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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高墙和铁丝网内，一个在高墙和铁丝网外，一个在“里边”服刑，一个在外边陪伴，陆国栋和邵一兰夫妻两人这样过了十多年了。陆国栋在“里边”岁月难熬，邵一兰在外边日子也不好过，她在公社卫生院上班，每天接触那些穷苦，邋遢的病人和家属，不分白天和黑夜，也没有休息日，心里还时时为近在咫尺，却如隔着高山大河的丈夫担心，想着下次探监给他带什么东西，说什么话宽慰他，他问起家人的情况，怎么编瞎话糊弄他，这些都要事先打好“腹稿”，免得说错话，露出破绽。她时时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孩子和老人。夜深人静，失眠的时候，或者从恶梦中醒来，她想念远在台湾的爸妈和弟弟、妹妹。…从丈夫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被判刑发配到大西北，她就算出丈夫要服刑到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期满，一共五干四百七十九天（别的劳改犯计算刑期，自被拘留或逮扑之日算起，而陆国栋是在劳教期间被改判徒刑的，据党和政府政策规定，劳教不属于“刑事处分”，故劳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每过二十四小时，她就减掉一天。她相信，虽然这种日子特别漫长，但终归是过一天，少一天，总会有熬到头的时候。现在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从丈夫开始服刑已经过去四干八百九十六天了，到刑满出狱还有五百八十三天。邵一兰天天这样算啊，盼啊，除了计算天数，她还特别关心时事。尽管地处偏远，尽管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都是政治上的“贱民”，政治和时事常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但她却每天都会听中央台的新闻广播，时时关注政治形势，政治风云变幻，因为她无师自通地认为，只有社会比较稳定，党政部门，司法机关正常办公，他丈夫前些年写的申诉书才有可能被受理，才有可能碰巧遇上一个负责任的或者有同情心的干部给以过问，问题的解决才会有一线希望 。如果总是风波不断，大运动套着小运动，到处乱马搅枪，那些掌权的人或者忙着抢占有利位置，寻找和打击新的猎物，或者惶恐不安，自顾不暇，哪里会有人翻拾陆国栋一类的陈年旧账？陆国栋的“历史反革命罪”及因此而衍生出的“极右派”，“现行反革命”的案子岂不永远沉冤大海？一九七一年秋天，林彪出事以后，邵一兰从广播和报纸上看出社会好象安稳了一些，一九七二年春节前，邵一兰背着陆国栋给山东省公安厅写了一封信，申诉丈夫的冤情，请求领导调查落实，还丈夫一个清白。信写好后，她回济南过春节期间，正月初八，机关上班第三天，她瞒着家里人，偷偷去省公安厅“上访”，没想到接待她的一个青年—是个部队转业干部—听说她是陆国栋的家属，对她很热情。原来这个青年的父亲是个老工人。陆国栋给他父亲开过刀，治好了病，陆国栋去劳教前，他父亲和他还跑到家里来送行。这青年听父亲几次说到陆大夫，说陆大夫是好人，肯定是冤枉的。后来这青年当了兵，提了干，刚转业到省公安厅不久。青年干部听了邵一兰的陈述，看了她的信，说他一定抓紧把她的信—并设法儿找出陆国栋以前写的申诉信，一并报送领导，领导批示后，他争取亲自给调查落实，尽快给她答复。青年听说邵一兰为了丈夫，抛弃了自己在省级大医院的工作，去大西北在监外陪伴，忍不住唏嘘感叹。邵一兰给他留下了自己在大西北的地址。过了两个多月，邵一兰竟收到了那青年给她的来信，信上说，他和另外一位同志奉命一起调查核实陆国栋的问题，已经从一个在押的历史反革命的口供中，证实敌伪档案上那份国民党新党员登记表是国民党伪国大开会之前，德惠医院所在的国民党区党部为向上级邀功，向区内几家单位索要员工名单，据以编造的。名单上的那批国民党新党员，本人并不知情。信上说，名单上所列的那些人在镇反中几乎都受到了审查，会在运动后期予以纠正。至于陆国栋的问题如何处理，领导正在研究，请她静待。信上还交待，此事先不要告诉陆国栋，以免陆国栋情绪波动，生出其他枝节，不利问题的解决。一兰接到来信，喜出望外，觉得像拨云见日一般。丈夫这些年的“错误”、“罪行”全起因于敌伪档案上那份国民党新党员登记表，现在已经查实，“表”是假造的，那么他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当给予纠正，平反。邵一兰想，旧中国，当权者言必称“党国”，一个人加入国民党，应该履行一套手续，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却有人假造这种表格邀功请赏，可见国民党确实是腐败透顶，难怪被推翻。而共产党搞镇反，仅凭一份表格，没有任何旁证，就把人当历史反革命审查，不听本人申诉，反把申诉说成是“不老实”，“翻案”，“攻击镇反运动”，一再加重处罚，这岂不是草菅人命？她想起爸爸赴台前，曾对她老公公说：“毛氏公开声明，‘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而俄国人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实行民主和法治，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和旧社会沾边的人以及新产生的不同意见者残酷镇压，搞得像人间地狱。中国学那一套，绝不是百姓之福。”解放后的一次次运动，真的被父亲言中了。邵一兰知道自己这些想法儿是危险的，她是不会也不敢向任何人说的。她只是暗暗地盼着丈夫的事早日出现转机。从接到那青年的信，几个月过去了，还没一点儿动静儿，邵一兰上了班，这会儿门诊室里没有病人，她下意识地看着墙上的日历牌，心想，怎么一直没有消息呢？难道是空欢喜一场？ 邵一兰正一个人在门诊室里纳闷，嫲嫲院长猛地推门进来，兴奋得印堂发亮，老嫲嫲嘴裂开着，露出一排黄牙，笑得脸上皱纹像扇子面儿，站到邵一兰面前，邵一兰说：“院长，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嫲嫲院长说：“咱干的这个工作，天天见的不是病人，就是伤号儿，能让我高兴的事不多。可是，今天的事儿太让人高兴了，我跟你说了，你得挺住，我怕你高兴坏了。”邵一兰淡定地说：“院长，别像说书的似的卖关子了，快说吧，不论什么事，我都能挺得住。”嫲嫲院长说：“那我可说了，你沉住气听好了。刚才梆子头场长给我来电话，他们接到上级通知，陆大夫提前释放，明天上午九点让你去接他。”邵一兰听了院长的话，头皮“噌”地一声，浑身像被电击了一样，“格登”一下，她觉得眼前突然亮堂起来，两只眼睛里滚着泪珠儿，看着嫲嫲院长，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来。虽然这一刻是她十几年来天天盼望着的，特别是接到山东省公安厅那个青年干部的信以后，更是每时每刻都在盼着，但这一天真的来了，她竟有些不相信是真的。不是在做梦吧？不是，现在是大天白日，她刚才还看过日历，今天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下午约三点钟，院子里有本院的大夫、护士和病人走过，身上披着乳白色的阳光，院子里几棵杨树叶子在风中“哗啦哗啦”响着，邵一兰让自己镇定一下，说：“院长，谢谢你。”院长说：“别谢我，要谢谢组织，谢共产党，毛主席。”邵一兰苦笑笑，说：“对，谢组织，谢共产党，谢毛主席。”
