨天私自去师院找红卫兵闹，太莽撞了。”陆国筠很愕然，说：“怎么了，就是家里养只小狗、小猫，不见了，也得出去找找，一个大活人，我孩子的爸爸突然不见了，我不能去找找，问问？怎么回事儿，学校里出什么事儿了？”明明说：“上午师院来了一帮人，找了咱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他们一起贴了你好多大字报，大标语。”陆国筠说：“是这样。大字报上都写了些什么？”明明说：“说你和爸爸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你对抗红卫兵运动，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反对文化大革命。”陆国筠说：“还说什么？”明明说：“反正这回你把师院的红卫兵彻底得罪了，他们说要和咱校的红卫兵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把俺爸和你批倒斗臭。临了还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可凶了。”陆国筠觉得事态严重了，但强作镇定，她见明明眼泪汪汪，小脸儿焦黄，说：“明明，别害怕。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是你爸爸的发明创造，他是执行者，不会有多大罪责，妈妈去找你爸，也是人之常情，爸妈成不了‘三反分子’。不用紧张。好了，快去买饭来吃。”明明吃着饭，还是忘不了学校的事，咬了两口馒头，又说：“批判你的这批大字报贴出来，俺班儿的同学都不敢靠近我了，躲着我，离我远远的。……我真害怕会被红卫兵战友抛弃。……” 说着就“啪哒啪哒”地掉眼泪，陆国筠慌了，说：“怎么还哭了？忘了咱讲的那些志士仁人的故事了？这点儿委屈还算点事儿？”
又过了五、六天，经过省委文革办公室派人几次去师院交涉，周桥总算给放了回来，但条件是，师院开批斗会，必须随叫随到。傍晚明明放学回来，见到爸爸，扑到爸爸身上，哭了好一阵，一会儿，又被爸爸逗笑了，那晚上，明明十分高兴。妈妈脚上有伤，在床上坐着，明明把爸爸拽到妈妈床沿上坐下，她搬个小椅子来，坐在爸爸面前，说要好好看看爸爸这几天瘦了没有，一会儿又跑出去，拿来苹果，削好了，切成两半儿，让爸妈吃。一会儿又跑出去给爸妈端茶水，因为兴奋，白里透红的小瓜子儿脸儿一直漾溢着灿烂的笑容，活像粉色的月季花。周桥说：“好了，明明，别忙活了，坐一会儿吧，看见我闺女这张笑脸，这些日子的郁闷全都烟消云散了。”陆国筠说：“是啊，你回来了，你女儿那张小脸儿才阴转晴了呀。”快十点了，陆国筠催了几次，明明才去睡觉。过了一会儿，陆国筠让周桥扶着去了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听见从明明的小房间里，传出轻柔的呼吸声，两个人蹑手蹑脚，屏住呼吸，走进明明的小房间，站在她的床前，默默地看着充分放松，酣然熟睡中的女儿，站了好几分钟，这才脚步轻轻地出来，把小旁间门轻轻关上。陆国筠说：“你不在家，她不肯自己睡，非得跟着我睡，折腾一大会子，才睡着。你回来了，她安心了，放松了，头挨着枕头就睡着了。好可怜的孩子。大人有事，让孩子跟着遭罪。”周桥说：“林副主席不是说了吗？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们一家人这算是开始‘触及灵魂’了。”陆国筠点点头，说：“天不早了，你快洗澡睡觉吧。”周桥说：“我去弄水，先帮你洗完了，我再洗。”陆国筠说：“你这几天肯定被革命小将折腾得很累了，我上午自已擦了身子了，不用洗了。”说完躺下睡了。周桥弄了热水，自己先脱光了衣服，只穿个及裤衩儿，跑到陆国筠床前，不由分说，帮陆她脱去内衣，抱了她就去卫生间，陆国筠一边紧贴着周桥的身子，一边说：“你看你，……小心我的脚。”周桥一边说：“知道。”一边把陆国筠放到澡盆里，小心翼翼地把受伤的脚放在浴盆边上，然后认真地给陆国筠洗了起来。陆国筠说：“你那么累，还非得给我洗。”周桥说：“再累也愿意给你洗，本来累，也不累了。” 周桥仔仔细细地往陆国筠白皙，圆润，光亮的胴体上撩水，擦香皂，冲洗，陆国筠全由着她，说：“多少天没这样洗了，太舒服了，太享受了。”周桥对着她的耳朵说：“我更享受。”陆国筠说：“都成了老嫲嫲了，有什么享受的。”周桥说：“即使将来真成了老嫲嫲，也还是享受，永远是享受。”陆国筠说：“好了，差不多了，别这么仔细了，快帮我擦干吧。”周桥把陆国筠身上擦干了，用毛巾被裹好了，抱起她回到房间放到床上，拿被子盖好了，趁势亲了她一口，自己忙去洗了澡，光着身子，上了床，一下钻进陆国筠的被窝儿，把陆国筠紧紧地搂在怀里，陆国筠说：“你怎么洗完了也不穿内衣，连小裤衩儿也没穿？”周桥说：“我刚才慌着给你洗，忘了拿干净内衣。先不穿，等亲热完了，我再起来去穿吧。”说着，就伸手扒去了陆国筠身上的内衣、内裤，陆国筠尽着他拼命地搂抱，亲吻，说：“你不累呀，行吗？”周桥说：“给你洗了，我也洗了，不累了。”陆国筠哼哼着说：“快使大劲搂搂我，对，越使劲越好，想死我了。……”周桥拚命地搂抱，亲吻着她。周桥和陆国筠结婚这些年，知道陆国筠在夫妻情爱上的特点。她不是欲求无度，不知厌足，一晚上也离不开男人的女人，她对自己的爱人是一种持久的，激情和理性结合的爱。她的情爱（性爱）始终是羞法的，适度的，温馨的，她对己之所爱给予的温存是含情脉脉的，让人流连的，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厮缠，也不是“蜂狂蝶浪”的；她的爱，像春花秋月，而不是烈火豪雨，是行云流水，而不是洪涛激流；是甘冽醇厚，回味绵长的佳酿，而不是辛辣，烧灼，姿肆张扬的烈酒；她对情爱美食不是饕餮吞食，而是细嚼慢咽的；她从不主动“进攻”，而总是欲迎却拒的“接受”；她在爱人面前，并不作千娇百媚状，而是如桃李无言，玉树亭亭，让人越发心向往之；她像精致、素雅的甜点，让她的爱人慢慢品尝；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看不厌的书，让深爱她的人长久地吟咏，体味，沉湎于其中。她对周桥说，对她来说，最最需要的，是在家里睁眼看到你，说话能叫到你，伸手能摸到你，屋里总有你的脚步和身影，她就感到安全，满足和幸福。如果周桥不出差，两人早晚能见面，常常是各人在自己房里看书，做事，睡觉，有时几天，甚至一个星期也不到一起“亲热”，但如果周桥出差不在家了，即使是一、两天见不到，周桥回来后，陆国筠就会高兴得眼睛发亮，晚上就会依恋缠绵，她会说，一两天没见你，好想你。……这种时候，单是亲吻和爱抚，怎么也不会使她满足，非得两人激情澎湃地“亲热”了，她才会像醉了一样，匍匐在周桥身上，甜甜地睡去。这种时候，周桥常常轻轻地抚摸着她，想，真是个金子一样纯洁的女人。……这晚上，虽然陆国筠一只脚捆着绷带，但还是像疯了一样，恨不能让周桥把她吃了才好。因为叔叔的事，陆国筠心里难受，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亲热”了，这段时间，即使周桥有那种念头，也劝自己忍着，刚才周桥帮她洗澡，那种想法儿已经十分强烈，但又想，她心情不好，脚上有伤，不能勉强她，……可是上床以后，周桥发现陆国筠还像原先一样，几天的分别让她对他的思念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种强烈的思念只有两人肉体的深度结合才能得到舒解。……周桥就这样搂抱、亲吻着陆国筠，还暗暗提醒自己，不要急于“那样儿”，让她尽情地享受一阵爱抚吧，她真的“想”了，再“那样儿”，……过了一会儿，陆国筠轻轻地说：“别强忍着了，不难受啊？上来吧，……还怕我不愿意呀？”周桥听不得她这一声儿，迭忙地爬到她身上，说：“我知道你想我想得厉害，，想多亲你一会儿，……”一边说，一边就迫不信待地“进入”了。陆国群满足地调皮道：“让它安稳地在里边待一阵，别慌着动。我看看你急成啥样儿。”周桥说：“我才不急呢。就这样待一夜才好哩。”说完，真的一动不动了，过了一会儿，陆国筠说：“你这人也真是……，不让你动，还就真不动？”周桥胸脯紧压着她让人迷醉的乳房，嘴对嘴亲吻着她，吸吮着她甜甜的舌头，一边就剧烈地动了起来。……陆国筠搂紧他的后腰，说：“用劲，再大点劲儿……我真想死你了，……不这样，我过不来那个劲儿。……”陆国筠在周桥身子下边激动得轻声“哎哟，太好了，……”不时用满口小牙儿咬周桥的肩膀和胳膊，……周桥就这样在陆国筠身上折腾着，陆国筠觉得自己像是上了峰巅，又訇然跌下……两人缠绵得累了，陆国筠趴在周桥身上一动不动，周桥轻轻抚弄着她，说：“平时你那么温文尔雅的样子，那天去找我，说话还挺厉害。”陆国筠说：“厉害吗？我倒没觉得。”周桥说：“你怎么不害怕？你那么小胆儿。”陆国筠说：“关系到你，就不小胆儿了，死都不怕。”……两人紧紧地依喂着睡了。
周桥被师院红卫兵“释放”出来后的两个来月，他们这个小家儿，就像漂浮在激流中的一叶扁舟，虽然已是风雨飘摇，波翻浪涌，但小舟暂时还没有倾复，他们从纷乱的“单位”回到家中，仍得以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安宁和幸福，但有道是“复巢之下岂有完卵”，这小小安乐窝儿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尽头儿，随着红卫兵大串连结束，学生返校闹革命，大中学校派系林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争着比拼谁革命，谁造反精神强，具体说来也就是比谁敢于矛头向上（当然除“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谁更能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喊出惊世骇俗的革命口号，造反号令，谁更敢揪斗各级党委里的“庞然大物”，谁更敢于对“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搞武斗。他们“炮轰”市委、省委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的炮火越来越密集，火力越来越猛烈，声威越来越大，而恰在此时，也许是上边还嫌全国不够热闹，又先后下达了厂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除部队基层之外的所有单位，每个角落，村村起火，处处冒烟，文化大革命真的呈现了“燎原”之势。社会上各个单位“造反”，不像学生娃娃见样儿学样儿，鹦鹉学舌，没事儿找事儿，因为这些地方造反比学校晚，没经历夏天工作组进驻那一段，没有什么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群众”，各单位的情况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那些一向“在野”，不得志，不受重用，对当权派有意见，或者曾经确实受到或者自认为受到过当权者打压的人（农村的四类分子和机关单位的右派分子除外），还有一些怀才不遇，野心勃勃的人，一向调皮捣蛋，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的人，当然，内中也有个把像他们自我标榜的“赤胆忠心”，“路线觉悟高”，誓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奋斗的人，种种动机各异，目的不一的人乘此风云际会之机，破门而出，揭竿而起，各色人等乌合在一起，纠集上随大流的群众，很快就把各处弄得乱成一锅粥。