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但还是常常想起他。我父亲出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家中，他排行老二。他说过他小时候上学的故事。因为家里太穷，没有钱上学。村里有个地主，大概是附近一所4年制初级小学的校董，还是什么，反正是个有钱有势的人。父亲的爸爸，我的爷爷，就想法帮他干活，请他坐独轮车不收钱等等。那个地主人很好，就问我爷爷，有什么事情他可以帮助？爷爷就说家里的老二想上学，但没钱。地主就说，学费可以免了，书费自负。爷爷于是拼命干活筹集书费。就这样，父亲成了他家4个兄弟中唯一念过4年书的人。一年冬天，爷爷刚用辛苦赚来的钱买了书，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连人带独轮车一起掉到河里，放在车上新买的书也掉到水里，捞了半天，才把书给捞出来，回家已是半夜时分。父亲读书很用功，成绩不错。
我从小就经常做梦。其中一个梦现在还记得，大约我4～5岁时，睡梦中，我在父亲单位的院子里玩，忽然看见路上父亲向我走来，身后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身后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像是押着他的样子。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上前抱住父亲的腿。父亲摸了摸我的头，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多年以后。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去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只有初小文化程度（4年小学），对哲学根本不懂。当时党校校长杨献珍有个哲学观点叫“合二而一”。父亲工作积极，回来后就把杨的观点文章转印了一些小册子。结果刚刚在单位里散发，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就因为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观点相反，而被打倒。父亲跟着倒霉，被批为杨的小爬虫，停职反省。实际上父亲和杨献珍没有什么关系。这大概就是我会做这个梦的背景吧。我父亲的领导暗中还是很照顾他的，保留党籍军籍，并没有对他怎么样。如果想落井下石，当时完全可以把他政治上一棍子打死。如果那样，我们全家就惨了。后来让他带工作组下乡搞四清，然后调往东北换了个单位了事。
我父亲对同事和部下非常厚道，他们对父亲也很好。上苍也看顾他。我家请了一个保姆，名叫杨贵珍。她勤劳善良，认真负责，把我们家和几个孩子照顾得很周到，在院子里名声很好。结果我父亲的一位领导知道了，对父亲说，你能不能让你家的保姆换到我家来。父亲很为难，说，我不好强迫人家，这样吧，我去问问她，如果她愿意，我绝不保留。于是父亲把这事向她说了，询问保姆的意见。保姆一口回绝，说不愿意。这事于是作罢。
我出生后，家里请了一个奶妈带我，但实际上那个奶妈没有什么奶，只好喂我米汤。父亲也知道，但想到那个奶妈生活困难，就佯装不知，仍旧雇她，只是多买一些东西给我补充而已。父亲很喜爱我们孩子。他自己腿不好。但经常在我们小时候，在星期天把我们挨个放在自行车上，他骑车带我们出去兜风。每次我都很高兴。他自己满头大汗，累得气喘吁吁，可是脸上笑眯眯的。
我小时候，大约也是4～5岁时，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晚饭后在马路边上玩，看见几个不穿军装的年轻学员也在那散步，向我走来。一个人指指我，说，他是不是XXX的孩子？其他人说是的，其中一个年轻人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锡纸包着的巧克力糖塞给我。我当时也不知道谢，接过来就吃。如果父亲平时凶蛮霸道，他们大概不会这样待我。
文革后期，我们父子俩经常在饭桌上辩论时政，我对毛泽东很不满，而他对毛很崇敬，奉若神明。毛泽东临去世前，我从插队的农村回家探望，临走前他偷偷告诉我，毛主席快要去世了。我问，你怎么知道呀?
