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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论何时何地总是谨小慎微，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谦让三分，尽管无论上班还是下井，总是最先到，最后走，尽管遇到危险总是冲到前头，而碰到利益总是让着别人，尽管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度膨胀的无政府主义给矿上带来的安全隐患总是担惊受怕，时时惕惧万分，但卧虎山煤矿的技术科科长方学增仍然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他庆幸自己在受处分后被调离了桦树沟煤矿，来到新建成的卧虎山煤矿，这不但是因为老是觉得无颜面对深爱他却被他欺瞒和伤害的马云和她拿他当亲儿子待的的父母，还因为文革当中桦树沟煤矿错综复杂的两派争斗，让他害怕，作为没有革命资格的旁观者，他看到，无论桦树沟，卧虎山，还是矿务局机关，不少一向十分恭顺的人，却在运动中变得个性张扬、狂悖，而两派你死我活的纷争与厮杀，更让人的本来面目展示得淋漓尽致，两边的头头儿和“战斗员”唱的是一样的革命高调，打的是一样崇高的旗号，也许当中有凤毛麟角的极少数人是出于信仰，怀着“皈依”的狂热，献身的赤诚，但大多数人参加哪派都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希望运动中得到某种明确的或朦胧的利益，或者至少是维护既有的利益。仔细分析具体单位每个参加某一派别的人，他们的动机难免私心，个人情感的好恶，和某头头某骨干关系的亲疏，甚至是出于隐秘的情欲，说到底不过是假革命之名，谋自己的利益，这本来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每派每个人都披着神圣的革命的外衣，让人觉得有些像是挂羊头卖狗肉。桦树沟荣子忠抢先造反，当然是想借机攫取钻营有日迄未到手的煤矿大权，说不出来的，灵魂最深处的原因是觊觎离了婚的马云未能得逞，因而恼羞成怒，……而马云是让荣子忠逼得没法儿才奋起应战，但因没有后台，遭到惨败。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功过成败的标准似乎完全背离了通常的价值观念，让凡庸草民感到匪夷所思。方学增如果仍在桦树沟，不但会成为荣子忠一派的活“靶子”，而且还会成为马云一派的包袱和辫子，让马云难堪和无奈，而他本人则难逃羞辱和尴尬。卧虎山煤矿是个新单位，受上边影响，也分成了两派，方学增对两派保持等矩离，而他和任何一派及他们的头头没有利害冲突，方的工作又事关矿工的生命安全，非同儿戏，他谨尊煤矿掌权者—不论他是何派谁人—之命忙工作，和两派的人都友好相处但拒谈生产、安全之外的话题，这就让他远离了纷争，而他跟房芳的婚姻，让方学增泡在苦水里的心得到了清泉、蜜糖般的浇灌和滋润。和马云在一起，方学增是幸福的，但那是一种有缺憾的幸福，对她和她父母—因欺瞒而生—的愧疚一直噬咬着他的心，恐惧不安时常伴随着他，特别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房芳是在他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后，仍然痴心地爱她的“学增哥”，他在她面前，是身心袒露的本真面目的方学增，他对她，内心有感激，也有愧怍，但没有负罪感，他以本来面目和房芳相交，相爱，相处，感到轻松，而房芳给予他的心灵的慰籍和肉体的快乐让他感到绝顶的，完整的，美满的幸福，……，特别难得的，房芳以她的善良之心，对他不幸的受尽屈辱的母亲不但接纳包容，而且十分孝顺，这更让方学增感动和感激。母亲在房芳老家住下，在经历了初来乍到一段日子的惶恐之后，在房芳和他的关心和照拂下已经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让方学增去掉了一个大心事，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情。在世俗的人眼里，母亲政治上是地主分子，是“拉共产党干部下水”的阶级敌人，是不洁的女人，但对方学增、方学慧兄妹来说，母亲是不幸的，善良的，是伟大母爱的载体，她不但给了他们生命，还用她的牺牲给了他们侥幸取得，现在也没完全剥夺掉的生计，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工作，体面和—已经大大打了折扣的—“尊严”。为了让母亲从此能得平安和幸福，让方学增做什么都行。现在，靠了房芳的帮助，母亲的付出得到了一点报偿。但愿这种日子能够延续下去，能够长此以往，……可是，做得到吗？方学增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母亲在房芳老家的房子里住下之后，平时，他和房芳仍住在矿上宿舍里，星期六，有时两人一起回房家屯，有时矿上有事，方学增脱不开身，房芳就一个人回去，矿上的人知道他们是回房芳的老家，而骨干人物们都忙于“革命”，专注于两派争斗，心无旁骛，没人问过更没追究过母亲来这里的事，为了不走露风声，特别是不让桦树沟煤矿荣子忠一伙知道，尽管母亲一再提叨，方学增每月都去桦树沟煤矿看孩子，送抚养费，一直没露半点口风。母亲想孙子孙女，说起来甚至伤心落泪，方学增极力安慰，说时机合适了，一定把方柱、方琴两个孩子接来。房芳说：“娘，方学增样样儿都好，就是太胆小，把孩子接来，让娘看看，有什么了不得？娘在这里，碍着谁了？咱矿上没人管，荣子忠再没人心眼儿，他又不是咱矿的人，他能怎么着？”娘反倒说：“芳，不是增儿胆小，是咱确实担不的事儿，小心没有过的。”过完“五一”节，方学增接到妹妹的来信，信上说他们那里还在搞“反复旧”，表面联合起来的两派战火复燃，她所在的盐业站人少势弱，员工中不少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基本上置身事外，虽然也有所谓“群众组织”，但仍然是原先一个老站长管事儿。老站长对谁都不冷不热，对她也不歧视。最近，她向老站长请假，回家看母亲。老站长犹豫了一下，随即说：“不管怎么说，母亲就是母亲，回去看看吧。把四月份的账结起来，报上账就走—运动初期造反派剥夺了她的保管职务，但时间不长，因为接替的人胜任不了，站上又让她干了—快去快回，别耽误回来五月上旬结账，社会上再乱腾，咱这里的工作不能停摆，人不吃盐不行。”方学增很高兴，他很快就能看到时常牵挂的妹妹了，从他们两人政审作假的事暴露到现在，方学增快三年没见妹妹了。他和妹妹年纪很小就一起在济南上学，虽然三姨一家对他兄妹十分关爱，但他们自己，免不了会有寄人篱下之感，特别是父亲逃离大陆，家庭遭土改变故之后，他们两人不知在一起偷偷哭过多少回，作为哥哥，他更加关心、疼爱妹妹了，因为这人世间，除了母亲，妹妹是他最亲的人了。少年、青年的经历，让妹妹的性格变得内向，柔弱，方学增时时为她担心。政审的事暴露以后，他生怕妹妹闯不过这一关，他甚至异想天开地想，如果能代替，他宁可背更重的，双倍的处分，只要人家能放过他的妹妹。但那是不可能的，各人有各人的账儿，谁也替不了谁。妹妹受了处分，换了工作，被丈夫像扔件旧衣裳一样抛弃掉，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两年来，妹妹信上写的都是工作情况，她的身体情况还有苗苗的趣事，似乎一切都很平静，正常，方学增知道，事情一定不会那么简单，妹妹是怕他担心，只报“平安无事”，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痛苦。