人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是打头阵的，运动的主力军还是工农大众，工人，贫下中农造了反，很快就显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到处是游行的队伍，所有单位都摆开了“战场”，是人儿不是人儿就敢揪斗本单位和上级主管单位乃至更上级的当权派，战歌嘹亮，锣鼓喧天，高音喇叭从早晚都在大喊大叫，震耳欲聋，中国之大，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安放一个当权者平静的办公桌儿了。领导干部们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造反派们一片欢腾，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即将遭受灭顶之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公布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让世人称奇的现象，就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按中央部门和大学批判“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做法儿，依样画葫芦，争相把文化、教育，宣传，意识形态部门的有代表性的领导干部定个罪名，抛出来在报纸和广播上公开点名批判。按照《十六条》规定，公开点名批判领导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必须经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凡是被公开点名批判的，就向世人表明，此人已经被党组织定了性，成为“敌我矛盾”了。这种做法，起始于江苏省委抛出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各省市纷纷访效，一时成了一股风。明眼人看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一石三鸟，其一，对上，意在向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表明，本级党委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向“混进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攻势，在主动革命，而不是在做革命的伴脚石；其二，表示省委在和造反派，革命群众一起战斗；其三，向下级党组织和全社会昭示，省（市）委权威犹在，而且在主动地、大张旗鼓地揭露三反分子和走资派，省（市）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切勿误判，误伤。尽管这种做法，立即被自诩“心明眼亮”，“火眼金睛”的革命造反派斥为“丢车保帅”，“假批判,真保皇”,但各省市委仍然乐此不疲。就在寒流滚滚，严冬来临的时候，十二月中旬，陆国筠脚伤刚好，回校上班十来天，犹如平地一声雷，周桥被省委抛出来在党报和广播电台上点名批判了，罪名大得吓死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保护伞”，一古脑儿按在了他头上，加在了他身上。批判文章中把他在反右派运动中表现“右倾”，下放陶阳一中后包庇右派分子，一九五九年跟彭德怀相呼应，反对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中压制革命师生等一糸列错误和“罪行”串在一起，又从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以及解放后娶资本家小姐为妻找出“阶级根源”，一个货真价实的“三反分子”的形象塑造得生动、丰满，活灵活现，让不明就里的人不由得想，真是“不揭不知道，揭出来吓一跳”，原来周桥的问题这样严重。省委、省政府，省直各个大机关，各大学，无例外地按省委的部署，开展对周桥的批判，贴出了成百上千张大字报，省委机关接二连三地召开大会批判他，一时间万箭齐发，雷电交加，周桥被打得晕头转向。他找庄重，这位老领导表情凝重，似有苦难言，只是说让他“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要正确对待，要经得起考验，云云。虽然都是官腔，套话，不着边际，但这些话由庄重说给周桥听，却也意味深长。周桥想到大院儿里已经出现了庄重的大字报，又据说他和中央文革炙手可热的张春桥曾在一起工作过，两人一向不睦，看来庄重同志也已自身难保，在劫难逃了。……就在这同时，育新中学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贴出了成百篇批判陆国筠的大字报，特别荒唐的是，居然有几张大字报指她为“叛徒”，说她解放前被扑后，变节投降，从狗洞里爬了出来。分明是信口雌黄，却说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首长讲话，“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文化大革命中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声—的社论文章，说到运动的斗争对象，通常的排序都是“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世人的心目中，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个从“四清”运动后期才杜撰出来，说来拗口，听着刺耳的名号，总有些难以拿捏，掌握，捉摸不定，要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定为“走资派”，谁也没给出标准，前不久还是官相庄严， 冠冕唐皇，正气浩然，其中不乏德高望重，万人景仰，几乎可以与“党”等量齐观的大领导，突然变成了“敌我矛盾”的走资派，而且还要“批倒斗臭”，“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要“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此天地悬殊的突变，几近于指鹿为马，诬良为盗，虽然造反们咬牙切齿，群众也跟着大喊大叫，连当权派本人也点头哈腰地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这当中除个别人或因坚持“原则”，或因“死心眼”，承认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不肯接受“走资派”这个头衔之外，绝大多数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即使心里不服，表面上也做出口服心服的样子，有的还极力做诚恳，虚心状，以示心悦诚服。据说之所以会这样，是他们出于“党性”，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虚心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因而违心地认领这种罪名，原来党性和忠心居然可以如此体现，这是现代社会一种稀有的，奇怪的“党性”和“忠心”，这和封建王朝时候愚忠愚孝的忠臣孝子们所谓“雷霆雨露莫非君恩”倒真是一脉相承。这算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奇观。面对“天威”，不敢说真话，只讲违心的，甚至“诛心”的话，或者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已然成为一种“潜规则”，此风一直绵延不绝，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只当权派对于当“走资派”不过是姑妄听之，应付过关，争取落个好的态度，少受点皮肉之苦，心里知道这其实不过是一场闹剧，即使革命造反派对那么多当官儿的都成了“走资派”，心里也觉得悬悬乎乎，如果能查出当权派是叛徒，特务，那这个人就是板上钉钉，成为铁案，永无“后患”了。所以，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特别热衷于抓“叛徒”，“特务”，对凡是建国前蹲过敌人监狱，或脱过党，一段时间和组织中断过联系，总要想方设法搜寻证据，千方百计把这人打成“叛徒”，而凡在白区工作过，或者有海外关系，亲朋好友中有特务嫌疑的，本人有留学经历，甚至会外语的，家里被搜查出外文书报的，就挖空心思，寻找线索，把相关人员弄成“特务”，一时间，“叛徒”帽子满天飞，“特务”分子遍地走。革命造反派组织以揪出了叛徒，特务为傲视同侪的辉煌战果，而对批斗叛徒，特务，手段怎样过火，都觉得顺理成章，心安理得。报纸、广播对周桥公开点名批判，学校里对他们夫妻的大字报攻势，特别是造反派居然指陆国筠为“叛徒”，一下把她打晕了。她强使自己镇定，在校园里把那些大字报快速看了一遍，除了说她是“叛徒”的那一篇之外，没有任何真正可以称为“错误”—更不用说“罪行”—的东西，全是歪曲事实，肆意攻击，无限上纲那一套。而说她是“叛徒”，更是缺乏常识的无稽之谈。济南解放前，她参加学生游行时，连地下党团的“外围”都不是，不认识任何地下党团组织成员，她怎么有可能成为“叛徒”？她想当“叛徒”也当不成呀。她慢慢沉下心来，中午放学了，她穿过大字报阵，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也贴满了大字报。刚才她已经告诉了明明，中午不回家了，各人到伙房买饭吃。她小心翼翼地绕过大字报，走到自己办公桌跟前，坐下来写关于自己被扑和出狱的情况说明，写完后，复写了两份，分别交给虽然也在受批判，但名义上仍在任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和红卫兵组织各一份，回来又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做这些事，她心里不住地默念着孩童时爸爸教海的，自己当时并不明白 其含义的两句话“仓促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告诫自己要沉着，冷静，挺住。显然，在这场运动中，他们这个小家庭不可能“独善其身”，他们的灾难已经来临了。周桥被公开点名批判，就属于“敌我矛盾”了，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为了周桥，为了孩子，要像周桥说的那样“坚强起来”。过午放了学，她一个人先回了家。不一会儿，周桥也回来了。陆国筠急切地问：“怎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要这样搞？”周桥说：“全国各省、市都在这样搞，这叫‘丢卒保帅’，让几个无足轻重的人做替死鬼，当替罪羊。你们学校怎样？”陆国筠说：“了不得了。全校造反派矛头集中对着我，有一张大字报居然说我是‘叛徒’，我已经贴了大字报反驳了—当然只是说明我被扑和被保释的情况。”周桥说：“好，说明一下情况就行了，不必和他们较真。”陆国筠说：“我倒也不怕，反正不会真的成了‘叛徒’。我只担心你。人家说公开点名批判，就成‘敌我矛盾’了，那不就完了吗？”周桥说：“怎么会真的‘完了’？”两人正说着话， 恒刚来了，放下手里从乡下买的土特产品，看看爸妈，眼圈儿红红的，说：“爸、妈，我来晚了，你们吃苦了。”陆国筠说：“恒刚，这段时间家里不素静，你一直没在省城，我从心里觉得没个依靠，你总算回来了。