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恒顺作为一个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世界观，人生观已然成熟。他认同而且笃信教科书上讲的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揭示，伟大领袖毛主席阐释和中国化了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不但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且全世界所有国家将来终归都会走这条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国家机器之后，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剥削阶级残余势力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现形式和必由之路。周恒顺对此心悦诚服。他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愿意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自己也好，自己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亲戚也好，在当今社会中，籍身于“另册”，受到歧视甚至压制，就某个人某件事看，也许罚不当罪，未尽公正合理，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部分人难免要付出的代价。只有经历这个阶段，中国乃至全人类才能走向美好的，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民主富足的生活。正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又恰如他的诗词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周恒顺对于自己虽然无缘于剥削阶级安富尊荣的生活，却也被糊里糊涂地打入“另册”，被混同于剥削阶级，敌对势力的残渣余孽，为此而埋葬掉自己的学识，才情乃至终生，他老老实实地接受这个现实。正像成千上万个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的青少年一样，不论心中多么痛苦，何等失落，但仍然安于自己的命运，对此决然不敢不满，怨恨，更不敢有任何反抗的想法儿。周恒顺很清楚，虽然文件都在讲阶级斗争，讲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讲它的曲折，复杂，严峻，激烈，但是在周恒顺的周围，在他感官所及的范围之中，他所认识的，熟 悉的阶级敌人们却个个像驯顺的羔羊，像砧板上的鱼肉，一个个都低眉顺眼，低声下气，低三下四，没见过他们敢于乱说乱动，他们说话都要字斟句酌，喘气儿都不敢出大声， 他没见过“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迹象，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像牛马一样地活着，是阶级敌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千千万万入了“另册”，但并没戴什么“分子”“帽子”的人，多半也差不多如此。周恒顺的心境无疑是苦的，但时间长了，因为习惯了这种苦，而且认同了这种“宿命”，似乎也就忘记了苦了，就像所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人对苦的感觉也会“疲劳”，变麻木了。周恒顺坚信，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这些人不但是伟大领袖，而且道德、人格上也是世上少有的好人，他们不但有远大，宏伟的革命目标，而且有高尚的道德诉求，他们搞的每个运动，不管下边的人理解与否，其立意，目标取向终归是好的，是为着人民大众的。周恒顺唯愿共产党的每项政策都能落实，每次革命都能成功，生产能发展，人民的贫困状态能逐渐好转。农村里的土改和以后的“镇反”运动，短暂的恐怖记忆让他幼小的心灵感受到天翻地复的震撼和人世间人和人之间生死相搏，你死我活的严酷，确立了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敬畏和对新社会的服膺。反右派运动中，他所敬爱的老师特别是像大姐姐一样的徐静茹老师的蒙冤，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的心深深地受伤，但他努力用政治课上讲的道理说服和劝告自己，就某一个人，某几个人来说，就一个小小的局部来说，也许反右派运动有失误之处，但就全国范围说，肯定有不少人想动摇党的领导，颠复社会主义制度，党中央毛主席鉴于匈牙利事件和波兰风波的教训，开展运动，打退右派的进攻，是必要的，正确的。对“大跃进”中那些荒唐事，他宁愿相信是下边干部胡搞，党中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好的。对前两年农村搞的“四清”运动，周恒顺的心情很矛盾，在榆树村，人品很坏的于大牛兄弟下了台，榆树村不少社员有一种第二次“解放”的感觉，他和兄弟石头儿也觉得工作组替他们出了气，讨回了公道，奶奶说：“老天爷可算睁眼了。”但是，方庄他小姨奶奶和表叔、表姑的遭遇又让奶奶和他心里十分难受，周恒顺想，这也许就是共产党常讲的人和旧社会过来的旧阶层千丝万缕的“联系”，毛主席所说的“阶级烙印”。现在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让周恒顺震惊，疑惑，惶恐不安。他对他所熟知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几乎全部“落网”感到迷惘，对县城、省城红卫兵不可一世的气势，惊世骇俗的“革命行动”和他们表现出的暴戾、凶残难以理解，他知道照这样搞，他亲戚家不少人又会受难，奶奶又得为他们牵肠挂肚，寝食难安了。后来，运动的矛头从“黑帮”，“牛鬼蛇神”转向了各级“当权派”，他的堂伯父周桥被省委抛出来，点名批判了。周恒顺在济南的公共汽车上，听一个从北京回来的人眉飞色舞地说一个个曾经的领袖，几如神圣的中央领导人被红卫兵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都“挨”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自杀了，他听说，这两人都是毛主席很赏识，十分器重的“才子”，文章写得特好；解放军的大将，总参谋长，公安部长罗瑞卿跳楼自杀，没死成，摔成了残废。……那一刻，看着街道两旁贴的那些吓人的大字标语，马路上掐头蚂蚱一样跌跌撞撞的男男女女，车上那个兴奋的北京归客还在唾星四溅地说个不停，周恒顺感到有点头晕目眩，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儿，这不是在自相残杀吗？……毛主席是不是在学朱元璋？……但他马上就被自己这种念头吓坏了，他意识到，这是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腹诽”，在封建社会是犯“大不敬”罪，现在有这种想法儿是“恶毒攻击”，是“现行反革命”。他随即想，现在发生的事，是党内两个阶级，两种路线斗争激化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是正确的，一定不要胡思乱想，太危险了。周恒顺努力说服自己，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他对运动整从上到下的“当权派”还是理解不了。怎么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下子有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这些人什么时候，在哪些方面，什么问题上，怎样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新中国建立快二十年了，旧社会的剥削阶级早就打倒了，阶级敌人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如磐石，江山固若金汤，工厂，企业，不是国营，就是集体，连剃头的，修自行车的也都是吃公家饭的人在经营，农村已经实现了“公社化”，如果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干部们还算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下一步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来，榆树村的顾青山、于三套这种一贫如洗，老实巴交的干部难道也是“走资派”？那么，放眼望去，“走社派”安在？对文化大革命，周恒顺总觉得朦朦胧胧，如雾里看花，似懂非懂，难识“卢山真面目”，像走进一个千回百折的深宅大院，一时不能辩其堂奥。他想好了，一旦本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来，他要尽可能置身事外，如果有人要整他，就据理以争，但是整别人，搞那种无法无天的“造反行动”，八抬大桥来抬他，也不瞎搀和。他认为这是自己在运动中唯一明智的选择。几个月以来，村里人，脚夫朋友为社会上的文革怪事，奇事而莫名兴奋，周恒顺一般都表示沉默，对他们的询问，一笑置之，他相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万万没有想到，以后的事态发展，却也把他逼上了“梁山”。事情的起因是他此前先后和张峰、唐振松两位同学重逢并建立了联系，从而使他和母校陶阳一中，陶阳的文化大革命扯上了干系。……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县一中团委、学生会的骨干发起建立了红卫兵组织，组织的头头儿都是卢正人的红人，卢正人是他们的后台和“军师”。运动刚开始时，学生是打乱仗，但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就是有组织地开展斗争了。矛头所向头一个是副校长项民。项副校长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从省城下放来陶阳一中的，他不但是个领导干部，还是个文人，曾在多家报刊上发表过杂文、评论。他来一中后，很看不惯卢正人的作派，在领导班子会上，两人时常观点不合，日子长了,渐成水火之势。文革开始后，卢正人通过县图书馆的熟人，搜集了项民散见于历年报刊上的文章，卢正人如获至宝，确信可以把这些文章打成“毒草”，借以扳倒项民。一中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卢正人把他整理成册，并写了批判提示的项民文章献了出来。红卫兵小将立即组织力量开展批判，称项民是“三家村”的黑爪牙，说他的文章是《三家村夜话》的姊妹篇。红卫兵们还根据卢正人提供的材料，揭发项民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漏网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项民，先是大字报“狂轰烂炸”，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继之以残酷的批斗、肉体的折磨，项民一直不服，这就更加激怒了红卫兵。他们给项民剃了“阴阳头”—就是把半边头发剃光，而留下另外半边，还用墨汁和广告色把他的脸画成“鬼脸”，给他戴了半米高的“帽子”，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项民不肯示弱，不但不低头认罪，还一再对红卫兵的行为提出抗议。每次抗议都招致红卫兵小将的一阵毒打。批斗会当天晚上，天下大雨，项民在校长院儿里一棵槐树上上吊自杀了，他办公桌上铺了一张白纸，上边是他写的六个大字“士可杀不可辱”。事后，唐振松跟张峰和周恒顺说，项校长一向温文尔雅，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学生和老师，真不明白这些学生对他哪来这么大仇恨。周恒顺说：卢正人提供证据，说他是“三反分子”，而对“三反分子”还不是人人得而诛之。张峰说，那是往“好”里说，我看不排除有的学生是为讨好卢正人，为卢正人当打手，图什么好处。除了整项民，对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特别是个人有历史问题的老师，甚至有“偷煎饼”嫌疑的唐振松揪着不放。六月里张峰和周恒顺为替唐振松辩诬来一中时见过的女学生，后来被县委工作组当“右派”学生整过的李静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一中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抓住部分老师的非原则问题大做文章，转移视线，掩盖一小撮走资派的错误和罪行，妄图蒙混过关。大字报以唐振松的事情为例证，揭发卢正人是学生和红卫兵组织背后的黑手，号召大家识破他，揭穿他的阴谋，把他阴险，诡诈，两面三刀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李静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遭到部分红卫兵的围攻， 有些学生找她辩论，少数红卫兵和没参加红卫兵的学生贴了大字报对她表示支持和声援。围绕着对唐振松，特别是对卢正人的态度，一中的红卫兵和一般学生分成了两派。唐振松受到卢正人和他操控的学生的打压，有苦难言，把老同学张峰和周恒顺当成校外的战友，隔一段时间就想法跟他们见面，告诉他们一中运动的进展情况，对卢正人恨得咬牙切齿。张峰说：“多少年了，卢正人是压在一中师生头上的一座阴山，这人是个政治扒手，是个党棍，只有把他打倒，一中的师生才能解放。”唐振松说：“张峰说得太对了，我豁上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坚决造卢正人的反。”九月份，周恒顺从济南回来没几天，唐振松摸黑儿来到榆树村，找周恒顺。周恒顺见他很慌张，问：“怎么了，半黑拉夜的有什么事？”唐振松擦擦头上的汗水，说：“不得了，一中几个学生以大串连为名跑到上海，找了徐家汇街道，把徐老师揪回学校了。”周恒顺大惊，说：“竟有这种事？徐老师怎么样了？”唐振松说：“我听学生们说，徐老师家被上海的红卫兵抄家了，家里几乎所有成年人都被游了街，天天挨斗，还要扫大街，劳动改造。一中的学生去找他们街道上，街道上的人说，正想把他们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吸血鬼赶到乡下去，你们来揪她，太及时了。徐老师还是很瘦弱，也老多了。”周恒顺问：“徐老师来一中后，怎么样了？”唐振松说：“红卫兵让她住到一间小仓库里，开了她两次批判会，听说她吃不下饭去—这样下去，非毁了不可。走吧，咱赶快去找张峰，商量商量怎么办，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有办法儿。”周恒顺慌忙带了手灯，两人骑自行车到了方庄农场，找到张峰。唐振松说，从运动开始，就有个别学生贴大字报，要把被走资派放走的漏网右派徐静茹揪回来接受批斗，最近又集中出了一批大字报，大标语，强烈要求把徐静茹揪回来，还给一中党支部下了“最后通牒”，前两三天，我在学校里老远看见了徐老师，跑过去想给她说话，徐老师见了我眼圈儿红红的，向我摆手，示意我离开……”唐振松说不下去了，周恒顺眼里噙满泪水，张峰说：“徐老师退职五年多了，人事关系，户口都走了，根本不是陶阳一中的人了，她只能在户口所在地参加运动。一中这样搞，是无法无天。”周恒顺说：“真是奇怪。第一，一中的红卫兵对徐老师哪来那么大意见？第二，整一个退职回家的女老师，这有什么意义？”唐振松说：“事情明摆着，现在一中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见过徐老师，连她这个人都不知道。这全是卢正人搞的鬼。”周恒顺说：“卢正人这样搞，对他有什么好处？”张峰说：“周恒顺受再多磨难，也去不掉书生气。你认为干坏事的人一定要得到通常意义上的‘好处’？不一定。卢正人对象你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学生那样整治，于他有什么好处？他给周恒刚部队上写黑信，能得到什么？什么好处都没有，他也要这样搞。整人已经成了某些人的本能，就像嗜血动物一样，他需要从整人中得到快乐。更何况卢正人曾经对徐老师的美貌垂涎欲滴，徐老师不理他。他耿耿于怀，现在还要报复。”唐振松说：“这事就是卢正人捣的鬼。咱不分析了。咱商量商量怎么办吧，我担心徐老师撑不了，出什么事。”张峰说：“好办。咱把她救出来，接农场来，我保护起她来。”