他几次想请假去看妹妹，矿上的新当权者—群众组织头头—担心他走后出安全事故，不肯批准，他自己也担心万一他前脚走了，后边矿里出了事故，以他的戴罪之身，岂不是罪上加罪。现在妹妹要来了，这让他喜出望外。下了班，他拿了妹妹的信给房芳看，房芳高兴得像小孩子样又蹦又跳，说：“太好了，走，咱快回家，快去给娘说，让娘高兴高兴。”路上，房芳说：“学慧比我大，我还得叫她‘妹妹’？”方学增说：“那当然，这个不论你们两人谁年龄大谁年龄小，他叫你‘嫂子’，你自然叫她‘妹妹’。”房芳说：“好，我乐意叫她‘妹妹’，她叫我‘嫂子’，因为我是方学增的媳妇儿，才是她嫂子，她是我的小姑儿呀。”方学增看着房芳那娇憨可爱的样子，直想停下车子来亲亲她，房芳又说：“娘一直让你带方柱、方琴来，你不敢，这回学慧来了，你就把两个孩子带来，我们上照像馆照张‘全家福’。”方学增被房芳欢快、兴奋的情绪传染了，不忍心扫她的兴，附和说：“好，去接孩子来，一起去照像。”两人回到家，把学慧就要来，准备接两个孩子来的事给娘说了，娘高兴得脸上放光，笑得合不上嘴。从那天起，就天天掐着指头算日子，盼着，等着。学慧和苗苗娘两个终于来了，先去了煤矿，学慧见到哥哥，扑到哥身上就哭了，苗苗在旁拽着妈妈的衣角儿，见妈妈哭，也跟着哭了，房芳两眼满是泪水，急忙蹲下，揽过苗苗，拿手绢儿擦她脸上的泪水，一边说：“苗苗，好孩子，不哭，快喊‘舅妈’。”苗苗看着房芳，说：“你是阿姨，不是舅妈。方柱、方琴的妈妈才是舅妈。”方学慧听见苗苗的话忙抬起头擦擦泪，朝房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这孩子，她还不认识舅妈，苗苗，这就是舅妈，快叫‘舅妈’。”房芳笑着说：“孩子说实话，她还记得马云哩。苗苗儿，记住，我现在就是你的舅妈。”方学慧说：“苗苗快叫‘舅妈’。”苗苗两只大眼转了几个圈儿，看看房芳，满脸疑惑怯生生地叫了声“舅妈”。房芳答应着，亲亲她的小脸蛋儿，说：“真是好孩子。”苗苗不转眼珠儿地看着房芳，方学慧说：“苗苗，舅妈好看吗？”苗苗说：“舅妈好看，舅妈最好看了。”方学慧说：“怎么还‘最好看’？”苗苗认真地说：“小学的小朋友说我们小陈儿老师最好看，舅妈比小陈儿老师还好看。”房芳脸红了，说：“好孩子，舅妈让你说得站不住了。”方学慧握着房芳的手,端详着房芳，说：“嫂子，不怪孩子夸你，哥寄去的你的照片就特漂亮，你本人比照片还漂亮。不管别的，哥哥找了你，就是他的福。”房芳说：“学慧妹妹，你不知道，我找了你哥，还有你这么好的妹妹，更有福。”大人孩子四口儿人两辆自行车，一起回到房家屯，娘见到学慧和苗苗，泪如泉涌，娘两个的眼泪畅快地流在一起，房芳说：“娘，妹妹，见了面，应该高兴才是，别这样。”娘忙擦了眼泪，说：“芳说的对，是该高兴。”又忙不迭地揽了苗苗，亲了又亲。晚上，方学增跟娘说他要和学慧一起去桦树沟煤矿接两个孩子，娘高兴得了不得，房芳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马云也一块儿来。方学增说，那样不好，太招摇了。
第二天，方学增和方学慧带了礼品一起去桦树沟煤矿。爬上了一个慢坡儿，兄妹俩都累得气喘吁吁，坡顶上路边有棵大树，亭亭如盖，方学慧说：“天还早，咱在这里歇歇。”两人停了自行车，在树旁坐下。方学增说：“学慧，当着娘和房芳的面，我不想问你，这两年多你的情况到底怎样？我看你这么年轻，但很显老了，是不是受了很大难为？”方学慧被哥哥一问，满腹的冤屈像洪水冲开堤坝一样喷涌出来，像小孩子一样张开嘴巴哭了，抽泣着说：“哥，差一点儿，我就见不着你和娘了。”方平增掏出手绢给学慧擦泪，说：“学慧，我知道，你当着娘不愿说。这会儿只有咱俩，你想哭就哭，有什么话给哥说说，倒倒苦水，会好受些。”方学慧抽抽搭搭哭了一阵，说：“坦白了政审作假的事，离婚，处分，调动工作，我都认了，好像人麻木了一样，我都觉不着痛苦了。盐业站是个无足轻重的单位，像个垃圾桶，有问题的，不受重用的干部就往那里扔，我去了当个保管员，和别人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没人搭理，也没人欺负，我想，就在这种没人注意的角落里隐姓埋名地过吧。没想到六六年年底到六七年年初，地直机关文化大革命搞起来，我那个商校女同学，地区商业局的同事华贞春当了地直财贸系统和商业系统的造反派头头，成了不得了的人物，她原先就对我嫉妒得要死，我出了事，她高兴极了，但还是不解气，又在批斗杜志刚、高局长这些人的大会上，批他们包庇我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把我揪上台陪斗，还在发言中，用不堪入耳的坏话败坏咱娘，他们还重新给我下了处分决定，开除了我的党籍，行政上开除留用……”方学慧边说边流泪，方学增似乎看到在人山人海的批斗会上，孤苦柔弱的妹妹被凶神恶煞的造反派揪到万人瞩目的高台上，听那些胡说八道，污言秽语，……他的心一阵阵抽紧，像伤口撒了盐一样渍渍辣辣地疼。方学增知道，他和妹妹这样的人对任何凌辱，都只能逆来顺受，天下之大，他们没有地方可以申辩，没有任何人会听他们诉说冤屈，也不会有哪个当权者会为他们开脱，他们自己也不敢生报复之心，他们没有恨的权利。方学增站起来，他难过得搓手，跺脚，甚至想朝树上碰头，但旋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问：“后来呢？”方学慧擦擦泪，说：“开完了那个会，我整个人崩溃了，觉得确实没办法儿活下去了，什么也不想了，一门心思想死了算了，还自己劝自己，娘在哥那里，不用挂着了，把苗苗交给她爷爷奶奶，大点儿了去找她爸爸上学，没她妈了，也不影响她的前途了。想来想去，不再忍辱含垢，苟且偷生了，一死了之吧。我把苗苗送到她奶奶家，想在回城的路上跳水库，有捞鱼的，没跳成，回到宿舍，晚上上了吊，……”方学慧又抽泣起来，说不下去了，方学增蹲下给她擦泪，说：“怎么了，有人发现救了你？”方学慧抬起头，说：“是俺站里一个大学生，是个右派，叫雷鸣，他平时对我和苗苗就挺关心，开过那天的会，他担心我想不开，黑白地关注着我，我让传达室代发的信，他给截了下来，我往乡下送孩子，他远远地在后边跟着，那晚上，我刚把脖子伸进绳套儿，刚踢倒脚底下的杌子，他就把我抱了下来，……”方学增说：“学慧，你太胡闹了，要不是这个雷鸣，不就完了吗？”方学慧说：“是，我确实是太糊涂了，太胡闹了。我把头伸进绳套儿那一刹那，眼前彷佛看见娘和你哭着看着我，我后悔了，心里甭提有多难受了。……”方学慧擦擦眼泪，甩甩头发，像是要把痛苦和不堪回首的往事甩脱似的，长出了一口气，说：“好了，都过去了，哥，放心吧，以后不论会遇到什么事，我都不会做这种傻事了，除非人家把我治死，自己决不治死自己。”方学增说：“对，这就对了。”又说：“真亏了人家这个雷鸣，以后我有机会见了他，一定好好谢谢他。学慧，一辈子都不能忘了人家的大恩大德。”方学慧红着脸说：“是不能忘，想忘也忘不成了。”方学增问：“怎么了？”方学慧说：“俺两人恋爱了，过一段时间就去登记。”方学增问：“你们俩能行吗？领导上能同意吗？怎么，他是右派，还没摘帽吗？ ”方学慧说了雷鸣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和一直没摘“帽儿”的原故，方学增说：“他这个情况……”方学慧说：“哥，雷鸣这个人—你以后见了就会知道—太好了，俺两人黑对黑，同病相怜，谁也不嫌谁，苗苗大了，反正要去找她爸爸，雷鸣也影响不着她，俺两人商量好了，党不变政策，就不要孩子，两个人生活，互相照顾，人怎么不是一辈子。”方学增说：“学慧，你也不小了，经受了那么多困苦，也成熟多了，你和雷鸣的事，乍一听，按世俗的标准，看似不妥，觉得难以接受。但是，我刚才想过了，对这事儿，我支持，既然已经定了，就得有思想准备，同甘共苦，有勇气面对任何磨难。”方学慧说：“哥，你放心，死都死过了，什么样的磨难我都受得了，俺俩结了婚，我们一起来看咱娘。”方学增说：“这回不给娘说这事？”方学慧说：“说，不过不说雷鸣犯过错误的事，更不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事。”