怎么这回出差这么些天？”周恒刚说：“这回接到任务，下连队报到基层官兵的学习训练情况，我很愿意去，中央关于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下来以后，部队机关、报社里也有人活跃起来，我不想跟他们搀和，连队里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正好可以在下边躲着。可待的时间长了，我又不放心你们。看报上批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怕爸爸被揪斗，急得了不得。可是任务完不成，不让回来。”周桥说：“你去的地方离老家近，没回去看看你娘？”恒刚说：“去了。带的东西，有她让捎的糊涂面子什么的。”陆国筠问：“你娘她好吗？”周恒刚说：“她倒挺好的，天天听广播，挂着你们，说，城里乱，不行回老家躲起来算了。让你们寒假回去。”陆国筠说：“这不是可以躲起来的事呀。”周桥说：“现在这个搞法儿，还不知怎样弄，恐怕哪里也去不成。到时候看情况吧。”周桥问：“恒刚，这次在连队，搞的什么材料？”周恒刚说：“是大军区下的任务，总结基层连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经验，一遍遍的通不过，军区首长怕被造反派打倒，用这些东西给自己脸上贴金呗。”周桥问：“任务完成了吗？”恒刚说：“昨天刚刚交上稿子。我今天早晨听了省台广播，就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赶了回来。 我从报社过来的路上，见贴了不少攻击你的大标语，进了这个大院，也贴得到处都是。这叫什么事儿呀。” 周桥说：“前些日子师院的学生已经贴过一阵了，现在，都公开点名批判了，火力当然会更猛了。”陆国筠忙着去做饭了，周恒刚问：“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啦？”周桥说了省委机关和育新中学对他们两人批判的情况，周恒刚急得站了起来，说：“省委为什么要这样搞，也是学外省市那一套，搞舍车保帅呀？”周桥说：“咱们国家不从来都是这样吗？什么事情都得跟风呀。不然就是跟不紧，是立场态度问题。省委把我抛出来，是跟风，中学里揪你妈妈的‘叛徒’，同样是跟凤。见样学样儿。”周恒刚说：“这问题不就严重了吗？怎么办？”周桥说：“农村里不是有句话吗？‘干牛屎糊不到身上去’，没什么了不得。让他们先忽隆一阵，运动后期，不还得定案吗？定案还是要看证据。现在不过是瞎折腾。”周恒刚说：“妈妈受得了吗？”陆国筠正端着菜往桌上放，说：“恒刚，别担心我。我也想通了。既然找了你爸这个‘当权派’，我大小也算是个‘当权派’，就不能怕运动，怕群众了。放心吧，我挺得住。我就是担心明明。”周恒刚说：“怎么明明还没回来？”陆国筠说：“这些学生狂热得很。经常开会，搞活动弄到很晚，明明也是红卫兵，积极得很。常常回来得很晚。”陆国筠又回厨房了，周恒刚对爸爸说：“我看现在是越来越胡闹了，省市委这些大领导居然屈服于压力，不顾原则，把明知没多大问题的干部给抛出来，就像人为了保自已的性命，拿自己的亲人去喂狼一样。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他们为了保住自己，不惜把自己的同志，几十年来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干部当成人肉盾牌，这和革命战争年代出卖战友有什么两样？他们口口声声捍卫这，捍卫那，他们就这样捍卫的？他们的党性哪里去了？解放以后，搞了那么多运动，动不动把人打成敌对分子，谈笑中就判人的政治死刑，他们何等潇洒，从来没有心慈手软过，就好像他们整的不是人，而是猪狗。搞了一、二十年，社会上能搞的人差不多搞一遍了，共产党开始自己搞自己了，搞到他们自己头上了，就受不了了，就拿自己的部下，战友开刀了。搞窝里斗，自相残杀了。这是极端自私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这样做，政治上是错误的，道德上是可鄙的，是信仰的破灭，是一种卑劣的叛卖行为。这叫什么‘共产党’？”陆国筠一边往桌上摆碗筷，一边听周恒刚说话。周恒刚意犹未尽，又说：“还有，现在到处抓‘叛徒’，‘特务’，偌大的国家，八亿人口，那么伟大的共产党，就没有人想一想，怎么革命队伍里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叛徒’，‘特务’？难道这样共产党很光荣吗？把好人搞成‘叛徒’，‘特务’，这不是草菅人命，破坏党的事业吗？”周桥摆摆手，说：“好了，小刚，别那么慷慨激昂了。你这孩子，什么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儿。这些话，只能烂到肚子里。记住了吗？”陆国筠看看恒刚，这个一身戎装，英俊帅气的年轻军官，言谈中满是书生意气。当他有感而发，侃侃而谈的时候，一双澄澈的眼睛时而闪闪发亮，时而忧郁黯然，眉眼间时而洋溢着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时而又满含着悲天悯人的感伤情怀。陆国筠疼爱地看着恒刚，端一杯水递给他，说：“你爸不让说，咱就不说了。喝口水，歇歇吧。”转脸又对周桥说：“恒刚说得有道理，实际上有不少人这样想，就是没人敢说罢了。”周桥说：“说的是啊，大家都不说，就他敢说。不就很容易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吗？”陆国筠说：“恒刚，还是得听你爸爸的，一定要谨慎。爸妈下一步还不知么着，这个家，你妹妹，还得靠你哩。”周桥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快七点了，怎么明明还没回来？”周恒刚说：“我下楼去看看。”周恒刚走出省委宿舍大院儿，站到大门外路边上，等了有二十几分钟，才看见明明低着头走来。周恒刚喊：“明明，走快点。”明明看见哥哥，紧跑几步来到哥跟前，路灯下，周恒刚见明明头发散乱，瓜子形儿，白生生的娃娃脸上，好几道用手擦泪留下的污痕。周恒刚握住明明的小手儿，说：“手这么凉。这么晚了，怎么才回来？有人欺负你了？给哥哥说。”明明“哇”一声哭了起来，哽咽着说：“哥，咱们家完了。爸爸成了‘三反分子’，妈妈是教育黑线的黑典型，走资派，人家还说她是‘叛徒’。今天过午，红卫兵组识把我开除了。班里的同学开我的辩论会，《十六条》上规定不准学生斗学生，他们说是开辩论会，实际上是批斗我。逼我揭发爸妈，跟爸妈划清界线。可是我揭发不出来呀。他们一个劲儿喊口号吓唬我。有个平常不喜欢我的女生—我功课好，她嫉妒我—还动手打了我。……哥，我怎么办呀？”周恒刚说：“爸妈在家里等你等得着急了，担心死了。咱回去，你上传达室里洗洗脸，回家就说红卫兵组织开会学文件了，先别给爸妈说下午的事儿了，他们压力太大了。妈妈做好饭了，先吃完饭，咱再给爸妈说说，听听他们的意见。哥一定帮你。”明明在传达室洗了脸，跟哥哥一起回到家，装作没事儿的样子，帮妈妈盛饭。一家人一起吃了，围着炉子坐下，周桥说：“恒刚，明明，作们两个都在。当前的事，我给你们说说。”明明急不可待地问：“爸爸，他们会关你，打你吗？”周桥说：“省委既然这样搞了，爸爸肯定会吃些苦头，但省委机关毕竟是些干部在做这一类事情，跟学校里的毛孩子，社会上的工人、农民还不一样。斗一定会斗，但一般不会打人。你们都不用担心我。日本鬼子，国民党我没怕过，解放后，‘三反’运动，打我的‘老虎’，‘熬鹰’，七天七夜不让睡觉—我落下了失眠的毛病，现在还没好彻底，每晚上要吃安眠药—我也没像有些人那样，不但承认自己有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还乱咬别人。我一分钱也没承认，一句假话也没讲。”明明说：“你‘顽固不化’，会斗得更凶。”周桥说：“我可以按现在中央的精神承认所谓‘路线错误’，但不会随便给自己编造没有的东西。即使他们再胡来，我也不会走你伯川老爷的路。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子弹没打死我，我决不会死在共产党搞的运动里。这个，你们和您妈妈都放心。至于身体可能受点摧残，那不必过虑。受了损伤，以后慢慢恢复。这也是一种锻炼。”两个孩子面色沉重，不吭声。周桥又说：“恒刚，你是大人了，还是军队报社的记者，要讲原则，讲党性，守纪律。要谨言慎行。一定不要意气用事。组织上如果让你和我划清界线，你就—至少在形式上—积极响应，不要顶牛。明明还是个小孩子，让这么小的孩子参与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这本来就很可怕。但是，没有办法，谁也没法儿置身于局外。明明，红卫兵也会逼你揭发批判爸爸妈妈，你也要有个好的态度。他们找你了吗？”明明说：“红卫兵组织今过午就开我的辩论会了。他们把我开除了，让我揭发你们的问题。有个女生还打了我。”陆国筠惊问：“怎么还挨打了？谁打的？打哪里了？疼不疼？”明明说：“俺班儿里功课最差的一个女生。她说我态度不老实，从后头踢了我一脚。当时有点疼，现在觉不着了。”陆国 筠悲伤地摇摇头，说：“这是什么事儿啊，小小的女孩子，不论是对老师，还是对自己的同学，都能打能骂。这叫‘革命’吗？”又问：“明明，你揭发了吗？”明明说：“……没有。……我想不起揭发什么。……”周恒刚说：“明明，什么都不用揭发。实在不行，就学亮亮那样，干脆不去上学了，反正也不上什么课。”明明哭了，说：“不，我一定要上学，我不离开学校。我还要争取有好的表现，他们说，如果我表现好，可以重新吸收我加入红卫兵组织，还说，我如果不和爸妈划清界线，以后入团，升学，入党，当兵，当干部，甚至当工人，什么都不行，一辈子都完了。……”明明哭起来，爸妈和哥哥互相看看，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话安慰明明。过了片刻，明明抬起头，说：“爸爸，妈妈，你们天天教育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共产党的话，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犯错误呀？”没等爸妈回答，明明又问：“妈妈，你从国民党监狱里到底怎么出来的，你出卖同志了吗？”陆国筠哭笑不得，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学校里红卫兵那一套你都相信？我在学校里贴了大字报把当时的情况说明了，你没看啊？我那时没加入任何革命组织，只是普通学生，因为国民党特务暗杀了闻一多，出于义愤，随大流跟同学们上街游行，国民党的警察来了，我吓坏了，跑得慢，给抓住了，他们问我，我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可说。只待了两、三个晚上，你舅妈她爸爸就具名把我保出来了。”明明说：“可是，红卫兵说你是狡辩，顽固到底呀。再说，舅妈她爸是老反革命，让他保出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呀。”周桥说：“明明，你们这些孩子太小，很多事你们不懂。你妈妈当时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她能当什么‘叛徒’？她‘叛’谁呀？这都是笑话。再说，你舅妈她爸是法学家，抗战前当过法官，后来在大学里教书，就是不去台湾，他也不是反革命。再说了，一个游行的女生被反动政府抓了，他费力给保出来，这不是做的对人民有利的事吗？怎么倒骂他是‘老反革命’？还有，你问我们，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犯错误，这个问题太难回答。我只能说，我和你妈妈主观上都是听毛主席话的，不是反对毛主席的，我们愿意接受革命群众和党组织的审查。