周恒顺说：“让徐老师住在这里，保不住密，不保险。”张峰说：“不管怎样，先想办法儿把徐老师救出来，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再定怎么办。可是学校里那么多人，怎么往外走呢？”唐振松说：“这两天正好是个机会，学生骨干争着去北京见毛主席，走了一大批，捞不着去的人意见很大，不少学生赌气回家了，学校的运动停摆了。徐老师住的地方很偏，没人过去，谁也想不到会有人把她接走。”周恒顺说：“这样行不行？我明天去县城送货，带上被子，黑了天，我拉着排车去一中，就说有学生病了，拉了去医院。”唐振松说：“这个办法儿好，我做内应，提前跟徐老师说好，让她做好准备。”张峰说：“那就这样办。唐振松你画个图儿，标好徐老师所在的位置，晚上九点左右，我和周恒顺拉着排车进学校，唐振松在徐老师住处附近用手灯给我们发信号，只要周围没人，我们拉上徐老师离开学校，唐振松回宿舍装没事人儿就行了。”第二天晚上，县城的高音喇叭报告了“北京时间二十一点整”，张峰和周恒顺拉着排车到了一中，校门大敞着，门卫室的老头儿在打盹，他们直奔唐振松标识的徐老师的住处。周围阒无人迹，车刚停下，他们见唐振松在徐老师住的小仓库门前用手电闪亮示意，两人忙过去，进了小屋儿，徐老师很激动，张峰摆手示意不让说话，让徐老师快走。徐老师走出小屋，周恒顺带徐老师走到排车跟前，扶她上了排车，让她躺好，盖上被子，张峰提了徐老师的包儿放到车上，唐振松拉灭小仓库儿的电灯，把门关上，来到排车跟前，和徐老师握手告别，两人低声说一两句话，语带哽咽，被张峰制止住，催唐振松快离开，回自己宿舍，周恒顺拉起排车，张峰在车旁跟着，急急忙忙往外走，门卫老头儿还在打盹，前后不过十几分钟，他们已经离开一中，来到一中西边大路上了，张峰回头望望身后灯火明灭的一中校园，说：“好了，没事儿了，徐老师，坐起来吧。”徐老师坐起来，说：“从走了没见过你们，没想到会这样再见面。”张峰说：“是啊，就像电影上演的，从敌人监牢里营救革命者。”徐老师说：“你们救的可是‘反革命’啊。”张峰说：“徐老师，你不是‘反革命’。”周恒顺说：“徐老师，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谁是反革命，你也不是。”徐老师说：“那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学生，对我有感情。在上海那些人还有一中有的人眼里，我是资产阶级分子，漏网右派。”周恒顺说：“徐老师，你出身资本家这不假，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分子。说你是‘漏网右派’，上海那边儿的人怎么会知道？”张峰说：“那还用问？一定是卢正人把反右派时的材料给塞到档案里了。这次揪回徐老师来，也是卢正人搞的鬼，徐老师，你等着看，运动照这样搞下去，一中从领导到老师，最后最倒霉的肯定是卢正人。”周恒顺说：“对，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人不倒，天理难容。”徐老师说：“也许吧。不过，我已经对‘天理’不抱信心了。咱们不说卢正人了。你们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人家会不会整你们？”张峰说：“老师，你不用担心。他们这样做，本来就是错误的，你走了，他们干瞪眼，一点办法儿没有。老师，你不用管我们。现在要考虑你去哪里，近期不能回上海，徐老师，你有什么地方可以暂住一段时间？”徐老师说：“我有个表姐，山医毕业，在济南北边一个县里当医生，我去找她吧。”夜深了，已经是秋天了，一阵冷风吹来，张峰说：“徐老师，你把被子披到身上吧。”徐老师把被子往身上披披，周恒顺低着头，拉着排车猛劲走，张峰说：“周恒顺，你歇一会儿，我拉一阵。”周恒顺说：“你没大拉过这地排车，不如我，而且你个子太高，不适合拉排车。我早就练出来了，徐老师太轻了，跟空车一样，不用换班儿。”徐老师说：“离开学校后这些年，周恒顺吃苦了。”周恒顺说：“不苦。老师，你比我们还要苦。”徐老师说：“我和我的家人主要是精神上苦，而你和跟你相同处境的同学，物质条件都特别艰困，是身心都苦。”周恒顺说：“老师，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苦水里泡大的，再苦都不要紧，你当心自己就行了。”师生三人到方庄农场的时候，已经是过半夜了。张峰到伙房下了点面条儿，三个人吃了。张峰说：“老师，你在我屋里歇歇，我和周恒顺到农工铺上去挤半晚上。”徐老师说：“我们师生难得见面，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着，就说说话吧。”三人各自说了分别后的情况，周恒顺说：“老师，不论运动中出什么事，你一定要想开。”徐老师说：“这个你们尽管放心，我外表柔弱，内心并不脆弱，我现在是有丈夫，有孩子的人，父母年纪大了，也需要我照顾。我相信共产党是要改造我们这样的人，并不是要在肉体上消灭这些人。这一点跟苏联不一样。再苦再难，我也不会干傻事。再说，我有在一中那一段的经历，知道了世上有多少人在受着什么样的苦，自己受点苦，不算什么。我一直很心疼你们这些学生。”周恒顺说：“老师，像我们这种情况的知识青年，全国不知多少百万，也许社会进化，就需要有人付出这种代价。”张峰说：“物极必反。中国终归会好起来的。”那一夜，师生三人一直说到三、、四点钟才睡。第二天，张峰、周恒顺在公路上拦了一辆往济南送煤的汽车，让徐老师上了车，师生们洒泪而别。老师走了，周恒顺又拉了地排车去供销社装货往县城送。几天后，唐振松给他和张峰捎信说，红卫兵头头发现徐老师不见了，急得到处找，问门卫老头儿，老头儿说：从运动以来，一中比集场子还乱，半夜都关不上大门，别说跑一个徐老师，跑三十个、二十个的，你们也别找我。卢正人对学生说，徐静茹身体那么弱，大风都能刮倒了，她自己能跑了？一定是她当年的学生—比如唐振松—帮她逃走的。红卫兵头头立即把唐振松找来追问，康振松矢口否认，红卫兵就把唐振松关了小黑屋儿，日夜轮番讯问。康振松只好承认是自己帮徐老师逃出一中的，至于出去以后上了哪，他就不清楚了。周恒顺去县城拉货，听人说唐振松被关押了，连夜去告诉了张峰，张峰说：“明天我去一中‘自首’，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周恒顺说：“咱们一起去，无论如何得把唐振松解脱出来。”张峰说：“你不要出头儿了，我自己去就行。”周恒顺说：“要去咱俩一起去，我也不能充孬。”张峰见周恒顺急得脸都红了，说：“好，那就一起去。不过到了那里，我怎样说你就怎样应。”第二天上午，张峰、周恒顺两人骑自行车去了一中，找了红卫兵组织，也是冤家路窄，接待他们的，主管唐振松这个事的正是他们原来打过交道的那个黑小子蔡忠，张峰说：“嗬，又是你。我是来‘自首’的。前几天我在社会上听说一中有人揪来了徐静茹老师，就找了唐振松，问他徐老师来一中后住在哪里，唐振松告诉了我，是我来一中把徐老师接出去送走的。”张峰指指身旁的周恒顺，说：“他叫周恒顺—你这位同学也见过他，我们和你们唐老师是同班同学，徐老师的学生。周恒顺现在拉排车，我让他来，是为了用他的排车，总之，我是主犯，他们两人是从犯，我好汉做事好汉当，听候你们发落。怎么办，小同学，你们也把我关起来？”蔡忠上次和张峰打交道就知道张峰是烈士子弟，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也不是走资派，他小眼睛怯生生地看着这位人高马大，铁塔般的汉子，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凭什么关你？俺又不是公安局。我们不关你。”张峰两眼瞪大了，说：“那你们同样也不能关唐振松，你去喊你们头头儿来，我跟你们说说这个道理。”蔡忠慌了神，竟乖乖地去喊来了几个男女学生，都戴着红袖章，张峰打量了他们一遍，说：“我跟你们说，我叫张峰，是一中初三级的学生，我是烈士子弟，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现在方庄农场当场长，徐静茹老师是我初中时的老师，我和你们唐老师都是她的学生。我听说病退了几年的徐老师被揪回来批斗，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再说，徐老师身体不好，怕她出事儿，就找了我这个拉排车的同学一起把徐老师接出去，打发她走了。”一个红卫兵厉声说：“徐静茹是漏网右派，你私自把她放走，是反革命行为！”张峰说：“你这个小同学，记不记得毛主席的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你说话要负责任。你说我做的事是‘反革命行为’，你敢去公安局报案吗？再说，谁告诉你徐老师是‘漏网右派’？右派就是右派，那是有正式文件的，徐老师在反右中受过批判，但最后没定成右派，那就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谁给你说徐老师是漏网右派，你叫他拿文件来。”一个女红卫兵尖叫道：“她是上海滩大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好东西。”张峰说：“徐老师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可是，她本人并没有剥削过工人，她不顾家人劝阻，只身来山东上学，坚决要求分配来咱一中工作，认真备课，精心教学，和学生当成自己小弟弟妹妹关心疼爱，不顾身体瘦弱，到每个同学家做家访。她无私地关心我们这些穷孩子，把家里寄来的糖果给同学们吃，有同学遇到困难，她倾囊相助，同学们没饭吃了，她给饭票儿，天下大雨，来校的同学们全身淋湿了，冻得发抖，她把自己的衣服,拿来认同学们穿，男生都穿得花花绿绿，成了全校的一景儿，有的男生不好意思穿，她怕学生冻病了，急得掉眼泪，徐老师为什么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收买我们，跟她去复辟资本主义？天下有这样的阶级敌人吗？”张峰的话如金声玉振，红卫头头头儿们竟被感动了，震撼了，一时没人说话，两个女红卫兵眼角儿里噙满泪水，张峰又说：“徐老师身体不好，已经病退五、六年了，她早不是一中的人了，即使她有问题，也只能在她的户口所在地解决，批判她也不是你们的任务，再说，现在运动的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请问徐老师是属于哪一类？很显然，哪一类也归不上，既然如此，你们把她从遥远的上海揪来批斗，这不是偏离斗争大方向吗？你们上当了，知道吗？”张峰说这番话的时候，屋里陆续偎过来二十几个学生，他们见过的那个叫李静的女生站在最前头，学生们一边听，一边低声议论，张峰话音刚住，李静说：“放着真正的走资派不批不斗，千里迢迢揪回一个退职几年的女老师回来批斗，的确不合适，因为她的事，还把一个工作不长时间的唐老师关起来，这符合斗争大方向吗？”几个红卫兵头头听了李静的话，有些尴尬，面有愠色，但又不便发作，有个男生说：“是不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等上北京的回来再说，你们先别嚷嚷。”李静说：“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自已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有话就要说，谁也不能压制。凡是试图压制群众意见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祟。”张峰说：“你们先不要吵，我还有话说。你们必须立即恢复唐振松的自由，否则，我找地方去告你们，实在不行，就去北京找中央文革。”几个红卫兵头头面面相觑，他们几个人叽咕一下，一个男生说：“我们接受你的意见，对你们私自放跑徐静茹的事，包括对唐振松，我们一概不追究了，蔡忠，你去通知把唐振松放了。”张峰说：“好，那我们就不耽误你们‘革命’了，走，周恒顺，咱们去看看唐振松。”张峰和周恒顺走出房间，那名叫李静的女生追上来，说：“你们不知道唐振松老师住哪里吧？我带你们去。”张峰和周恒顺跟着这个热心，大方，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到了唐振松的宿舍，唐振松开开门，说：“你们两人怎么来了？我一直说徐老师是我一个人送走的。”李静说：“唐老师坚贞不屈，不出卖战友，是革命志士。”振松说：“没那么‘伟大’。还好，他们还没对我搞刑讯逼供。”又问：“你们怎么知道的？”张峰说：“是周恒顺听说了去找了我。我们不敢耽搁，马上就赶来找他们了。”唐振松问：“谈的怎样，他们说什么？”李静说：“谈的很好，两位学兄给他们上了一课，弄得他们哑口无言，服降了。他们不追究徐老师这件事了，还立即派人来放了你。”唐振松说：“这些孩子太不像话了，当然也不全怪他们，是卢正人在背后捣鬼。”李静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同学认识到卢正人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运动大方向，但是卢正人势力大，一时不敢招惹他。”张峰说：“他也是当权派，怎么还不敢招惹他？”李静说：“主要是他管人事，同学老师都怕他日后报复。”唐振松说：“我是当老师的，也无心出头儿，但是卢正人一直揪着我不放，人逼我反，不得不反。我马上去济南，找师院的同学串连，了解形势，回来向卢正人宣战。李静，你联络一些学生，我们一起干。 ”李静说：“老师一出头儿，一定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唐振松说：“不，还是你们学生挑头儿，我只是参加协助。”李静说：“那好，你给我们当军师。”张峰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支持你们。”周恒顺一直在一旁听着，不吱声，张峰问：“周恒顺，你支持不支持？”周恒顺红了脸，难为情地笑笑，说：“解救徐老师，我义不容辞。其他事情，我不好说什么—我条件不大具备，我还是拉我的排车要紧。”张峰笑了，指着周恒顺说：“你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好，没事了，我们走了。”
有道是“有压迫就有反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被卢正人整得很苦，弄得很窝囊的唐振松，被红卫兵放出来的第二天，带着两个同情他的学生一起去了济南，和师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把手汪某某—唐振松在师院时一起打过篮球的球友—挂上了钩，汪某某听了张峰的汇报，以战略家的口吻说：“你们学校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抓住这个卢正人，揭开盖子，回去坚决造他的反，他挑动学生斗普通老师，甚至把早已退职的老师揪回来批斗，这是有意把水搅混，转移斗争大方向，你们起来跟他斗争，就对了。你们回去，拉组织干起来，过三、五天，我派师院的骨干去声援你们，局面很快就会大为改观。”唐振松他们在山师住下，到其他大学去串连一番，几天后回到了陶阳一中。让他想不到的是，他去济南这几天，卢正人给几个红卫兵头头出点子让他们去县委告张峰和周恒顺，说他们干扰一中文化大革命，劫走漏网右派，勒令县委对这两人严肃处理。县委领导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唯红卫兵之命是从，立即研究通知方庄公社党委，让他们解除张峰的职务，另行安排，责令周恒顺在本大队社员大会上作检查，调换他的工种，不得再搞运输，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方庄公社党委于接到通知的当天就落实了县委的指示。张峰说：“我本来就是社员，不要你们安排，卷铺盖回家。”说完真地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回家了。顾青山接到公社党委的通知，把周恒顺喊了去，问是怎么回事，周恒顺把情况如实说了，顾青山把旱烟袋锅儿往桌子角儿上磕几下，说：“现在，不论哪一级领导都害怕学校的红卫兵，你小子好大胆，敢惹乎他们？我知道你这孩子仁义，救自己的恩师，不能不参加。可是，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写个检查交给我，从明天起，回生产队干活儿，拉排车的事，避避风头儿，过一阵再说。你说冤不冤？挺有头脑的孩子，干了这么个糊涂事，后悔不后悔？”周恒顺说：“爷爷，你不知道，徐老师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俺三人怕她受苦，怕她把命丢了，说什么也得救她。为了救徐老师，揪斗，劳改都不后悔。”顾青山说：“你们几个人是有良心的，可是，现在不是讲良心的时候呀。”周恒顺说：“红卫兵把已经退职五年多的人揪回来斗，这本来就是违犯党的政策的。我们把人救出来，有什么错？”顾青山说：“你这孩子，书生气又上来了。现在不是讲政策的年月儿呀。别说别的地方了，就是咱大队，社员们不少人找我反映，于大牛兄弟俩他们那一伙子人也上外头窜窜，也在本村拉拢人，看样子要扯旗造反哩。”周恒顺说：“他们是‘四不清’下台干部，能造反翻案吗？”顾青山说：“他们不当干部了，但出身好，还是党员，谁能不让他们‘革命’？再说，‘四清’不是按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搞的吗？刘少奇现在不行了，他们能不起来翻案？”周恒顺点点头，没说什么，心想，榆树村的安稳日子也要到头儿了。