学增学慧兄妹到了桦树沟煤矿，去马家看望两位老人。方学增每月来一次，每次都给前岳父母带点饼干、罐头一类食品，马全礼两口子本来就不赞成女儿和方学增离婚，现在，方学增对他们仍以“爸妈”事之，让他们又感动又不安。方学增说：“爸妈，我和马云夫妻一场，你二老就是我的爸妈。俺俩分开，错在我，不怪马云。”他们说：“孩子，你越说，我们心里越难受。”方学增说：“那好，我们以后不说这事。”这会儿，老两口见方学增的妹妹跟着她哥一起来看他们，更加感动。说：“学慧，小云和学增都这样儿了，你还来看我们，真让我们不知说什么好。”学慧说：“他们离婚，也是出于无奈—大爷大娘也许听说了，我也离了。咱不说这个。咱们还是亲戚。”中午了，马全礼说：“小云又结婚了，搬到他爱人宿舍去住了，我去叫她，也去把孩子接回来。”方学增说：“爸，请陈大哥一起来吃饭吧。”马全礼说：“他没在家，上矿务局办事去了。”又对方学慧说：“小云这个对象叫陈洪杰，是个部队转业干部，也在这矿上上班。人不孬，也疼孩子。跟你哥见过面，还一起吃过饭。”马全礼出去一会儿，和马云、两个孩子一起回来了。马云和方学慧见了面，两人都很激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马云说：“学慧，我对不起你哥。”方学慧说：“嫂子，别这样说，……咱个人心里的苦自己知道，互相也知道。咱什么也不说。这是命。”两个孩子听说要跟爸爸姑姑去卧虎山煤矿，高兴极了，嚷着让姥姥去学校给请假，吃过中午饭，学增、学慧带了两个孩子往外走，马云送他们，方学增想着房芳说的事，试量着想说，但自己又迟疑了，他还是担心惹出事来，同时也怕马云去卧虎山煤矿，陈洪杰有“想法”，影响他们夫妻间关系。马云送他们来到煤矿外边大路上，学增兄妹让她站住，马云说：“学慧，你多保重，带好苗苗，别忘了我。”方学慧眼里满含热泪，说：“嫂子，马云姐，你也保重，问陈大哥好。”方学增鼻子发酸，说：“好了，就这样吧，马云，你回去吧，我们走了。”马云回去了，学增、学慧骑上车上了路，坐在方学慧车子上的方琴说：“姑，俺妈哭了。”……五月天，辽西山区春光烂漫，路旁，岭岗上，叫不出名的山花儿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点点盛开，在阳光下绽现着灿烂的笑容，路旁的野草泛出了新绿，树木泛青了，乌鸦、喜鹊沉稳地飞过，麻雀儿在追逐，嬉闹，他们来到上午兄妹俩歇息说话的大树旁，下了自行车，学慧领着两个孩子跑着去采野花，不时响起欢快的笑声，方学增老远看着他们，这是两年多来他们少有的欢愉时刻，蓝天下，春天的大地是这般静谧，世间万物如此美好，他恍然如在“世外桃园”一般，这一刻，方学增甚至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人，一种“物我两忘”的奇异感觉攫住了他，他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了那个纷乱的，喧嚣的，争斗、厮杀着的，凶险的，恐怖的人世。……太阳落山了，学增、学慧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房家屯，离家老远，就看见苍茫暮色中，娘领着苗苗站在院子里木头柈子堆跟前等着哩。来到家，两个孩子跳下自行车，一溜小跑到了奶奶跟前，奶奶的脸和两张小脸儿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进了屋，奶奶说：“快让奶奶看看，俺孩子长什么样儿了，多高了。”看一阵，又抱一阵，说：“快把奶奶想死了。”过一会儿，奶奶问：“你姥娘、姥爷都好吗？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方柱说：“俺姥娘姥爷都好。妈妈没来，她不知道奶奶来了，爸爸没说。”方琴说：“下回我喊妈妈来。”房芳问方学增：“你没给马云说？”方学增说：“我犹豫了好一阵，还是觉得别把动静儿弄大了，这样稳妥些。”房芳说：“你真白搭。你看不出来？娘也想马云，让她来一趟，天能塌下来？哪天我去叫她。”方学增说：“你也别莽撞，等学慧走了，慢慢再说。”第二天，方学增到矿上请了假，一家人坐了屯里的大车到附近公社驻地的一个照像馆照了“全家福”，老太太坐在中间，学慧、房芳坐在娘的两侧，方学增站在娘后边，方柱、方琴、苗苗三个孩子站在大人前边，老少七口儿衣裳光鲜，笑逐颜开，照像师傅—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半老头儿—说：“好，这张‘全家福’照得好。一看老太太面相，就是有福的。”程兆萍说：“谢谢师傅，师傅过夸了。”心里又想，光看这一霎儿，像是“有福的”，岂不知她是天下最苦的人。回到家，程兆萍看着屋里屋外欢跳的三个孩子，对儿子、女儿说：“娘今天算是心满意足了，能熬到今天，受再多苦，也值了。”方学增、房芳回矿上班儿了，方学慧领着三个孩子屋里、院儿里嘻笑，玩耍。方学慧暗想，这里毕竟是“关外”，天高皇帝远，娘在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这就放心了。幸亏娘没上齐州，娘如果在齐州，华贞春那帮人非要了俺娘们儿的命不可。……方学慧在哥哥家待了四天，带着苗苗回了齐州。她们走出火车站，头一眼就看见雷鸣穿着白衬衣，篮布裤，干净利落地站在出站口外边，苗苗高喊着“雷叔叔”，朝他跑去，雷鸣快步过来，先接过方学慧身上的包儿背到肩上，又蹲在地上，背上苗苗，说：“好了，我们走吧。”方学慧说：“苗苗，下来自己走。”苗苗说：“不嘛，我让叔叔背。”方学慧说：“雷鸣，看你把苗苗惯得没个孩儿样儿。”雷鸣说：“这样才是孩儿样儿啊，是吧，苗苗？”苗苗说：“是。”方学慧指着雷鸣说：“你这人啊，没想到会这么惯孩子。”雷鸣说：“我这样做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矫枉过正’，人家越歧视咱们的孩子，咱们越娇她，疼她，让她知道，我们有多么爱她，她像人家的孩子一样幸福。”方学慧说：“你总有自己的道理。”雷鸣问：“怎么样，伯母，哥，嫂子，孩子都好吧？这回高兴吧？”方学慧说：“好，都好。我去这一趟，特别高兴。”雷鸣说：“我老远看见你，就知道情况不错。我就说嘛，打起精神，别天天愁眉苦脸的，人生总不至于全是苦难。”
学慧走了，下一个星期六，方学增把方柱、方琴送回了桦树沟。学慧、苗苗、方柱、方琴来过之后，娘特别高兴，说：“娘这回没心事了，你们两人在矿上好生工作，不用挂着我。矿上事多，星期六不回来也没关系，公家的事要紧。房芳别一个人往家跑。”在矿上宿舍里，方学增对躺在在身边的房芳说：“多亏你，让娘进了安乐窝，我感谢你一辈子。”房芳说：“‘一辈子’？你这一辈子，让马云占去了好几年，…你得对我好，给我补上。”方学增亲吻她，说：“好，补上，全补上。”房芳说：“补上也不行，下辈子我也不放你。到下辈子，我上来先把你抢着了。”方学增说：“好，我记着，下辈子谁也不找，就等着你抢。”房芳说：“咱们要是有个小孩儿，娘就更高兴了。”方学增说：“咱不是商量过，等等再要吗？”房芳说：“是啊，我这么年轻，不慌着要孩子。”方学增说：“我主要是怕孩子受我的影响，被歧视。”房芳说：“那咱就等着，天再连阴，也会出太阳，形势不能老是这样。”