如果将来爸妈真的成了计么‘分子’，我们同意你和我们划清界线。”明明说：“你们说得都有道理，可是，俺那些造反派同学不放过我呀，我该怎么办呀？”明明趴到爸爸腿上，呜呜地哭起来，周桥用手抚弄着明明的头发，眉头紧锁，面色沉郁，陆国筠背过脸去，低声饮泣。周恒刚眼里含着泪，把明明拉过来，让明明坐到自己腿上，擦去她脸上的泪水，说：“明明，你听哥哥说。第一，爸妈不是反革命，妈妈更不是叛徒，无论别人怎样说，你都要相信，爸妈是天下最好的爸妈，第二，文化大革命是‘运动’，是运动就不会一直搞下去，总有结束的时候，现在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运动结束了，就一切恢复正常，什么事也没有了。所以，不用太拿着当事儿。”明明说：“ 要是爸妈被戴上‘帽子’，像二姥爷，大舅，小姨那样，不就糟了？”周恒刚说：“不会的，记住哥的话，不会。还有，明明，那些孩子逼你和爸妈‘划清界线’，你就跟他们应付，不必太认真。”明明抬起头，十分认真地说：“不认真可不行，谁敢不认真？俺学校高一有个男生，他爸爸有历史问题，他妈妈是右派，他被打成‘黑七类’，参加不上红卫兵，他带上他班儿的红卫兵，跑到他家里，开他爸妈的批斗会，让他爸妈跪在地上，向毛主席请罪，红卫兵打他爸妈，他也和他们一样扇他爸妈的耳光，比别人打得还凶，打完，斗完，他把家里钱全找出来都带上，跟红卫兵们一起回了学校，不回家了。”周恒刚问：“后来呢？”明明该：“当天晚上，他爸妈写了遗书，离开家，跳黄河了。尸体捞上来，街道上来学校找那男生，他也没回家，还说‘死了活该，死有余辜’。”周恒刚更急切地问：“再后来呢？”明明声音低沉地说：“再后来，红卫兵组织还是没吸收他加入。”周恒刚说：“那是为什么？”明明说：“因为他跟那些红卫兵一起睡觉的时候，他梦里哭着喊‘爸妈 ’，被人听见了，红卫兵们说他思想感情没真正跟他爸妈划清界线。那个男生老做梦梦见他爸妈来找他，他疯了，给弄到疯人院里去了。”周恒刚转脸问：“妈妈，你们学校还发生了这样的事？”陆国筠说：“是有这事。那学生他爸妈临死前还给孩子留下了遗书，可惨了。俺学校老师有看过那遗书的，给我说的。上边写着，孩子，爸妈有罪，爸妈把你害了，让你不如人。爸妈走了，往后再也不会影响你了。爸妈怕你回来后害怕，我们走得远远的。你不用找我们。你再也找不到我们了。记住，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好孩子，爸妈不论在天堂还是地狱，都为你祈福。”周桥可能觉得这样的事对孩子的心灵影响太不好，皱着眉说：“算了，不要说这样的事情了，国筠，还有恒刚，都不要对别人讲这种故事。”周恒刚心想，爸爸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对于这种严重影响共产党声誉的事，本能地拒斥，甚至想加以掩饰。但问题是，这样的事在当下的中国，几乎时时都在发生，能掩饰得了吗？周恒刚见明明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忙弄了热水让明明洗了脚睡了，明明躺在床上，说：“谢谢哥哥。”妈妈在一旁说：“是要谢谢哥哥，下一段爸妈要是不能回家了，你就得靠你哥了。”明明点点头。周恒刚坐在床跟前，说：“明明，别太担心。爸妈是干部，运动中受冲击是正常的，不会有计么大不了的事。有困难也不怕，有哥在。好了，睡吧。”明明睡了，周恒刚轻轻走出来，对爸妈说：“明明这个样子，太让人难受了。让这么小孩子参加这种惨烈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实在有违天理人道。”周桥说：“小刚儿，你记住，从现在起，对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斗争，不要发表任何负面的评说意见，如果你不想称颂—当记者，你也必须称颂—就保持沉默。”周恒刚见爸爸很生气，忙连连点头。爸爸又说：“至于明明，她一向以革命干部子弟为荣—住这个院儿的孩子也有优越感，正当着‘红五类’，突然变成了‘黑七类’，红卫兵也不让当了，红袖章不让带了，还挨批斗，这个落差太大了。这么点个孩子，确实受不了。可是没办法儿，只能承受这种磨难，算是一种锻炼吧。”陆国筠说：“前几个月，姥姥家被抄，姥爷被打伤，二姥爷自杀，她咬紧牙关，站稳‘立场’，划清界线，拼命保持身在革命主流的优势地位，唯恐和挨整的这个营垒沾上边儿，实际上是嘴硬，心里也很矛盾，思想冲突也很激烈，有时晚上偷偷地哭。这回‘革命’革到自己爸妈头上了，人家逼她和爸妈划请界线，把她难坏了。”周恒刚说：“这样搞，确实是太胡来了。像明明和妈妈说的那男孩子的事，真是惨绝人寰。太恐怖了，这种事情让外国人知道了，人家会怎么看我们中国？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他会怎样评判这种事情？”周桥说：“小刚儿，我刚才还交待你对现实的政治斗争不要评说，这又来了。管什么外国人怎么看？那还用问吗？外国人，不用说西方，就是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对我们这里现在发生的一切也是一片骂声。这也阻挡不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什么‘鲁迅先生怎么评判这些事，’假设这个干什么？可别再说这一类的话了。守着明明一定不要说，她不懂事，要是跟你也来个‘划清界线’，就要了命了。爸爸妈妈两个人的所谓‘错误’加起来，也不如你这些话严重。知道吗？你太不知道轻重了。”陆国筠说：“恒刚，爸爸说得很是，你一定要注意。给明明做工作，也只能讲大道理。”周恒刚说：“好，我一定注意。妈妈，我刚才忘了问了，怎么不见亮亮？”陆国筠说：“红卫兵闹起来以后，亮亮在学校里抬不起头，压力很大，我怕他犯了毛病，就到医院给开了病假条，给他请了长假，回你姥姥那边去了。”恒刚说：“这是个好办法儿。爸，妈，我明天下了班，去祥云里看看姥姥、姥爷，就不过来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恒刚走了。睡下以后，陆国筠匍匐在周桥身边，说：“怎么办，我快受不了了。”周桥说：“怎么又忘了咱们说过的话了？你不是很喜欢普希金的诗吗？‘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以后压力大了，就在心里默念这两句诗，鼓励自己，挺住。还要想，现在是我们整个民族都在受难—包括那些上窜下跳整人的人在内，现在的一切活动对于他们究竟是福是祸，只有历史来做结论—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你只要这样想了，就会把我们遭逢的一切当做一场闹剧，把自已当一个演员，正在按导演要求，扮演一个如此这般的角色，你就不那么痛苦了。” 陆国筠说：“对，‘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以后压力大了，我就嘟念这两句诗。再不行，我就想，这只不过是在演戏。……我很担心，他们会不会把你关起来？”周桥说：“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得有这个思想准备。根据我的经验，省委既然己经决定对我公开点名批判，很快会采取纪律措施，办我的专案，对我实行隔离审查。你们学校不知道怎么搞。”陆国筠说：“听说要把走资派，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办集训班。你说，咱两人都给关起来，明明怎么办？”周桥说：“不是有小刚儿吗？让他管妹妹就行了。”陆国筠说：“要不是恒刚在这里，咱就更难了。真感谢守芝姐养了这么个好儿子。农村搞起文化大革命来，会不会有人欺负她？”周桥说：“应该不会。她娘家是贫农，咱家又是烈属又是军属，我又跟她离婚了，一般不会有人欺负她。再说，从过去说，周家老辈儿，到娘和守芝，在村里人缘一直不错。”陆国筠说：“那就好。可是她听见广播里点名批判你，不知多么着急哩。”
不出周桥所料，几天后，周桥就被省委办了“专案”，弄到省委招侍所“隔离”了。隔了两、三天，育新中学红卫兵办的集训班开班，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连窝端，加上有历史问题和打过右派的老师全部给关在一起。男的一个大屋，女的一个小屋，在水泥地上铺上草席，就算搭了地铺，中间摆了桌凳，放上白纸，供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写交待材料使用。集训班门外二十四小时有红卫兵轮流看守，被关押者参加批斗会，在校园里劳动，由红卫兵带领和看管，出房间包括去伙房打饭提水，去厕所，红卫兵都在一旁跟着。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中国土地上出现的一种非司法糸统的监牢，被关押者虽然不带刑具，但同样是被剥夺人身自由，在刑讯逼供方面，跟正式监狱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主事者和办案、看押人员脑子里没一点儿法律概念，只有“造反精神”和“造反派脾气”。至于家属探视，不像正式监狱那样有明文规定，而是全看红卫兵头头发不发慈悲，那一会儿高兴不高兴。这种监狱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住在里边的几乎全是知识分子，而且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此时是一样的倒霉蛋，所以这里没有牢头狱霸。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条著名的，论述阶级斗争的指示里，形象地把阶级敌人称作“牛鬼蛇神”，林副主席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都号召“横扫牛鬼蛇神”，在红卫兵、造反派心目中，这些被他们关押的，自然全为“牛鬼蛇神”一族，所以不知道什么有才分的人为这种不是监牢的监牢，起了一个通俗、形象，叫起来顺口的名字：“牛棚”，并很快风行全国。陆国筠带着行李离开家的时侯，给明明留了一张条子：“明明，妈妈去住‘牛棚’了，你如方便，可以找妈妈，如不方便就不要找，有事找哥哥。”第二天上午，陆国筠和“牛友”们一起在校园里打扫卫生，在一大帮学生中，她一眼就看见了明明，她十分希望明明过来找她，让她好好看看她，问问她怎么吃的饭，找哥哥了吗，但是，明明分明看见妈妈了，还定睛看了妈妈一、两分钟，但却若无其事地跟同学们一起走了 ，陆国筠心里酸疼了好一阵……下午，陆国筠在“棚”里写检查交待材料，突然听见有人在门外争执。陆国筠听出了恒刚的声音。周恒刚对门口的红卫兵不疾不徐，不软不硬地说：“同学，咱这里也不是监狱，监狱也是允许探望的呀。我只是给我妈妈送点东西，看看她还需不需要什么东西，我跟她的错误也不搭界，不会干扰、影响你们对她的审查和批判，小同学，就行个方便吧。”门口的红卫兵被说动了，说：“看在你是解放军的面子上，你进去吧，不许串连。”周恒刚说：“谢谢你，保证不串连。”周恒刚一步进了“牛棚”，喊道：“妈妈，我来看你了。”陆国筠惊喜地说：“恒刚，你怎么来了？”周恒刚说：“我给你拿来两床棉被和一件军大衣。天冷，你得把下边铺厚点，上边再盖一床，你参加劳动和晚上出屋，穿上军大衣。”周恒刚一边往铺上放东西，一边低声对妈妈说：“我上午去看爸爸了，他在招待所，屋里有暖气，很暖和，吃得也行。他让我告诉你，别担心他。他交待你，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明明中午去军区找我吃饭，晚上我回家陪她。我如果出差，就把她托付给报社的女同志照管。你不用挂她。还有，我去看过姥姥和姥爷了。他们身体还可以。我对他们说，你和爸都参加集中整训了。运动就是这样搞法儿，天底下都一样，劝他们把心放宽些。亮亮特别懂事，好像突然长大了似的，他要来看你们，我没让他来。妈妈就别担心这些事了，照顾好自己，专心检查错误。”陆国筠眼里闪着泪花儿，说：“恒刚，你赶紧走吧，免得红卫兵烦了，放心吧，我没事儿。你没事儿不要再往这跑了，管好明明就行。”周恒刚点点头，礼貌地对屋里另外几个女“牛”们说：“几位阿姨，你们多保重。再见。妈妈，我走了。”周恒刚走。屋里几个“牛”友们说陆国筠有福，养了这么好的儿子。陆国筠说：“你们不知道吗？这是老周前妻的孩子，我哪有福份养这么个儿子？我是坐享其成，比亲生儿子还要好。学问，人品都好，是个近乎完美的孩子。”有人问：“不小了，有对象了吗？”陆国筠说：“他上军校时有个对象，一九六二年国家困难，学校下马，对象散了，他感情上老放不下，到现在还没找。”