唐振松从济南串连回来，当晚李静和其他几个学生就跟他说了县委在一中红卫兵的“强烈要求”下处理张峰和周恒顺的事，康振松气得肚子鼓鼓的，要炸开，他发起搭救徐老师，把张峰和周恒顺两人的饭碗都砸了。这更激发了他向卢正人叫阵的决心。当晚，他和李静等观点相同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一起开会，决定成立“千钧棒”战斗队，连夜赶写、张贴“讨卢宣言”和批判卢正人的大字标语，第二天天一亮，就把一个新的山头儿树起来了，学生和老师们起床后，发现学校里风云突变，早就看不惯卢正人的学生和老师纷纷响应，贴大字报大标语表示支持“千钧棒”战斗队的革命行动，不出半个月，李静为首的“千钧棒”战斗队就成了陶阳一中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他们既“掌控斗争大方向”，揭发批判学校领导贯彻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重点把矛头指向多年来多行不义的卢正人，因而大得人心，卢正人很快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十一月份的一天，“千钧棒”战斗队作战部得到一个消息，说卢正人老婆所在的城关小学有人反映，卢正人家生活一直很优裕，卢正人请客送礼出手大方，有传言说他卖过金条。有学生主张贴大字报勒令卢正人交待此事，唐振松提醒李静他们不可轻举妄动，打草惊蛇，他分析卢正人土改中交出江家浮财时昧下了真正值钱的 东西，如果在这件事上搞到证据，抓住他的尾巴，卢正人就死定了。老谋深算的卢正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最怕的就是这事被揭穿，所以就拼命拉着红卫兵组织，兴风作浪，想蒙混过关。“千钧棒”战斗队成立后，他惶恐极了，连夜骑车去榆树村找了于大牛，让他找江家人问问，当年往卢家清浮财时，有没有留下记录底儿，如果有，想办法儿弄到手，毁掉它。于大牛跑到江家，嘻皮笑脸地对柳秀英说，外地来村串连的红卫兵找他了解当年土改的情况，你们家当时往是城转移浮财的时候，有留的底子吗？如果有，拿出来，我让他们看看。柳秀英说：“那功夫人慌无治，留什么底儿？就是留了，后来抄家，扫地出门，也不知弄哪去了。”于大牛悻悻然，一甩袖子走了。江世荣问：“娘，那时有留的底儿吗？”柳秀英说：“底儿是留了。你大大一共抄了三份儿，你大大，你叔，还有卢家各一份儿，卢家那一份儿当时就让卢正人给撕了，你叔那一份儿他不知弄哪去了，你大大那一份儿我带上藏到你姥娘家北屋一个雀眼里了。过去这么些年了，风吹雨打的，不知还有没有。”江世荣去了他姥娘家，真地从屋雀眼里找出了一个小布包儿，揭开一层层包布，当年大大写在几张账薄儿纸，上边儿的浮财底数清楚如昔。江世荣拿回来交给柳秀英，柳秀英两手合撒着摸挲几张账页儿纸，泣不成声。江世荣咽声说：“娘，过去这么些年的事了，别难过了。你把这个底儿给我，我放好它。现在于大牛找它，说明俺那个坑人的表哥和于大牛肯定干了见不得天的事儿，坚决不能让这个底儿落到他们手里。周恒顺有学问，我去给他说说这事，听听他的意见。”周恒顺听江世荣说完，想了片刻，说：“现在于大牛找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可能和卢正人有勾结，两人说不定在浮财问题上搞了什么鬼，这个东西不能落到他们手里。”江世荣听了周恒顺的话，回去把那几页纸找了个严实地方藏好，不出几天，陶阳一中来了两个中年老师，通过大队找了江世荣，询问他们家当年往县城卢家转移财产时有没有留底儿，如果有，就交给他们。江世荣二话不说，就把那几页纸交给了一中来的老师，那两位老师又找了大队书记顾青山，了解当年土改时卢正人交回江家浮财时村里清点登记是否留有记录，顾青山说：“我们大队的陈会计，村公所到生产大队的账目，文件，一直是他管。这是个细心人。他应该还保存着。”陈会计悄悄对顾青山说：“前几天，于大牛找我要土改时江家浮财的登记表，我没给他。”顾青山说：“就是不能给他。现在一中的造反派需要了解这个情况，你给他们找出来，让他们看看，抄抄，原底儿咱还得留着。”陈会计翻箱倒柜，找到了当年那份登记表，一中老师全部抄录一遍，并请陈会计在上边写了“与原件一致”的字句，盖了大队公章，顾青山和陈会计在上边签了名，两人道谢后离开。他们骑车到了村外，就迫不及待地把江家存的清单和村里的登记表逐一核对，发现村上登记的物品比江家的清单少了十几件首饰和八 根金条。两个老师十分兴奋，骑上车，急如星火赶回学校，立即向李静、唐振松等头头汇报，李静、唐振松他们大喜过望，房间里一片惊叫声和欢呼声，像两军对垒俘获了敌酋一样高兴。唐振松长出了一口气，卢正人的狐狸尾巴终于被抓住了，他们这次扯旗造反，做对了。他对红卫兵头头儿们说：“同学们，卢正人自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总是以极‘左’面目出现，总是唯他革命的模样，实际上，他心里有鬼，有大鬼。他以攻为守，打击，残害别人以自显，掩盖自己的问题。我们要乘胜追击，把他的罪行搞深搞透，把他批倒斗臭。”红卫兵们立即分头行动，有人负责公开两份“清单”，同时写了“揭开户正人‘大义灭亲’献浮财的真相，还他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的真面目”的大字报，又张贴出“卢正人必须交待私藏恶霸地主浮财的罪行，赔偿贫下中农胜利果实!”等大字标语，有人负责召开小型批斗会，迫使卢正人交待问 题。陶阳一中塌天了，卢正人在陶阳一中的统治走到了末日，长期处在他的淫威下，在他下巴颏下讨漏水喝的老师和学生拨云见日了，原红卫兵组织的成员纷纷杀回马枪，揭发卢正人操纵学生和红卫兵组织头头的种种伎俩和阴谋，学生和老师几乎一边倒地归附于“千钧棒”战斗队麾下，卢正人吓得面如土色，见到红卫兵头头儿就浑身发抖如筛糠也似，在红卫兵头头们轮番追问下，卢正人像破了的尿脬一样出了气儿，像体形庞大的雪人在阳光下化成了废水，像一栋像模像样的建筑物散了架儿，像一只恶狗断了脊梁骨，看见学生或老师—即使是初中的小男生小女生，即使是他心目中有“问题”的老师—也点头哈腰，像一只正在受责罚的狗在摇尾乞怜，红卫兵们在老师的配合下，对卢正人穷追猛打，迫使卢正人首先交待了当年昧下江家存放在他家的金银据为己有的“罪行”，乖乖地领着红卫兵从家里拿出了四根金条和一大包首饰，让从没见过这些东西的学生和老师大开眼界，啧舌称叹。红卫兵追问短少的金条的去向，卢正人交待说，他偷偷卖了。红卫兵们问，卖金条的钱干什么用了，卢正人说，卖金条的钱，一部分自己开销了—他生活一直比大家好，一部分用来送礼了,红卫兵们追问，是不是向文教局和县委、县人委走资派那些狗官送礼，巴结他们，自己往上爬？卢正人连连点头，红卫兵勒令他详细交待向走资派“狗官”送礼的情况，卢正人怯生生地说，这么些年，他向领导送礼，人数，次数太多，记不清了，恐怕不好交待，红卫兵们严令他拼命想，必须交待清楚，卢正人连忙答应。户正人又说，这些年来，他还给了他恶霸地主姑家所在的榆树村一个干部叫于大牛的不少回钱。红卫兵们问，你和这个于大牛什么关系，为什么给他，卢正人说了当年他交了浮财后，于大牛跑来嚇诈他，他怕自己昧下东西的事败露，不得不向于大牛说了部分实情，两人商定了分赃办法。 红卫兵组织立即派人去榆树村，向大队书记顾青山通报了卢正人交待的于大牛的问题。顾青山和陈会计是土改时的老人儿，想起他们当年曾觉得卢正人交出的江家的浮财中没有首饰和金银，有些奇怪，于大牛说，那一定是被江繁祺这个老东西带走了，大家也就打消了疑虑。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找于大牛谈话，让他交待土改时和卢正人勾结，侵吞浮财的问题，他们满以为于大牛会给吓坏了，乖乖地交待问题，从此该变老实了，哪知于大牛不吃他们这一套，顾青山话没说完，于大牛“唿”一下站了起来，铁锤般的拳头砸得桌子“嗙嗙”响，说：“顾青山，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大人吃瓜’，老子不怕，姓于的是吃地瓜干儿煎饼长大的，不是吓大的，卢正人那个王八蛋让红卫兵斗急眼了，胡说起来了，我一个林户儿家的穷小子知道什么金银财宝？ 他这是血口喷人，是对我这个贫雇农、土改骨干搞阶级报复，我这就去找他算账，跟他有死有活。你们谁再问我这个事儿，别怪我不客气。顾青山，我先给你送个信儿，你们借‘四清’把我整下去，又想借文革要我的死的？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哩，不信你等着瞧。”说完，撒腿就走，“哐当”一声把屋门狠命地带过去，大摇大摆地走了。顾青山向方庄公社党委石书记汇报了此事，石书记说：“于大牛土改中的表现还是好的，一中学生搞的这些事情不可信，你们不要跟着他们拾翻这些事清。”顾青山对陈会计说：“石书记什么时候都替于大牛说话，这事儿真怪了。”陈会计说：“这些年于大牛断不了往石书记家跑，多咱去也没空着手过。当官儿的不打送礼的，也不会烦恶送礼的。哪像咱们，跟上级领导没一颗烟的来往。到了事儿上，他能站你一边儿说话？再说了，于大牛真出了事儿，他再乱咬一气，到时候石书记也不利索。石书记能不考虑这些事？”顾青山说：“咱们是共产党啊，怎么还兴这一套？”陈会计说：“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是肉体凡胎，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个别的像焦裕禄那样的干部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多数不是那样儿的。”那边于大牛气哼哼地跑到一中闯进正在批斗卢正人的会议室，不顾红卫兵们劝阻，二话不说，照着声正人一阵拳打脚踢，又伸手左右开弓扇卢正人的耳光，扇得卢正人两边面颊立时又红又肿，鼻子口里往外出血，一边气咻咻地说：“我把你的嘴抽烂，抽开花，看它还敢胡说不？我跟你说，卢正人，你再胡说你于爷爷半个字，我要你的狗命！”说完，也不给红卫兵们搭话，“咚咚咚”地走出了批斗会场。红卫兵和几个老师一个个面面相觑。红卫兵质问卢正人，于大牛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不是说了假话？卢正人可可怜怜地说：“我说假话，你们整死我。俺两个人的事儿，又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死不承认，我有什么办法儿？”一中学生也没有办法儿去过问一个农村的泼皮，只好随他去。于大牛知道一定是江世荣和他娘柳秀英把江家留的底儿给了一中的造反派，村里顾青山和陈会计又把村里的登记表让他们核对，卢正人昧下浮财的事露了馅儿。卢正人又“咬”了他于大牛，好悬，如果不是他于大牛几句话把顾青山顶了个“倒坐子”，猛一下被他们唬住了，这事麻烦大了。听说公社石书记也替咱老于洗白，看来，石书记还是讲交情的。反正是和卢正人两个人的事，老子醉死不认那壶酒钱，谁也没办法儿，就让卢正人这个孬鸟日的自个儿顶这口黑锅吧。哼，江家娘几个儿，还有江世荣的仁兄弟周恒顺，连顾青山、姓陈的两个老东西，你们都给我等着，老子得了势，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再说一中那边卢正人经不住红卫兵们的威逼，他觉得那些当官儿的也不中用了，不再替他们遮掩了，挖空心思地回想，把这些年来往哪个领导家去，送的什么礼都一五一十地作了详细交待，学生们对“走资派”们此类丑事特别有兴趣，连夜把卢正人的交待抄成大字报贴到了县委、县人委、县文教局和大街上，让仍在勉强上班，支撑危局的领导们“榜”上有名的，大失颜面，人们发现，卢正人牵扯到的领导中没有牟永平的名字。这件事在县直机关中外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当时机关上运动还没开始，人们也不过私下议论而已。更为惊人的是，经不住红卫兵们七斗八斗，卢正人竟交待了多年以来，他多次篡改老师、学生的档案，暗害老师，学生，如徐静菇老师离校前，他不但把反右派运动中对徐的批判发言记录全部塞进了徐的档案，而且还把未曾报批的处理结论也给放进了档案。他还私自篡改高三毕业生—学校党组织研究决定的—参加高考的政审结论，如周恒顺，学校党组织定的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他却给改成了“不宜录取”。像这种情况，几乎每届高中毕业生中都有几个，七届毕业生中，有近三十名学生做了他的笔下鬼，他还给已经考上大学，或参了军的学生所在学校，部队写黑信，说“该生”在陶阳一中读书期间有什么什么政治问题，影响了学生的政治前途，这些学生倒了霉但还一直蒙在鼓里。卢正人还交待，一九五九年告周桥的匿名信也是他写的。这些事触动了学生和老师敏感的神经，家庭和社会关系有点问题的人不必说，就是没问题的对他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行为也义愤填膺，恨得咬牙切齿，愤怒的学生对他大打出手，卢正人被打得用两手只抱着脑袋，缩成一团，满地打滚，在场的小胆儿的女生吓得用手捂住眼睛不敢看，有的跑出去喊来了李静和唐振松，他们喝令学生们住手，李静说：“同志们，我们不对他搞武斗。要组织受过他残害的学生来校控诉，让大家看看，他这条毒蛇是怎样祸害学生和老师们的，也让大家看看，多少年来，走资派们使用一个什么人在掌握学生和老师的生杀大权。我们还要让大家看看，作恶多端的卢正人落个什么下场！”
唐振松带领学生们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挖出了卢正人，很得一中学生和老师的爱戴，运动开始以来，郁积在胸中的一腔恶气终于吐了出来，知道了卢正人篡改周恒顺的高考政审结论害得周恒顺没升上学，唐振松两眼“哗哗”地流泪，当即骑车去找周恒顺。他走到周家时，天已经黑了，周恒顺从坡里干活回来，刚刚进家，石头儿也从农场来家了。周恒顺见了唐振松，很吃惊，说：“你怎么跑来了？又出什么事儿了？”唐振松说：“事儿出了不少，不过都是好事儿。这些天，一中形势有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卢正人彻底完蛋了，现在一中运动的中心就是批斗卢正人，大快人心，大得人心。我来给你说说，让你高兴高兴。还有件和你有关的事，我知道后，心里憋得难受，就跑来找你了。”周恒顺一愣，说：“什么事，值得你这样急着来？”唐振松说：“卢正人这个坏蛋，我们高考前，他篡改了你的政审结论。学校党支部研究确定的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他给改成了‘不宜录取’，这个恶魔，他毁了你的一生。”周恒顺头脑子“嗡”地一声响，一下子愣了，站在一旁的石头儿问：“唐大哥，如果他不给改，那年俺哥就能考上大学？”唐振松说：“百分之百。可以上三类大学，最不济也可以上专科学校。”奶奶“扑通”坐到床沿上，说：“姓卢的怎么这样，他害俺孩子干什么，俺孩子这一辈子全让他给毁了啊。”说着，竟放声哭了起来。周恒顺慌了，赶紧过去，说：“奶奶，你别这样，咱现在不也挺好的吗？”奶奶止住哭，说：“您这个哥，我这个老嫲嫲子让你笑话了。”唐振松说：“奶奶，不笑话。这事放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奶奶又对周恒顺说：“小儿，你说‘挺好的’，什么‘挺好的’？凭着这么好的学问，咱干庄户，拉地排车，出骡马力，挣了钱交给生产队，自己领两毛茶水钱，连这个也干不牢稳，说声不让干就不干了。二十四、五 了，连个媳妇儿也找不上。”奶奶又对唐振松说：“他哥，这些年，你不知道俺孩子吃的什么苦，遭的什么罪，受的什么气哎。”石头儿突然站起来，说：“不行，不能饶了卢正人这个坏蛋，我上县城找他算账，一刀捅死他！”奶奶说：“石头儿，你个小祖宗，你可别吓唬我。你可不敢胡闹。”周恒顺说：“石头儿，别说这样的话，咱也不能胡来。就算咱去杀了他，我这辈子也上不成大学了。真去找他闹，闹出事儿来，咱一家人也完了。”石头儿两眼通红，气鼓鼓地蹲到了地上。奶奶说：“老天爷，俺娘们儿是什么命哎。”这天晚上，唐振松就住到了周恒顺家，两人啦到很晚。唐振松说：“恒顺，现在搞文化大革命，你不能这样趴着，得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周恒顺说：“我也想过了，我这个家庭和社会关系情况，确实不担事儿，这不就因为参加救徐老师，公社党委一声令下，连地排车都拉不成了，人家想捏我很容易，因为我就在‘另册’上，没办法儿，认命吧，天底下也不是我一个人这种处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毕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自己解放自己’。‘解放’不好，说不定会带上更重的枷锁。”唐振松焦急地说：“有压迫就有反抗，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无足轻重的问题，压制青年，不准革命，是反动的‘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伎俩，中央文革已经批判了。你这种情况，谁也不能剥夺你革命的权利，一中党支部当年给你做的结论是‘可录取取一般专业’，凭什么你就不能革命？”周恒顺说：“我硬要‘革命’—姑且不说我认识不认识这场‘革命’的意义何在，为了争得平等做人的权利，‘自己解放自己’，我豁出去‘革命’一番，也不至于立即有人来把我抓起来，但是，我想过了，我还是不卷入为好。”唐振松急得翻身坐了起来，说：“难道就甘心这样苦一辈子？”周恒顺心里还有一个顾虑，一九六七年，是他的“本命年”，按通常说法儿，人逢“本命年”，务必谨慎从事，他决计不赶文化大革命这个“时髦”。周恒顺说：“苦就苦吧，全国几亿农民，不都这样吗？”唐振松说：“你这个人，真拿你没办法儿。咱一起商量救徐老师，你一点儿也不害怕，怎么这会儿变成这样？”周恒顺说：“为了救徐老师，蹲监狱都能豁上，至于‘造反’，我上有七十岁的奶奶，下有一个没什么文化，身体不好，性情鲁莽的兄弟，绝不能贸然行事。”唐振松说：“我给你带来了不少红卫兵战报，传单，你抽空儿看看，解放解放思想再说。”周恒顺说：“对那些东西，我倒很有兴趣，因为这是正在进行着的‘历史’，现在宣传说这回运动是‘史无前例’的，我看也是举世罕见的，知道点这些事挺不错。我在济南已经看过不少了。”