几乎就在嫲嫲院长向邵一兰通知此事的同时，在劳改农场办公室里，农场监督改造科一位科长正在跟陆国栋谈话。科长告诉他，农场接到省劳改局的通知，说山东省公安厅最近来文，你历史上参加国民党的事已查清，确无此事，所以“反革命罪”予以撤销，决定立即提前释放。陆国栋听了，十分激动，忍不住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拿头往桌子上碰，科长厉声问：“陆国栋，你这是干什么？”陆国栋忙停住哭泣，两手擦擦眼泪，说：“对不起，我太难受了。”侯科长说：“怎么提前释放，还‘太难受’了？”陆国栋说：“政府（犯人在监狱里对监管人员一律称“政府”），我在镇反中因为一个不存在的国民党员问题被专案审查，因为坚持申诉，先被打成右派，被劳教，又改判十五年徒刑，我冤不冤？政府，我整个错、罪都不存在了，为什么不宣布我无罪释放，而是提前释放？”候科长说：“农场只是对送来的犯人监管，改造，并不过问犯人的具体罪行，我们是奉命行事，你有什么意见，回济南去找山东省公安厅和当时处理你的部门解决。我们还是希望你能正确对待。好了，你先回去吧，收拾东西，把你经管的卫生室的工作跟接替你的人做一下交接，明天上午你就出去。”这天晚上，高墙里头的陆国栋和高墙外的邵一兰都没怎么睡觉。第二天上午，不到八点，邵一兰就和护士小魏，还有医院里一个姓孙的茶炉工在农场大门外等着了，快到“十一”了，天上太阳依旧十分烤人，他们在阳光下站着，农场的大铁门紧紧地关闭着，大门外，两个公安战士背着长枪威严地立正站着，九点多，大铁门响了，陆国栋脊梁上背个大包，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提包，从只开了一道小缝儿的大铁门里走了出来，身后的大铁门立即“哐当”一声关上了，邵一兰和小魏、小孙三人赶紧迎了上去，陆国栋眯着眼望了一下兰天、太阳，像是很不习惯这大墙外的光明似的，紧走几步，到了他们跟前，说：“你们来了。”邵一兰两眼含泪，说：“昨天下午，院长就通知我了，他安排小魏、小孙陪我来的。”陆国栋对小魏、小孙两人微微低低头，像是躹躬的样子，说；“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小魏说：“不用谢，陆大夫，你不知道，听说你今天出来，全院的人都可高兴啦，大家都说，今天是邵大夫大喜的日子，也是公社医院大喜的日子。”小孙接过陆国栋背着，拎着的行李包，放到自行车上，捆结实了，说：“陆大头，邵大夫，咱们走吧。”陆国栋转回头看了看农场场部大院和围了铁丝网的大片农田，看见远处一队队穿着囚衣的劳改犯们正在荷枪实弹的公安战士看押下劳动，陆国栋的脸色灰暗下来，像是有一阵悸动似的打个哆嗦，轻轻地叹口气，说：“好，咱走吧，有劳你们了。”
陆国栋、邵一兰他们回到公社医院。从昨天到今天，嫲嫲院长把邵大夫的丈夫是受了冤屈的事给大家说了，院里的人对邵一兰除了敬重，更多了一份同情，对她“反革命”、“极右派”双料罪犯的丈夫不再感到可怕，而是觉得这人的遭遇可叹，可悲，可怜了。陆国栋来医院后，发现人们对他十分友善，让他心里觉得温暖。十几年了，他看的都是冷峻、严酷、凶横的嘴脸和鄙夷、轻蔑的目光，对世人这种平和、友善的态度，他觉得陌生，讶异和不习惯。他见人就颔首，不住地说“谢谢”。中午，嫲嫲院长和院里几个年长的大夫陪他们吃了饭，说是给陆大夫“接风”，表示欢迎，同时，感谢邵大夫几年来对医院的帮助和贡献。陆国栋十分感动。当天下午，陆国栋和邵一兰到公社邮电所给济南和崮山发了电报，报告国栋获释的“喜讯”。从邮电所回来，邵一兰让陆国栋换了衣服，洗了澡，把他从监狱里带回来的衣服全都洗了，烫了，说：“跟那里边的一切彻底告别，不留半点痕迹。”陆国栋说：“衣物上的污迹好除，心上的伤痕难去啊。”晚上，陆国栋和邵一兰面对面坐在房间里，陆国栋攥着邵一兰的手，端详着邵一兰，说：“一兰，从回来，你一直在忙，让我好好看看。十几年了，灾难没把你压垮，你变坚强了。”邵一兰说：“你是我的精神支柱。为了你，还有爸妈和亮亮，我只能选择坚强。”陆国栋说：“你吃苦了。”邵一兰说：“你才是真的吃苦了，我没什么，你已经看到了，这里的人真不错，对我很好。”陆国栋说：“你详细给我说说爸妈、叔婶，孩子，两个妹妹家的情况。”邵一兰说：“我去那里看你，都给你说过了，最近没多大变化。文化大革命中，大妹夫、大妹妹、妹妹都受到些冲击，还好，都过来了。”为了不增加陆国栋在监狱里的痛苦和精神负担，文化大革命中亲人们遭逢的灾难，邵一兰都没给他说，现在，他刚从地狱回到人世， 惊魂未定，她不想立即告诉他实情，她怕刺激太重，他受不了。她想再过几天，他身体有所恢复，再慢慢对他说。或者跟他一起回老家的路上甚至到家后，瞒不住了再说。陆国栋说：“一兰，我挺纳闷，山东省公安厅是怎么回事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会突然受理我的申诉，把国民党员的事情否了呢？”邵一兰说：“从接你回来，老是人来人往的，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说，这回解决得快，亏了你给开过刀的一个老工人—你劳教临走以前，他还跑到咱家来送你—的儿子，从部队转业到省公安厅不久，是他在里边操心给解决的。”陆国栋听了邵一兰说的她春节期间回济南去省公安厅“上访”以来的情况，说：“原来是这样。明明已经有了案子是假的，冤枉的确切证据，我不停地申诉，仍然没人过问，真是拿人不当人啊。”邵一兰说：“我们这些人，在当权者心目中，还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吗？”陆国栋说：“古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些人真的把人当刍狗对待，难以理解啊。”邵一兰说：“不说这些事了，什么也别想了。人家不拿我们当人，咱自己拿自己当人，好好朝前过吧。”……夜深了，邵一兰偎依着陆国栋，陆国栋轻轻地亲吻着她，但没表现出她记忆中他拥抱她，亲吻她时那种疯狂般的激情。他出事前，两人如果分别几天，外表沉稳持重的他见到她就是那样。现在，不在一起十几年了，劫后聚首，他却显得缩手缩脚，对她有点像学生在舞台上演戏，虚应公事。邵一兰想，他被关押得时间太长了，让人管束、吓唬得太厉害了，刚刚获得自由，一时半会儿还放不开？还是两个人分开的日子太多了，他跟她有了生分、疏离的感觉？邵一兰心里暗自发酸，不觉流出泪来，陆国栋惊问：“怎么了，一兰？”邵一兰掩饰道：“没什么，你突然回来，我太高兴了。”邵一兰紧靠在他身上，心想，别看他这会儿这样，待会儿进了被窝儿，两人肌肤相亲，他就会……这样想着，邵一兰觉得自己脸发热了，心也在“彭嘭”跳……陆国栋心里却在七上八下，他知道自己在男女“那事儿”上已经有了“问题”。刚劳教、劳改那段时间，作为青年男子，跟妻子感情又好，对邵一兰强烈的思念，对性事的渴求，难捱难忍，他心急火燎，迫不及待地申诉，总想早一天把案子翻过来，早一天回到妻子身边。这样长期不和她在一起，他忍受不了，会痛苦死的。晚上他睡不着觉，常常梦见邵一兰，时不时就“跑马儿”，后来，三年灾荒来了，吃不饱饭，天天饿得前胸贴着后背，瘦得皮包骨头，思想压力大，万念俱灰，生不如死，对妻子那种如饥似渴的强烈思念慢慢淡了下来，又过了两、三年，邵一兰来到这里，在农场外边陪他，两人个把月见一次面，他对邵一兰心疼，挂念，感激，但那种欲求几乎消失了。同监号的青壮年，没事儿喜欢讲“骚”故事，他烦恶他们的“下流”，听了那种故事也没有男人通常会有的那种“反应”。不少狱友偷偷“自娱”，他耻于那样做，觉得肮脏。久而久之，他发现自己早晨即使憋了尿，也不“勃起”了，他想，看来长期的压抑，肉体、精神屡受摧残，内分泌功能紊乱，“用进废退”，性功能衰退甚至衰竭了，这样下去，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就给“废”了，每想到这里他就身上出汗，痛苦万分，他试着想像和邵一兰亲热，想她的身子，想像跟她办那“事儿”，但是仍然“不灵”，有时“那里”稍稍硬挺了一点，但很快就软了，耷拉了……他想，完了，将来出去，怎样面对她？现在，陆国栋跟邵一兰相拥相偎在一起，他爱怜地亲吻着她，但他感觉出下边没有“反应”，他找不到蒙难前和她在一起那种感觉，没有那种胜过饥渴的欲求，更没有那种洪水烈火般的激情，他暗想，如果一会儿睡下了，那里还是“不争气”，就太糟糕了，太苦了，太对不起她了……这不是证明他陆国栋无情，冷血吗？……邵一兰感觉出陆国栋走神儿了，他在想心事，心想，他身心太疲惫了，伤得太重了,就说：“国栋，你太累了，咱早点睡吧。”邵一兰站起来，去封屋角里的煤炉，一边说：“因为你回来，嫲嫲院长特别给批了二百斤无烟煤，还给安了烟囱，让咱做饭，烧水。”陆国栋说：“这个院长真是个好人，也说明你在这里干得不孬。”邵一兰说：“来到这里，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苦到什么程度，农村穷到什么地步。面对那么多受苦人，能忍心不为他们做点事吗？”……炉子封好了，邵一兰说：“没事儿了，咱睡觉吧。”她站到陆国栋跟前，两只眼脉脉含情地看着他，撒娇地说：“栋，咱十几年不在一起了，人说‘久别胜新婚’，今晚上，我要你像刚结婚时那样，给我脱衣裳……”陆国栋的心动了一下，忙把邵一兰拽到自己怀里，让她坐到自己腿上，替她解上衣扣子，解腰带，帮她把外衣脱了，只剩下内衣内裤，把她抱到床上，放进被窝儿，自己也脱了外衣，只穿内衣内裤，钻进被窝儿，邵一兰一下扑到他身上，低声说：“你再给我脱了内衣内裤。”