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船难救险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

水上救险是一个难题。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战列舰旗舰 Arizona号被击沉，很多水兵被困在舱内来不及逃脱，1177人遇难。2001年，中国海航战机驾驶员与美侦察机相撞以后跳伞，虽然僚机汇报了坠机方位，海上救援船只依然无功而返。这次长江客轮遇险翻船，400余人遇难，生还者寥寥，很多人对于救援中的种种问题提出很多质疑。追查责任固然重要，但是从中吸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也许是事故过后更重要的工作。

我个人觉得这起事故反应了中国灾难救援上两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一个是缺乏专业救援人员，另一个是缺乏有效的反应机制。

1995年，奥克拉荷马市中心发生恐怖袭击爆破案。爆炸发生后，第一辆救护车在不到一分钟内到达现场。一分半钟内，医疗救险中心接到报警作出反应，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源源不断感到现场。五分钟后，由医生，消防人员和警察组成的临时指挥部成立。23分钟以后，州紧急救援中心成立，统筹调动所需的物质，资金和人员。半个小时之内，周围十几个州的救援队已经出发上路。可以看出，美国灾难救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为主，而且这个体系的启动是一种触发式自然反应，灵活迅速。

长江船难救援工作，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应迟缓。因为缺乏有效反应机制，平常没有训练，中国的遇险救援停留在官僚体制阶段。救援所需的人力物力，只有在各级领导到达现场，才开始调动，严重耽误救援时机。水上翻船需要潜水人员，但是星期一发生船难，到星期三大量潜水作业专业人员才赶到，怎么可能还有人存活？而大量陆上车辆堵塞，缺乏有效调动指挥，浪费人力物力又毫无意义。各级领导好像只是为了给民众一个交代，把场面搞得轰轰烈烈，根本不管是否有效。

在中国，对于事故的重视好像是由到场的领导级别决定的。总理到了，市长到了，书记到了，好像就显示了救援的决心和力量。问题是，这些领导懂得专业救援，知道需要哪些设施，那些设备，懂得制定有效救援方案？在大规模事故救援中，领导应该是后勤，保障物资和资金的供应，而具体安排应该是专业人员负责。看的出来，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没有专业人员愿意负责，也不敢负责，更不敢抢了领导的风头。仅仅等候各级领导到场，就已经耽误了救援时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很多人提出了日本可能取代美国的言论。当时，日本以半导体技术，家用电器，汽车出口为龙头，以出口带动内需，股市繁荣，房地产更是牛气冲天。有人说，把日本卖了可以买下美国，而日本持有的贸易顺差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余额。日本的富翁在全世界大肆购买豪宅和名画珍宝，日本人喊出了“日本可以说不”的口号。

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已经是历史，而日本1995年神户地震凸显了日本与美国在社会救灾体制和效率上的差异。对比在这之前不久发生在洛杉矶的类似地震，日本的救援可以说令本国人民和政客汗颜。地震发生后，日本国民表现的克制和冷静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和赞扬，但是日本政府地震救援的无能和迟钝得到强烈批评，有的地区在发生地震一个月以后救援人员才到达。日本学者反思：美国能，日本为什么不能？

中国跟日本不同，跟美国也不同，照搬哪国的经验都不合适。但是，日本的教训值得中国重视。中国经济发展尚不及当时的日本，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更接近日本，过分依赖出口，缺乏技术创新，股市和房地产的疯狂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可以说在走向富裕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但是表现出的浮躁已经非常明显。长江船难事故救险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提醒我们中国在改进官僚体制，增强社会运作效率上，还远远不及理想，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也不小。中国不应妄自菲薄，但更应该克服急躁和浮夸心态，扎扎实实做好基础教育和基础建设。

刚来美国时，与在洛杉矶的一位朋友交谈。他说，刚来美国，看看周围高楼大厦，觉得中国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后来，看到美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觉得也许需要二十年。慢慢了解美国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后，觉得也许需要五十年，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