唐振松第二天天刚亮就急急忙忙回一中去忙他的“造反”事业了，周恒顺照常听见队长的哨子声就下坡干活儿，很快就“三秋”大忙了，不只白天干，晚上有时还要加班儿，还得切自己家的地瓜干儿，天天累得厉害，只有到了晚上躺下，才有时间回味内心的伤痛。高考失败是他求学路上的“滑铁卢”，是他人生追求的惨剧，是他心上永久的疼点。唐振松说的情况，无疑是撕开了伤口，又向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这让周恒顺痛苦还加上懊丧还有愤恨，他甚至想大哭，号叫，发疯……越想越难受，怎么也睡不着，就起来看唐振松带来的那些传单，那上边有刘少奇的前妻王前，他的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写的“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让他感到惊讶，震撼，刘少奇多少年来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几年每逢重大节日，报纸上印着毛主席和他两个人的大副画像，似乎已经平起平坐，如今却变成了这样！刘少奇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社会上流传着所谓“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顺口溜儿，在人们心目中，刘少奇是政治正确，道德完善的楷模，谁知竟是这样。那么，中国的老百姓，除了毛主席，还能相信谁？还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那些名声显赫，功勋卓著的大干部却原来养尊处优，生活腐化，甚至骄奢淫佚，周恒顺看着这些东西，痛苦的灵魂有一种“顿悟”的感觉，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他自言自语：“原来如此”。这些党内走资派包括卢正人这样的坏人，他们早已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发动群众揭露他们，是十分英明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新，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无私无畏。建国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各级领导干部革别人的命，而这次是毛主席亲自带领人民群众革那些一贯革别人的命的人的命，这绕口令一样的话，听着别扭，但确实是这场大革命的本质所在，通过文化大革命，用毛主席提倡的“矫枉过正”的批判，斗争，把一向最神圣的，剥下外衣，打掉光环，把过去高高在上的拉下马，打翻在地，让受压制的人民群众真正挺起腰杆，焕发革命热情，建设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周恒顺并没为这种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提高”而“热血沸腾”，更没对投身于其中摇摇欲试。他的头脑是清醒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就在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人是按阶级路线区分为三六九等的，阶段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是政权的基石，自己二十大几的人，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连个民办老师都没资格当，在社员中也是地位最低下的，终不成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就会让他周恒顺“咸鱼翻身”吧？从上学到现在的经历让他感受到，那是不可能的，他不抱那种幻想，不做那个梦，不愿，不想，也不敢有此奢望。他毕竟不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子弟，共产党不会用他这样的人当“近卫军”，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砸坷垃，如果上级开恩，再去辛辛苦苦地拉地排车吧。
一九六六年冬天，陶阳县跟全国全省各地一样，天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成“燎原”之势，革命造反的狂潮席卷了全县各个角落。张峰作为烈士子弟，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贫下中农，是“自来红”，“红透”了的人，充任革命骨干自然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恰逢他因为解救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被县委和公社党委“处理”，撤掉了公社农场场长的职务，回了自己的故乡张家岭，这事既是来村里串连，“点火”的红卫至小将动员他造反的理由，也是他向县委公社党委“走资派”发难的“资本”，他在红卫兵小将的支持下，带头在本大队成立了名为“永向阳”的革命造反组织，下决心大干一场。成立组织后第三天，他跑到榆树村串连，动员他的战友钟向东拉队伍“造反”，钟向东说：“我不像你，中专生，我高小都没毕业，干不了这个事儿。”张峰说：“你出头儿干，我动员周恒顺给你当笔杆子。”钟向东说：“他行吗？不是说他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连大学都不准他上吗？”张峰说：“他家土改时划的成份是贫农—他家入社前的土地还有住的房子都是土改分的，他父亲是被你们村的恶霸地主，国民党保长抓壮丁当的国民党兵，就因为这，不准他革命？他高考落榜，是被一中一个坏蛋领导—叫卢正人，您村江家老地主的妻侄—害的，本来学校党组织给周恒顺定的政审结论是‘可录取一般专业’，被那个坏蛋卢正人给改成了‘不宜录取’，太冤了。放心，参加群众组织—也不是入党—保证没问题。”钟向东说：“俺村顾青山还有‘四清’上来的两个干部人都不孬，造他们的反，不合适。”张峰说：“你不明白，这革命造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的，你不起来，村里不知什么二郎八蛋的人起来造了反，‘忽隆’大了，不但顾青山他们要倒霉，社员也得遭罪。你认为那些挨批斗的干部真的都是坏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干部，群众自己也受教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潮流，哪里也不能置身事外。别犹豫了，干吧。你不造反，别人抢了先，就麻烦了。”果然让张峰说中了，钟向东还在那里犹豫不决，大队里蹦出来一个名为“慨而慷”的造反组织，头头是于大牛的兄弟于二车和于大牛的妻弟，小学代课老师孙志春，明眼人一看他们的背后是于大牛。于大牛自从“四清”运动中下了台，做梦都想着重新掌权，文革来了，他早已心动手痒。一中卢正人咬了他一口，吓了他一跳，亏得他惯会强词夺理，撒泼耍赖，“猪八戒战术”—倒把一耙，无理辩三分，来个“一推六二五 ”，“背着驴头不认赃”，“醉死不认那壶酒钱”，加上公社石书记不忘旧情—头些年石书记没少吃他送的东西，这两年他虽然不当官儿了，逢年过节也照常去“走动”—替他辩护，顾青山又是个软蛋，烂面，根本不是搞“斗争”的材料儿，对他没咒儿念，那件看上去十分凶险的事算是虚惊一场，让他甩开了。但消息很快在全村传开了，于大牛名声更臭了。于大牛对江世荣，周恒顺，顾青山，陈会计几个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一时半会儿把权再拿过来，把顾青山，陈会计扳倒，把江世荣，周恒顺治个七开六透气。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刚下达，他就指使于二车，孙志春干了起来，给造反组织取名时，孙志春想了想，说叫个“慨而慷”，于大牛听不明白，问:“什么‘开二杠’？”于二车说：“这是什么名儿？你弄得跟圣人蛋皮似的—文文绉绉的，社员听着云山雾罩的，谁参加？”孙志春冷冷一笑，不屑地说：“跟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人没法儿共事。你们不懂，这是毛主席诗词里的话，‘天翻地复慨而慷’，咱们不是要在榆树村闹它个天翻地复吗？‘慨而慷’，就是我们胜利了，把天翻过来了。”于大牛连忙说：“好，这个名字好，咱要的就是把天翻过来，好，就是要‘开二杠’。”孙志春说：“这可不是打麻将的开二杠，是‘慨而慷’！”于大牛说：“这三个字，念起来不顺嘴，别扭。”孙志春说：“你好好念，多念几遍，念习惯了，就好了。”于二车说：“这个容易，你就想着是杀猪开膛的‘开’，‘二’的‘二’，活猪食的那个谷‘糠’不就记住了吗？”孙志春说：“二哥，这可是毛主席诗词里的话，你刚才胡扯八道地说的的这几句话，可是反革命言论了，可不敢胡说。”于二车吓得脸干黄，擓几下头皮，说：“我哪懂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什么‘湿池’，‘池’子，还不都是湿的？不知者不为罪啊。”孙志春说：“正说你呢，又胡说八道了，不是什么‘湿池’，是‘诗词’，算了，跟你们这些人说这些事，费老劲了，等于是‘对牛弹琴’。”于大牛说：“好了，谁让俺兄弟们旧社会是穷光蛋，没念书呢。不扯啰了，就依你，就是这个‘开二糠’了。”兄弟们定了造反组织名称，于二车和孙志春两人找到顾青山，凶声凶气地向他宣布，他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本村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名为“慨而慷”的群众组织，命令大队立即在大队部为他们腾房子，做他们的办公地点，提供革命造反和“办公”用的物品。顾青山已经在公社党委开了会，会上布置各大队党支部要支持和配合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不得对抗，“顶牛儿”，于是急忙和几个大队干部一起在大队部为他们腾了房子，安了办公桌儿，交待陈会计对他们革命造反的费用实报实销。于二车他们找木匠刮了大牌子，用红漆在上边写了“慨而慷革命造反队”，挂在了大队部大门外，和大队党支部的牌子并排着，明摆着是要和大队党支部唱“对台”，争“江山”的架势。他们又学学校红卫兵的样子，做了红袖章，上边印了“慨而慷”三个金黄的大字，于二车、孙志春，于大牛，还有他们几家的大人孩子，一个个都戴上了红袖章。招牌挂了，台子搭了，可惜，庄里的社员没有几个人偎他们的边儿，出来进去就他们的亲戚和亲信二十几个人，于大牛的老相好翠花的闺女丁香也来凑数儿。于二车和孙志春很犯愁，于大牛急得跺脚。钟向东见于大牛兄弟抢先一步建立了组织，也坐不住了，老战友张峰说得对，榆树村这块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一定会占领”，本大队的文化大革命，总是会有人“闹”的，总不能好人不闹，让一帮坏货瞎胡闹吧。钟向东找了几个平时关系比较好的贫下中农成份的青年，哥们儿，商量成立群众组织，钟向东说：“咱们成立这个组织，倒不一定非得把顾青山他们几个人都打倒，就是不能让‘四不清’下台干部，几个没人心眼儿的坏货兴风作浪。”他们当中一个上过初中的男孩儿领会钟向东的想法儿，也用了毛主席诗词中的词语，建议造反组织的名字叫“丛中笑”战斗队。钟向东也学于二车，找了大队书记顾青山，在二队一间闲办公室安了队部，也挂了牌子，做了袖章。社员们见这新出来的一伙儿是钟向东领头儿，又取了个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但不那么别扭，吓人吱啦，倒觉得很亲切的名字，所以不出三天，大多数好成份人家的青年男女纷纷报名加入了他们的组织，杏儿也参加了。杏儿去报了名，戴上了印着“丛中笑”三个黄字的红袖章，没回自己家，兴冲冲地来找周恒顺，说：“奶奶，端阳哥，我也参加‘丛中笑’了。”周恒顺笑了：“这钟大哥给自己组织取了个这么个有诗意的名字，可惜没一点儿革命造反的威武之气。他们讲没讲，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小杏儿，你为什么参加这个组织呢？”杏儿两只好看的杏眼转了转，说：“中学毕业的那个孩子倒是讲这个名字的意思了，说是从毛主席诗词上找出来的，满屋人七言八语地乱喳咕，我也没听多清，反正就是要和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站在一起，好好团结，不自高自大，不欺负人的意思—我也说不好。我为什么参加？那还用说？这个组织明显是跟于大牛兄弟还有孙志春那个坏小子那一伙儿对着的，谁跟那伙子对着，我就支持谁。端阳哥，钟大哥让我给你捎信儿，让你去，说欢迎你参加，端阳哥，你去吧，开会，来回的咱好做伴儿。”周恒顺说：“我还得考虑考虑。”钟向东拉起队伍，但没有“笔杆子”—写材料的，跑了几趟，拉周恒顺入伙儿，周恒顺都婉言谢绝了。于大牛听说后哈哈大笑，蒜头鼻子.一犟，说：“要是周恒顺那样的都能造反，那可真是虾也成了龙，乌龟王八成了精了。”这话传到周恒顺耳朵里，他觉得像是被人当众往脸上吐了唾沫，憋得喘不过气儿来。石头儿说：“哥，钟大哥几次三番拉你入伙儿，你同学也动员你起来干，要不，一不做二不休，咱兄弟们也造反吧，于家兄弟这样欺量人，咱就真这样让他们‘一把圪针撸到底’，永远都把咱踩在泥里？”周恒顺不吱声，闷闷地喘粗气，是啊，在陶阳一中上学，有卢正人，回村来，有于家兄弟，是他们把他打入“另册”，他们是“另册”世界里的打手，鹰犬，一辈子都毁在他们手里了，好端端的，顶天立地的汉子生生让这样披着人皮的禽兽作践，他们倒人模人样儿，把你当猪狗。多么可怕的颠倒。想想真是活得窝囊，好没意思，不如干脆风风火火地干它一气，学《水浒》好汉的话，“出出这口鸟气”，可是，真地迈出这一步，风险也很大，奶奶年纪大了，果然惹出事端，老人家担惊受怕，万一有个好歹，他会百死莫赎。奶奶说：“小儿来，咱可不能去跟于家兄弟去打那个‘擂台’，咱惹不起躲得起，好鞋不踩臭屎，人不跟狗治气，总不会咱天天下坡干活儿，他们讹上门儿来吧。”奶奶和周恒顺没想到，他们还真就“讹上门儿”来了。两三天后，晚饭后，“慨而慷”战斗队派三个青年人来周家，拽了周恒顺就走，说是大队找他有事儿。走到路上，周恒顺问：大队找我有什么事。他们说，诓你的。是俺于队长让来叫你的，说要跟你谈谈。周恒顺说：“你们于队长不是大队小队干部，他现在是造反组织的队长，我又没加入你们的组织，他跟我有什么好谈的？”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周恒顺想看看于家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跟着去了。到了“慨而慷”造反队的办公室，头一眼就看见江世荣、路德甫两人在屋角儿里站着，周恒顺心里一惊，还没开口问是怎么回事，于二车就阴阳怪气地说：“好大的架子，怪难请呀？过去，跟你两个仁哥站一起。”周恒顺觉得一股热血冲上了脑门儿，脸胀得生疼，说：“于二车，你这是干什么？我，我们犯了什么法，你凭什么这样做？”于二车说：“凭什么？凭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凭我们是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你们三个人，一个是恶霸地主，被镇压的反革命子弟，一个是富农子弟，一个是反革命子弟，庄乡都知道，你们三个拜‘把兄弟’多少年了，今天我们造反队开你们‘把兄弟’三人的批斗会，批你们三人的反革命团伙儿，也是‘破四旧’行动。”周恒顺说：“于二车，你不是不知道，我们三个人是小学同学，小孩子不懂事，我们是学说书唱戏上说的那样，拜过‘把兄弟’，但我们从没干过任何不好的事，也没招谁惹谁，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反革命小团伙儿’？我们一不是四类分子，二不是走资派，三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两人的老的是有问题，是阶级敌人，可是你说俺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有上级文件吗？即使有，老的是老的，孩子是孩子，我们都是‘群众’，党中央《十六条》上明文规定不能斗群众。你凭什么开会斗我们？”于二车被周恒顺问得干张嘴，说不出话，像驴被长草噎着了似的，旁边站着的于大牛气哼哼地过来，伸拳撸胳膊，要打架的样子，瞪大了牛蛋眼，说：“凭什么？就凭我们是贫下中农，凭老子是土改英雄，共产党员，你们这样的地主羔子，反革命羔子，我们想什么时候斗，就什么时候斗，想怎样斗就怎样斗。周恒顺，你别觉着认几个鸟字，烧得不行了，还反了你了哩。二车，开始开批斗会，老爷们儿今天治不服这三个小黄黄儿，不能在榆树村混了，这个反也甭他娘的造了。”周恒顺冷笑道：“于大牛，你身为‘四不清’下台干部，群众组织你都不敢出头儿，怎么沉不住气了？赤膊上阵了？我跟你们说，我压根儿没想‘反’，是你们逼我‘反’。我还跟你们说，你们这是转移大方向，是斗群众，我豁上这条小命儿不要了，也要找人去评理，让大家看看，你们这个‘慨而慷’是革的什么命，造的什么反。”转脸又对江世荣、路德甫说：“走，咱们走，看他们敢不敢扣押我们？”江世荣、路德甫稍稍抬抬头，看着周恒顺，却不敢挪步儿，周恒顺走两步过去，一只手拽一个，拽得他们脚不沾地儿一样，跟他一起出了屋，屋里于家兄弟，孙志春，丁香，还有另外几个队员呆了一般，大眼瞪小眼儿，孙志春对于大牛说：“姐夫，你怕周恒顺被钟向东拉着入了伙儿，对咱不利，非要斗他们三个人，说吓唬住周恒顺，他就不敢动了。我听说了，钟向东找周恒顺几回了，他不愿弄这些事儿，不想跟姓钟的干，你这样一弄，周恒顺非得去找姓钟的入伙儿了。我早就说，斗他们三个人不合适，你非得弄他们。你们不想想，咱们拉了山头儿，一张大字报没贴，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没开，头一炮就弄他们三个，这不明显违背大方向？这下好了，明天全大队都知道了，影响太坏了。”于大牛拍拍自己的秃脑袋，说：“他娘的，怎么这里头还曲曲弯弯这么些道道儿？算完，不弄他们了，专门弄顾青山！”