陆国栋忙帮她脱了，邵一兰伸手拽下了陆国栋的内裤，陆国栋自己把上身儿也脱了，两人赤着身子躺下，邵一兰忙往陆国栋身上贴，但陆国栋却像害怕似的，仍然缩手缩脚，躲躲闪闪，邵一兰极力贴近他，把手伸下去，摸他，低声问：“栋，怎么了？‘它’还是软的？”陆国栋难为情地说：“可能是咱们分别的时间太长了，那方面的功能有点衰退。没关系，也许一会儿就行了……”邵一兰紧紧地搂抱陆国栋，陆国栋也极力配合她，努力调动自己的感情，搂抱她，亲吻她，想像着原先跟她在一起那种欲仙欲死般的甜蜜的快乐，他满心希望“下边”会挺起来，但越想让它挺起来，它却越发像冻僵了的豆虫一样蜷缩着，没丁点儿活气，硬气，陆国栋心里紧张，越紧张越不行了。邵一兰用手攥着他的“那个”，还不停地摆弄它，它终于翘头儿了，胀了，直了，硬了，邵一兰急忙松了手，伸胳膊把陆国栋往自己身上拽，陆国栋慌忙趴到她身上，慌忙让那个在下边寻觅，“挺进”，但刚接触到邵一兰的下部，才挨着点边边儿，没觉得怎么样，那东西就不行了，软得像“皮条”似的，再也直不起来了……陆国栋只好下来了……心里十分懊丧，躺在邵一兰身边，急得身上出了好多汗，用手捶打自己的胸膛，说：“一兰，我太不争气了，太窝囊了，我完了，成废人一个了……一兰，实在对不起……”邵一兰见陆国栋这样，心里难受，流着泪说：“栋，你别这样，这不怪你，这是让人家害的。你被伤害得太厉害，思想压力太大，才会这样的。这怎么能怪你呢。……我不怪你。你人回来了，比什么都好，你躺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昨天晚上，咱们还隔着高墙、电网，咫尺天涯，今晚就睡在一个被窝儿里了……这不就太好了吗？我知足了。咱睡吧，搂着我睡吧。”陆国栋搂抱她，亲吻她，但邵一兰总觉得就是这搂抱和亲吻跟原先也不是一个滋味儿，心里十分不满足，就像饿过了劲儿似的，很难受，但她忍着不说，心里想，两情，两性，情爱，归根到底源于性，始于性，成于性，如果没有性为内核，不用说没有办法儿两人交合，就连爱抚、温存也会是“形式”的，虚应差事的，勉为其难的，没有力度的，更没有激情的，而那种力度、激情会让对方眩晕，震颤，那正是一个女人希望从自己所爱的男人那里得到的，现在看来，陆国栋真的是伤着了，他多惨啊，他们多惨啊。老天爷，因为一张国民党的无良党棍编造的表格，不问青红皂白，不听本人申辩，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种名为“革命斗争”，实为政治报复的行为的受害者何等无辜，多么冤枉。十几年了，当权者拿一个年轻有为、没有半点过失的医生的人格、生命不如草芥，他的肉体和精神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戕害！现在，邵一兰的被残害折磨得半死的丈夫回来了，但是却成了一具失掉了情欲的皮囊，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了……真惨啊……邵一兰挨着的分明还是原先那个男人，那熟悉得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的身体，哪里都跟原先一样，但是那个关键的，与她有关的部位却报废了，……邵一兰被爱欲煎熬着，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平和、温良的她，甚至想哭叫，想噬咬……当然，她不会那样做。……她慢慢地让自己的感情平复下来，犹如刚刚引燃的一团火，还没燃旺，就从下边抽了柴，往上边浇了水，让它熄灭了。算了吧，算了吧，认了吧……陆国栋没在这场长达十几年的劫难中把命丢了，完完整整地回来了,躺在她身边了，她就应该感谢上帝了。认命吧，知足吧。如果不是她去省公安厅上访，正巧遇着国栋救过的一个病人的儿子，国栋也不会被提前释放，即使熬到刑期满了放出来，没有人把那份国民党新党员登记表是假的这事跟陆国栋的案子挂上勾，他依然会沉冤没有尽头，说不定还会再遭劫难。现在问题解决了，邵一兰觉得是上帝的眷顾。……邵一兰轻轻抚摸着陆国栋的身体，……不着急，不放弃，尽可能让他吃好喝好休息好，让身体好好恢复，她相信她的关心爱抚会唤醒他的感情，她要用爱欲、激情重新燃起他对她的爱欲和激情。那段时间，陆国栋气急败坏，破罐子破摔，想跟当权者弄个鱼死网破，她用自己的关爱，拽住了他，让他醒悟过来，免于毁灭，保住了一条命，现在，他出来了，她仍然要用自己的爱让他苏醒，让他振作，她一定要把她原先那个男人重新找回来……邵一兰对辗转反侧的陆国栋说：“栋，别拿着当事儿，不急于求成，顺其自然，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就会像以前一样，疯起来恨不得把我弄零散了，……天不早了，睡着吧。”陆国栋说：“咱穿上内衣睡吧”。邵一兰往他身上靠靠，说：“不穿了，就这样睡。这么多年不在一起，能肌肤相亲，也是好的。”
陆国栋归心似箭，出狱第三天，就和邵一兰踏上了返乡路。邵一兰知道，很快就回家了，这十几年家人、亲戚的诸多灾变，没法儿再瞒他了。就在等火车时住的旅馆里，把他被带走后这十几年里，家人、亲戚的遭遇一五一十全对他说了。邵一些边说边流泪，有时哭得说不下去了，停停再说。陆国栋时而紧皱着眉头，时而吞声饮泣，时而悲痛得捶打自己的胸膛，不住地自语：“上帝，怎么会这样？”“竟然这样搞”，“可怕，太可怕了。”“惨，真惨。”“苦啊，真是太苦了。”邵一兰说完了，她好像从无边无岸的，深不见底的苦海中重又游走了一遍，说到末了，嗓子嘶哑了，眼睛哭红了，脸色变惨白了，像被抽了血一样，瘫软到床上，有气无力地对陆国栋说：“你在里边，怕你知道了难受，这些事都没给你说。说了也没用，白让你痛苦。你出来了，我还是张不开口，怕你一下子知道了这么些事，受不了。现在，再有一天多就回到家了，只好给你说了。”陆国栋说：“叔叔也是因为我镇反中被错整的事划成了右派，到文革，连命也搭上了。爸爸因为我，长期忧愁郁闷，文革初期还受了那样的凌辱，那么强壮的身体，生生摧残垮了，二强的死，又给了他致命一击。国筠一向书生气重，多愁善感，嫁了周桥，大树底下好乘凉，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桥也被搞那么惨，明明又那样绝情，一个那么好的继子又成了‘反革命’，她的心碎了，绝望了，人倒下了。国群这些年来受灾多难，苦得不能再苦了，她倒很坚强，我这七尺男子汉比不上她，但是命运对她太残酷了，居然连二强也给夺走了。她仍然挺着，又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样的祸福难料的新的生活，她真不简单，是女中豪杰。……姥娘家灭门了，两个姨家苦不堪言。我在里边也让看报听广播，知道外边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后来又搞‘四清’，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很厉害，但是报纸广播总说‘形势大好’，里边的人想像不出外边到底什么样儿，没想到会弄得这样惨烈。我还认为咱们家是平头百姓，跟政治斗争不搭界，不会有什么大灾大难，没想到，谁也没能幸免。”邵一兰说：“以前的运动整人还是有范围的，有数儿的，文化大革命中可就是不管什么人乱打一通了。甭管你是当权派，臭老九，有问题的人，还是造反派，保皇派，谁也没剩下，就连小老百姓，谁站错了队，也要‘消毒’，‘请罪’，人人都要搞类似宗教忏悔的‘斗私批修’，林彪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临了，连他自己的命也革了，真让他说着了。说实在话，你在那里头，是在地狱里，三年灾荒，文化大革命，监狱外头的不少人也等于是在地狱里。”陆国栋问：“我在里头学习，管教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苏联 成了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还坏的坏蛋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怎么样，经过文化大革命，干部作风，社会风气是不是有好转？”邵一兰说：“‘好转’？文件上新闻报道是这样说，不长时间出个什么‘英雄’，实际上，经过这些年折腾，坏干部比原先更坏，好干部也学精了，变坏了，普遍表现是信仰破灭了，说一套做一套，官架子更大了，谋私利更加明目张胆，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不择手段了。现在，升学，招工，什么都得‘走后门儿’，老百姓想办什么事儿，都得托人情，拉关系，送礼。”陆国栋说：“到了这地步了。”他想了想，说：“人常说，‘复巢之下，岂有完卵’？在这种年代，那么多人受苦受难，咱们和咱的家人、亲戚也不可能幸免。你不必担心我想不开，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好在我们的儿子亮亮还不错，没有不认我们了，也长成大人了，现在，我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了，我的所谓‘错误’大前提不存在了，我们回到济南，就去找德惠医院和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回原单位，恢复工作。咱重打锣鼓另开戏，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让娘跟着咱过几年舒心日子。待几年，给亮亮找对象，娶媳妇儿，抱孙子，咱就熬出来了。”邵一兰说：“对，就这样做。回去咱就找去，我觉得他们即使不给平反和补偿损失，工作问题没理由不给解决。”