尽管那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尽管到处红旗招展，战歌震天，发了疯的“造反派”集会，串连，批斗，夺权，两派武斗，打“内战”，有点儿像“春秋”、“战国”，搅活了个天翻地复，但是方学增的母亲程兆萍避居在房芳的老家房家屯儿，却像躲进了无风无雨的港湾，安然无恙。时光荏苒，冬去春来，程兆萍从颠沛流离，惊恐不安中挣脱出来，得到了安适和宁静，身体变好了，人长胖了，憔悴的面容变得舒展，愁苦似乎渐渐离她远去。……方学增希望母亲就在这里，就这样过下去，日后房芳生了孩子，娘给看着，一家人有老有小，平平安安，不招谁惹谁，房芳家几间老屋，就是他们一家的乐园。那天房芳说的盼望形势变化的话，让方学增想了很多。房芳没念过多少书，对社会上的事往往凭直觉去感受和考虑。她精神世界的核心就是对方学增的爱，一门心思盼着“形势”会出现转机，减轻方学增背负的压力，方学增高兴，她就快乐，方学增郁闷，她就难过。她说，天再连阴，总会出太阳。但那是一种天真的期盼，一种幻想。方学增对“形势”的看法儿，要清醒、现实得多。他知道，既然是“运动”，总有一天会过去，但现在还远未看到运动收尾的任何迹象。而且，即使运动结束了，阶级斗争也不会结束，按毛主席的指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娘是戴“帽子”的地主分子，无论按政策，还是按法律，都是当今社会中的“阶级敌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原籍接受管制和劳动改造。可是，娘在老家不只是被训话和强制劳动，还要遭受凌辱和欺压，活不下去。没有办法儿，才跑了出来，去了济南三姨家。红卫兵运动闹起来，三姨家也不能呆了，方学增才把娘接到这里来。但躲在这里，亦非长久之计，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出事儿。果然，学慧走了不久，中央“六厂二校”的经验就传达下来，要在一般群众中清理坏人，八月中旬，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把“清理阶级队伍”列为工厂“斗、批、改”的一个工作阶段的内容，听说，九月份，矿上“清队”工作就要开始了，方学增变得惶恐不安。矿上学习了中央和省革委关于“清队”的文件，方学增主动写好了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及政审作弊的交待检查材料，交给矿革委会领导，还借开会学习的机会，在发言中把自己“摆进去”，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检查和分析，批判，称自己是应该接受工人阶级、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对象，表示一定要加强改造，脱胎换骨，用工作和劳动的汗水冲洗自己丑恶的灵魂，让群众斗争的烈焰焚烧掉自己世界观中反动剥削阶级的烙印。矿革委主任—一位从外地煤矿调来的老干部—在大会上表扬了他，说他态度端正，认识深刻，立场转变得好，希望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努力工作，继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方学增听着主任的表扬，简直坐不住，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自己正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像当年政审作假一样，他又在欺骗组织，欺骗革命群众。他当着大家的面，说的是一套，而背着大家做的是另外一套。他把从老家逃亡出来的“地主分子”母亲千里遥远地接来，藏在乡下，百般侍奉。而做这些事，他都背着矿上原先的和现在的领导，瞒着群众，甚至还为领导上没发觉没过问而沾沾自喜。“清队”工作开始了，他一方面对自己明摆着的，尽人皆知的问题装模作样地检查，而对自己真正的“现行”问题，正在犯着的错误仍然刻意隐瞒。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他知道，从感情上和道德上，他也许没有错，他做的事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但是在政治上，他显然又错了，而且错得像政审作弊一样甚至更严重。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窝藏逃亡出来的阶级敌人，这是“顶风而上”，是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方学增越想越害怕，他拿不定主意，他不能向矿革委坦白，他知道一旦坦白了，矿上一定会把他母亲遣送回老家，那是把母亲往火坑里送。但凡能活得下去，母亲也不会冒着危险往外跑，怎么办？他一筹莫展，没一点办法儿。他坐立不安，辗转反侧，房芳知道他的心事，劝他：“你不就是担心娘的事吗？娘投奔儿子天经地义，已经待了一、两年了，不什么事也没出吗？矿上找这么个小脚老嫲嫲的事有什么意思？别自己吓唬自己了。”每次，总是在房芳的劝慰，爱抚中，方学增才能放松一下神经，在房芳的怀抱里睡去，但又常被恶梦惊醒。就这样，矿上的“清队”搞了几个月，方学增也被煎熬了几个月，却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头上始终悬着达摩斯克利剑，方学增的心一直在半空中吊着。
程兆萍来房家屯后，儿子怕她一个人在家寂寞，买了个小收音机，让娘没事听听样板戏，程兆萍除了听戏，也听新闻。她是一个戴着“帽子”，潜逃在外的人，自然也关心共产党的政策和正在进行着的运动，这隐隐约约地关乎她的安全。女儿和苗苗来这里，方柱和方琴也见到了，程兆萍高兴了好一阵子。可是，从九月份往后，她从广播里听到全中国，她所在的辽宁省还有老家山东省都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说哪里哪里清查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逃亡在外的阶级敌人，听得她汗毛都竖了起来。她看出来，儿子心事很重，表面上跟原先没什么两样，但像是装样儿给娘看的，他一个人在旁边儿时就变得满面愁容，还不由自主地叹气，问他“怎么了？”他一愣，立即换成笑脸，说：“没怎么，什么事儿也没有。”程兆萍问：“那你叹什么气？”方学增说：“我是想起这个月矿上产量太低了，心烦。”房芳说：“娘，你别管他，他这个人就这样，有丁点儿事就放在心上。”程兆萍知道他们两人怕她害怕，不跟她说实话。实际上，儿子正在为她的事担惊受怕犯愁哩。儿子和媳妇两人正在犯难为哩。程兆萍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土改以后，在本村，在公社参加训话会，批斗会，领导说的明白，他们这种人只能在本村（大队）接受管制和劳动改造，外出即使是到近处走亲戚也要向治保主任请假，他们“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而她，在共产党搞的“四清”运动查出了她的问题之后，竟私自逃了出来，先是藏在济南，到了文化大革命，一下子窜到了关外，她一个小脚妇女，身个不大，胆子倒不小。