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之前： 昨天财富杂志主编给我丢了几个Links，说里面有几个人物我可能感兴趣。大概因为李四光对珞珈校舍选址的贡献，让我看到地质学家马廷英就点了进去。原来是他证实东沙是中国的。但文章重点写他的流亡岁月。--- 山河破碎，茫茫悲惨岁月里，一代大家也随之坎坷。多事之秋的中国，并没有让一代学人失去进取。倒是和平时期的人事，让他穷困潦倒，极让人悲叹。
地质学家马廷英的流亡岁月（1） 作者 云中君
在大陆，说起李四光，可说无人不知。然而，提到马廷英，则大多数一头雾水。不久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由于两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质学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个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书中的父亲自然是马廷英，儿子就是该书的作者、台湾著名作家马国光（亮轩），序者乃是马廷英的前妻孙彩苹和著名“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
一本书牵动两岸情，在马国光大陆寻亲的心路历程中，或许充满了对世事难料的唏嘘。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事涉两岸的文化记忆会更加精彩纷呈。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近年来的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竟和逝去经年的马廷英博士可以有点关联。
2011年6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大学地质系前主任马廷英过世32年后，他位于台北市青田街七巷六号的日式故居，曾经荒烟蔓草、白蚁蛀蚀，经过一年的整理才对外开放。在我看来，这不单纯是对名人故居保护的需要，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马廷英不仅通过对珊瑚生长节律的研究证实了东沙群岛在明代就是中国领土，而且他还是一位坚定的“保钓”运动者。
马廷英一生中的唯一一次从政经历，也就是作为国立东北中学的校长，带着近千名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从豫鄂交界的鸡公山，穿越鄂湘黔川四省，历经艰险的流亡历程。
（2）
东北中学是1931年底张学良在北平创办的一所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张学良亲任董事长兼校长，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孙一民等东北名流为董事，王化一代理校长。学校强调军事训练，学生着军装持枪训练，聘请东北讲武堂校尉级军官为教官，以期为抗日培养军事人才，具有明显的抗日色彩，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1935年何梅协定签定后，被勒令迁出。恰逢张学良出洋归国，就任武昌行营主任和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东北中学随即迁往豫鄂两省交界的避暑胜地鸡公山上。1936年2月，东中学生因反对校当局克扣伙食，压制学生抗日情绪，发生震动武汉三镇的“二·一九”学潮，数百学生赴武汉请愿。张学良为此撤换代理校长王化一，由孙一民接替，并引进马献图、阎述诗、王铁良等一批进步老师，一时间学校抗日空气高涨，东北学生北上南下进行抗日宣传，更加引起国民党当局不安，把东中视为“共产党的大本营”。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拘，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峙趁机将东北中学包围缴械。同时，国民党CC派也开始争夺学校领导权，湖北省教育厅厅长、CC派骨干周天放趁孙一民不在校内之际，借口东中内部复杂，仿整理东北军先例，派“整理组”来校，并任命赵雨时为校长，接管东北中学，遭到东中学生的强烈反抗，纷纷到武昌明月桥“东北救亡总会”，请求东北籍元老、东北中学董事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等帮助驱赶赵雨时。
赵雨时，原名柨霖，字雨时，曾长期担任张学良幕僚，创办过东北第一份晚报。东北沦陷后，参加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先后担任《东方快报》等五家报社的社长、总编和主笔，宣传抗日。如此“报界英才”、“爱国志士”为何遭到东北中学师生的驱赶？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赵雨时身上的政治标签，即国民党CC派分子。显然，这是东北系统国民党CC派领袖齐世英指使周天放策划的一次夺权行动。不过，由于东中师生坚持不懈地向汉口教育部请愿和东中校董们的斡旋， 1938年4月1日，教育部被迫撤换了赵雨时，同时改东北中学为国立，改派地质学家马廷英为校长。也就是说，马廷英担任东北中学校长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马廷英，字雪峰，1899年诞生于辽宁省金县。1914年毕业于金州中学，到日本留学。 1929年毕业于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士学位。1935年应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之邀，主持领导东沙群岛造礁珊瑚和珊瑚礁的调查研究工作。1936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矢部长克指导下，以珊瑚礁论文获理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前秘密回国。应聘任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士，兼中央大学教授。