列车停在了济南老站，家乡到了。还没走下火车，邵一兰就惊喜地说：“亮亮在站台上等着我们了。”边说边指着站台上一个高挑个儿，平头，头发黑黑，白衬衫扎在兰长裤里头，显得十分利落，板板正正的小伙儿，说：“看见了吗？那不是亮亮吗？他还没看见咱呢，快下车。”陆国栋最后一次见亮亮，是一九六四年秋天，邵一兰第二次带着他去大西北探监的时候，快十年过去了，那时的小孩儿长成大男子汉了，如果在街上碰见，陆国栋肯定认不出来了。他的眼睛湿润，赶紧跟在邵一兰后头下了火车，把包袱行囊放下，亮亮看见他们了，一边喊着“妈妈，爸爸”，一边朝他们跑过来，陆国栋喊一声“亮亮”，亮亮咽声喊“爸爸”，扑到陆国栋身上，哭得说不出话来。稍顷，邵一兰拍拍亮亮的脊梁，说：“亮亮，别这样，这里人多，大家都看。爸爸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咱快点回家，奶奶还在家等着呢。”……三人下了公共汽车，往家走的路上，亮亮低声对妈妈说：“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邵一兰惊问：“什么？奶奶失明了？多长时间了？怎么没写信告诉我？”亮亮说：“奶奶不让给你说，怕你挂着她。她说，老了，看不见就看不见吧，眼不见心不烦。”邵一兰又问：“是怎么回事？没上医院看吗？”亮亮说：“我和姑父带她去了两、三家医院，人家都说她晶体萎缩了，角膜干枯了，治不好了。”陆国栋对邵一兰说：“妈妈过去眼睛一直挺好的，怎么会这样？”亮亮说：“这些年来，奶奶因为爸爸、小姑、二爷爷的事，不知哭了多少回，这两年，二强突然没了，爷爷老了，大姑又去世，奶奶想起来就哭，眼睛老在泪水里泡着，时常红了，肿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差，过年的时候，就看不大清楚了，到了三、四月份，看东西更模糊了，夏天天一热，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邵一兰说：“爸爸回来了，奶奶也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好？”亮亮说：“奶奶知道爸爸出来了，要回家了，哭得更厉害了。老念叨着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这两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劝她也没有用。”陆国栋紧锁着眉头，眼里满是泪水，紧咬着嘴唇，心里像撒了辣椒粉，又像有虫蛇在嘶咬，他想哭喊，想发疯，但他仍然不声不响，暗暗呼喊着“妈妈”，脚步更快了。……
最近几天，程兆菊老太太身体不好，周桥让程守芝一直在这边守护着。陆国栋、邵一兰和亮亮到家时，程守芝正扶着老太太在大门口等着。程守芝看见他们拐进了胡同口，对老太太说：“三姑，俺国栋兄弟他们来到了。”老太太挣挣歪歪，哆哆嗦嗦，两只小脚儿驱驱拌拌地往前走，走向自己的儿子，陆国栋急忙跑了过来，走到老母亲跟前，攥住老母亲的胳膊，说：“妈，儿子回来了……”老太太用枯瘦的鸡爪子一样的手拍打着陆国栋，两只凹陷下去的眼睛像泉眼一样涌出泪水，说：“我的儿，你可回来了，可把娘想死了……”邵一兰说：“妈，咱回家吧。”陆国栋扶着母亲迈进大门，见原先宽敞疏朗的院子里，北屋，东、西屋，全都靠墙用木棒、苇席、草苫子、油毛毡、石棉瓦之类的东西搭起了棚子，院里的枣树、石榴树被挤在棚子夹道儿里，一副瑟瑟缩缩，战战兢兢，垂头丧气的样子，原先的小花坛拆得半截拉块，只有几株指甲桃子、蝎子草之类的草花儿可可怜怜地，傻里傻气地长在那里，虽然邵一兰已经给他说了家里房屋被别人住了一多半的事，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吃惊，心想好好的院子弄成了这样，这哪里还像个家样儿？他习惯地扶着母亲往堂屋走，亮亮说：“爸爸，北屋、东屋、西屋都让别人住了，南屋是咱家。”陆国栋扶着母亲进了南屋，扶母亲坐下，说：“年节，国群和别的亲戚来了，不好住了。”母亲说：“这不把南屋隔出来两个里间，小门屋儿还归咱。院里住的这三家，都是老街坊，也不欺负咱。挤巴点儿就挤巴点儿吧。”陆国栋倒了杯水让母亲喝，转脸看见东里间墙正中挂着父亲的遗像，几步过去，“扑通”跪下，说：“爸爸，不孝儿国栋回来了，可是儿子见不到你老人家了，儿子对不起你。爸爸，我的事查清了，说我加入过国民党的事是国民党党棍编造的，那件事没有了，他们把我弄错了，我被提前释放，来到家了，爸爸，你放心吧，别挂着我了……”陆国栋说着，满脸泪水，说到最后，头俯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亮亮跪俯在爸爸身旁，陪着爸爸抽抽搭搭地哭，外间屋坐着的老太太说：“亮亮，你爸爸给你爷爷说了就行了，扶起你爸爸来吧。”亮亮拽起爸爸来，让爸爸坐在奶奶跟前，老太太伸出长满了黄斑的两只手摸挲陆国栋的脑袋，又摸他的脸，说：“儿，你瘦多了，一些皱纹，老的厉害，是吗？”陆国栋说：“也不算多瘦，快五十岁的人了，脸上还少了皱纹？妈，别担心我，我身体设点事儿。”老太太还在摸挲着儿子，嘟念道：“妈看不见了，可是妈摸着你了，你爸比我苦，没等到你回来，到死还念叨你，合不上眼啊。”
陆国栋回来了，故家已经面目全非，不但房子、院落不是昔年模样，亲人也已凋零不全，叔和爸爸老兄弟俩一个含冤自杀，一个衔恨而去，连比他小几岁的大妹也走了。小妹妹国群忍受着家破子殁之苦，犹自奋力挣扎。陆国栋看着家里劫后尚存的旧器物，每件都让他想起往事，记起和两个妹妹一起长大的快乐童年。在陆国栋心目中，两个妹妹是上帝送给他们家的一对小天使，而小妹国群又特别聪明，特别顽皮，格外可爱，总是喜欢缠着他，陆国栋也格外疼爱她，觉得她是那么讨人喜欢的小精灵。没想到，这个从小无忧无虑的小天使，比谁都聪明的小精灵，却傻乎乎地跳进了火坑……他出狱当天，就给她发了电报，她和她那位患难知交的新丈夫，还有大壮一定会来的，他知道，他们来是要正而八经地请假的，而且交通很不方便，来晚一点不奇怪。陆国栋盼着他们快点来到，他太想念这个小妹妹了。他不时跑到门口去看，邵一兰对程守芝说：“国栋盼着国群快来，等不及了。”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国群他们一家三口总算来到了。陆国群刚进大门，就开始喊：“哥，嫂子，我们来了……”陆国栋两步奔出房门，陆国群看见高大但已有点佝偻的哥哥，一下扑到他胸前，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邵一兰和亮亮也迎了出来，大壮指着身边的时玉山，对邵一兰说：“舅妈，这是俺时伯伯。”时玉山忙跟邵一兰握手问候。大壮把手里的包扔到门口，和亮亮拥抱在一起。邵一兰和时玉山站在门口，邵一兰对陆国栋兄妹说：“国栋，国群，快屋来说话吧，你们别这样，让妈妈难受。”陆国群直起身，擦去眼泪，先向陆国栋介绍时玉山，又和时玉山一起到妈妈跟前，陆国群看出妈妈眼睛不行了，问：“妈，你的眼睛怎么了？”妈妈说：“妈妈的眼睛看不见了，妈妈老了，看不见就看不见吧。你们听说你哥回来了，忙赶过来了？大壮呢？”大壮忙跑过来，蹲在姥姥跟前，说：“我—大壮—来了，在你跟前哩。”姥姥摸摸大壮的脑袋，不住地说：“好孩子，好孩子。”陆国群让大壮和亮亮玩去了，对妈妈说：“妈，我原先给你说过，你后来常打听，家是青岛的那个时玉山—我在信上说了，他现在成了你的女婿了—也来了，就站在你面前。”