周恒顺他们走出大队部，来到街上，天阴得锅底一样黑，冷风扑面，不知什时候，下起雪来，他们走到一个拐角儿地方，三个儿时的伙伴儿，如今的难兄难弟，站在雪地里，周恒顺说：“他们让你们来开会，让站在那里，你们就顺顺溜溜，服服贴贴站那里？”路德甫说：“俺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被人家捏熟汤了的柿子，到了于家兄弟跟前，恨不能吓得腿肚子转筋，哪还敢反犟？”江世荣说：“不敢不服贴，稍微有点儿不服从，他们就会回过头来治作俺娘—俺娘那个身体，撑得住他们治作？要不是有这层顾虑，死都不怕，还怕他们这帮玩意儿？这回这个事儿，一个是他们想嚇诈一下，不让恒顺跟钟向东干，二是前些日子俺的浮财清单，于大牛找上门儿要，没给他，倒给了一中造反派，他恨死了，这回这个仇是结下了，以后还不知怎么找事儿哩。”周恒顺说：“我寻思着，也是这么回事儿。”路德甫说：“于家兄弟要是再掌了村里的大权，咱兄弟位非让他们欺负死不可。”周恒顺说：“到那时候，可就真是‘要饭的没了棍子，天天吃狗的气’了。这回文化大革命闹起来，钟向东一再拉我入伙儿，我一直没答应。”江世荣说：“叫入伙儿就入吧，钟向东是好人，又是你同学的战友，你在了他那个组织，于家兄弟就不敢欺负你了。”周恒顺说：“那你们俩呢？不还是挨他们欺负？”江世荣说：“你就别顾惜俺俩，反正哪个组织也不会要俺，不拉俺批斗，不拿俺当出气筒就朝北磕头了。哪边叫开会就上哪边儿开会，爱怎么批斗就怎么批斗吧。”路德甫说：“有什么办法儿？好赖活着，将就算个人罢了。”周恒顺不知怎的眼里突然充满了泪水 ，说：“好，不说这些了，你们各人回家吧，我去找钟大哥。”江世荣和路德甫像两个老头儿低头弯腰顶着风雪走了，周恒顺原地站着，他又有些犹豫，于家兄弟蛮横的脸，卢正人阴冷的脸交替着在眼前出现，一辈子都毁在他们手里了，现在，于家兄弟还不让素素静静地过，……他想起唐振松、张峰说的“自己解放自己”，“有压迫就有反抗”那些话，能行吗？周恒顺多少年来视自己为“另册”中的人，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享有政治权利以及机会利益上的“平等”，对压制和歧视已经习以为常，感觉迟顿，甚至麻木了。压迫虽重，他周恒顺有资格反抗吗？他沦落如斯，还能“自己解放自己”吗？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造反派出于标榜自己是“左派”和威吓异己者的双重目的，常常贴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字标语，他周恒顺够资格当“左派”吗？他如果入了伙儿，会不会被说成是“右派翻天”？周恒顺心里没有底儿。可是，于家兄弟太不是玩意儿，是喂不熟活的狼，“四清”的时候，周家看栓柱老人的面子，也不愿意跟于大牛这种人结仇，放了他一马，当时他那个熊样子，让他喊亲爹祖老爷都行，过了那个时候儿，他好了疮疤忘了疼，又翻脸不认人了，当时石头儿就说咱们像‘东郭先生’，于大牛是喂不熟活的狼，有一天还会倒过头来咬人，还真叫他说着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们又上场了，还不知要怎样胡作非为呢，刚拉起山头儿，居然会想到拿他姓周的孩子开刀，他们欺人太甚了，你不招他惹他，躲着他也不行，他非要踩到你头上拉屎撒尿不可，他就是要跟你为敌，你躲也躲不掉，绕也绕不开。没办法儿了，看来，除了找钟向东入伙儿，和于大牛他们对着干，没有第二条儿路儿了。豁出来，干吧，“造反”吧，不是反共产党，是反于大牛这样的人面兽心的流氓、恶棍，不再受他们欺压，不再听任他们为非作歹。周恒顺朝二队办公室走去。雪下得更大了，周恒顺冒着风雪走着，他突然想起，他这是让于家只弟“逼上梁山”了，想那林冲何等人物儿，遭奸佞陷害，被充军发配，仍被奸人追杀，在大雪之夜，火烧草料场，只身踏雪奔向梁山。周恒顺看《水浒》，看到这一段儿，必潸然泪下。他知道自己是“草木”一般的人，没办法儿和林冲相比，但被人逼迫，走投无路，却是古今中外多少正直、善良、无辜的人共同的命运……周恒顺来到“丛中笑”战斗队队部，钟向东和几个骨干正在议事，见周恒顺来了，十分高兴。周恒顺向他们讲述了刚才“慨而慷”揪斗他们三个人的情况，钟向东很气愤，说：“这完全是胡闹！恒顺，别犹豫了，你加入进来，也参加服务组—咱们的领导班子称‘服务组’，于大牛他们再也不敢动你半根毫毛。”周恒顺说：“江世荣、路德甫两个人虽然出身不好，但天天老老实实干活儿，于大牛他们吃柿子拣软的捏，专欺负他们。”钟向东说：“你今晚上就起草一个咱们的‘声明’，第一说明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批判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党内走资派，任何违背大方向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第二，警告四类分子要老老实实，不得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破坏捣乱；第三，四类分子子弟是教育、争取的对象，希望他们认真改造思想，靠拢贫下中农，从思想上和自己出身的家庭划清界线，革命群众组织决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他们乱批乱斗。我们的‘声明’再配合上‘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大字标语一起贴出去，这样以来，于大牛他们会有所收敛，不大敢胡来了。”周恒顺想，钟向东毕竟是从部队回来的，还有一套，当下就按钟向东的安排投入“工作”了。起草了“声明”，几个人忙活，写成大字报，又写了大标语，已是深夜了，周恒顺急急忙忙回到家，奶奶和石头儿还在等他，小杏儿也在。奶奶说：“小儿，你可回来了。我怕于大牛他们欺负你，让石头儿去找你，小杏儿不放心，也一块儿去了，两人到了那里，从门缝儿里朝里边看了看，你没在里头，他们自己的人在吱哟，小儿，你出来上从哪去了？”周恒顺接过小杏儿递给他的热水，感激地看她一眼，喝了口水，说：“我让于大牛兄弟憋死了，去找了钟大哥，入伙儿了。”石头儿说：“就是应该跟了钟大哥，跟于大牛他们对着干！”小杏儿高兴得两只杏眼格外明亮，说：“太好了，太好了。”奶奶说：“入伙儿就入伙儿吧，有个靠膀儿，省得挨他们欺，受他们气。”周恒顺说：“奶奶，你放心，咱大队现在几个当干部的都是些老实人，钟向东也不是胡来的人，我们保证不干坏事，就是跟形势，随大流，石头儿，今后咱们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打人骂人。”
榆树村一下冒出两个革命造反派的群众组织，“丛中笑”首先开了批判大会，让顾青山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批判的内容无非是报上登的那一套，什么“抗拒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年困难时期纵容、支持“三自一包”，当官做老爷，不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等等。“慨而慷”也跟着学样召开顾青山的批斗会，可惜会场上只有二、三十个听众，很不像样儿。两个二郎八蛋的浑小子学城里学生的样儿，别了顾青山的“烧鸡”，孙志春头一个发言，批判顾青山在“四清”运动中，跟县委，公社党委走资派勾结，和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狼狈为奸，贯彻刘少奇的臭婆娘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土改时期涌现出的好干部打下去，长了四类分子的志气，灭了贫下中农的威风，听会的人三三两两议论，“这是说于大牛兄弟呢”，“是想翻‘四清’的案啊”，“于三套不是当大队长了吗？没打击贫下中农啊”。于拴柱坐在人堆里，往地上磕磕烟袋锅儿，嘟囔道：“不怨自己胡作作，怨什么刘少奇，王光美，真他娘的不要狗脸。”于二车朝大伙儿喊道：“下边别嚷嚷了，下边第二个发言，批判顾青山推行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混淆阶级路线。”于家兄弟见周恒顺不但不肯接受他们的批斗，还参加了钟向东的“丛中笑”战斗队，而且“丛中笑”还贴出了替四类分子子弟说话的“声明”，分明是对着他们“慨而慷”来的，于大牛说：“这周恒顺是兔子枕着狗蛋睡—越玩儿越大胆了，不行，不能让这些兔崽子翻了天。”孙志春说：“咱也跟他们学，抓大方向，批斗顾青山，咱批他的阶级路线不清。”于大牛说：“对，就这样批，抓他的尾巴根子，就拿周恒顺当例子。”做批判发言的人说顾青山是阶级敌人的保护伞，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政治条件复杂的人的救世主，并举周恒顺为例证，说周恒顺因为政治条件方面的原因，连大学都不能上，下学回村后，顾青山极力主张安排周任民办教师，因其他革命干部抵制没有得逞，又放他出去跑运输，搞“自发”。于二车插话大声质问顾青山承认不承认对他的批判，顾青山不紧不慢地说：“周恒顺的情况，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清楚。他爷爷辈儿上是地主，他爷爷没了，家败了，他奶奶年轻守寡带着孩子来榆树村投奔她娘家，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租种她娘家的土地，住她娘家的场院屋，土改，周家按党的政策划为贫农，分了房子和土地，周恒顺他父亲被伪保长父子连骗加逼当了国民党壮丁，是受害的。他考学落榜，听说是江家亲戚卢正人给害的。周恒顺下学回咱大队，老实巴交地干活儿，庄里庄乡的，咱不忍心欺负他。不管怎样说，周恒顺也是个‘群众’，我是当权派，我不能在这里当大家面说周恒顺什么话，我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顾青山的话引起台下又一阵议论，于二车和主持会的人一阵狂呼乱叫，有个愣小子还抽了顾青山一巴掌，说：“老东西，我叫你顽固不化！”于栓柱站起来，大声说：“青山兄弟，好人，说实话，好样儿的。”又指着打人的骂道：“这是谁家有娘生没娘教的混账黄子，批就批呗，有理讲理，你凭什么揍人？毛主席不是不让武斗吗？你们不是听毛主席的话吗？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些玩意儿！”又指着于二车，骂道：“小二，还有你哥，你们这一小伙儿就使劲作吧，‘作死’，‘作死’，不作不死。”完了又对顾青山说：“青山兄弟，哥对不住你。”顾青山说：“毛主席搞这文化大革命，就是让老百姓斗干部，他们是群众，我是当权派，斗我没错。栓柱哥，你别这样说。”于栓柱把手里的长烟袋往外腰带上一掖，老棉鞋踩着地面，“嚓嘟嚓嘟”，颤颤巍巍地走了，开会的人跟着走了好几个，于二车，于大牛，孙志春几个人大眼瞪小眼儿，于大牛说：“别问死老头子的事，咱干咱的，接着开。”于二车说：“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还开个鸟啊，……算完吧。”会议主持人喊道：“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参加会的都站了起来，纷纷拍打棉裤屁股，弄得满屋尘土飞扬，不少人骂咧咧的，纷纷散去。于二车低头耷拉角地说：“咱这个鸟弄法儿，弄不出什么名堂。”于大牛说：“老二，别灰心。头三脚难踢。甭管一时弄出弄不出名堂，咱有这么个组织撑乎着，他钟向东就不能一手遮天，咱全当是顾青山和姓钟的屋当央一泡溏鸡屎，东西不大，恶心他们。你没听大喇叭里说，毛主席说的，有时候革命派是少数派，要保护少数派哩。”
周恒顺加入了榆树村“丛中笑”革命造反队，成了“组织”里不可或缺的大忙人。在本大队参加批判会，写大字报，大标语，出宣传栏，应对于二车一伙儿的挑衅，到方庄公社甚至县城参加批判大会，他场场不落，他要代别人起草发言稿儿，有时候也亲自上台发言，他也想通了，既然已经介入，就不必藏着躲着，遮遮掩掩，“摆出来就是卖的”，犯不上躲在幕后，像是见不得人似的。他毕竟是个有知识的青年，接受新事物快，几个月前，那些他感到生硬、牵强甚至怪异，难以理解和认同的观点，说法儿，现在却觉得顺理成章，逻辑严密，成了他张口就来的日常话语，似乎事情理应如此，当然如此，特别是因为这些说法儿，观点，逻辑，几乎全部本源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所支持、信任的中央文革，因而像数学“公理”—不需证明而天然正确的真理—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的，必须衷心信奉的。周恒顺在“战斗”中，感到自己在接受“洗礼”，他甚至有一种虚幻的“幸福”感，“幸运”感，这是他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感受到过的。他受到钟向东的高度信任，本公社兄弟大队，社直机关甚至县上一些赫赫有名的造反派“领袖”的赏识和肯定，让他隐然生出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满足感，他乐观地相信，只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这自然是无庸置疑的，中国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他付出的辛劳，心血不会白费，一定会得到报偿。文革初期，他所见所闻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场景，他亲戚中有人遭逢的灾难都渐渐远去，成了他精神世界中模糊，暗淡的远景儿，他想，这也许是一场大革命荡涤污泥浊水难以避免的出轨，过火行为，是为建立一个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付出的代价。法国大革命时不也出现过罗伯斯皮尔专政时期那些让当世惊骇，让后人浩叹的残酷、血腥的事情吗？他劝诫自己，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跟旧阶级的社会关系从思想上划清界线，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有出路。……周恒顺把他被迫参加运动和参加运动以来的感觉、想法儿写信告诉了周恒刚，周恒刚回信说，知道了卢正人篡改政审结论的事，既震惊，愤慨，又为周恒顺高兴，就是说就是按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周恒顺也是可用而不是应弃之人，他支持周恒顺投身文化大革命，以改变长期以来的孤寂和边缘状态，同时，希望他在组织中尽自己所能掌握大方向，执行政策，防止过火行为，还提醒他，要保持清醒头脑，敏于观察运动发展动向，文革形势会有多次反复，要慎之又慎，用毛主席的话说，“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以免呛水。信上还说，牟洪云在经历了运动初期的兴奋和狂热之后，现在变得冷静而客观，正沉浸在书堆之中。周恒顺看了周恒刚的信，很激动，他觉得周恒刚刚毕竟是站得高，看得远，见事总是高他一筹，他告诫自己，处事一定要冷静，稳妥，你毕竟不是共产党最可依靠的对象，跟别人不一样，犯不得错误。短短一个来月里，周恒顺如身在高速运行的战车上，有进无退，又像处在后浪推前浪的激流中，脚不沾地往前漂游，他羡慕牟洪云能趁此机会遨游于书海之中，叹惜自己今生不会有此幸运，如今已入江湖，身不由己，没有办法儿，只能寄身此大潮中，否则，他也许还会站到于家兄弟的批斗会场，受他们欺凌。……