几天后一个上午，育新中学全校师生在学校操场批斗大会，全校已经被“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其他“牛鬼蛇神”全部上台接受批斗。天寒地冻，西北风刮得会标布幅“扑打”、“扑打”响个不停，全校师生黑鸦鸦地坐了满满一操场。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流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革命造反歌”、“红卫兵战歌”一类歌曲，陆国筠 他们这伙人被自已的学生—按通行的做法儿—别着“烧鸡”，坐着“喷气式”押到台前站好，红卫兵命令他们仍然保持“喷气式”姿势，即头往前伸，躬腰，两臂往后平举，按红卫兵头头的话说，这叫触及这些人的肉体，而只有触及了身体，才有可能触及灵魂。陆国筠照红卫兵的要求，以这种姿势站着，不过两、三分钟，腰部酸疼难忍，两腿酸软，不住抖动，天虽冷，但豆粒儿般的汗珠子从脸上往下滴，她正站在大喇叭跟前，歌声震得她耳朵生疼，她想，这样下去，不但人会跌倒，耳朵也会聋掉。她想起周桥嘱咐的话，心里默念普希金的诗句“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但随即想，现在这个“瞬间”太难熬了，而且也许等不到这种情况“过去”，就被他们折磨得没命了。她又想，周桥让把眼前发生的事当成演戏，那么就算在演戏吧，只是这剧情太过荒诞，太过残无人道了。陆国筠又想，从前有个说法儿，“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说学生应该把老师当父亲一样尊敬，而眼前的一幕却是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们把老师当刍狗一样对待，普天下任何富有想像力的作家—那怕是莎士比亚再世—也写不出这样的剧本，……陆国筠身上疼着，汗水淌着，心里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过了十几分钟，陆国筠觉得有半小时多了，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了，有红卫兵头头命令批斗对象们按普通姿势低头站好，“黑帮”、“牛鬼蛇神”们慌忙直起身来，下意识地抬头看一眼台下自己的学生和同事，忙低头作俯首贴耳状虚心听会。两个红卫兵学生和一个青年教师先后发言，批判了上自刘少奇，下至校党支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和罪行，发言者无不把陆国筠这个“黑典型”作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例证。三个人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人宣布，下边由叛徒、走资派、教育黑线的黑典型陆国筠的女儿，本校初二学生周明明对她父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桥和她母亲，叛徒、走资派陆国筠进行揭发批判。陆国筠脑子“嗡”地一声响，感到一阵眩晕，她极力使自己镇定，又听主持人大喝一声：“陆国筠，站到前边来！”陆国筠一时没反应过来，愣着没动，她觉得自己不就站在台子前边吗，两个红卫兵过来，架着她的两条胳膊把她拽到讲桌跟前，让她单独站在那里，明明从后台步履踉跄地走到讲桌跟前，先转身朝挂在会台正中的毛主席像躹了躬，又朝台下的听众躹了躬。陆国筠偷眼看看自己几天没见的女儿，见她脸色发黄发暗，似乎瘦了，又见她恭驯、可怜的样子，像变了一个人，好可怜的孩子，陆国筠的心像刀割般的疼。周明明在讲桌后边站住了，拿讲课的手有点发抖，愣了约摸半分钟，才开始对着麦克风发言，磕磕巴巴，稚嫩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从大喇叭里传出去的声音在发颤，虽然极力装着气愤，但隐然带着哭腔。她揭发批判的题目是：“混进共产党内窃据高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干将周桥和叛徒、走资派、教育黑线黑典型陆国筠是反动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是阶级敌人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揭发的内容是，周桥和陆国筠跟剥削阶级家庭陆家联系紧密，克尽孝道，对这个家庭中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脉脉含情，周桥曾找省委走资派庄重为他的内兄、反革命分子、极右分子陆国栋求情，他还不顾千里之遥，亲赴大西北劳改农场探望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除此之外，他们两人和陆家的右派分子陆伯川、陈姝，右派分子陆国群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满怀同情，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这些人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受到的惩处是罪有应得，反倒是党和人民冤枉了他们。明明还揭发老封建疙瘩，资本家陆伯言被红卫兵查抄后，他们立即赶去探望，安慰，无微不至地关怀。当极右分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陆伯川畏罪自杀后，他们如丧考妣，急急忙忙赶去吊唁。明明还揭发，就在前不久，陆国筠还在家里说什么人是先有人性，然后再有阶级性，为自己的反动行径寻找借口。明明似乎被自己说的内容，做的论证征服了，萌生出某种捍卫真理，申张正义的崇高感，仿佛是代表革命人民声讨邪恶的反动分子，发言变得流畅起来，她用悦耳的声音，铿锵有力地批判道：“他们两人，一个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是共产党员，中学领导，人民教师，他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他们的爱憎多么分明，他们爱人民之所憎，就必然憎人民之所爱。事实证明，他们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陆国筠听着这些揭发，批判，虽然觉得很伤心，但又觉得孩子迫于压力，也只能说些这样的话。明明又接着往下揭发，她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所以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抱持怀疑，抵触甚至仇视和对抗的态度。她把平时听来的周桥和陆国筠对批判吴晗，邓拓等人的疑惑甚至同情，对老舍、傅雷、田家英等人自杀身亡的惋惜，对红卫兵“破四旧”中的革命行动不满和反感，周桥曾攻击北师大谭厚兰带领红卫兵小将砸烂孔家店的革命行动是“胡闹”，“毁灭文化遗产”，陆国筠面对红卫兵惊世骇俗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竟然假仁假义地惊呼“救救孩子”， 林林总总，一条条地，真真切切揭发出来，并且从中得出结论，他们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最凶恶的敌人。最后，明明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神圣的，献身般的，皈依式的状态，她胀红了脸，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教育了我，我决心和周桥、陆国筠以及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糸的剥削阶级分子划清界线，彻底决裂，改造思想，脱胎换骨，做毛主席的忠诚卫士，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陆国筠站在讲台跟前，和自己的宝贝女儿近在咫尺，她伸开手臂就可以触摸到她被冷风吹红了的，已经皲了的小脸儿，可以抓着她拿讲稿的，已经冻得红肿的小手儿，但她不能那样做，因为她此刻是被审判者，而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是审判者一方的“证人”；如果比喻成两方—当然是势力绝对悬殊的，胜负铁定的—对垒，女儿正依付于胜利者一方向她作致命的攻击。陆国筠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儿，说不出什么滋味儿。有一刹那，她心里暗暗笑自己：你和周桥多年来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有结果了。不过是初中二年级的孩子，居然能写出这样貌似有理有据，逻辑—当然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路线为标准和前提—严密，词语精当，且有雷霆万钧之势，不容辩驳的批判文章，在大听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声讨她的母亲！这也算是时势造就“人才”？“英雄（？）出少年”？陆国筠不怨恨女儿，她愿意让女儿站出来，高调宣布和他们划清界钱，并且得到握有生杀大权的红卫兵造反派的认可，让她重新加入红卫兵，从黑暗重入光明，……说到姥姥，姥爷，二姥爷，大舅，小姨这些“阶级敌人”时，不但直呼其名，在名字前边加上“反动资本家”，“吸血鬼”，“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一类前缀，而且，当说到这些人时，还义愤填膺，咬牙切齿，陆国筠想，从这孩子出生到不久前，这些人哪个不把她当宝贝一样地疼爱 ，她怎么会狠下心来，对他们这样谩骂？哪里来的这般深仇大恨？真正是“六亲不认”啊。……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着多么强大的凝聚力啊，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的无产阶级政治。……这种政治委实太可怕了。陆国筠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中的“狂人”说他看的史书，字里行间写着“吃人”，那么现在这种政治呢，不是更加吃人，而且已经吃了无数的人，现在正在吃人吗？……陆国筠被自己的想法儿吓得出了冷汗，你想到哪里去了？