时玉山急忙握住老太太的手，说：“妈妈，我叫时玉山，国群刚参加工作时，我们都在团县委。五七年我们都犯了错误。我们两人都是单身，国群同情我，我们就一起生活了。我年纪比国群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老太太说：“玉山，俺一家人早知道你的名字了。你是好人。又有学问，又好心眼儿。国群是我最小的孩子，她很苦。她找你，我同意。她年纪比你小，身体也好，让她照顾你。你俩做伴儿，都是苦命人。”陆国群说：“妈，我不再孤单了,有人疼了，你不用担心我，挂着我了。”陆国群对站在一旁的陆国栋说：“爸妈都知道五七年反右时时玉山替我打抱不平—他就那么傻—的事，我每回来家，妈常打听家是青岛的你那个‘领导’怎么着了。”陆国栋对时玉山说：“一兰也给我说了你的事，我们家的人原先虽然没机会见你，但对你都很熟悉，心仪已久了。”时玉山说：“这边家里的情况，我也听国群说过，大体上也都知道。”陆国栋请时玉山到方桌旁坐下喝茶说话。陆国群和邵一兰坐到一边说各自的情况。程守芝忙着给国群他们三口人做饭。陆国栋说：“玉山，以你的资历本来不应是这样的命运，因为替国群说话，才落到这地步。”时玉山说：“那也很难说，以我的性格—不讲实话犹如骨鲠在喉一样难受—很难不出问题，也算‘在劫难逃’吧。”陆国栋说：“你是老革命了，对政治斗争应该有经验了，却能够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确实难得。”时玉山说：“我这人理想主义很重，总觉得几十年革命，那么多人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应该是争权夺利，政治倾轧的官场，有话就要说，不讨领导喜欢。”陆国栋说：“悲剧，真是悲剧。”时玉山说：“你还有嫂子不更悲剧？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遭到如此奇冤，而嫂子跑到大西北在监狱外陪伴十多年，当得起‘伟大’两个字。你妹妹见我太孤苦，怕我早早死掉，毅然决然，非要和我一起生活，在崮山县县直机关，也算惊世骇俗了。奇人奇事都出在你们家了。这也算是一代人、几代人的命运吧。”他们正说着话，见程守芝和亮亮、大壮端了饭来，陆国群他们三口儿坐到饭桌旁吃了饭，几个人又啦呱儿啦到很晚。
第二天，陆家在济南的亲戚齐聚在祥云里，给陆国栋“接风”。程守芝和周继香做了不少菜，大人在说说不完的话，小孩子院里院外跑进跑出，陆家多少年没这么热闹过了。吃完饭，陆国群问周桥：“姐夫，哥哥的问题全是那个假国民党员的事引起的，现在，那个事儿否定掉了，组织上应该给彻底纠正了吧？”周桥说：“国栋可以找医院党组织反映一下自己的要求，也可以找省司法部门。至于会不会给彻底纠正，一时不好说，据我看难度很大。”陈姝在一旁听着，忍不住问：“这种荒唐的冤案，都不给解决吗？”周桥说：“我们党搞运动，公开说的是‘有错必纠’，而实际上往往是整人时雷厉风行，纠正错案时雷打不动，慢慢腾腾，推拖敷衍。让整错了人的人出来纠错，像揭他的短，打他的脸，阻力很大。再说，不少人还担心纠正错案会犯立场错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给‘右倾’分子甄别平反，过了不久，老人家就批评‘翻案风’，文革中，这又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项重要罪状。大家对整人宁‘左’勿右，纠错自然还是宁‘左’勿右，因为整错了人是认识问题，而放错了人，则是立场问题。谁都怕犯为阶级敌人翻案的错误，明知当事人是冤枉的，也不肯替他说话。更不用说这当中有人思想意识不好，借整人谋私利，当然更要对纠正错案设置障碍了。”亮亮在一旁站着，听姑父说完，急得要跳起来，说：“姑父，明明是整错了人，还不给纠正，这不是不讲理吗？”周桥苦笑着说：“亮亮，世上不讲理，明明有道理却讲不通的情况太多了。你还太年轻，不懂得这些问题有多么复杂。”邵一兰说：“亮亮，大人说话，你小孩子别乱插嘴。”周桥说：“亮亮是好孩子，他不算小了，关心他爸爸的政治命运，很可理解。不过他很难理解—多数人也不理解—解决这种问题为什么这样难。”陆国群说：“能不能找找庄重同志，让他给说说话。”周桥说：“庄重同志对有的部队上来的干部蛮横霸道作风，对地方上不少领导干部认为文革过去了，文革中吃了苦头，利益受了损害，现在没人会怎么样了，该捞本儿了，不择手段谋私利这些现象很看不惯，班子内部关系不够和谐，最近调到外省去了。”周桥和时玉山见面后，同他很谈得来，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见他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转脸问他：“玉山，你对国栋哥这事儿有什么看法儿？”时玉山说：“国栋哥的事虽然起因是‘镇反’，但‘镇反’中没作结论，问题是出在反右派运动中，这就比较麻烦。老人家搞的反右派运动，被认定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运动中不少重要的指示，社论，文件，像他在战争年代指挥大军作战的电文一样有横扫千军，气吞山河之势，是老人家的神来之笔，得意之作，老人家对摧垮右派是看成像他打败国民党一样的辉煌战绩，那是要彪炳史册，世代称颂的。对反右派运动中的问题，一般没有人敢说‘不’字，即使有人确实冤枉—像国栋哥这样，有人心里有看法儿，但是就像姐夫刚才说的，谁也不敢碰这种事。老人家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甚至明确地说七、八年后再来一次，也许现在做的事，就是下次文化大革命的罪状，谁不害怕？所以，对纠正错案，一般都会躲着走，怕引火烧身。国栋哥的问题也是反右中的事，想彻底解决，不容易。 ”周桥说：“玉山说的很有道理，我有个想法儿，是不是不提彻底纠正，只要求回济南，回原单位工作，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请人家照顾。你们两人原来在德惠医院工作得很出色，说不定遇到有同情心的领导，或者他们也确实需要人，就给解决了。至于彻底纠正的事，留待将来，看形势再说。”第二天，陆国栋和邵一兰按周桥、时玉山两人的意见去了德惠医院。一位他们不认识的院党委委员兼政工处长听了他们的陈述，出去请示了领导，回来对他们说：“你们两人的情况，院里的老人儿都知道。陆国栋被劳教的时候，还算是院里的职工，但是判刑以后,公职就开除了，跟医院没有任何关系了。即使不判刑，作为极右派，劳教结束后也不一定能保得住公职。和陆国栋一起判了劳教的屈长河劳教完了，也开除回家了。那个青年下场很糟糕—听说回老家不长时间就自杀了。就是毛主席说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们不说他了，还是说你们的事。至于邵一兰，是自己主动申请，按下放干部办正式手续调走的，要回来，得重新—在你现在工作的单位那边—申请，由那边人事部门和山东省人事部门联系，然后逐级审批，现在从外地调人来济南市，非常难，即使申请，批准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最好不要抱什么希望。院领导说，知道你们两人工作是好样儿的，业务水平是数得着的，但是受政策限制，确实没法儿解决， 请你们理解。院领导知道常鹏程同志—现在他是卫生厅分管政工的副书记—比较了解你们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和请示，刚才说的，也是他的意见。看来，你们这个事儿在可以预见的，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都不好解决。请回吧。”处长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到陆国栋和邵一兰的头上，两人知道所要求的事没一点儿希望，没再说什么话，站起来走出处长办公室。医院里除了到处悬挂着红底儿黄字的“毛主席语录”板，张贴着应时的大字标语之外，跟原先没什么变化，只是路边的树更粗了，但是房子变旧了。他们低着头，匆匆从医院林荫道上往外走—他们不愿意遇见熟人，无论是鄙夷，看笑话，还是廉价的同情，他们都不愿承受。走出医院大门，两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朝院里看了看，就迈开大步，匆匆离开了。