父亲说部队秘密要求在近期内加强戒备，云云。果然5，6天后我在农村的有线广播中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在上海时，我家住一个日式二层小洋楼，但父亲和我们只住楼下，把楼上让给一个西南联大毕业的部下居住。记得他家有四个女儿，文革后期，我和姐姐在北京玩，还去那人家里拜访过。我上大学时，每次离家返校，父亲总是背着我母亲，偷偷地塞给我一些钱。我从少年时代就有的胃病，在农村插队时逐渐严重。也是在我父亲多方努力之下，寻医问药，后来终于医治断根。
文革前夕，父亲单身在东北工作时，单位让他住一套单元（记得不算厨房，有3，4个房间），但他只住其中一间，其余几间让给有困难的下属居住。文革时，部队院校也搞四大，造反。父亲被打倒，被关押了一阵。他告诉我们，他部下后来也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只要知道有别的什么造反组织要揪斗父亲，他们就马上在同样时间开批斗会，装装样子揪斗父亲，让他坐在凳子上，看见外人来了，他们就大喊口号，命令老实交代等等，气势很凶的样子。外人不在，他们就宣读毛语录，宣读报纸社论。这样父亲就少受了不少罪。
父亲作战勇敢，多次负伤。1944年部队攻打高邮。在我父亲连队，战前商定，我父亲（时任指导员）带突击队冲锋，连长负责掩护，跟进。结果突击队冲上去之后，敌方反冲锋，突击队伤亡惨重。父亲说那个连长明明可以带队增援，可就是迟迟不上来，只是在后面高喊坚持，坚持。那次战斗，父亲被手榴弹炸成重伤，多处受伤。伤愈出院后，右腿因手榴弹弹片，肌肉萎缩，从膝盖到脚腕，直上直下，没有一点肌肉。后来残废证上注明二等乙级残废。父亲对那同事很有意见，几次跟我们说过那次负伤的经历。那人后来青云直上，官越做越大，只是最后脑溢血，瘫痪在床上好几年。1994年父亲来美国旅游，谈到当年的那个搭档，说他官做的很大。我说，爸，这没什么，你看你虽然官小，但身体还不错，可以自由自在出来玩。他官做得大，可是只能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你愿意那样吗？父亲听了，没再吭声。
父亲受过几次处分。一次是在与国民党军交战时，父亲任教导员，上级命令他那个营乘夜穿插。半夜里部队迷了路，好不容易找来一个老乡，请他当向导。但父亲无论怎样说好话，怎样许诺好处，那位老乡就是一口咬定不知道，说不认识路。军情火急，父亲又急又怒，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于是那个可怜的老乡愿意带路。部队顺利到达指定地点，但他被处以严重警告处分。
文革中，父亲的一位同事为了减轻造反派的批斗，将造反派追究的一件事诬陷到父亲头上。但父亲宽恕了他，离开那个单位时特意登门拜访。那人很感动。文革后也专门来探望父亲，并致歉意。
文革后期，父亲离开五七干校，恢复工作。他属下有个医院，里面一个科主任之类的业务骨干，有次和护士闲聊谈天时，用毛泽东为江青庐山仙人洞照片写的诗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比喻男女之事。那个女护士立即向上级汇报。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那个医生被批斗得很惨，医院领导并决定从重处罚，向上汇报。父亲得知后，去医院当着众人的面训斥了那个医生一顿，但在医院领导的会议上，说那个医生悔改态度好，从重批判就好，建议不要从重处罚了。后来医院只给了他一个很轻的党内处分。
感谢上苍，对父亲多有看护。他虽然多次受伤，腿有残疾，但身体一直尚好，什么大病也没有。他在70
多岁时，就自愿在去世后把遗体献给医院。询问我们几个孩子的意见。我说我反对，但尊重你老人家的意见。他86岁去世前，身体虽然衰弱，行动要拄拐杖，但看书看报，头脑一直十分清楚，思维敏捷。最后不知吃了什么东西，腹泻，进而引发肺炎，住院，昏迷。期间一度好转，苏醒。我还以为他能平安度过这一关。结果入院第三天再度昏迷，当天就去世了。我根本来不及回去看他。悲哉，这是我永远的遗憾。愿上苍眷顾我父亲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