看来你要当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当听到女儿毫不留情地揭发她和周桥在自己家信口开河说的一些错话—现在看来甚至是“反动”的话，胆子很小的陆国筠禁不住身上一阵阵冒冷汗，好女儿，你是真的要跟爸妈一刀两断了吗？你这不是要爸爸妈妈的命吗？……陆国筠偷偷抬一下头，看一眼正在口若悬河，出语像连珠炮一样的女儿，心里想，女儿，爸妈知道，你才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当“狗崽子”对你来说是太残酷，太难以忍受了。是爸妈让你难堪，让你受罪了。现在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你就拼命揭，用力批吧，你就好好奔，快挣脱，只要有可能，快爬到岸上去吧。即便从此你真的和爸妈，姥姥家那些人恩断义绝，只要你能回归革命队伍，不做可怜的丧家犬，爸妈也认了。……可是，他们能接受你吗？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被称为“狗崽子”的人真的通过和“反动”家人划清界线而被纳入革命队伍呢。妈妈不是“政治表现好”的“典型”吗？现在不又给揪出来了吗？……但是，不论怎样，哪怕有一线希望，你也死命地抓住吧。……明明发言过程中，不断有人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打倒三反分子，走资派周桥！”“打倒叛徒、走资派陆国筠！”“打倒反动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周桥、陆国筠！”“周桥、陆国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明明也跟着高举起右手，声嘶力竭地叫喊。……明明发言结束了，像发言开始前一样，礼貌周全，行礼如仪，陆国筠觉得自己的孩子在极力以好的表现求得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好可怜的孩子。明明朝后台走去，陆国筠抬头看她，不知是因为被冷风吹还是太激动，女儿的小脸儿红得发紫，两只眼晴里布满了红丝，陆国筠的心像被针刺着了，“格支”疼了一下，女儿的眼睛怎么了，是晚上没睡好觉，还是别的原因，眼角膜发炎了？……明明也偷偷看了妈妈一眼，目光悲酸而慌乱，又赶紧扭了头，脚步踉跄，像被人驱赶着似的，跌跌撞撞地走下台去。……陆国筠目送明明走下台，回到自已所在班儿的队伍，低了头不再朝台上看。陆国筠心里像吞咽了蒺藜一样难受。会议主持人讲道：“刚才周明明对她反动爸妈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充当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敌视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我们对她向犯有错误和罪行的父母反戈一击的行动表示欢迎。但是，今天的揭发和批判还只是初步的，皮毛儿的，真正三线的，深层次的，更严重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揭批。周桥和陆国筠的错误和罪行数不胜数，性质十分严重，他们是我们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师生的死敌，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批倒批臭。”会议主持人说得正起劲，突然，台下席地而坐的学生和老师队伍的后面，一个戴蓝棉帽，穿黑棉衣，胳膊上没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站了起来，大声喊道：“对周桥和陆国筠的问题，我要求发言。” 主持人定睛看了看那学生，说：“原来是陆良，你是陆国筠的侄儿，受周明明发言的启发，也要求发言。我们支持。你到台上来说吧。”陆良说：“不用了，我发言很简单，就站在这里说吧。”主持人说：“好，你讲吧。”陆良似乎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咳嗽了两声，大声说道：“陆国筠是我大姑，周桥是我姑父。我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们执行错误路线，应该批判。但是，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还说批评要注意政治，说话要有证据。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我听奶奶说，周桥在抗战时期就冒着生命危险，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为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立了大功。陆国筠解放前就倾向共产党，参加过学生运动，她没有叛变投敌。她的确被亲戚保出来了，难道我们还希望她牺牲在敌人监狱里吗？他们两人热爱毛主席，常教育我，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又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他们教育我，无论自已家里亲人出什么问题，都不能动摇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信仰和热爱。……”会议主持人还没反应过来，陆良已经说了这样一大段儿，台下的学生老师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台上主持会议的红卫兵气急败坏，厉声喝道：“陆良，你这个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反动透顶，竟公然与革命大批判唱反调，为三反分子呜冤叫屈。立即闭上你的臭嘴，不准再放毒！”陆良还想接着说，但会议主持人命令两个红卫兵“快把这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羔子拖出会场！”两个五大三粗的红卫兵立即“咚咚咚”地跑下主席台，飞一样窜过去，像老鹰叼小鸡儿一样，把陆良架得两脚离了地，拖出会场，扔了好远。陆良一下子栽到砂土地上，在地上滑出去两、三米远，鼻子和嘴都被磨破了皮，脸上染上了殷红的血。血流在校园里，流在砂土地上，陆良挣扎着爬起来，鼻子上还在滴着血，脸上沾满了血迹，泥土和沙子，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两个高大威猛的红卫兵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十六条’明确规定不准群众斗群众。你们的做法儿对吗？”两个红卫兵十分着恼—他们没有遇见过敢于对他们说“不”的人，两人不回应陆良的质问，而是一个人恶狠狠地抓住陆良的衣领，猛力晃动他，另一个拳脚并用，把陆良重又打倒在地，嘴里还在说：“我们决不允许黑七类、狗崽子乱说乱动。”陆良咬紧牙关，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仍然倔强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两个红卫兵又要窜上去开打，一直站在旁边的校工老赵走过来 ，拽住陆良，嘴里骂道：“这个孩子不是请病假了吗？在家好好养你的病呗，没鸟味儿的跑回学校捣什么乱？快滚吧。”一边说，一边拽了陆良从校门口跑到校门外边，见旁边没人，说：“陆良，你这个孩子，找死啊？快跑了吧。”陆良眼里含着热泪，说：“谢谢你，赵伯伯。”朝老赵躹个躬，慌忙跑了。会议主持人震怒了，连喊几声，要求会场上正在议论的人们“肃静”，然后说：“陆良是陆国筠的侄儿，他的父亲就是周明明刚才批判中说到的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分子陆国栋。陆良公然干扰和破坏我们的批斗大会，是他反动立场的大暴露，从反面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多么严重，多么险恶，说明了像周桥、陆国筠这样的人在不遗余力地跟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说完，又领呼口号：“打退阶级敌人新反扑！”“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明明发完言，陆国筠正沉浸在纷乱的思绪中，因为明明的“反正”让她的家失去了“中心”，即使周桥的“专案”审查结束，她也走出“牛棚”，他们回到自已的家，也会物是人非，家里那种浓郁的爱和温馨将不复存在，“家”的躯壳依旧，却没了灵魂，曾经的绿洲会变成沙漠，会让人感到空气变得稀薄，难于呼吸。……突然又出现了亮亮“闹会”的一幕，陆国筠被惊呆了，震懵了，像雷呜闪电猛然出现在阴霾如盖的天空，她的眼睛火辣辣的，流下热辣辣的泪水，像在灼烧，她的耳朵像听到天外传来一声巨响，她感到震颤，耳朵里老有亮亮带泪的呼喊声在回响。她对明明站出来对她和周桥揭发批判，早有思想准备，没感到吃惊。因为文革以来，到处都在串演类似的戏码儿。而避祸在家的亮亮竟然敢跳出来，公然与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对抗，为她和周桥这两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辩护， 像童话里的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真是不可思议，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文化大革命半年多了，学校里被揪斗者和他们的家人个个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低眉顺眼，何曾有人敢说个“不”字。亮亮这个在押反革命的儿子居然有此惊人之举，我的孩子，你疯了，不要命了？知道你对姑和姑爸有感激之情，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你来替我们鸣不平，当盾牌啊。孩子，是长期郁积在你心中的不平和愤懑骤然爆发了吗？陆国筠从这孩子大声讲话，被打倒又站起来的表现中，看到了他爸爸的倔强，他妈妈的坚韧，陆国筠心里说，亮亮成小大人儿了，知道是非、善恶了。我们陆家人，你爸，你妈，你小姑，都是倔强的，坚韧的，你二爷爷是刚烈的，就像田汉写的剧本《关汉卿》里说的煮不熟，砸不烂，打不碎的铜豌豆，咱们家就是大姑脆弱 ……往后我们陆家人就是要迎着苦难站直了，不趴下。孩子，你来这里闹这一场，姑放心了，姑不再担心你犯原先的毛病了。可是，孩子，你太不知道轻重了，你闯了大祸了，他们会轻易放过你吗？……陆国筠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快要跳出胸口来了，鼻子尖儿上冒着凉汗。亮亮，你跑哪去了？他们会怎样整治你？……批斗会结束了，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航手”，李双江那高亢，宏亮，豪壮，响遏行云的声音回荡在会场上空，陆国筠低着头，沉重地挪动着酥软的两条腿，酸痛的两只脚，在“牛”的队伍里艰难地走着，回到“牛棚”，这会儿，她已经把明明忘到脑后，只牵挂着惹了祸的亮亮了。