她是在本大队，本公社甚至县里在了“册子”的地主分子，跑出来快四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可不是个小罪过儿。她知道生产大队里缺钱，她在村里也干不了多少活儿，人跑了，还省下一个人的口粮，因为这没兴心抓她，要是想抓他，那还不容易，她不过就是在亲戚家落脚儿或者投奔儿女，想找她还用费多大事？人家共产党讲的是“调查”，什么事调查不出来？她程兆萍上不了天入不了地，也不能插翅儿飞了，就算老家不来人抓她，这矿上的领导或者房家屯的干部有一天也会“清理”到她头上。一个大活人在这里，不是藏着，掖着，瞒哄着的事儿。儿子身上担着天大的罪过。不出事儿是运气，出事儿就是大的，儿子会背更厉害的处分，说不定干脆连他一块儿开除了，你不是孝顺你老娘吗？回老家当社员陪着她去吧。她这不是坑自己的孩子吗？不光是儿子，还有这么好个儿媳妇儿，头个儿媳妇儿已经让他们方家人骗了，害了，让人家逼得离婚了，儿子好歹缓过劲儿来，找了现在这一个，小两口儿和和美美地过日子，要是这回倒了霉，儿子饭碗给砸了，开除回家，儿媳妇怎么办？那不是要了那孩子的命吗？让人家媳妇儿跟着受罪，不全怨她这个坑人的“地主婆”？程兆萍就像得了“魔”症，没事儿就想听新闻，而新闻里回顶回少不了“清队”这些事，她越听越胡寻思，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活儿也做不下去，也不敢上邻居家去串门儿打牌了，一个人在家里，听见房前屋后有动静儿，就寻思是有人来抓她了，睡了觉，也常被恶梦吓醒。她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自己得走，哪里也不去，就回老家方庄，她开始想自己那个结婚，生子，过了三十年的家了，还有那些熟稔的姊妹们娘们儿，一直向着她，帮她的邻居菊花和她的孩子……她甚至也想再见见李存锁，他怎么样了？人家还整治他吗？他们两个人作的孽，他送她一个人跑了，撇下他自己受罪，人家还不得找他的麻烦？黑皮翠还不没好地治作他？好可怜。好好的个人儿，周武郑王的方庄书记，落到这么个地步，都是她程兆萍害的。你程兆萍一翅子飞了，跑没影儿了，让人家担凶险，受气，吃苦，……回去吧，她一没偷，二没抢，也没像戏里演的那些地主反革命往井里投毒，往生产队牛槽里扔玻璃渣子，趁人看不见贴反动标语，她不就是让黑皮翠和酸石榴两个混账娘们儿欺负得没法儿过了，才跑到亲戚家去了吗？回去，一准回去，大不了就是让人家弄到台子上斗，指着头皮数量，吹胡子瞪眼地熊巴，反正不至于抓起来去罚劳改。就是蹲监牢，罚劳改也回去。……可是，想到黑皮翠、酸石榴那两个泼妇娘们儿，还有李存仓那个老色鬼，程兆萍又从心里打憷，不由得浑身合撒，回去，他们能让你过吗？但是她心一横，不让过也得回去，那两个泼货，反正不能吃饱了饭天天来闹，三年过去了，气儿还那么大？她们还能再闹？就算闹，她们反正不敢打死人，打死人她们自己也犯法。酸石榴再闹，李存仓再来发坏，他们的儿子不是在大队当大官儿了吗？就找他告状，他儿能由着他们胡来？他不怕丢面子？想开了，也就不怕了。实在不行，闹个鱼死网破，最大是个死。走投无路了,死就死。这回在这里，儿子、媳妇儿、女儿、孙子孙女、外甥女儿都见了，还照了“全家福”，闺女也找了对象了，听说是个南方人，还是个大学生，现在死了，也没挂心事了。……回家吧，老在外头藏着，躲着，跟见不得阳光的鬼似的，多咱是个头儿？到哪里是一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卖枣的遇见卖碗的，枣枣（早早）碗碗（晚晚）的事，……绝不能再连累儿子和媳妇儿了。等有一天真出事儿了，那时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就不是个好“走”，就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趁着还没出事儿，赶紧走。程兆萍拿定了主意。星期六晚上，吃完饭，程兆萍和儿子坐在炕上，房芳在收拾碗筷儿，屋里暖烘烘的，外边北风有时像老牛“哞哞”叫一样阵阵吼着，有时刮来一股旋风，吹起地上的枝条，树叶，沙石，像过队伍似的，关外的冬天来得早，说不定哪天就要下雪了。程兆萍用很平常的口气，说：“增儿，你这两天，往火车站跑一趟，给我买张火车票，我得回去。”方学增一愣怔，惊问：“娘，你说什么？‘回去’？回哪里去？”程兆萍说：“还能回哪里去，回咱老家。”方学增说：“住得好好的，回什么老家？儿子媳妇儿在哪里，哪里就是娘的家。回老家干什么去，有什么想头？回去干嘛？找气受，找苦吃去？你老人家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程兆萍说：“儿子，你不知道，上年纪的人，都恋家，再孬，再苦，再不济，家也还是家。两、三年了，也不知院子、房子的什么样儿了，这些天,我老做梦，梦见你爷爷奶奶，好几年没给他们上坟了，过年也没请他们来家，他们八成是没钱花了。我也不知怎么了，一门心思地想回去。”方学增说：“娘，怎么出来的，你忘了？既然出来了，咱就不回去了。那个老家，不要也罢了。你怕俺爷爷奶奶没钱花，那好办，到了年节，咱到坡里，朝着老家的方向，祷告，磕头，烧香烧纸—这里的山东老乡一些这样办的。娘，你不想想，你回去了，大队的人能轻饶了你？不得没好地批斗？就算豁上尽着人家批斗，那些欺负人的人还不要人的命？说什么也不能走。”房芳也走到炕前，说：“娘，你哪里也不能去，就在这住着，我不让你走。”又对方学增说：“我可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娘走了。”程兆萍见说服不了儿子和媳妇儿，心想，看来只能瞒着他们，偷偷走了。儿子和媳妇儿去上班了，程兆萍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好在三屉桌里有儿子放的钱，她数了数，有六十来块，她拿上三十块，学慧来，给了她二十块，有这些钱，买票，回家后生活，就够了。转眼又快到星期六了，大风停了，这天天气不孬，无风无火的，程兆萍早早地起来，弄点儿饭吃了，头天她已经把屋里收拾利索了，她背上包袱，到大路上搭一辆去煤矿的马车，到了煤矿煤场外头拦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掏出两元钱，请人家把她捎到火车站，那年轻司机好脾气，说什么也不肯要她的钱，伸手把程兆萍拽上驾驶室，开起车就走了。程兆萍到了火车站，打问着买了火车票，到候车室等着检票上车，心想，走了，走了，一走了之。难得人家不找儿子的事，他两人能啥事儿没有的过去这一关，她回老家遭再大罪，也值得。这比什么都要紧。……头天晚上，方学增一会儿考虑矿上“清队”要向纵深发展，不知怎么弄，一会儿想娘突然要回山东—原先说到回老家，娘是“谈虎色变”的—是怎么回事，她一定是从广播里听到“清队”的事，怕连累他，才兴心要走的。他何尝不知道娘在这里的风险，可他又怎能忍心眼睁睁地让自己的娘往火坑里跳？怎么办？他想不出办法儿来。事实上，让娘回方庄去受苦，受欺，是最“保险”的办法儿，但这又是他难以做到的，剩下来的，就只有贪图侥幸，听天由命，求老天爷垂怜这一条路儿了。方学增想得头脑子快裂开了，第二天上了班，心神恍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在办公室里安排了一点事儿，又向二号井井口走去，路上，销售科一位老同志，山东老乡，对他说：“方科长，刚才我上煤场看装货情况，见到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大娘拦车去火车站，听她说话和你一个口音，我心想可能是方科长亲戚。”方学增听了，头脑子“嗡”地一声响，但故作冷静状，问：“那人什么样儿？”