全国城乡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潮一浪高过一浪。进入一九六七年，发端于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之风席卷各地，陶阳一中的红卫兵在师院红卫兵的鼓动下，串连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部分农村生产大队的革命群众组织，“一举”夺了县委、县人委“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并得到了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和认可。因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人已悉数成了革命造反派的阶下囚，党政机关已经瘫痪，当地驻军，或军事机关就成了仅有的权威部门，县人民武装部发表声明支持夺权，就向世人表明，夺权行动是合法有效的了。更何况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就是在所有权威中，军权是最过硬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伟大会领袖毛主席的名言，是颠簸不破的真理。由于唐振松和李静的串连，张家岭张峰领导的“永向阳”，榆树村钟向东领导的“丛中笑”都有幸成为联合夺权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夺权那天，钟向东对周恒顺说：“恒顺，我没文化，跟县里那些知识分子，干部一起开会，说不出道道儿，你代表咱们‘丛中笑’去参加吧。”周恒顺见钟向东十分为难的样子，只好奉命去了。他心里忐忑不安，好在唐振松、李静、张峰都是朋友，熟人，他们见了周恒顺都很高兴。周恒顺还见到了小学同学—被火烧死了的—傅冬梅的哥哥傅大愣，他是牟屯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十几年过去了，傅大愣人老成多了，眉宇间郁积着一股不平之气，见了周恒顺倒是十分热情，紧紧地握手，无言之中，周恒顺知道，两人都在心里想着傅冬梅的名字，只是此时此地此情景，不愿提及此事。傅大愣仍然人如其名，说话大声大气，行动愣头愣脑。当大家讨论如果走资派刁难，抗拒，不肯顺顺当当地交权怎么办时，傅大愣“嘭”地一声把小榔头一样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桌子上的茶杯、暖水瓶都蹦了起来，茶水溅了出来，两眼瞪得铜铃一般，说：“他们不交权？他敢！他们想攥着大权不放，就把全县领导好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活得像个人样儿啊，他做不到，凭什么不交权？他不交，问问全县贫下中农的拳头答应不答应？！”周恒顺看着傅大愣，不期然傅冬梅似乎笑吟吟地出现在眼前，傅冬梅和她哥哥都长着两只大眼睛，但是同样的大眼睛在傅冬梅脸上，像两弯清泉，清澈，柔美，楚楚动人，而长在傅大愣脸上，却像两粒火炭，浑沌，灼热，让人望而生畏。造反派代表们的小会儿开完了，夺权“仪式”开始。县委会议室里人头攒动，长条桌一边挤满了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另一边是县委书记，县长，副书记，副县长，县委几个部长等十几个人，他们一个个面如土色，紧张，瑟缩，局促不安地垂手站着，周恒顺第一眼就看见牟洪云的父亲牟永平也在这些落难的领导干部中间，他好像比原先变矮了些，寻常笑吟吟的面容，如分布满了严霜，眉宇间流露出忧郁和惶惑，他看到了周恒顺，似乎感到惊奇，但旋即恢复了常态，用闪烁不安的目光看了看周恒顺，略微点一下头，周恒顺也朝他点点头。因为有姑家那层亲戚关系，特别是因为他是牟洪云的父亲，周恒顺上中学那段时间，对他隐然有一种亲人般的，难以言说的感情，当然，以后回想起来，那种感情是虚妄可笑的了。周恒顺几年没见过他，没想到会在今天这种场合见面。周恒顺突然感到厌恶自己，想自己这是在扮演什么角色，活像犯上作乱的强盗，他又觉得自己已然蜕变成了现在大字报上经常嘲骂的“跳梁小丑”，他觉得牟永平心里一定很看不起他，……周恒顺呆呆地想着，但是，思路很快被打断了，一中的红卫兵负责人李静发言了，她个子高挑，圆乎脸儿，美丽，文静，此刻显得英姿焕发，果断干练，说话嗓音甜美清亮，字正腔圆，她一字一板，不容辩驳地向陶阳县最高当局的官员们宣布“陶阳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夺权决定，责令他们尊照执行，立即在夺权文件上签字，并以积极态度配合此次夺权行动。这些过去全县人民万分尊敬，抬头仰视的领导们竟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稍稍表示一点异议，而是个个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唯唯诺诺，面对革命造反派低眉顺眼，毕恭毕敬，表示坚决执行红卫兵小将、革命造反派的“指示”、“命令”，立即无条件地，全部地交出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并且规规矩矩地按职务高低为序逐个在夺权文件上郑重签字。周恒顺在人群中站着，看着陶阳县的堂堂县委书记—曾几何时还是全县至高无上的权威—乖乖地签字交权，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儿，这屋里的造反派们恐怕没有几个人是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夺取共产党县委的大权？这不是荒唐，胡闹吗？但他很快说服自己，这就叫“造反”，这就叫“革命”，造反就是冲决旧的秩序，打破一切“框框”，“造反”就是颠复，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就是把庸常之人认为“荒唐”的事变成堂而皇之的壮举。县委书记签了字，紧接着是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签字，以下是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委的几个常委兼各部部长签字。周恒顺不由得又想，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共产党在国家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全方位的绝对领导，自上而下，由党委层层任命各领域各级官员，再经各自领域的层层代表（“代表”同样是党组织指定，经过形式上的选举产生的）会议加以批准—只会“批准”，而不会不批准—和确认，这种制度保证了至少形式上的政令统一，令行禁止，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能雷厉风行。莫非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从此改革这种制度，真地让人民群众以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参与政治，管理国家大事，公共事务？……周恒顺就这样心猿意马地胡思乱想着，他在人群中站着，十分紧张，不知是因为天冷，还是由于激动，微微有些发抖，他恍然觉得这似乎不像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还是觉得太荒诞了，和平年代，居然由一批“造反”（普天下古今中外有这样的“造反”吗？）的人，以和平的方式，不费一刀一枪，从执政当局手中夺得权力，这很离奇，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地正在发生的事实，他想起了自己读过的“一把七一年公社史”和美国记者里德写的描述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这一刻，周恒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另册”身份，身上充溢着一种生疏的神圣感，他庆幸自己和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领袖”们在一起，亲历这种历史性的变革事件，他们在创造历史。他想，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他老人家在以独特的方式 ，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重新注入活力，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的，更加鲜活的生命，他觉得在这场运动中，他自己的命运出现了转机，能躬逢这种盛举，可说是“三生有幸”，甚至是“不虚此生”了。短短二十几分钟，“夺权”就顺利完成了，“前”县委、县人委的领导们在听完唐振松代表革命造反组织对他们的简短的训令后，低着头离去了。这一晚，年轻的造反派头头们一夜未眠，他们像改朝换代入主权力机构的“新贵”一样，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中，他们有太多的大事需要研究决定。当造反组织的头头儿们在向全社会公布的夺权公告上签名时，周恒顺不肯签自己的名字，唐振松、张峰几个人都动员他，说：“今晚凡是在场参加的都必须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是见证，也是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唐振松说：“怎么，怕承担责任，怕坐牢，杀头？的确，我们做的确实是‘史无前例’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做我们的后盾，我们所向无敌，无所畏惧。”周恒顺不想让大家误认为他是胆小鬼，没办法儿，只好在“榆树村丛中笑革命造反队”的名字后边签上了“代表：周恒顺”。接着研究确定陶阳县临时权力机构“陶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成员。唐振松、李静、张峰，还有傅大愣都名列其中。周恒顺坚持由钟向东—而不是他—参加这个委员会。张峰说：“那好，我们尊重周恒顺同志的意见。”“联合委员会”立即开会，周恒顺代表钟向东参加。大家选举唐振松、李静、张峰，一个工人代表，还有傅大愣为总服务组，以唐振松为召集人。唐振松说：“我提议周恒顺同志留在县里，担任‘联委会’的工作人员。”张峰说：“我支持，由我来通知钟向东同志。”周恒顺私下对张峰和唐振松说，我这个情况来县里工作怕不合适，我还是不离开本大队，给钟向东帮忙为好。唐振松显然处在亢奋中，不等周恒顺说完，就反驳说：“你什么‘情况’？你难道不能革命？谁能剥夺你革命的权利？反动的‘血统论’是党内走资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段，我们绝不让一些好同志当反动路线的牺牲品。我们让周恒顺来联委会工作，是革命事业的需要，而不是讲的同学、故交的私情。周恒顺，赶快把你的‘怕’字丢掉，‘怕’就是私心杂念。”张峰说：“周恒顺，难道你就甘心一辈子让人家压得抬不起头，做不得人？”说到这里，张峰眼里已经有了泪水，他拍拍周恒顺的肩膀，说：“别前怕狼后怕虎了，我们一起干，天塌下来，老大哥我替你顶着。”周恒顺被两位老同学的话感动了，鼻子有点发酸，说：“你们两位老大哥这样热诚，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干就干吧，豁出去了。”唐振松说：“别啰嗦了，今晚上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呢。”这些处在高度亢奋状态中的青年人以为自己是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好汉”，一个个激昂慷慨，意气风发，已经是后半夜，依然精神饱满，干劲十足。他们确定第二天一大早由县广播站广播“夺权公告”并下达通知，次日上午召开夺权庆祝大会。周恒顺当天晚上就受命为“新政权”工作了，为联委会总负责人唐振松起草夺权庆祝大会上的主旨讲话，又连夜到县印刷厂发排，一直忙到天亮。……夺权庆祝大会开过之后，像一阵风刮过，全县大大小小单位，所有公社、大队都夺了权。张峰、钟向东带领各自组织参加了公社的夺权，钟向东领导的“丛中笑”在榆树村大队夺了权，宣布顾青山靠边站，参加劳动，接受批判，于三套、宋家财等人仍然留用，负责“抓生产”。于家兄弟见县里的“夺权公告”上不但有“榆树村丛中笑革命造反队”，而且是周恒顺代表签了名字，他们觉得这简直好像太阳从西边儿出来了，而钟向东在本大队夺了权，他们“概而慷”因为人少势弱，什么也没捞到，兄弟几个人气急败坏，于大牛主张到县里去贴大字报，揪出周恒顺，孙志春说：“姐夫，咱不能胡来。周恒顺能参加，说明钟向东信任他，还说明他们县里有人，咱们现在去县里贴周恒顺的大字报，那就是和全县的革命造反组织为敌，甚至是把矛头指向了‘红色新政权’，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就在本大队闹，攻钟向东和他的‘丛中笑’是假夺权，真保皇，不让他们掌成权。”从此榆树村大队.两派对立，争斗越来越凶，闹得村里鸡犬不宁。
一九六七年二月，原青岛市副市长，据说多年受“资产阶级司令部”压制的“革命干部”王效禹成为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齐鲁大地上突然升起的政治明星，他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会同其他几个“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联合省城自称的山东省红卫兵，工人，贫下中农等革命造反组织于二月三日“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而且得到了济南部队和山东省军区的全力支持，夺权者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任主任，中央批准了山东的夺权，而且王效禹还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核心组组长以及济南部队、山东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号称“四个第一”，而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宣布“支持王效禹”，“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支持山东省四大革命群众组织”。王效禹一时之间成为山东省不可一世，炙手可热，如日中天的“伟大人物”，省里几大革命群众组织则是他的“群众基础”和左膀右臂，是“革命左派”的象征。就这样，山东省继上海之后，较早确立了“造反派”的权威地位。陶阳县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组建了陶阳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县人武部政委出任主任，原县委廖副书记因为出身好，“认罪”态度好，与原县委书记决裂，积极“杀回马枪”，表现好，被“解放”出来，参加了“县革委筹委会”，而书记，县长，副书记牟永平等县级当权派继续靠边站，接受批判斗争，李静、唐振松、张峰，还有一位煤矿工人造反派的代表担任了副主任。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们仿照省几大群众组织建立了全县的红卫兵、工人、贫下中农三大指挥部，周恒顺在贫下中农指挥部担任工作人员。但一九六七年却是山东省文化大革命的多事之年，由于运动中群众组织山头林立，而夺权中利益分配苦乐不均，加上为控制乱局而动用军队以“支左”—支持革命左派—为名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而部队的任务既然明确为“支左”，那自然是“支左”而不能，不应支“右”，但是全中国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自命为“左派”，部队支持谁，不支持谁？部队官兵不是神人，判断“左”、“右”没有什么统一标准，于是部队对群众组织的亲疏更使社会上的混乱加剧。