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don’t reach for the bottle of whisky
No you won’t see me popping the pills
‘Cause if I want the pain to go away
In a second make it fade
You’re my medicine, medicine
My medicine, medicine
My medicine”
“Medicine” by Shakira
那时，国内刚恢复了高考不久。报大学志愿时，爷爷和爸爸都说当医生好，我就报考入了北医。他们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学医好啊，你看看你外祖父当医生多好，刚解放那会儿，是民主人士，工资一个月三百斤小米，与市长一样。外祖父是一九二几年上的医学院，那时学校里每门课程的教材由不同国家请来的代课老师决定，用的原文课本，有英文，日文，德文等等。
就这样，我上了北大医学院，又读了研究生，做完了住院医，后来又来了美国做科研。外国医生来美国是不能直接行医的，但可以通过考试取得执照后行医(现在的考试是USMLE)。看看邻居住的那个印度来的夫妇在我做研究的医学院里当住院医生，我想我虽已考过了TOFEL和GRE也被研究生院录取，但我为什么不也去试试考取执照后行医呢？
从此，一个又一个的晚上，一个又一个的周末，一本又一本的教材，一套又一套的考题，几年就这样过去。三部分共计五整天的医学执照考试又一一考过。这还真托了小时候在父亲鞭策下背诵毛主席老三篇一个字都不可错时练出的记忆力。
从南部开车纵贯美国大陆，用了两天时间一直开到了北边的费城。怀着忐忑兴奋的心情，开始了在美国重当住院医的生活。
第一天去医院里重新当住院医生的日子有一点小小的震撼感，与主治医及高年住院医查房讨论时，被问及的问题都可以回答，但谈话用的简称缩写却是有点迷糊，许多药物的名称还较熟悉，可是剂量上还是没准儿。有些病人住院一段时间后有厚厚的一叠病历，阅读病历时才发现那些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及会诊医生用英文书写病历的笔迹是如此多变不规，如同天书一般，不知所云。
几天后，几星期后，对医院的情况略有了解，问病史，体检，写病历，提出初步意见，也就变得容易一些。每有病人出院，除了填写出院医嘱，开处方，病人住院总结需要录音后，由打字员打字出来。让我这略带大舌头的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打字员打出来的的报告通顺工整,只需签字了。
有一次，一个极其高大粗壮的非裔病人发高烧，我被叫去抽血作血培养。病房里灯光柔暗，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强光灯的开关。床边还坐着一个非裔中年妇女。病人住院很久，容易的血管已都被用得不能用了，看不到也摸不到静脉，抽了几次，居然没有取到。就叫另一个印度裔的住院医生来试一试。我心想她应该对这种深色皮肤上的静脉有经验，结果也没能抽到。那中年妇女问是否需要帮助，我心说，您是一个家属，如何帮？最后血抽到了，抗菌素静脉点滴也给了，病人一切安好。第二天，那位主治医大发雷霆，表示不满。原来坐在床边的那个妇女就是主治医。以前没见过不认识，谁让你既不穿白大褂, 又不戴标记身份的胸牌。当然也可能没有看到你戴的胸牌，谁让美国大学医院的医生教授常有不穿白大褂的?
没多久，轮转到了心脏监护病房。第一天早晨交接班，上一组的医生把病房现有的病人十三个交给我和另一个高年住医院医。这一天，又正好晚上值班。从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一共收入十八个新的心绞痛心肌梗塞的病人。忙到这份儿上，每个人只能单独行动从急诊室或普通病房接收病人。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一夜过去。当然严重的病人在夜里应向值班的高年医生报备请示，这是规定。第二天早上还要向心脏科主任医生报告所有新病人的病史体检及处置。这老头儿心脏科主任医生带着大家查房，去导官室超声室放射科，来来去去楼上楼下，还只走楼梯，把大家累得不轻。
那一天我知道了一个人的潜力可以有多少。常常其它的晚上回到家里也是很累, 躺在地板上倒头就是一觉, 两个小时后肚子饿了才醒。
那年冬天，美东来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冰雪。州长宣布全州紧急戒严，一切车辆不能出行。我正好那天在值班。这一个班值下来，三白天二黑夜。在食堂里，大家谈论的话题是这食堂还有什么粮食和蔬菜可以用来继续给大家烹调供应？虽然在家的医护人员也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或国民兵接送，终究没有其它医生来接班。直到解禁，道路清理完毕才有人来。
这里医院的急诊室对急诊病人有求必医, 不问病人能否支付得了费用。医院的急诊室的墙上都会有英文或包括其它文种的如此说明。 由于对医学教育及医疗卫生的巨额投资，对医院、医生的多种法律规范，使得这里的医疗教育研究及医疗服务别居一格。对医药公司也有专门法律规犯, 医药代表请医生吃一顿饭都要登记上报。也在医院里遇到过披着天使外衣的连环杀手, 让人感到人心莫测, 但少有医闹, 一切多循法律途径解决。
从再学医到再行医，间或有些故事或人，时常让人感动。让我难忘的不仅是那些有时见到的罕见奇怪的病例, 更是那些所接触到在不经意时向我讲述他们的平常而不凡的生活的人们。 那个要求自己小孩高中毕业后或上学或工作或当兵三选一的牧师, 那个九十七岁几天前去投选票的老太太, 那个拄着拐仗去过索马里和格林那达的退武老兵, 那个当年造了欧州最长大桥的工程师, 那个八十岁还去修车店上班的老师傅, 那个头戴印着”我敢飞”三个字的帽子说他五十岁时考了飞机驾照的人, 那个抱怨儿子儿媳抢银行坐牢不得不自己在家带孙子的老头, 那个叙述自己患癌后丈夫离家出走的中年女士, 那个押着犯人看急诊时对我的好奇认真解答他带有三梭子加一发共有多少发子弹的警探, 那个一夏天跑了好几个马拉松的护士, 那个金发碧眼讲着流利中文的去病房看爷爷的大学生, 那些许许多多演义着七彩五味生活的人们。
一转眼，一天, 一月, 一年……，时光如流水一样走过。 行医的路, 如翻山越岭, 如步履薄冰。从不曾鼓励儿子学医，这里的孩子当然没听说过白求恩，他怎么也去报考医学院了呢？他问我知道不知道保尔法磨珥医生这个人。他说他听过保尔法磨珥医生的讲课, 也读过一本讲述他的故事叫做《山外青山》的书。儿子说他喜欢做一个像保尔法磨珥医生那样的人。
在海地行医的美国医生保尔法磨珥有着一颗救治天下人的赤热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