那老乡说：“长得白白净净，瓜子脸儿，板板正正，利利索索，挺好个人儿，小脚儿。”那人说完就走了，方学增慌了神，坏事了，娘自己偷偷走了。他赶紧回办公室，骑了自行车赶往煤场，哪里还有娘的踪影？方学增急急忙忙把自行车放到煤场里，坐上一辆过完磅要走的车，他心急如焚，请司机快开，他要去火车站接位老人。到了火车站，方学增慌忙走进候车室，见往济南方向的车次正在排队检票，他疯了一样，拨开人群，往前边挤，总算在人流中看见了娘背着包袱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到了检票口，检了票，进站去了。方学增在外边喊：“娘，我是学增，你怎么走了？快回来，咱不走了。”程兆萍听见了儿子的喊声，退回来，走到检票口跟前，方学增好歹挤到检票口，对检票员说：“同志，家里有紧急情况，俺母亲不能走了，求你放我进去，接她回去。”检票员见这青年急得疯了一般，放他进了站，说：“那你们跟出站的乘客一起出站吧。”方学增几步跑到娘跟前，急咧咧地说：“娘，你怎么这样？不给俺说一声儿就一个人走了？你这样走了，我和房芳心里有多难受？”说着就像孩子一样哭了，程兆萍也哭了，说：“小儿，娘何尝愿意走？别说回去日子不好过，就算好过，娘也不愿意离开你们。可是，娘不走不行，真出了事，连累你，还有房芳，怎么办？我说什么也得走。孩子，娘想好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也不能把娘治死。我不论受多大难为，只要你和小芳还有你妹妹在外边好好儿的，娘心里就高兴。再说，娘的火车票都检了，也不能退了，不走了，钱不白花了？小儿，你让娘走吧。”方学增说：“娘，广播上说，很快就有寒流，自西向东降温，有雨雪，说不定你到家，咱那边正变天下雪哩，你一个人回家怎么办？不把我和小芳挂死？我想来，俺矿上‘清队’这么些天了，没人说你的事，八成不要紧，你就安心往下，已经快到腊月了，很快就过年了，真要走，过了年，开春儿再走。再说，我今天要是放你走了，房芳非埋怨我不可。走，咱回去。”程兆萍手里拿着那张火车票，说：“这车票白瞎了，疼死人了。你看这事儿闹的。全怪娘。”程兆萍只好跟着儿子离开火车站，重又回到房家屯。房芳说：“娘，你一个小脚老太太，大冷天，一个人走了，俺两人心里什么味儿？不知道的还寻思让儿媳妇儿逼走的哩，往后别再做这种糊涂事了，你安心待着，把心放宽了，没事儿。”
但是，没过几天，“事儿”就来了。方学增没有想到，那天他和娘在火车站说话，被桦树沟煤矿一个采购员看见了，那人因为采购的设备部件质量不合格，被方学增批评过，一直对他不满，文革中，是荣子忠那一派的骨干，他回到矿上，立即把这事当成一个重要“发现”报告了荣子忠，荣子忠认为跟方学增在一起的小脚妇女肯定是他母亲，而他母亲是戴着“帽子”的地主分子，是不能随便外出的，估计是逃出来的，方学增是在窝藏潜逃的地主分子母亲，错误性质十分严重。荣子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决定借这事大做文章，要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其时辽宁省革委主要负责人毛远新—毛主席的侄儿，江青的红人，关外社会暗称“东北王”—正大力提倡革命造反派提高路线觉悟，反对复旧，复辟，他荣子忠此举正可彰显革命警觉性和路线觉悟，为自己巩固既有地位和今后升迁积累政治资本；二是向矿务局、桦树沟、卧虎山两个煤矿的走资派重重一击，让他们看看，他们包庇，宽纵的阶级异己分子方学增在干什么；再就是间接打击方学增的前妻，荣子忠求而未得，如今是对立面的马云。荣子忠立即派人到卧虎山煤矿，房芳的老家房家屯摸清了情况，经过几天暗中准备，突然间，三路出击，同时在本矿、卧虎山煤矿、矿务局贴出了大字报，题目十分具有震撼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阶级异己分子方学增窝藏地主分子母亲意欲何为？”，“战斗正未有穷期—向阶级异己分子方学增和包庇、纵容他的党内走资派开火！”大字报指责矿务局及矿务局系统有关煤矿的走资派长期以来，对阶级异己分子方学增包庇重用，问题暴露后对其宽大无边 ，百般纵容，而方学增表面上伪装“认识错误”，暗中却私自窝藏潜逃出来的地主分子老娘，矿务局和卧虎山煤矿的走资派对此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桦树沟煤矿的有关人员知情不报，这是矿务局系统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敲响了警钟。荣子忠这轰然一炮把矿务局和卧虎山煤矿两级革命委员会打了个仰巴叉，事发当天，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日升向主任发难，主任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派工作组进驻卧虎山煤矿，就地调查处理，对方学增进行批判斗争。贾日升提议，在卧虎山煤矿批斗方学增的地主分子母亲，同时与房家屯所在大队革委联系，在房家屯召开批斗大会，以挽回影响，肃清流毒。矿务局革委会有委员提出异议，说方母不是煤矿的人，把一个小脚老太太弄到矿上批判，似不符合政策，在职工中恐怕会有不好的影响，但贾日升以革命造反派代表自居，气势咄咄逼人，老干部怕被重新打倒，都怯他三分，他的提议算是勉强通过了，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开完批斗会，卧虎山煤矿立即派人将方母遣送原籍。矿务局政工部门立即将此事通知了卧虎山煤矿。矿革委主任接通知后大惊，把方学增喊来，这位矿工出身的中年汉子站起来，伸出长臂，手哆嗦着，指着方学增的鼻子，说：“方学增，你办的好事！‘清队’中我还表扬了你，你却背着我，干的这个。完了，这回你这个祸闯大了。”方学增的脸顿时变成像打字腊纸那种青灰色，嘴巴咕嘟着，说不出话来—这种事情，是非黑白分明，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呆瓜一般，身子微微发抖，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上边只有“完了，全完了”几个字频频闪现，稍顷，主任喝了口水，平息一下怒气，对方学增吼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方学增傻乎乎地问：“走？上哪？”主任说：“你傻了？还不快回房家屯，给你娘说这事，要不，矿务局来了人，不让你离窝儿，突然派人抓她来斗，不把人吓死？”方学增吓得说话不成绺儿：“怎么，矿上……还……揪斗俺娘？我叫她快走……不就行了吗？”主任说：“你娘是地主分子，哪里不能斗？你让她快走？早怎么不让她走？这会儿晚了。得通过批斗挽回影响，肃清流毒。快去吧，记着和房芳一块儿回去，让房芳在家看着点儿，别出了不好的事儿，就更麻烦了。”方学增走出主任办公室，他头晕目眩，他好像已经失却了正常的清醒的意识，也没顾得上去喊房芳，一个人机械地回到宿舍，机械地骑上自行车，机械地蹬着自行车，不知道怎样回到家，见母亲正在给房芳缝补工作服，旁边儿小收音机里正播送新闻。娘见儿子不晌不晚突然来家—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脸色难看得吓人，忙拿了茶杯给儿子倒水，一边问：“增儿，你怎么半晌不下地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方学增看着娘，说：“娘，我说了，你可得撑住了，出大事儿了。