一九六七年二月份，中央几个老领导奋起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和挑战，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定性为“二月逆流”，全国各地都假借“反击二月逆流”两派大闹一气，军队也无例外地参与其中，各地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俨然成为和平年代的“内战”。而以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为代表的中央几个“左派”领导似乎有意播乱，江青公开提倡“文攻武卫”，为武斗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山东省各地群众组织全都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每一派都自称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者。陶阳县也一样。两派各自召开批判大会，各自发起示威游行，各自设立广播站，大喇叭从早到晚宣传自己的主张，夸示自己的正确，攻击对方，两派时常冲突。两派都组建了“文攻武卫”战斗队，头戴柳条帽儿，手持一种一头黑一头红的木棍（世人称“黑红棍”），集中吃住，集中行动，老百姓称它为“棍子队”。这两派俨然成为民国时期割据一方的军阀，这“棍子队”就是他们各自的“武装力量”。两派之间不断发生规模不等的武斗，好在也许是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尚欠“火候”，也许是山东人受孔孟影响，性情相对平和温良，所以这种武斗比之关东，大西南甚至大上海和“天子”脚下的北京，显见是“小巫见大巫”，像小孩子玩耍一般了。周恒顺此时已是其中一派的骨干人物，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自然只能随波逐流，而且他是“认真理”，不善机变的人，认为自己所追随的革命组织的骨干们都是大公无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拉队伍和他们对立的则是些没捞着“稻草”的“野心家”、“跳梁小丑”，是在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必须加以声讨，批判，直至把他们彻底摧垮，而根据造反派领袖们提供的看法，他们又认为人民武装部屁股没有坐到“革命造反派”一边，与“保守派”勾勾搭搭，暗中纵容和支持，有的甚至直指他们就是“保守组识”的“黑后台”。周恒顺是个不惜力气的人，受人之命，忠人之事，所谓“能者多劳”，他被称为本派的“一支笔”，亲自起草了本派的一篇又一篇批判文章和讨伐对立面组织的宣传材料，按照本派领导的授意，文章中也包含了对部队的批评、规劝甚至警告的内容。这些大块文章，在大喇叭里天天广播，还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周恒顺沉溺在战斗的狂热中，不能自己，每当他“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撰写出一篇篇文稿儿，看着这些东西在印刷机下变成宣传品—像出版物—被各地造反派拿去在全县散发，听着大喇叭里一遍遍广播自己的大作，他感到自豪，不由得想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诗句，造反派领袖和战友们称赞他的文章“横扫干军如卷席”，他嘴里谦虚，但心里是惬意的。他觉得是文化大革命给了他机会，让他得以和大家一样以平等的身份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在这事业中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从夺权到两派斗争这段日子，周恒顺作为陶阳县革命群众组织的骨干成员，工作，吃住都在县委大院，他公而忘私，很少回家，夜以继日地和“战友”们一起开会，一起游行，一起研究一篇篇战斗檄文，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从上初中开始到文革之前，他一直处在被“组织”排斥在外的边缘状态，时刻被人们歧视的目光所复盖，而这段日子他生平第一次被一个“组织”真诚地纳入怀抱，作为它有一定份量的一员，人身有所依傍，享受着“毛”植根于“皮”一般的归属感，感受着和其他人一样的，平等的，受人尊重的，可以冲口而出说出心里话的尊严和“自由”，这让他有一种奇异的，非常人可理解的幸福感，同时还因为是在从事着光荣而崇高的革命事业而有一种神圣感，他满怀希望，革命队伍从此可以见证他的忠诚，承认他绝非“异己分子”而能接纳他，使用他，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当然，在开展大批判，揭原县委“盖子”当中，也时常出现周恒顺不愿听到的内容，原县委副书记廖纪水在发言中，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接着就像猎犬扑向猎物一样，口口逮毛，一针见血，毫不容情地揭发批判原县委书记，特别是一直跟他不睦的副书记牟永平，说牟永平出于阶级本性，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周桥沆瀣一气，充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保护伞，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还批判牟永平在方庄公社榆树村大队地主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程兆运案件的处理上，表现右倾，对程兆运极力包庇。……周恒顺看到廖纪水一类领导干部面对造反派的强大压力，为了自己脱身，不惜对自己的同事横加罪名，落井下石，甚至挟嫌报复，借造反派之刀，“杀”自己的政治对手,让人看到了人性—哪怕是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的人性—的丑恶，政治斗争的凶险，残酷。……周恒顺随即警示自己，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一叶障目，要看运动的主流，大方向，……但是，有道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更何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一哄而起的“集体的狂欢”，更不可能长此以往，而在文革舞台上粉墨登场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兴盛只能是阶段性的，这些组织的成员的活跃和“风光”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一九六七年夏天，当全国各地陷在人为制造的“内战”中，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发出了最新指示，老人家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超凡气魄和博大胸襟，面对各地“全面内战”的状况，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好，而且越来越好。”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处理了“武汉事件”以后，全国各地加大了对“保守组织”的打击力度，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旗帜鲜明地支持各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效仿湖北省武汉市摧垮“百万雄师”，搞垮各地的对立面群众组织，号召其成员“反戈一击”，对原组织头头“杀回马枪”，而这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被打成“坏头头”，加以揪斗，甚至被关押，在陶阳县，周恒顺所属的一派取得了彻底胜利。县人民武装部按照省革委和地区几大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司令部的指示，开始着手正式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武部政委在召集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开会部署成立革命委员会，组建办事机构时，强调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对革命委员会会成员，办事机构工作人员要进行政审，严格把关，以确保红色新政权的纯洁性。结果，周恒顺的政审不合格，人武部政委亲自找张峰谈话，说，周恒顺在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表现是好的，人品也好，但是他的父亲和社会关系确有问题，为了不给阶级敌人和对立面组织留下攻击红色新政权的口实，授人以柄，周恒顺不能进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希望也不要继续留在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要做好工作，动员周恒顺回本大队闹革命。张峰拼全力替周恒顺辩护，要求领导上重新考虑此事，但政委态度十分坚决，说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照他说的执行。还说，无论怎样“造反”，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会变，党的阶级路线不会变，如果说“变”的话，只能是越变越严，要求越来越高。唐振松、李静闻讯又去找了政委，但政委丝毫不为所动。周恒顺已经听说搞政审的消息，知道此次个人的安排恐怕会出问题，但没想到最后的结果会如此不留情面。张峰和唐振松两人嗫嗫嚅嚅地跟他说了此事，周恒顺听了脸色变得腊黄，大热天，却感到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彻骨的寒冷，微微发抖，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他欲言又止，欲哭无泪，他无话可说，怎么说呢，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鸣冤叫屈？去争？去为自己辩解，去乞求？那岂不是去向党组织伸手要“官儿”？那不会有结果，只能自取其辱。在共产党领导的干队伍里，虽然每个人都在意，甚至钻营、谋求工作位置，职务，官衔，但表面上，又必须做出不图名，不图利的姿态，更何况他只是一个临时在县上胡混的挣工分的社员而已，有何资格去争，去求？张峰说：“恒顺，我们对不住你。从夺取到现在，你为陶阳县的文化大革命费了那么大心血、精力，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我们也尽力地争了，但是没有用。当初你不愿意留在县里我们硬把你留下，看来是把你害了。”周恒顺说：“我心里很清楚，你们当时执意留我，既是斗争的需要，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途径，改变我的处境，让我获得所谓‘解放’。你们是为我好，不是要‘害’我。我不怨你们。这大半年时间在县上，和你们在一起做了一些事，也算是一种人生阅历。我无怨无悔。”造反派头头们集合在饭店里，给周恒顺送行。战友们一个个都愤愤不平，不少人说“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之类的话，在的还骂骂咧咧，周恒顺素来滴酒不沾，这晚上也喝了不少酒，吐得一塌糊涂。战友们都喝得东倒西歪，周恒顺眯瞪着朦胧的醉眼，怎么看着有点像梁山好汉被招安后在一起喝酒时的情景……第二天一大早，周恒顺趁大家都还在熟睡，捆好行李，骑车回了榆树村。奶奶见他驮回了行李，虽然脸上笑着，但难掩眉宇间的失望，问道：“小儿，这回回来，就不回去了？”周恒顺说：“县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走向正规了，没有群众组织的事儿了，我就回来了。原来就是张峰他们非让我在那里帮忙儿，不是长期的。”奶奶说：“回来好。回来平安。你看这文化大革命闹的，处处里闹两派，兵荒马乱的，跟旧社会似的。不搀活那些事了也好。我也挂着。”周恒顺说：“就是。”祖孙两人正说着，钟向东—人高马大，步伐严整，旧军装穿得正正规规，连风纪扣儿都系得紧紧的，像还当着兵似的—来了，进门后紧握着周恒顺的手，说：“张峰给我说了。兄弟，回大队好。我在大队里给你安排工作。咱们有的是事儿干—于家兄弟那一小伙儿不住地捣乱，咱一起对付他们。”周恒顺说：“大哥，谢谢你的好意。你什么事都不要给我安排。我这次回来，就当清社员了。另外，我在县里听说，县革命委员会很快就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群众组织都要实行‘大联合’，不能闹了。”钟向东两眼一瞪，说：“大联合？咱大队秃子兄弟这种组织，纯粹是捣蛋的，也要跟他们联合？那还讲革命原则吗？”周恒顺苦笑着，说：“问题是哪个组织都不会自己承认自己是‘捣蛋’的，都说自己是‘革命’的，而且是最‘革命’的。你这种想法儿，上边儿说了，叫‘派性’，而且是‘资产阶级派性’。大哥，算了，别跟他们斗了，没意思。最后还是得上边儿说了算。”钟向东说：“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先在群众组织里当二把手儿，下一步再往大队革委里安排。行不行？”‘周恒顺说：“再谢一回大哥的好意。我真的什么也不干了。我这个情况，不连累你。我就当清社员，下地干活儿。你‘抓革命’，我‘促生产’。如果大队允许—应该能允许，不让我搞运输是原县委和公社党委通知的，现在那些人几乎全倒了，我就干老本行，再去拉排车，交钱挣工分儿。”钟向东很难过地说：“那没问题。就是苦了兄弟你了。”周恒顺说：“我原先怎样，现在还怎样，不苦。我在家收拾几天，就上路。大哥，你有什么事—可别是两派儿斗争的事—用得着我，就吱声。我保证尽力帮忙。”钟向东走后，奶奶说：“小杏儿听庄里人说，于秃子兄弟满村里哟喝，说你在县里‘跌脚’了，让武装部的人给撵回来了。”周恒顺说：“别听他们胡说。奶奶，我也没犯错误，还是因为俺大大和社会关系那些事，让我回来的。”奶奶说：“还是我先前那话，人啊，心强强不过命。小儿，你可得撑住劲啊。”周恒顺说：“奶奶，比起我考大学那次的打击，这回不算什么。就算进了县机关，还是‘三不脱离’，身份还是社员，倒不如干脆安安稳稳当社员。你放心，奶奶，我不难受，也不犯愁。”奶奶说：“小儿，你不愁，可有人愁。你这几天不回来，把小杏儿急坏了。”周恒顺说：“怎么了？”奶奶说：“杏儿老家一个远门的表哥，初中毕业，在家干庄户，文化大革命当了造反派，在公社里当了头头儿，他往这边出差，来看你刘婶，相中小杏儿了，回去就托人来说媒，你刘婶儿贪图他当公社那点官儿，人家说就应下来了，可是小杏儿死活不愿意，说这辈子不找主儿，也不嫁这个人。那孩子我看见了，长得没个人样儿，要个头儿没个头儿，要长相没长相，搐搐巴巴，歪瓜裂枣的，坐在椅子上，不安位儿，两条腿不住地合撒，看得人心烦。当这点儿小官儿，烧得不行，拿样做势的—难怪小杏儿看不上，你刘婶儿不知迷哪一窍儿了。”周恒顺问：“现在怎么样了？”奶奶说：“从打媒人走了，娘两个天天磨牙，杏儿得空儿就跑来，说着说着就哭，盼着你回来救她。这有两、三天没过来了，兴许是你刘婶儿不让她出来，怕咱在后头给她使劲。”周恒顺说：“咱也使不上劲。这是她的终身大事，还是得她自己拿主意。”