两人来到街上，陆国栋说：“咱在路沿石上坐一会儿吧。”两人坐下，邵一兰见陆国栋眉头紧锁，痛苦万状的样子，说：“国栋，这个结果也在我们意料之中，别太难过。一定要想开。比起屈长河来，我们还是幸运的，你提前出来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这就很好。”陆国栋说：“我们是比屈长河‘幸运’，刚才这位大处长不疼不痒地说屈长河的事，我听了太难过了。屈长河家里特别穷，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含辛茹苦供他上出大学来，却落得了这样悲惨的下场。老母亲还能活？整个家全完了。全是因为我……”陆国栋说着就落下泪来。邵一兰也落泪了，说：“国栋，你怎么这样想？屈长河倒霉是因为你，你沉冤十几年，起因是什么？谁来负责？你可不能因为这而自责。”邵一兰看看手表，说：“天还早，咱去省公安厅吧。”两人忙去坐了公交车，到了山东省公安厅，见到了那位帮了大忙的青年干部。青年干部见是他们，高兴得了不得，领他们去了一个小接待室，给他们倒了开水，说：“早就听我爸说你们两位的事，我爸对陆大夫特别感谢，对你们很同情。你们的遭遇确实太惨了。”陆国栋问：“老人家现在身体怎样？老毛病好了吧？”青年说：“老毛病让你给根治了。可是文革中社会乱成这样，他对工厂里那些事儿天天气得了不得，又喜欢喝闷酒，吸闷烟，长了癌症，去年病故了，才六十刚出头儿。”陆国栋说：“太疼人了。”青年说：“我爸到死还念叨陆大夫，念叨你们夫妻俩。”邵一兰说：“这次国栋被提前释放，而且还卸掉了历史问题这个大包袱，多亏你了，我们真是太感谢了。”青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算什么—本来早就应该解决。 接触到有关证据，知道陆大夫情况的人不少，可是事不关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被审查的人。中国被审查的人多得很，被错整的人比比皆是，大家见怪不怪，都变得很冷漠，只要落不到自己头上就行。现在这些事儿，不好说。”陆国栋说：“我本人，我们全家对你都很感谢。”青年说：“刚才说了，不用感谢。我很清楚，这事做得很不够。我也没能力帮更大的忙。领导上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我倒是试着想争取个更好的结论，但领导上说，事情牵扯到反右派运动，不是公安部门能解决得了的，太过敏感，谁也负不了这个责。没办法儿。说实话，比你们这案子更冤枉，更离奇的事儿还有不少，都没人解决。你们可以去原单位找找，看有没有希望。”陆国栋说：“我们去了，还没敢要求解决错案的问题，只是想再回原单位工作，但被一口回绝了，连一句活络话儿也没有。”青年说：“现在的社会状况，一般人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报纸、广播天天批‘右倾’，‘复旧’，‘回潮’，‘翻案’，‘复辟’，谁敢去动以前运动的案子？没办法儿，得过且过吧，你们一定不要到处乱找，免得惹出麻烦来。”陆国栋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不再找了。”
陆国栋和邵一兰从山东省公安厅出来，正是中午时分，头顶上的太阳无情地肆意地喷射着灼人的光焰。邵一兰觉得身上没点儿力气，跟着陆国栋，慢丝绸理地往公共汽车站走，悲凉像冰疙瘩充塞在她胸中。已是深秋，中午时分，济南的天还很热，可她的心是冰冷冰冷的，失望像蟒蛇缠绕着她的腰身，让她浑身紧梆梆的，没点儿活气，看看满街的人，离他们那么近，伸手可及，但是，邵一兰知道世上所有的人离他们都很遥远，谁都指望不上。人们熙来攘往，谁都得先考虑保住自己，谁倒了霉谁自己忍受，天上的神，世上的人谁也帮不上你。阳光下你会觉得寒冷，人群中你感到孤单。回济南以前，她对回原单位工作抱了很大希望，她一厢情愿地想，医院的老领导老同事知道了陆国栋镇反中被冤枉了，会很同情，经过文化大革命，老大夫、老护士整得七零八落，医科院校停了好几年，工农兵大学生还没毕业，毕了业也不顶用，医院里一定很缺人，他们两人回去上班，领导和同事们一定会很欢迎。她没料到，结果竟然会是这样。她还是太天真了。在我们国家，在任何情况下，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医院的当权者—更不用说那个老对头常鹏程—才不会考虑陆国栋和她是有用之材哩，他们毫不犹豫，未加任何考虑，就像赶走两个讨嫌的乞讨者一样打发了出来，他们早就像废物一样被抛弃了，谁也没兴趣再把他们拣回来。……她和陆国栋回济南前的梦想破灭了。他们的老家，原先的工作单位在济南，但他们是被放逐的人，他们回不了—也许永远回不了济南，因为他们在济南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粮本儿，没有票证儿，没办法儿生存，更要紧的是他们没有合法身份，如果他们长时间滞留，尽管是在故乡，在自己家里，但公安派出所就会来赶他们回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当然，陆国栋可以在济南落下户口，作为刑满释放分子，受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双重监管，他要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着找点杂活儿干，挣口饭吃，还不一定找得到。就是说，当年的名医，现在是无业游民，而邵一兰要一个人回大西北……她看了看身旁低头走着的陆国栋，心想，他们两人不能再分开了，她是为了他，抛弃了省级大医院的工作的，现在，他出来了，她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济南。他是自尊心很强的人，让他留下来，作为“刑释分子”，无业者出现在街坊，熟人，同学，朋友，原先的同事，病人面前，他会感到无地自容。出狱这些天，邵一兰见陆国栋有时一个人发愣，晚上睡不好，睡着了老说梦话，有时还惊叫，吓人吱啦的，过去的十几年太可怕了，他还没从那种恶梦中完全恢复过来，她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让他完全康复。还是一起回大西北吧，陆国栋回劳改农场就业，成为留场的农工，仍然当卫生员，邵一兰还是在公社卫生院，两人在那里厮守，直到退休。没别的办法儿，他们只能走，只能离开风烛残年，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有父母却宛如孤儿的儿子返回大西北—那个远在天边的，荒凉的，穷困的地方，在那里待下去，甚至要在那里一直待到离开人世那一天……在公共汽车上，两人都没说话，下了车，回家的路上，陆国栋说：“一兰，别太难过，想开一点，现在这个结果，也算是不出所料。”邵一兰说：“我没什么，只要你想得开，我怎么都行。”陆国栋说：“我也没问题，不论如何，国民党员的帽子总算摘掉了，我也出来了，见到亲人了，总比还关在里边强，比起像叔叔那样死了的人，更是好多了。”邵一兰看着陆国栋，阳光下，见他脸上的表情开朗了不少，说：“你这样想，我太高兴了。国栋，咱先不慌着回家，我问你，你打算怎么办？”陆国栋说：“我刚才在车上想过了，我才四十多岁，应该正而八经地工作，可是，人家不要我了。我只会给人看病，别的事干不了，又不允许个人开业。干脆咱一起回那边，我去劳改农场就业，回卫生室—临出来前，科长说了，如果在外边找不到工作，可以回农场就业，当农工。我看这样，那边医院事儿多，你先回去，我在家里多待几天，陪陪妈妈，带她跑几家医院，查查身体，看看眼睛还有没有可能治好。过个半月二十天，我就买票去那边。亮亮已经是大人了，让他在家陪奶奶吧。你说呢？”邵一兰心想，两人想到一起去了。忙说：“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同意。咱回家吧，妈妈在家等着消息哩。先别给妈说医院不接收的事，就说人家要研究。”两人快步往家走，还没到家门口，听见亮亮哭着喊“奶奶”，程守芝喊“三姑”，都声嘶力竭，没人腔儿，陆国栋和邵一兰慌了，急忙往家跑，进了屋，见妈妈躺在里间屋床上，亮亮和程守芝在她跟前又哭又叫，东屋李姐家叫柱子的男孩儿站在旁边，两人急步走到床前，邵一兰摸摸老太太额头，已经冰凉了，问：“早饭后，俺两人出门儿，妈还嘱咐到医院好好跟人家说，别跟人家着急，这是怎么了？”