你在这里的事儿，让人家告了,矿上要开你的批判会，让我先回来给你说一声。”程兆萍听了儿子这话，手里的茶杯掉到了地上，“啪嚓”一声响，杯子碎片儿，热水洒了满地，娘身子摇晃着，眼看要摔倒，方学增慌忙扶她坐到炕沿上，过一会儿，娘缓过神儿来，说：“怕出事儿，还真就出事儿了。人家矿上斗我，娘能硬撑住，娘挨斗也不是头一回了。可是，娘在你矿上挨了斗，你和房芳的脸往哪搁啊？”方学增说：“娘，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让娘受这个罪，比拿刀子杀了我还难受，都怪我，那天非得把娘从车站追回来。我觉得是桦树沟煤矿的人在火车站看见咱，告发了，出了这事。”程兆萍的眼泪像断线珠子一样地往下流，说：“俺儿哎，你孝顺，怕娘回老家吃苦，哪能怪你？是咱娘们儿命里有这些劫数儿，想脱也脱不了，想躲也躲不过去。小儿，娘给你做点儿饭你吃了，回矿吧，人家来抓我，我就去。”方学增说：“娘，你可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回去让房芳来家陪你。”程兆萍说：“小儿，你放心，娘不是糊涂人。娘就是死，也不死在这里。那不更连累你？你放心，娘不光不死，还吃好喝好，吃饱了喝足了，好去上台子挨斗。你也别让小芳来家，不用跑那个冤枉腿。”
下午，矿务局工作组来到了。在工作组和矿革委联席会议上，经过矿革委主任力争，决定，首先召开矿行政、后勤人员会议，对方学增开展批评斗争，方学增在会上做深刻检查；考虑到方学增的工作关系到生产特别是安全，为减少负面影响，方母的批斗会，在房家屯，由大队和煤矿联合召开，矿上派职工代表参加；批判会后，煤矿派人将方母押送回原籍。当天下午就召开了后勤人员会议，工作组组长，矿革委主任，几个职工代表发言，对方的严重错误进行分析，批判，方学增作了检查。会上，主任宣布，今晚，矿革委派人赴房家屯所在大队联系，研究联合召开批斗方母的具体事项，如无特殊情况，原则上定在明天上午开会，煤矿派代表乘车前往，责令方学增下班回家通知其母。
方学增和房芳骑车回到家，娘已经做好饭等着他们。娘说：“孩子，啥话不说，吃饭，吃完饭睡觉。明天娘上台挨斗。”方学增和房芳交换了一下眼神，没说什么，娘儿三个默默地吃了饭。房芳收拾完了，弄热水让娘洗脚，说：“娘，你一定得想开。这事儿怪我，是我想得太简单了。”娘说：“已经这样了，咱任谁不怪，也不后悔—后悔药治不了病。孩子，别担心娘。娘要是想死，你们有仨娘，也死没了。娘本来就是戴‘帽子’的人，就该在本村劳改，挨斗，跑出来，就犯了王法了。娘活一天，这一天从睁开眼那一霎儿就得准备挨难看，那也得活。要是因为挨斗，挨训，挨打挨骂，就不活了,那天下的四类分子还不早死光了？大多数儿都死皮赖脸地活着，娘不死，娘舍不得你们。娘在这里挨这个难看，就是觉得对不起小芳，让你受刮连，跟着丢这个人。”房芳说：“娘，我是方学增的媳妇儿，也是你的孩子，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孩子也不能因为父母犯事就不认他了。娘，你和学增受苦，我就理当陪着。你别当事儿。”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在房家屯小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外逃地主分子程兆萍的批斗会。矿务局工作组成员，卧虎山煤矿革委会代表，职工代表乘坐煤矿的大卡车赶来参加。房家屯所在大队几个自然村都派了社员来。社员们都觉得这事新鲜，也奇怪。房家屯的人听说在房芳家住了两年多的婆婆是从山东老家逃出来的四类分子，不少人觉得这个小脚儿女人长得那么面善，挺好个人儿，和电影里的坏人太不一样，现在要批斗她，挺让人可怜的，但谁也不敢说话。平时和程兆萍走得近乎的替她捏一把汗。当然也有对她吃穿比屯里社员好眼红嫉妒的，暗自感到解气。还有人觉得批斗这个长得白白净净，穿戴齐齐整整的小脚女人很新鲜，很刺激，比平常开会来的人多，不但屋里挤得满满当当，连院子里都是人，孩子们到处乱挤乱窜。要开会了，方学增和房芳陪着程兆萍挤进会场，会议主持人，煤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宣布批斗会开始，命令程兆萍在讲台上站好，会场上响起一阵“地主分子程兆萍畏罪潜逃罪该万死”，“把地主分子程兆萍批倒斗臭”等口号声，矿上来的职工代表和贫下中农代表先后上台发言，发言的人批判的内容大同小异，说程兆萍旧社会是吸血鬼，是逃亡台湾的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解放后，无耻地以色相拉拢腐蚀共产党的干部，为其子女提供虚假政审证明，使其子女得以混入命队伍，混入共产党内，她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凶恶敌人，是化装成柔弱女子的毒蛇，文化大革命中，为逃避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外逃至此地潜藏，这表明她立场反动，不思悔改。我们辽西天是红彤彤的天，地是红彤彤的地，我们辽西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我们决不能让卧虎山煤矿和房家屯成为外逃阶级敌人的避风港，我们要把她批倒批臭，赶回老家去。发言当中，领喊口号的人不时插进来带领大家喊一阵口号，站在会场前排的方学增也和人们一样举起右臂，跟着喊口号，紧挨着他的房芳只象征性地抬抬手，并不真喊口号—她喊不出来。会场里人挨着人，吸旱烟吸纸烟的人喷云吐雾，全屋里烟雾腾腾，烟味儿，男人女人身上的脏臭味儿，孬油味儿，吃大葱、大蒜、水萝卜的口臭味儿，人们放屁的氨味儿混合起来，在满屋里游荡，开会的人咳嗽声、喷嚏声此伏彼起，一个个像被辣椒粉呛着了似的，程兆萍又羞又怕，战战兢兢，浑身发抖，冷汗浸湿了内衣，冰一般凉，方学增和房芳紧张地盯着台上的母亲，方学增低着头，两只眼睛不错眼珠地看着娘，他青灰色的脸在缭绕盘旋的烟气中看不出是哀伤还是忧愤，这是怎样的一幕，是何种场景？可怜的娘在离家几千里的关外被素不相识的人批斗，方学增无论怎样拼命工作都不能换取当权者的宽恕，他们母子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受到怜悯，……房芳紧锁着眉头，紧闭着嘴，像是怕张开嘴就会冲口而出骂人的话似的，两只大眼眼圈儿红红的，紧张不安地看着台子上的婆婆，似乎在替她使劲，恨不得上讲台去替她。第四个发言的人正讲着，又一阵口号声响起：“打倒地主婆程兆萍！打倒反革命臭老婆程兆萍！”程兆萍站了快两个小时了，她突然觉得心慌，腿软，浑身出冷汗，“扑通”一声，摔倒了，脑袋在讲桌腿儿上碰了一下，“出溜”栽倒在讲台上，方学增和房芳慌忙迈上讲台，方学增蹲下，抱起母亲，房芳低声喊：“娘，娘，……”发言停止了，领喊口号的人领着喊：“坚决把地主分子程兆萍批倒批臭！”“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开会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朝台上看，没几个人顾得上喊口号了，几个管事的叽咕了一阵，主持会议的煤矿革委政工组组长宣布：“今天的批斗会开得很好，开得很成功，揭露了地主分子程兆萍的反动嘴脸，挽回了她长时间藏匿此地的恶劣影响，肃清了流毒，提高了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振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会就开到这里，现在宣布散会。