马廷英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为什么会答应担任东北中学校长呢？据东北中学学生、著名记者杨重野回忆，马廷英是经齐世光推荐的，大概看中了马博士的东北籍学者背景。杨重野说，“马廷英是一位地质学家，他接校后，任命林啸琨为教导主任，王汉倬为教务长。马廷英无党无派，不过问政治，也不过问校政……”。齐世英之女齐怀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写道，“突然有一天，在南来北往的客人中看到了马廷英叔叔。抗战初起，他放弃了在日本长达十七年地质学者的工作，回国献身文化报国，曾任由沈阳南迁的东北中学校长。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与他亲近。她并不清楚，东北中学是如何从北平南迁的，她的马廷英叔叔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担当东北中学的校长。
在东中学生的回忆中，关于马校长的文字很少，大概就是因为他既不过问政治，也不过问校政的缘故。现居西安89岁的东中学生霍本田在回忆中对于马廷英来鸡公山这样写道：“ 1938年4月1日，新校长马廷英带着教务、训育、事务三个主任和几名新聘请的教员从武汉来到鸡公山上任了，学校门口换上了国立东北中学的新校牌，新校长马廷英是一位东北籍的著名地质学家，以无党派的学者身份来掌管这所多年来派系纷争不断的老学校。新官上任三把火，学校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随着马校长的到来，东北中学赢得了宝贵的短暂而平静的学习生活。
（3）
然而，世外桃源般的鸡公山也并非久留之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教育部紧急通知学校准备搬迁到湖南邵阳桃花坪。经过紧张的搬迁准备，1938年6月上旬的某一天，学校包租了一列火车的几节车厢，傍晚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然后渡江到武昌，暂时借居张之洞路的育杰中学。不久，又包租了一条两层小客轮驶向湖南湘潭，然后坐车从陆路抵达资江边的桃花坪。一位叫丁援的将军出于爱国和同情心，与马校长签订协议，仅以一元的租金将他刚落成临江的大片商业街店面租给学校使用。
在桃花坪刚安顿下来，长沙一场荒唐的大火后，学校又不得不开始西迁四川。从湖南桃花坪出发至川东自流井的静宁寺，行程二千多里，耗时半年多，东中师生历尽艰辛和磨难，一路洒满了辛酸的血和泪。期间，马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过湘西，穿贵州，安抵重庆的这段行程最为艰险，乘小木船漂资江，徒步攀越雪峰山，顶着轰炸过芷江，化整为零抵贵阳……，给东中师生们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1939年初到达重庆后，石光老师立刻在《反攻》杂志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湘黔散记》。
不理校政的马廷英，面对一路土匪的滋扰，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危，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自古以来，湘西多匪患，东北中学居停桃花坪期间，就遭遇到了土匪的袭扰，扬言要洗劫学校，抓走校长和女生，弄得学校人心惶惶。校长马廷英倒也镇定，一面请丁将军派来一个排的地方团丁保护，一面用仅存的二十多枝老枪组织校警队日夜巡逻，一面通过关系与匪首取得联系，邀请来校参观。作为学者的马廷英敢请土匪头子来做客，实为无奈之举，也颇有些胆色。或许是利用了匪首的义气，或许是言明了学校的性质，总之双方握手言欢，化险为夷。再后来，又在雪峰山遇土匪，因拿不出两挺机关枪，在交涉未果，一筹莫展之际，幸得护送航委会军用物质的军队保护，顺利穿过雪峰山匪区。在溆浦，为使东中师生顺利通过匪区，马校长专程拜访了当地威望很高的陈遐龄将军，并在陈将军赠与的名片护佑下，一路通行无阻。
在马国光的记忆里，父亲曾告诉他流亡中对付土匪的故事。学校出发前，马校长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一路上扎营造饭时，周围插上树枝，围上两圈铁丝，用红纸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果然，山匪发现他们企图打劫时，却看到写着“小心电网”的红字，经师爷一说电的威力，便不敢造次。还有一次，马校长带着几个师生外出做地质调查，不想遇上了土匪，未见过此架势的师生四下逃命，结果一位老师中弹身亡。只有这位学者校长原地不动声色，打开包裹，土匪一看，全是些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地说：“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当得知校长是东北人，姓马，还是位做研究的教授，赶忙请他上山做客，在山寨当了几天贵宾。原来，这一帮土匪里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
学校千辛万苦到达芷江休整时，亲历了芷江两次遭日机野蛮轰炸，全校师生目睹芷江城被炸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在这次浩劫中全校师生虽幸免于难，但在衣食住行方面造成更大的困难。在通过湘黔公路前往贵阳时，学校已无力包车了，只好发给二三天的路费，由学生们结伴分散前行，然后到指定的地点报到。全校800名师生及职工家属不得不在湘黔公路上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克服艰险，忍饥挨饿抵达贵阳。
为了解决学校经费问题，马校长从贵阳先期前往重庆。霍本田在其回忆录《逃亡流浪流浪逃亡——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生活纪实》中，在回忆起在贵阳看话剧《凤凰城》时写道，“自从马廷英去重庆后，学校的迁校经费得到解决，学校的运转愈加自如，不仅出资包戏院，看话剧，送病号到医院看病，还在联系车辆准备送同学们集体乘车上重庆，再不‘放羊’了。”
在贵阳停留七天后，全校师生乘车过乌江，经遵义，穿过娄山关，抵达重庆，在长江边上的马家店驻扎。而此时的马廷英已完成了他的使命，安全将全校师生带到重庆，向教育部交差，到中国地理研究所报到了。校长职务由教务主任王汉倬接任，王汉倬是黑龙江绥化人，后来成了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而一向对学生关爱有加，深受学生爱戴的石光老师却无端地遭到解聘。石光老师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无党无派的马廷英校长离开了学校。我不知道他是被挤掉、被免职的，还是自动辞职的。”
其实，当你全面了解了马廷英博士后，你自然会明白，他到底是免职，还是辞职。无论如何，临危受命，历经艰辛，将近千名东北中学流亡师生从豫鄂之交的鸡公山上，安全带到大后方重庆，对于这位“爱国而不问政治”的学者来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