周恒刚在报社交上当天发排的稿子，给室主任说一声，就骑车往育新中学赶。他担心明明在学校里再被人欺负，他要亲自来看看，他甚至想到明明班儿上亮亮“相”，让那些无王无法的毛孩子知道，周明明有个解放军哥哥，让他们今后整治明明时有所顾忌。快到中学了，他看见前边人行道上，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血头血脸，棉衣上满是尘土，瘸瘸巴巴地往这边走来，这是谁家孩子，从中学那个方向来的，是个学生，怎么一个学生会被人打成这样？他看那孩子，怎么身影有点熟悉，周恒刚紧蹬几下，到了那孩子跟前，下了车，定睛一看，惊问：“亮亮，怎么是你？你这是怎么了？”亮亮抬起头，嘴撇撇，想哭的样子，但忍住了，说：“啊，恒刚哥哥，你怎么来了？你干什么去？你先别慌着问我怎么了，快带我离开这里，我怕学校里的红卫兵来追我，他们揍我。”周恒刚二话没说，扶亮亮在自行车货架儿上坐好，蹬上车在马路上疾驰起来，穿过两条马路，周恒刚拐了个弯儿，骑车到了一个小诊所儿，让人把亮亮脸上的擦伤处洗净了，涂上药水，两人出了诊所儿，来到一个僻静小巷儿，周恒刚问：“亮亮，看样儿你是从学校里出来的，见明明了吗？她没事儿吧？”亮亮说：“她没事儿，上午学校开批斗大会，她在大会上发言了，揭发批判姑姑和姑爸，说得挺厉害，主持会议的人还表扬了她。”周恒刚心里“格登”一下，这个小妮子还真的揭发爸妈了，而且还挺有心机，没对他吐半个字，更没在家里写发言稿，周恒刚心里明白，骨肉亲情的羁縻，人间道义的约束都抵挡不了来自外界的压力，他虽然是明明同父异母的哥哥，但他不能干涉和阻止她做自己想做的，而且是被“组织”视为“正确”的事，因为人生的路毕竟要自己去走。退一步说，即使你干涉，她也不会对你俯首听命，因为她要“革命”，而只有“革命”，才会有出路和前途。周恒刚在在心里叹息一声，转而问亮亮：“你不是请了假在祥云里那边吗？怎么又跑来参加批斗会，还让人家打了？”亮亮说：“我从广播里知道姑爸被点名批判了，很挂着他们。我特别怕姑姑在学校里被人打，好几次要回学校看姑姑，奶奶说，你去顶不了用，还倒让你姑添心事，不让我来。昨天，我听一个同学说，姑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很担心，我觉着‘牛棚’就和地狱或者《红岩》上写的渣滓洞似的，很阴森，很恐怖，无论如何得来看看姑姑。今天吃完早饭，我没跟爷爷奶奶说，偷偷出来坐公交车来了学校，我本来是想偷偷看看姑姑，看看她在‘牛棚’里挨不挨打，就赶紧回去，没想到，正赶上学校里开批斗会，明明正发言，我就坐到后边听起来了。”周恒刚问：“你好好地听会，他们平白无故就打人吗？”亮亮说：“倒不是‘平白无故’，是我自已惹的。”亮亮说了刚才发生的事，周恒刚听了，说：“亮亮，你今天这样做，是出于义愤，想维护姑和姑爸，你很勇敢，这让我很佩服。但是，你这事做得太莽撞了，散了会，造反派们回过味来，一定会找你麻烦，按你个罪名，说你破坏文化大革命，送你去劳动教养都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你是育新中学的学生，家庭政治情况又不好，他们岂能咽下这口气？你不能回祥云里了，更不能去省委宿舍。”亮亮吓得脸变了色，说：“那怎么办？”周恒刚说：“这样办，我现在就把你送到洪秀表姐那里去，她爱人高献春不是在陶阳乡下吗？让洪全表弟把你送到高献春那里去，避避风头儿，过三、两个月，听听没什么动静儿，再回来。”亮亮却像小孩子一样，裂开嘴哭了，说：“我是瞒着爷爷奶奶偷偷溜出来的，我老不回家，爷爷奶奶还不得急死？”周恒刚笑了，说：“不是你在中学里闹会场那劲头儿了，哭什么？别哭了。不用担心，祥云里那边我去说。”周恒刚飞快地蹬着车子，把亮亮送到牟洪秀那里，正好继香表姑也在，听恒刚说了亮亮的事，很是吃惊，说：“我的孩子哎，怎么平常跟个闷葫芦似的，捅了这么大个漏子？可了不得，我这就去找洪全，让他们快走。恒刚，我也不留你了，你走你的。”周恒刚骑上车走了，亮亮站在门口喊道：“恒刚哥，赶快去给爷爷奶奶说啊。”周恒刚骑车走在路上，一直在想亮亮的事，这个平日闷声不响的孩子，多么让人称奇。小小年纪，这么差的处境，在这种恐怖高压的状态下，居然敢于做这样异乎寻常，“石破天惊”的事，他的这个行为足以让七尺男儿汗颜。疾风知劲草，逆境中见操行，这孩子真不简单。周恒刚匆匆赶回省委宿舍，明明也来家了，正在一个人掉眼泪，见周恒刚来了，满脸羞惭，低声说：“哥，上午我在大会上揭发批判爸妈了。”周恒刚说：“批就批吧，全中国都这样，孩子造老子的反，不足为怪。再说，就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揭发出来，爸妈也成不了反革命，倒更证明他们是善良的人。放心，爸妈哥哥都不怪你。”明明满脸疑惑，看看哥哥，又说：“学校里正开批斗会，我发完言，主持人正说着，亮亮—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出现在会场后头，站起来要求发言，不但不批判爸妈他们的错误，还为他们评功摆好，替他们叫屈，结果激怒了造反派，把亮亮打了，打得不轻。……后来，亮亮就离开了学校。不知红卫兵会不会再找亮亮的麻烦。”周恒刚装作不知道亮亮的事，说：“亮亮这孩子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咱们不用管他，他是半大男人了，不是小孩子了。”周恒刚和明明去伙房买了饭菜回来，正准备吃饭，有人敲门，开了门，居然是娘和周恒顺来了。明明一头扑到娘怀里就哭，周恒顺放下手中的包袱—里边是程守芝给明明做的布鞋和家里的地瓜、花生和核桃、柿子,见家里只有恒刚和明明兄妹两人，屋里凌乱不堪，冷冷清清的样子，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周桥大爷和国筠表姑都被揪走了，而且都被关起来了，程守芝眼里汪着泪，说：“好了，妮儿，咱不哭，别害怕，狗吃不了日头。娘这不是来了吗？人家怎么批判你爸妈，咱管不着，也没办法儿，可是，从这往后，谁敢欺负俺明明，我跟他们有死有活”。周恒刚递给娘一大杯水，问：“娘，你怎么来了？”程守芝喝一口水，说：“前些日子你回老家，我问你爸妈怎样，你说没什么事，我心里疑惑，这几天大喇叭里点了你爸爸的名，我的心就不安位儿了，我知道坏醋了。他两人什么样儿了？明明怎么办？我担心呀，一天也待不下去。我想来，又怕找不着门儿，就上榆树村找你二奶奶，你二奶奶也挂着这些人，就让恒顺跟我一块儿来了。”周恒顺问：“现在大爷和筠姑什么情况？”周恒刚说：“我爸被省委点名批判，办了‘专案’，妈妈和学校领导，有问题的老师一起关在‘牛棚’里，都不能回家。”程守芝说：“俺娘哎，天这个冷法儿，人住在牛棚里，那还不把人冻干巴了？什么人想的这种绝后办法儿，这不是丧良心吗？再说了，这济南府的中学里怎么还有牛棚啊？”周恒刚说：“娘，你不明白。不是真的咱农村那种牛棚，是学校里找个大屋，里边搭上地铺，让被批斗的人住在里头，因为说被关的人是‘牛鬼蛇神’，造反派就把那里叫‘牛棚’。”程守芝说：“真他娘的会糟践人。住人的地方叫什么‘牛棚’，还是什么‘牛鬼蛇神’，好好的人怎么成了‘牛鬼蛇神’了，不知什么人攒作的这种混账话。”明明说：“娘，你可不许乱说，这‘牛鬼蛇神’的说法儿是毛主席语录。娘，你不能乱说话，不得了。”程守芝说：“我是贫农，烈属，想当年我抗日、支前的时候，这些小兔崽子还没下生哩。他们还能吃了我？”周恒刚问：“娘，你能待多久？”程守芝说：“待多久？你爸妈不在家，我就在这里看着明明，给她做饭吃。你姥娘家那边有事儿我就过去忙活两天—我也想俺三姑了。你爸妈两个人有一个家来了，我就回咱老家。”程守芝的意外出现，让明明觉得有了依靠，不由得高兴了些，露出了笑脸儿。急忙上伙房买了饭菜来，几个人吃了。明明要去上学了，周恒刚说：“明明，想办法儿跟妈妈说娘来了，好让她放心。”明明点点头，走了。周恒刚忙赶回军区大院上班。周恒顺陪程守芝去祥云里，到了陆家，老先生老太太两人正为亮亮的事着急，周恒顺忙把周恒刚说的亮亮的事告诉了两个老人，程兆菊边听边落泪，说：“我可怜的孩子，怎么偷偷跑回学校作了这么个事儿？大冷的天，上农村躲着去，这得受多大罪哎。”周恒顺说：“姨奶奶，亮亮是好样儿的，仁义，有种。他也是半大小伙子了，不用太担心他。”程守芝说：“三姑，说书唱戏儿的不是说来吗？从小看大，三岁知老。有志不在年高。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亮亮随俺国栋兄弟，有志气。你没白疼他。”程兆菊说：“可别说那‘疼’不‘疼’的事儿。从闹红卫兵到这，明明还没擦这里的门儿哩。俺让人抄了家，你姑父让人打伤了，你姑父他兄弟死，明明都没来，说是跟俺这些人‘划清界线’。”程守芝说：“明明这么好个孩子，怎么还这么不懂事？我得说说她。”程兆菊说：“你可别说她，说了也是白说，她也不会听你的。现在时兴这样。她得听人家的。”陆伯言说：“我常劝你三姑，别因为这难受。也不是明明一个人这样。社会上‘黑帮’家的孩子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大字报，带着人来抄自己的家，打骂自己的老的的多得很，谁能有什么办法儿？孩子自己也是没办法儿。平心而论，明明跟咱划清界线也好。毕竟她爸爸是共产党的干部，我看报上批他的那些事，到了儿也打不倒他。明明她妈也没什么大毛病，不过是瞎忽隆，以后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只要她爸妈成不了反动派就不碍事，明明还会有前途。我和你三姑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已是万事皆休，万念俱灰，无所谓了。我现在最心疼的是亮亮，恐怕要跟俺这家人‘黑’在一块儿—他也不肯和俺‘划清界线’—要苦一辈子了。”程守芝张张嘴，没说出话来，她不知道说什么安慰两位老人，农村里四类分子家一个个孩子那个苦法儿，她见得多了。周恒顺说：“姨爷爷，世上的事情也不能就一竿子插到底了。总会有变化。国家也不能永远这样。”
程守芝和周恒顺在祥云里待了大半过午，天黑前就回了省委宿舍。晚饭后，明明从学校带回家的各地红卫兵的“战报”，各种各样的传单吸引住了周恒顺，他如饥似渴地，一点儿小纸片儿也不落地挨着翻看起来。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各地党政大员，封疆大吏的“罪行”，丑闻，还有数不清的名人大家的各种“丑史”，秘事以及一个个高干、名人自杀身亡的消息，让周恒顺觉得眼前开了一个窗，全中国的事都呈现在面前。他觉得自己原先真是井中之蛙，原来世上曾经发生过，如今正在发生着那么多惊人的，怪诞的，荒唐的，悲惨的，可歌可泣的，激动人心的事情，周恒顺一边看，一边想，毛主席用能扭转乾坤的大手把一向神圣的，神秘的大幕撕了开来，让中国人看到了不为芸芸众生所知的，内里的一面儿，原来有那么多阴暗的甚至是肮脏的、丑陋的东西。现在，全中国正闹得不可开交，大有“天翻地复慨而慷”之势了。周恒顺觉得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毛泽东正在书写新的革命史。周恒顺觉得似乎理解了毛主席的用心，他想起毛主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深深佩服他的气魂和胆识，周恒顺正看得入迷，突然，牟洪云来了。穿着学生蓝的“棉猴儿”，进门掀掉帽子，被风吹红了的脸上，一双亮丽的大眼睛充满惊奇地看着程守芝和周恒顺。周恒顺见到她，觉得眼前明晃晃地一闪，房间里似乎变亮了一些，心想，怎么这样巧儿，又遇见她了。程守芝正弯腰收拾东西，抬头看牟洪云，见是老太太病危时假扮恒刚对象的那个闺女，十分高兴，忙近前招呼，明明跑过来帮她脱下棉猴儿，牟洪云上身大红毛衣外边套着灰卡其卡克，下身穿黄军裤，显得俊气，飒爽。牟洪云甜甜地问“大娘”好，程守芝说：“俺那闺女，怎么来得这么巧儿，咱娘们儿真是有缘。”牟洪云深深地看周恒顺一眼，说：“大娘，你跟端阳哥一起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是知道了这边大爷大娘的事不放心来看看？”