程守芝说：“早饭后，国群带着时玉山和大壮去千佛山了，说中午就不回来了，亮亮去送火柴盒儿，我收拾完了，到食品店买豆腐，排了一大会子队才买上，来家见三姑蜷缩在屋门口，亮亮正哭着喊她，已经喊不应了，我和亮亮、柱子三个人好歹把她抬到床上……”亮亮从大桌子上拿起一张白纸，递给爸爸，说：“看看吧，就是派出所的人来送这张纸送了俺奶奶的命。”柱子说：“咱院儿里几家大人都上班儿去了，小孩儿去上学了，我感冒了，没去上学。十点来钟，来了两个公安，进了大门就喊：‘陆家有人吗？’奶奶说：‘有人，我是个瞎老婆子，你们是谁，有什么事儿？’公安说：‘我们是（公安）派出所儿的，上边有通知，你儿子陆国栋刑满释放回来了，他回来跟他说，别有事没事儿地到处乱窜，让他立即到区公安局报到。’公安把一张白纸放到到这屋门里头一张桌子上，说：‘这是给陆国栋的通知，回来给他。’说完，就往外走，奶奶站起来，在后边追人家，一边说：‘俺儿是冤枉的，他没在过国民党，上级弄错了，这不把他放了吗？他这就要回德惠医院上班了，你们还让他上公安局报什么到？’公安的人走了，奶奶下门台时摔倒了，我吓坏了，赶紧上居委会把亮亮叫回来。”邵一兰哭一阵，说：“亮亮，别哭了，快出去给你姑爸打电话。你小姑不好找啊。”亮亮说：“他们上千佛山了，哪里找去？”陆国栋悲痛得不能自持，撕自己的头发，捶打自己的胸膛，哭喊着：“我哪如不出来？是我把老妈的命送了啊。” ……陆国群和时玉山带着大壮，坐公交车到了千佛山站，下了车去爬山，在上山的坡道上走了没多远，陆国群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跳得厉害，还恶心干哕，大壮说：“妈妈，你怎么了？”陆国群说：“昨晚睡得太晚，没休息好，走这一段上坡路，受不了了。”时玉山说：“你脸色很不好，觉得哪里难受？”陆国群说：“就是心里难受，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时玉山说：“咱停下来歇歇，你好受一点了，咱就回去，不上山了。”……三人休息一阵，慢慢走回公交车站，回到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他们见院里，家里气氛异常，忙进屋，姥姥居然死了。陆国群哭得几乎昏死过去，时玉山费了好大劲才劝住她，程守芝给他们说了老人猝死的情形，陆国群想到她在上山的路上突然难受，那正是妈妈垂死弥留的时候，是她们母女间的心灵感应，陆国群禁不住又哭了起来。大壮气得浓眉倒竖着，要去派出所找上午来的两个警察“理论”，时玉山一把拽住他，不让他去，大壮急得蹲在地上大哭，“难道姥姥白白地死在那两个混蛋警察手里？”时玉山说：“大壮，你好孩子气，那两个公安人员是来执行公务，你还想让他们道歉，抵命，赔偿？那不是白日做梦？”
陆家老太太去世了。陆国栋急忙找人把周桥、继香表姐和洪全找来。洪全去邮电局给几个亲戚家发了电报。第二天，第三天，周恒刚和牟洪云，周恒顺，方学增、方学慧和她的丈夫雷鸣等亲戚陆续来到了。安葬完老太太，亲戚们聚在一起，大家相互询问文革以来这些年的境况。周恒刚和牟洪云跟着爸爸和娘回省委宿舍去住。睡下后，牟洪云说：“林彪出了问题后没多少天，你就写了申诉信，到现在没点动静儿。趁这次来济南，得再去催。”周恒刚说：“是要去催。不过催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不会是一个立场，一种感情，一样态度。我不指望他们会发慈悲。还是得让爸爸找他们。”过了老大会儿，周恒刚翻来调去睡不着，牟洪云说：“怎么老睡不着？又在想什么？”周恒刚说：“这回参加姥姥的丧事，见了那么多亲戚，听大家说自己文革当中的经历。我感触很多。舅舅这样的冤案，不给纠正，不给恢复工作，只好再回劳改农场去上班。公安局还通知他去报到，硬硬地把姥姥吓死了。再看看这些亲戚，洪秀姐她爱人当过十几年的海军，因为那样牵强的理由给逮了，判了刑。其他人倒是没有谁蹲监狱的，可是，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上了‘另册’的，而凡是上了‘另册’的人，人虽然在社会上，但也就等于在一个大监狱里，这个监狱没有房顶，没有围墙，但有一个巨大的，无形的网，在这个网里，比蹲监狱好不了多少。我不幸也上了这‘另册’，进了这个网儿。想挣脱出来，就难了。”
丧事过去，亲戚们都走了。陆国栋和邵一兰为回大西北的事发愁。他们走了，留下亮亮一个人，怎么办？这天晚上，一家三口坐在灯下，邵一兰说：“亮亮，爸妈想留在济南，人家不给解决，我们只好回那边去了。”亮亮哭了，说：“我不让你们走，哪也不去，就住在家里。”陆国栋说：“不走，爸妈两个人正值盛年，怎么能闲着，一点儿活也不干？”亮亮说：“我好好儿地干。除了多糊火柴盒，我再去找活儿干，挣钱养你们。”邵一兰说：“傻孩子，就你挣那点钱，能供三口子人吃喝花消？妈妈没有户口，没户口就没粮本，也没副食品票儿，上黑市买咱没钱，有钱咱也不敢买，怕犯法，那不得挨饿？再说，你爸这种情况，公安上得老盯着他，在社会上找工作，人家不愿意要，还不把你爸爸急死？”陆国栋说：“亮亮，干脆你也跟爸妈上大西北吧，到那边干临时工，咱一家人就在一起了。”亮亮想了想，说：“不，我不去，哪里也不去。这里是爷爷奶奶的家，我的家，我就在这里。”亮亮抬头看看里间屋山墙上并排挂着的爷爷、奶奶的遗像—两张相片都是用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翻拍、放大的，照片儿上两人都还不算老，而且都是一副慈爱、安详的笑容，给屋里凄凉的气氛添一丝暖意，像黑暗的屋子里照进来一团亮光，亮亮回头说：“我走了，爷爷、奶奶眼前就没人儿了—我在他们跟前这么多年，他们都习惯了，我得在家里陪着爷爷奶奶，每天给他们说说话。”亮亮说着说着就哭了，陆国栋和邵一兰也落下泪来，邵一兰说：“好，亮亮，爸妈不勉强你。留下就留下吧。”陆国栋站起来，走到门口，朝院子里看看，说：“爸爸来济南谋生创业几十年，刚解放，就把别的房产交公了，只留下这个院子，现在只剩下这几间屋了，要是亮亮再走了，肯定会有人打这几间房的主意，那这几间房也就保不住，陆家在济南市就没有寸土之地，片瓦之屋了，也就断了根了。爸妈在天有灵，会很难过。……陆家……全断送在我的手里……”亮亮说：“爸爸，你是被人家冤枉的，不赖你。”邵一兰说：“国栋，别想这些了，亮亮说得对，不赖你。”陆国栋叹口气，说：“说不赖我也赖我。我如果没有那么强的自尊心，对自己的名誉不看那么重，对镇反中那事不那样耿耿于怀，不一封封申诉信往上送，触怒当官儿的，兴许就倒不了这么大的霉。唉，全怪我啊，现在后悔也晚了。”邵一兰说：“国栋，别这样想了，当时你想的做的，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应。就是一只猫，你无端地招它，它还伸伸爪子哩。再说，申诉冤情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法制社会里，断不会对受害者再进一步加害。人常说，性格就是命运，如果当时没那些反应，就不是你陆国栋了。你还看不出来，当今社会，正直的人处处碰壁，奸猾的小人—像常鹏程那样儿的—如鱼得水。什么都不想了，咱们就认命吧。”陆国栋点点头，说：“好，亮亮，妈妈说得有理，咱们都听妈妈的。”邵一兰去收拾东西了，陆国栋把亮亮拉到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亮亮跟爸爸一般高了，是大男子汉了，不是小孩子了。一个人过就一个人过吧。好好干，争取找份儿正式工作，陆家的家业还靠你撑起来哩。”
陆国栋和邵一兰要回大西北了。行前，一家三口，程守芝陪着，又去了老爷子、老太太的墓地。陆国栋、邵一兰和亮亮跪在墓前磕了头。邵一兰说：“爸、妈，我和国栋在济南落不下脚，要回大西北了。亮亮还在家。你二老保佑亮亮平平安安的。”亮亮说：“爷爷，奶奶，爸妈走了，我会常来看你们。你们放心，我听话，好好干活儿，没事儿就看书学习，不和坏孩子结帮儿，不惹事儿。”离开墓地回城的路上，程守芝说：“亮亮，你姑爸说了，让你搬到那边去住，你明明妹妹快回来了，咱家里就热闹了。”亮亮说：“表姑，我不过去住。我在这里领材料糊火柴盒方便，我有空儿就过去看你和姑爸。明明回来，我去找她玩儿。”程守芝对陆国栋和邵一兰说：“亮亮这孩子有志气，心里有数。你们放心走吧，我常往这边儿跑着点儿，照看亮亮。”邵一兰说：“表姐，他姑爸和你多费心吧。”
第二天，陆国栋和邵一兰要走了。亮亮和程守芝、周继香一起去送他们。在车站候车室里，邵一兰还对亮亮嘱咐这嘱咐那，亮亮说：“妈，你放心吧，没事儿。”两人上火车了，亮亮和两个表姑站在月台上看着他们。火车开了，邵一兰和陆国栋从车窗探出头向他们挥手，亮亮追着火车，边跑边哭着喊“妈妈，爸爸”，火车跑远了，亮亮还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月台上，邵一兰满脸泪水，看着亮亮，直到看不见了，回身趴到陆国栋肩上，呜呜地哭着说：“我恨不得跳下火车，不走了，一家人要饭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块儿……”陆国栋两眼含泪，拍着邵一兰的脊梁，说：“一兰，别这样。”……