这晚上，石头儿没回来。周恒顺和奶奶一起吃完晚饭，收拾完，伺候奶奶睡了，拿出从县城借来的“内部读物”看，但怎么也看不下去。奶奶在里间屋床上老翻身，老人家睡不着，他知道奶奶在替他发愁。他已经二十五虚岁了，庄上跟他一样大的小伙子，除了成份不好的，家里特别穷，条件太差的，差不多都娶媳妇儿，有的小孩儿都两、三个了。可他和石头儿兄弟俩，到现在还是一对光棍儿。奶奶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得挪动着小脚儿给他们做饭吃。这件事不光是个生活，过日子的实际问题，还是个脸面问题。家里竖着两个大小伙子，没个媳妇儿，奶奶一定觉得很没面子，在乡亲们跟前抬不起头。周恒顺知道奶奶白天说小杏儿的事儿隐含的意思，可是，周恒顺不愿意说破，他不愿意让奶奶伤心。长这么大，真正装到他心里，让他忘不掉的有三个女孩儿，上高小的时候，同班儿的傅冬梅，长得俊，功课好，和周恒顺特别投缘，但在一个春天的夜晚，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了。周恒顺小小年纪，心疼得厉害，他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情”；让他真正感到刻骨铭心，难以割舍的的是他和牟洪云的感情，如果他能考上大学，即使是特别差的大学，牟洪云不会计较两人家境、门第、个人政治前途的差异，他们一定会相伴相依度过一生，倘能如此，他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是，他高考落了榜，这让他和牟洪云之间陡然竖起了无法越过的屏障，他们今生有缘无分，只能期以来世（？）了，高考的落榜，让他的全部愿望、理想化为泡影，自然也毁掉了他的爱情梦。这是他心中长久—也许会一直到死—的疼；邻居家小姑娘小杏儿，周恒顺上高小时，她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周恒顺一直看她是个小妹妹，他从学校回来了，小杏儿慢慢长大了，有事没事儿常来他家，两人几乎天天见面，这女孩儿越长越好看，心眼儿好，对周恒顺的依恋一年甚于一年，但周恒顺心里直很矛盾，前两、三年，虽然他已经明确地，决绝地跟牟洪云割断了恋情，但他心里依旧容不下任何别的女孩儿。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会由衷地感到厌烦，这两年，他已经不这样了，但对眼前的小杏儿，他却从心里觉得“不合适”，因为小杏儿一家是外来户，小杏儿父亲三年饥荒中病死后，母女孤苦无助，周恒顺给过一些帮助，如果他找了小杏儿，那在人们看来，就好像周恒顺原来对她们母女的帮助都是有目的的，周恒顺觉得这很不好，因为他几乎是个有道德“洁癖”的人，另外，他对小杏儿不是不喜欢，而是不忍，他在村里处境不好，他不愿让这个善良的女孩儿因为跟了他而受人歧视和欺负，她应找个好得多的对象，过平安的日子，但是，听奶奶说了这事，想到小杏儿也许真的要嫁回老家，去跟那个她不中意的长得“歪瓜裂枣”，坐在那里两腿不停抖动的男人结婚，周恒顺心里又很不好受，看来，小杏儿也要离他而去了。周恒顺连被人爱，爱自己心爱的人的资格都没有！—在这个初秋的夜里，黑暗和寂静掩盖了没完没了的纷乱和争斗，杀戮和毁灭，那些革命的豪言壮语，那些似乎关乎人类前途，代表着真理和正义的战斗已经离他十分遥远，虽然只是昨天以前的事，但此刻已经恍如隔世了。周恒顺这才真切地感觉到，他为改变自己的处境，为自己争取一个稍有尊严的，与自己的知识水平相称的“体面”些的人生而进行的尝试、挣扎，又一次失败了。生活像飞驰的列车无情地，毫不顾惜地把他甩了出来。他受同学们之邀，和他们一起“战斗”的八、九个月，让他展现了“才情”，“能力”，现出一时的辉煌，像尘封的珠子偶然地闪了闪短暂的，怪异的光，倏乎间重又归于土掩尘封之中。任何挣扎，努力，怎样向革命事业剖露忠诚的“表现”全都无济于事，心血和汗水抛洒，但却只有耕耘，没有收获，“论功行赏”，不会有他的份儿。他只能被排斥，被放逐。命运又一次欺骗了他—他甚至觉得不怪“命运”，因为他本来就不该受那种幻梦引诱，万木争荣的世界只属于他人，没有他周恒顺的立足之地，他只是一棵“病树”。他在县城对张峰和唐振松说“无怨无悔”，半是自慰，半是自欺，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朋友过分难过。当他回家来，重新坐在小煤油灯旁，听着奶奶的叹息声，这才觉得从云端跌落到了地上，他深悔自己不够笃定，违背自己的初衷，懵懵懂懂地去参加这八、九个月的“革命”，没有爬高，却摔得很重。他想起鲁迅先生的诗句，“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似乎是他此时处境和心情的写照。可是，鲁迅先生尚能负气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他周恒顺却追求安身立命而不可得。他为什么会到县里去这八、九个月？客观上是大环境，“形势”的影响，他被大潮裹挟，不跟也得跟，但从内心说，他又何尝不是幻想如同学们所愿“自己解放自己”？毕竟求生向好是所有生物的本能，犹葵花之向阳，水之往顺畅处流，他周恒顺不过是最庸常的一个人，焉能例外？只可惜他忘了，作为“另册”中人，人家就是要扼杀你的本能，就是要剥夺你求生向好的权利。……周恒顺不愿再想了，他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院子里，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风凉如水，也许要下雨了。夜色如磐，心意沉沉，四顾茫茫，苟活，只有苟活，周恒顺眼前没有别的路儿。
第二天一大早，周恒顺就起来到井台上挑水，他希望在井台上能遇见小杏儿。昨晚他睡下后，眼前老出现小杏儿流着泪向他乞援的样子，睡着了，在梦里，小杏儿还那样儿……但是，好像刘婶儿故意不让小杏儿跟他见面，他挑了三趟水，把水缸灌得满满的，还存了两水桶，但没看见小杏儿的影子，没奈何，他只好跟着生产队的劳力下坡干活儿了。社员们问他县上的事，问他怎么回来了，还回不回去，他含含糊糊地应付着，他也没心思说县里的事，他老是放心不下小杏儿……周恒顺一边在生产队干活，一边盼着大队革命委员会尽快恢复他的拉排车营生，既是为了自家生计，也是不愿搀活本大队的事情，不愿再蹚两派争斗的浑水。钟向东倒真够交情，周恒顺只在生产队里干了两天活儿，大队就通知他，说方庄供销社来找过大队，希望周恒顺再去运货，大队请示了方庄公社革委会，公社答复，说以这种方式搞运输不属于搞“自发”，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集体副业”，没有问题。大队通知周恒顺从次日起还像原先那样外出跑运输，每月固定向生产队交二十元钱，生产队按一个整劳力出全勤记工分，还说大队革委会了解了，这是各个大队的通常做法儿。这让周恒顺有一点意外之喜，当晚，周恒顺就收拾好了排车，做好了准备，准备第二天就重拾旧业。可惜这几天一直没见到小杏儿，不知娘两个争出结果了没有？他也不好去小杏儿家。没办法儿，只好带着心事上路了。
周恒顺回村不到一个月，在县革委、县人武部、公社革委、公社人武部的强大压力下，凡有两派群众组织的生产大队都实现了“大联合”。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地军队的首长（在公社一级就是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不但作为“三结合”其中一方的代表理所当然地参加，而且往往出任第一把手儿，起主导作用，被结合的领导干部惊魂甫定，往往谨言慎行，缩手缩脚，而造反派的代表不少人像驾辕拉套的狗一样，上窜下跳，像马戏团的小丑，鬼头鬼脑，像刚当上弼马温的孙猴子，坐不稳屁股下的交椅。榆树村于秃子兄弟当权时，跟公社人武部部长混得很熟，关系很粘乎儿，“四清”中，他们下了台，部长觉得很惋惜，这次搞“大联合”，部长亲自来榆树村，坐阵主持，把两个群众组织合二为一，把于二车、孙志春两个人塞进了大队革命委员会，孙志春还当上了副主任，部长暗中对于大牛说：“‘四清’的时候你的事儿多一些，你的工作问题，先放一放，时机成熟了再安排。”曾几何时，两派组识还水火不容，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现在突然被硬捏到一起，自然是面合心不合，社会上说这不叫“大联合”，是“瞎凑合”，或者说是“拉郎配”。两派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由分庭抗礼变成了同室操戈，所谓“一个槽上拴不了两头叫驴”，纵观文化大革命，从中央最高当局到下边各级权力机构，一直到工厂、农村，所有单位，哪里也没有心口如一的团结和联合，只有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总是一派压倒另一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此循环往复。榆树村大队于大牛的二弟和妻弟进了领导班子，他在一旁摇摇欲试，秃子两兄弟又在村里掌权了，以后有好戏看了。
“一天换三朝，耽误不了庄稼人剜谷苗儿”。文化大革命一年年地闹个没完，当官儿的像走马灯一样换一茬又一茬，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照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听生产队长号令下坡干活儿，照样春种秋收，照样自己饿着肚子，半饥半饱，吃糠咽菜，把粮食、生猪、自己几只鸡下的几个鸡蛋卖给国家，供着城里人，让他们有饭吃着，整人的整人，挨整的挨整。周恒顺回榆树村两个月了，村里忙“三秋”了，他暂时放一放拉脚儿的活计，回村忙秋。这么多天，周恒顺天天早出晚归，一直没见到小杏儿，他对自己说，算了吧，别操闲心了，小杏儿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你就别瞎想了，听天由命，不属于你的，你想也想不来，属于你的，不用想，还是会属于你。虽然是这样劝说自己，但心里仍然放不下，可是，放不下又能怎么样呢？……这天，周恒顺给队里掰棒子，用排车往场里运棒子，特别累，晚饭后，看了一阵书就睡了。刚睡着一会儿，被外边敲大门的声音惊醒了，听见外头一边敲门，还哭咧咧地喊：“奶奶，端阳哥，……”周恒顺听出是杏儿在大门外边，轱轳爬起来，去开了大门，小杏儿在大门外站着，周恒顺说：“小杏儿，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小杏儿哭腔说：“端阳哥，俺娘前几天在坡里喝了不干净的水，回来就肚子疼，拉肚子，疼得在床上翻打滚，刚才昏过去了。大队里的先生没在家，走亲戚去了，我吓死了，你快去看看吧。”周恒顺说：“我先别去看了—怕耽误时间，你快回去准备准备，我拉了排车过去，送她上煤矿医院。”小杏儿说：“俺娘说她不上医院，我是想让你去把咱庄的先生叫回来。家里没钱了。”周恒顺说：“没钱不要紧，我带上，必须上医院。”小杏儿急忙回了家，周恒顺给奶奶说了，石头儿醒了，问：“哥，我去不？”周恒顺说：“明天队里兴许分棒子，你别去了。”当晚周恒顺和小杏儿两人把杏儿娘送到了煤矿医院。大夫说：“这个病人病情很严重，已经很危险了，再来晚点，就没命了。”不一会儿，大夫开了处方，周恒顺去交了钱，拿来药，护士给病人挂上了吊瓶儿，小杏儿和周恒顺在旁边守着。过了老大会儿，小杏儿娘睁开眼睛，看着周恒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端阳，亏了你，……一回回麻烦你，还让你花钱，……婶子怎么谢你？……”周恒顺说：“婶子，别说这些，先治好病要紧。咱不是邻居吗？‘远亲不如近邻’，帮助是应该的。”一连打了三、四个小时“点滴”，病人睡着了，周恒顺轻声说：“杏儿，婶子住院的押金我交上了，你在这里看着，我回去，看看分棒子不，如果分，一块儿把你家的也给运回来。”周恒顺说完走出病房，拉了排车往外走，走出医院没多远，小杏儿追了来，在后边喊道：“端阳哥，给你俺家的钥匙，你好开门放棒子。”周恒顺停下来，小杏儿跑得吁吁气喘，周恒顺从她手里接过钥匙，说：“外边凉了，你回病房吧，我抓紧走。”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别慌着走，我有话给你说。”鸡叫了，一钩弯月悬在西南方天上，周恒顺看看在月色中纤细，单瘦，楚楚可怜的小杏儿，说：“有什么话，明天我来了再说，行不？婶子跟前没人不行。”小杏说：“吊瓶打完了，俺娘睡着了，没事儿。”周恒顺说：“好，那就快说。”小杏儿哭了，一下扑到周恒顺身上，抽泣着说：“端阳哥，求求你，别推脱。快救救我吧。”周恒顺把她轻轻地推开，说：“我不是推脱，是天太晚了，外边也凉。”小杏儿说：“我这就快没命了，还怕什么凉不凉？”周恒顺说：“什么大不了的事，至于‘没命’了？”小杏儿两只杏眼瞪圆了，说：“端阳哥，你是装糊涂？什么事，奶奶没给你说？”周恒顺说：“奶奶倒是说了几句。不过这件事我确实不好说什么，也帮不上你什么忙。我能劝婶子退掉亲事？咱农村人有讲究：挑‘红媒’是有罪的。”小杏儿说：“我也不是要你去找俺娘挑‘红媒’，这两、三个月，俺娘两个天天闹。俺娘图希那小子那点儿官儿，也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又怕以后受于秃子他们欺负，非逼着我同意这门亲事。我说什么也不答应，跟她明说了，她一定要逼我，我别没法儿，就一条路儿，去找俺大大—俺大大要活着，出不了这事儿。我还跟她说了，俺这辈子，除了端阳哥，任你是什么官儿，什么大工人，老师，吃皇粮的，俺也不跟。俺娘俩儿天明闹到天黑。你从县里回来，她怕我找你，天明到天黑摽着我，从坡里回来也不让我出大门儿。我骂她‘没良心’，她也觉得对不住你。我哭俺大大，她也哭。”周恒顺说：“婶子有她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她也是为你好。你就是不同意那个人，也得好好跟她说。至于咱们两个，也从来没明开说过，婶子也不算‘没良心’。”小杏儿急了，说：“端阳哥，俺急死了，你还不乍不乍的，说点子不咸不淡，没用处的话！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和洪云姐到底是怎么着 ？ ”周恒顺说：“这还用问？我和‘洪云姐’没什么‘怎么着’，我早说过了，俺两人是不可能的。”小杏儿说：“那就行了，那就没挡头儿了—我跟定你了。”周恒顺说：“我刚才说了，婶子的想法儿有道理。我知道经过这么多年，你对我有感情，可是，你比我小好几岁，人又单纯，天真，我确实不忍心让你跟我受罪。”小杏儿说：“‘受罪’是我自己甘心情愿。我不问你喜欢我不，我只问你烦我不？”周恒顺说：“杏儿，我怎么会‘烦’你？不可能烦你。”小杏儿说：“那就行了，你不烦我，奶奶喜欢我，我就拿定主意了，拉扒棍子要饭也跟着你。”周恒顺说：“杏儿，你还小，一定要考虑好了，不能凭一时的冲动，由着性子来。”小杏儿眼里注着泪，说：“这是我自己一辈子的大事，我怎么会‘一时冲动’？我从小到大，你是什么人，怎么待我，待俺爹娘我不记得？好人孬人我分不出来？我认准了的事，就非得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周恒顺见小杏儿真的急了，也被她堵得说不出话，一时语塞，小杏儿又说：“端阳哥，你还不这不那的，你不知道，这些日子，你不在家，我是怎么过来的。”周恒顺说：“怎么了，就为着婶子给你找对象的事？”小杏儿说：“还不光这个事儿，还有孙志春那个小黄黄，他觉得自己又是老师，又是造反派头头儿，有事没事儿上我跟前转游，跟绿豆蝇似的，轰走了又回来了。六月天，那个八杆子拨拉不着的表哥没味儿地来看俺娘—明显地是冲着我来的，没多少天，他就让人来说媒，俺娘怕日子长了，我吃孙志春的亏，也是看上老家那人当那点儿官儿了，忙不迭地答应了，我急死了，天天盼着你回来，跟你说说心里话，帮我想想办法儿，可你老是不回来。没把俺急死。”周恒顺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事。”小杏儿说：“端阳哥，我不怨你。你上了县里去，我从心里替你高兴，我想你在县上干出名堂来，跟洪云姐就般配了，我在一边儿看着，心里难受，也愿意。可是，最近这段日子，于家兄弟，孙志春个坏小子又说你在县里待不下去了，要回来了，我心里甭提有多难受了。”周恒顺听着小杏儿这些话，觉得心口窝儿发热，眼睛发酸，嗫嚅道：“杏儿，你，……”小杏儿说：“端阳哥，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矛盾，又希望你在县里干好了，有个出路儿，又觉得你在家，像原先那样，咱一起拉车，拾炭，来来回回一路儿走，可是，你真地回来了，我又难受死了。……端阳哥，你命太苦了。俺娘也知道你是好孩子，可是，她又觉得你怎么在这个社会儿里到哪都吃不开，她说我要找了你，没准儿会受一辈子苦，一辈子抬不起头，受人欺负，说我放着福囤不钻，非往火坑里跳。 端阳哥，我好歹见着你了，你也说这样的话。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你苦，才非得找你，非要和你在一起，活，陪着，哪怕死了呢，也陪着！”杏儿的话让周恒顺觉得像过电一样从头顶震颤到脚跟，区区何幸，竟有此美丽、善良、纯洁的好女孩儿苦苦相恋，痴情如斯？月光下，小杏儿一双美丽的杏眼里晶莹的泪花儿闪烁着眩目的光，周恒顺觉得那光亮扩散开来，照拂着，温暖着他孤单的，苦透了的心，小杏儿又扬起脸，用闪烁着泪光的眼睛看着他，说：“端阳哥，答应我，让我陪你，别推开我，行吗？”周恒顺的感情像躁动不安的潮水终于冲开了闭锁着的闸门，汹涌而出了，他把小杏儿紧紧地搂在怀里，小杏儿软润的前胸，纤细的腰肢在他怀里颤抖，透过单薄的衣衫，周恒顺感觉出小杏儿身上水一样凉，他说：“杏儿，你穿得太少了，觉得冷了吧？”小杏儿紧贴着他，说：“有点儿冷。”周恒顺把她搂得更紧些，说：“杏儿，我答应你，咱俩互相陪伴一生，永远不分开，就像现在这样，我要暖你一辈子。”小杏儿的眼泪汩汩地流淌，淌到周恒顺的褂子上，胸膛上，她抬起头，说：“我把你的褂子都哭湿了。”周恒顺用手轻轻地擦去她的眼泪，说：“没关系。……杏儿，你快回去吧，别让婶子醒了找不着你着急。我也得走了。”小杏儿依依不舍地离开刚走顺回了医院，周恒顺也匆匆走了。月光下，周恒顺两腿生风地疾走着，干了一天活儿，又奔波了一个晚上，竟一点儿也不累，也没有睏意，他周身被幸福感包围了。他想起了傅冬梅，天人相隔，她早已在另一个世界了，她又想起了牟洪云，他们虽然同在人世间，但她和他分属于几如天堂、地狱一样悬殊的世界，就像同一张白纸上的一上一下两条平行线，永远也不会交汇，现在，孤苦的小杏儿，也只能是孤苦的小杏儿，将和他相伴终生了。……周恒顺想，这事不能急，让小杏儿慢慢说服她娘，一旦定下来，他就写信告诉牟洪云，好让她彻底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痴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