程守芝说：“可不是嘛。明明，快给你姐姐倒茶。”牟洪云说：“我也是在报上看到大爷的事，过来看看。”程守芝说：“你爸爸现在怎样了？咱那边儿也传说县上领导这事那事儿的不素静。”牟洪云说：“还不都一样。走资派，天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挨批斗，没撤职，但是不能上班儿了。”程守芝说：“你没回家看看？”牟洪云说：“上个月我回家待了十多天。我爸没事儿。他是老运动员了，看透了，也就想开了。诸事不问，只管挨斗。现在把打击面弄那么广，大家反倒不害怕了。法不责众嘛。何况他们也没犯什么法。”程守芝说：“明明，你去睡觉吧，让他们三个老同学啦啦呱儿。”明明对牟洪云说：“洪云姐，你可常来呀。”牟洪云说：“好，我一定常来。我现在已经脱离大部队，成了散兵游勇，逍遥派，有的是时间。”明明疑惑地看一眼这个又好看又有学问的女大学生，没好意思问是怎么回事，去睡觉了。周恒顺问：“洪云，你在学校里有什么情况？不顺利？”牟洪云说：“无所谓‘顺利’不‘顺利’。第一，我是俺学校最早的红卫兵的宣传部长，是糊里糊涂地当上的，骨干差不多都是原先的学生干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老红卫兵被打成保皇派，顷刻间土崩瓦解—我对它的复灭并不以为憾，因为它的出世就莫名其妙，成立后也没干什么好事，恐怕历史上还难免留下骂名。现在我们学校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道。第二，我爸是走资派，我爷爷家是地主，我也是‘狗崽子’了。我也没必要非得自作多情，去当什么‘革命派’，干脆彻底地金盆洗手，急流勇退，爬上岸来，当观潮派，乐得逍遥，看云卷云舒，潮起潮落。我现在每天除了看那些五花八门的战报传单之外，就是看书，看大量的书。”周恒刚说：“书不是都封了，烧了吗？有什么书可看？”牟洪云说：“看马列的书。越看越觉得这两位德国圣哲有学问，同时我还有个感觉，列宁、当然主要是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相去甚远，更不用说我们中国了。”周恒顺说：“这个问题可不能乱说。虽然现在中苏交恶，但我们反的是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义，可不是斯大林。”周恒刚说：“岂止反的不是斯大林，斯大林在全世界都被看成恶魔，在中国还是‘导师’哩。”牟洪云说：“我知道。我只不过是跟你们两人随便一说。”牟洪云又说：“现在是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时势造就一批上窜下跳的小丑儿，也偶有奇人奇文出现。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叫‘出身论’，作者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毕业生叫遇罗克。我看了这篇文章，被它深深地打动了，重重地震撼了，真正是发聋振聵。我这才知道了，世上真有有思想，有见地，有超凡水平也有非凡勇气敢于大声说出真埋的人，比起他来，自己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我看了几遍，每次都激动得落泪。这文章让我想了很多，它所表达的观点和主张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命运。”周恒刚说：“什么文章，这么神，你也不拿来我们看看。”牟洪云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在这里啊。”周恒顺问：“洪云，你刚才说成了‘黑七类’了，会不会被欺负？”牟洪云说：“中学里有这种情况，大学里问题不大。大学招生政审严格，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的学生几乎没有，所谓‘黑七类’，就是一些干部子弟，也不是那么好欺负。中学里学生跟学生闹得凶。北京闹得最厉害。因为对出身、父母亲属问题的不同观点形成了两大派。”周恒刚说：“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北京市学生中的论争。正是这种论争使我对现在的这种所谓‘学生运动’十分失望，不只是失望，简直是嗤之以鼻。”牟洪云说：“怎么回事？说给我们听听。”周恒刚说：“无论哪个国家，什么时代，青年学子总是最少受社会市俗污染，最少利害算计，因而最纯真，最没成见，最从善如流，疾恶如仇，从公车上书到五四运动，都是青年学子中的有识之士，顶尖人物揭竿而起，为国事呐喊，为生民请命，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大学生中又有所展现，当然很快就被扑灭了。这次是什么事，是学生们奉命‘造反’，是闻风而动，看风使舵，听风放箭，表现的不是单纯，不是追求真理，申张正义，而是势利，投机，是以势压人，仗势欺人，通过打倒别人，邀功请赏，抬高自已。哪一派都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对立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狂热、过火的激情—有时是矫情，作戏—的背后是赤裸裸的自私，偏狭，甚至丧失人性。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非我族类，斩尽杀绝。打着革命旗号，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只要自已能上岸，恨不得别人都被洪水吞没。这是什么‘革命’？这是对‘五四’革命精神的反动，是人心灵深处潜藏的恶的暴露和表演。今年八月份北京一些干部子弟公然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那种混账话，那么多红卫兵赞成，拥护，实际上是封建‘血统论’的沉渣浮起，是法西斯观念的中国版，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耻辱。刚才洪云说的遇罗克的‘出身论’应该是批判这种观点的。是不是，洪云？”牟洪云说：“对，的确是。”周恒刚又说：“但是以中国的政治环境，恐怕容不下这种思想，这个遇罗克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牟洪云说：“是吗？”周恒刚说：“不信我们走着瞧。我但愿我的话会落空。……咱再说北京这些小狂徒。我从北京来的传单上看见北京一些干部子弟成立了什么‘联动’，还发了宣言，对文化大革命发展、深入的形势挑战了。这些人在八月份‘破四旧’中，打、砸、抢、抄、抓，草菅人命，真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得势时无所不为’，简直是穷凶极恶。老舍—他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吗—怎么死的？北京死了多少人？还是这些人，火烧到他们老子头上了，他们受不了了，别人的老子可以被抄被斗被打骂，被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整死，他们自己的老子受了冲击，他们就气急败坏。我绝不是说他们这些人的老子应该埃整，而是说他们前一段的‘革命行动’，不过是假革命，真投机，现在的表现，恰好反衬出他们十足的贵族子弟，当代‘衙内’的丑恶嘴脸。八、九月份，他们祸乱北京，为害中华的时候，连那些娇滴滴的，莺声燕语的女孩子都成了凶神恶煞，这叫什么‘革命’？有什么进步意义?一次次运动已经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损毁殆尽,这一次又来了个大扫荡,连根儿拔了。这样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前途不堪设想。”周恒顺听着周恒刚说这番话，似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他暗想，周恒刚说的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这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这样搞法儿呢？他心里又犹疑、惶惑起来。牟洪云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周恒刚，你是‘旁观者清’，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好了，快十点了，我该走了，再晚就没公交车了。”周恒刚说：“我跟我娘说几句话，也该回报社了。恒顺，你去送洪云。”
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牟洪云说：“周恒顺，你知道吗？我看遇罗克的‘出身论’，之所以如此激动，主要是想到了你。”周恒顺低声说：“我知道，你一说我就想到了。洪云，以后不要老想我这档子事了。全中国这种事数以万计，百万、千万计。这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我还不是最苦的。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牟洪云看周恒顺一眼，点点头，问：“榆树村闹没闹？你介入没介入？”周恒顺说：“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还没下来，村子里于秃子两兄弟一伙儿人就沉不住气了，中央文件一公布，他们就拉起人马干起来了。”牟洪云问：“‘四不清’下台干部能造反吗？”周恒顺说：“按道理是不行。但是，农村里乱成一锅粥了，谁能管？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儿，于秃子他们当然要拼命夺回‘失去的天堂’。老百姓又老实，谁恶谁当头儿。他们说是受了反动路线的迫害—‘四清’不是按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搞的吗？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夺回榆树村的领导权。看来，那个村还会变成他们的天下。弄不出好弄来。”牟洪云问：“你呢？你怎么办？”周恒顺说：“那伙子人，我见了都躲着走。大队领导班子也瘫痪了。我更成了谁也不管的人了，就天天出去干自己的，当然，钱仍然往生产队交—我不能借机搞‘资本主义’呀。” 牟洪云说：“不介入也好。但是，现在社会上很乱，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周恒顺说：“我会注意的。”牟洪云问：“一晚上尽顾了说‘国家大事’了，还没问姥娘，她老人家身体好吗？”周恒顺说：“奶奶心大，我拉车，收入比别的社员多点，家里生活好一点，奶奶身体挺好。”牟洪云说：“回去替我问她老人家好。……我搞完‘四清’，离开方庄儿，常常想起那个村里的事儿。那个小姨姥娘够惨的。她现在怎样了？”周恒顺说：“她让人欺负得过不下去了，偷偷跑到济南来了，红卫兵抄家，勒令她回老家。他儿子把她接到东北去了，不知道能待住不？”……公共汽车来了，牟洪云上车走了，周恒顺望着远去的公交车，一种强烈的惆怅感袭上心头，在寒风中站了好大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