陆国栋和邵一兰胳膊上戴着黑纱，面带戚色，回到了大西北那个偏远小镇。陆国栋回到农场，按劳改人员留场就业，当了农工，仍然在卫生室工作，身份上不是在押服刑的劳改犯了，但在世人心目中，当然仍然是“有前科”的，低人一等的准坏人。嫲嫲院长倒是很高兴，说：“这下好了，遇到疑难病号，陆大夫可以来给咱帮忙了。”陆国栋和邵一兰就在这地方，这种状态下开始了“新”的生活。人的感情世界有着很大的弹性和韧性，经受过这么多年的折磨，他们对苦难的耐受力已经很强，在邵一兰的精心照顾下，陆国栋瘦弱的身体慢慢恢复了，邵一兰自己也比原先胖乎了不少，脸上也比原先水灵些了。他们在院里在社会上所见所闻，对当地“贫下中农”、“社员”群众超乎想像的贫穷、困苦，陆国栋在农场所知道的不少“犯人”的冤屈，让他们时常想，全中国有多少老百姓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人世间有多少人比他们还要冤，还要苦，这样想着，心理就“平衡”些了，这算是“精神胜利法”，奴隶心态的另一种吧。另外，虽然多少年没进过教堂了，但他们两人从小就信上帝，现在，上帝还在他们心里，他们相信，自己受的苦，自己正在帮助那些困苦着的人们，上帝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必须坚韧不拔地活着，多做善事，上帝会护佑他们……只要不刮大风，他们每天晚饭后都到小镇外乡村土路上去散步，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面对着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也许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荒坡古道，陆国栋说：“看来，我们要在这里一直待到退休了，就这样生活下去吧。而且，即使退休了，我们也不能回济南，因为我们没有户口。”邵一兰说：“是啊，回不去就不回吧，说实在话，真也舍不得这里这些受苦的人……你在农场里，那些倒霉的狱友也需要有人给他们治病，我们就安心待在这里吧，也许这是上帝的安排……”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难，陆国栋的老爸老妈都已不在人世了，而且两位老人竟然都是因为意外惊吓而死，他们常常为此伤痛不已，两人没事儿经常回忆两位老人生前的事，对于他们悲惨的，无奈的，心有不甘的死，他们不能，不敢也没办法儿怨任何人，只得说：“走就走了吧，多活一天多为孩子担惊受怕一天，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是上帝觉得他们在人间太苦了，把他们叫走了……”两人这样想了，这样说了，这种想法儿，说法儿强化，固化下来了，仿佛真的是那么回事了，两人慢慢地就不为二老的离世难过了。现在，邵一兰更多的是想念远在海峡对岸的爸妈和弟弟妹妹，他们走了二十五年了，走的时候，爸妈身体都很好，又都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现在应该还很健康，弟弟妹妹早已长大，安家立业了，不知他们过得怎样？有时邵一兰说：“不用说和爸妈他们团聚了，连他们的消息也不可能得到，这辈子是没指望了。”陆国栋说：“也别把话说那么绝对，世事变迁，谁知道多少年后是什么情况？”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公社邮政所一下送来了一大抱攒了十几天的报纸和信件，亮亮的信也在里边。信封挺厚，沉甸甸的，心想，这孩子写这么多。邵一兰想拆开信来看，可是，门诊来了十几个病人，她忙把信放到口袋里，挨个把病人看完了，打发走了，这才把信纸抽出来，一看，信纸是两沓儿，一沓儿是门市部买来的那种薄薄的白纸，亮亮裁开来当信纸用的，另一沓儿却是市面上没见过的又白又挺刮的印得很讲究的字行竖排的信笺儿，邵一兰忙先看儿子的信，亮亮在信里十分兴奋地说，他前几天突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是爷爷早年的一个老朋友写的和他代转的姥爷的信和小姨爷爷写的信，是朋友从香港寄给他，请他设法儿转寄的。小姨爷爷离开部队后，到一个中学当了老师，至今还是孤身一人，急切地想知道家中情况。他已经把小姨爷爷的信寄给学增表叔了。邵一兰急忙展开爸妈的信，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信上说，他们到台湾后，爸爸很快就到台北大学当了教授，妈妈理家，没出去做事，身体都好。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俱已大学毕业，其中大弟弟去美国留学，是医学博士，已经在美国定居，找了个洋媳妇儿，育有一子，十几岁了，中西混血，会说中文，很“帅”，特别让人喜欢。爸爸已经退休，退休金比较丰厚，现在爸爸、妈妈常游走于美台两地。他们十分挂念国栋和一兰，十分想念两位亲家和国筠、国群，大陆上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不知国栋、一兰及一家人是何情形。信上问他们生活如何，经济上如有困难，他们可设法寄钱过来。还说本想寄照片来，但怕展转邮寄，被人查获，就没敢附寄。信的最后，希望他们收信后抓紧回信，仍循来信路径寄出即可。爸妈天外飞鸿般的来信让邵一兰、陆国栋一阵狂喜，他们感到好像乌黑的天幕上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隙，透下来明丽的阳光，是冥冥之中上帝在帮助他们，让他们和分别多年，天各一方，隔绝在敌对地域的亲人有了联系。他们兴奋，激动，几乎一夜未眠。但兴奋、激动之后，又紧张、不安起来，因为在中国，凡有“海外关系”者，就会被视为不可靠的，有问题，甚至是有“通敌”，“特务嫌疑”的人，亲属在台湾，更是“危险分子”，而如果敢于和海外特到是台湾的亲友私下联系，那简直是犯罪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搞“地下”的特务那样的活动，而爸爸写的那几页信纸就是“罪证”。邵一兰把信放到自己宿舍里小三屉桌抽屉里，压在最底下，又觉得不严实，不安全，放到床铺下面，也觉不妥，最后把它藏到一个柳条箱的最底层，才算稍稍安心些。那以后几天里，两人下了班，谈的只有一个话题，回不回信？回信写什么？刚开始，他们怕写了信被有关被门查获，惹来大祸，但后来，又分析，南方大城市的人和香港那边儿亲友联系较多，通信是允许的，他们把信寄往上海，应该不会被怀疑和检查，再说，爸妈一定是煞费苦心，经许多周折，展转托人才发出这封信来，老人盼回信，定是望眼欲穿，如果他们这边装聋作哑，不给回信，爸妈会多么难受。两人商量了几个晚上，决定写回信，但信的内容半真半假，可告诉他们这边爸妈因患不治之症已先后辞世，而他们两人仍在医务部门工作，孩子已经高中毕业，因文革耽搁，未上大学，在街道工厂就业。两个妹妹情况都好。他们衣食无忧，请万勿寄钱。信上最后说，接到爸妈的信，他们十分高兴，但考虑到爸妈来信很不容易，在一段时间内就不要再来信了，以免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从理论上大陆和台湾仍处在敌对交战状态，还是谨慎为好。信写好了，他们寄给亮亮，让亮亮再寄往上海。信寄出去，过了不少天,也没谁找他们，看来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们自己知，就这样过去了。在音信断绝了近三十年之后，他们跟亲人取得了联系，他们在信上说的是假情况，但爸妈信上说的他们和弟弟妹妹的情况却肯定是真实的，这就够了。明明知道爸妈对他们当下的苦境不可能有任何帮助，但想到爸妈和弟弟妹妹在海峡彼岸幸福地度日，弟弟妹妹学业有成，前途远大，甚至能漂洋过海去美国求学和就业，他们还是高兴万分。好像他们自身的痛苦也减轻了不少。他们想到，小姨一家人知道了小姨父的消息，一定会喜出望外，想来他们也会按信上的要求发出回信了吧，但愿一切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