让我们全体人员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于是，喊口号的起头儿，指挥大家齐唱全国最流行的仅次于《东方红》的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方学增和房芳不由自主地放下母亲，站起来跟着一起唱歌。唱完了歌，政工组组长对方学增喊道：“方学增，抓紧让你母亲回家，做好准备，矿里派人押送她回原籍！”说完，就吆喝从煤矿来的人坐车返回。几个工人来到讲台前，对方学增和房芳说：“我们帮忙把人抬回家吧。”有人问：“要不要上医院？”方学增抬起头，感激地说：“谢谢了，你们抓紧回矿吧，都还有事。稍待一会儿，找辆排车，我和房芳把俺母亲拉回家就行了。……不用上医院，应该没什么事儿。”外边，汽车喇叭急咧咧地嘶鸣，在催这几个人，他们难为情地看看方学增和房芳，出了教室。稍顷，外边一阵大呼小叫，汽车轰轰隆隆地发动，开起来，回煤矿了。教室里只撇下方学增和房芳守着倒卧在讲台上的母亲，房芳骂道：“哼，咱矿上有的人连人味儿都没有，不是东西。末了走的这几个人还算那么回事儿。”方学增说：“房芳，别乱说。大家都不孬。人家是对的，错在咱自己。”房芳说：“你怕他们，我不怕，他们能吃了我？哼，多大的错？我不明白，也想不通。”半躺在方学增身上的程兆萍睁开了眼睛，房芳说：“娘，你醒了？你刚才把俺吓得不轻。”程兆萍有气无力地说：“我有这么个毛病，一会儿就没事了。……不知道的还寻思是装的哩。”房芳说：“他们爱怎么寻思就怎么寻思，闲功夫管那个。”程兆萍又说：“知道有这么一天，当初我就该听济南红卫兵的，回家算完，这算什么，丢人丢到关外了。”方学增说：“娘，咱不说这个了。”房芳说：“娘，仔细想想，咱也没什么丢人的。天底下四类分子多哩。哪个当娘的也巴着她孩子好，是有点人味儿的就不能不要四类分子爹娘。去他的。我去找辆地排车，拉娘回家。”
第二天，方学增早早起来，赶回煤矿上班，房芳让他替她请假，在家陪母亲。工作组组长和矿革委主任跟方学增谈了话。他们除了指出他这次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之外，还要求他正确对待，不得用消极怠工来对抗组织。方学增诚惶诚恐，一迭连声说“不能，不能，”“不会，不会”，“不敢，不敢”。临了，工作组组长问：“这件事，不只牵扯到你一个人，还把局、矿两级革委领导搞得很被动，有人已经把事情捅到省革委了，据说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做了批示，指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母亲身体怎么样了？为了尽快消除恶劣影响，要抓紧遣送。”方学增脊梁上出虚汗，忙说：“身体没有大问题。”矿革委主任说：“如果身体允许，再过两天，就送走。她走了，这事就算告一段落。”工作组组长不悦地说：“这话不对。把人送走了，这事只是做了一半儿。对方学增的错误还要继续批，方学增本人还要再加深认识，在工作中加强改造，然后视态度和表现进行处理。”……晚上，方学增回到家，对母亲说，过两天，矿上派人送她回家。这两天，房芳一直在家陪着婆婆。要走的头天晚上，房芳端了洗脚水，说：“娘，来，我帮你洗洗脚，睡个好觉，明天好坐车。”程兆萍说：“芳，娘不是七老八十，我自己洗就行。娘那小脚儿，难看，吓人，你们年轻的看了挺恶心的，娘可不让你洗。”房芳说：“娘，你来了二、三年了，我没给你洗过脚，你明天就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再来，你就让我给你洗洗吧。”说着，就蹲在地上，帮婆婆脱了鞋袜，伸手替婆婆洗起脚来。过一会儿，水不很热了，又加了热水，说，多泡一会儿，能睡得好。房芳低着头，两只手在热水盆儿里，仔仔细细地洗婆婆那两只被裹成辣椒状的小脚儿，程兆萍忍不住流下泪来。水不热了，房芳拿擦脚布帮婆婆擦干了，说：“好了，娘，你上炕吧。”房芳倒了洗脚水，回到炕上，挨着婆婆坐下，程兆萍捋着房芳又黑又浓的头发，说：“我在这里一待两年多，芳待我像对亲娘一样好，我知足了。别看我临了挨了斗，让人家撵走，就是死都值了。”房芳说：“娘，明天就上路了，别说这种话。你一个人回老家，天又冷，出来进去一个人，举目无亲，可怎么过呀。我一想，就钻心木乱，甭提多难受了。”程兆萍说：“芳，别担心。没出来以前，多少年娘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回去打起精神，咬着牙好好活，还盼着有一天替俺芳看胖小子哩。”方学增说：“娘，我本应该送你回家。可是，我怕我走了，在这种节骨眼儿上，矿上出点儿事故，那又是我的责任，就没敢请假。”房芳说：“你可不能走，出了事了不得。你替我请假，我去送娘。我一个小破工人儿，识不了几个字，也不怕人家说我觉悟低，不跟娘‘划清界线’。我回家看了，也好放心。”程兆萍说：“你们谁也不用送我。矿上派人押送，我就跟他们走。你们陪不陪我，我都一样走，白让人家说你们态度不好。咱不干那傻事。说准了，娘自己跟着‘解差的’走。”方学增和房芳听娘说得在理，尽管于心不忍，也只好同意俺娘说的办。
这天后半夜，天下雪了。这是辽西今年冬天头一场雪。天明了，方学增开门一看，说：“下雪了,真不巧。”心想怎么倒霉的事都让他们家摊上。房芳说：“下雪才好呢，路不通，火车停运，才好哩，咱就不走了。人不留人天留人。”程兆萍急忙起来，看着外边，院里，路上，屋顶，木柈子垛，全都是白花花的雪，说：“雪不大，不碍事，能走。”娘儿三个刚吃完饭，矿上的车就来到了。矿政工组组长和矿上派的两个“解差”，都戴着皮帽子，穿着军大衣，下了车，方学增慌忙请他们屋里坐。组长说：“没时间坐了。抓紧把你娘的行李装到车上，抓紧走，别耽误了十一点的火车。”方学增难过地看看娘，娘说：“学增，咱们快点，别让领导着急。”方学增忙把娘的行李，他们给娘带上的东西装到车上，房芳扶着娘往外走，到了车跟前，房芳泪流满面，说：“娘，你这一走，咱娘们儿什么时候再见面？”程兆萍说：“娘是不能再来了，这已经给这里领导添麻烦了。也连累了你们。以后要是运动不紧了，在领导那里能告下假来，你们回山东老家，咱不就见面了？”政工组长说：“房芳，好了，别迂磨了。怎么那么动感情？”房芳说：“政治归政治，感情归感情。无论怎么说，方学增都是他娘的儿子。咱们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我也不会说话。组长，你这当领导的，还有两位送俺娘的哥哥，俺娘是个小脚妇女，五十多岁了，那么一把把人，麻烦你们给好好照顾吧。方学增和我不忘你们的恩德。”房芳说着抽泣起来，政工组长见状，没有着急，低声说：“房芳，还有方学增，咱主任交待了，我负责送他们到车站，上去火车。这两个青年的任务是把人送到，交给大队。她政治上是阶级敌人，可是在路上该照顾还得照顾。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你们大可放心。”两个青年看着眼里含泪的方学增，说：“方科长，咱领导说的很明白了，你和小房儿擎（白字，应为“贝”字旁加一个“青”字）放心了，错不了事儿。”两人说完，翻身爬上货车车厢，说：“你们快扶老人上驾驶室。”方学增说：“天这么冷，让你们在上边挨冻。太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两个青年说：“不说客气话了，快上车吧。”方学增和房芳架着，推着 ，娘艰难地坐进了驾驶室。两人站在驾驶室跟前，嘱娘“路上小心，保重身体”，程兆萍说：“你们放心，娘没事儿。学增好好向领导检讨。”一边说，一边流泪。政工组组长厉声说：“好了，不要这样了。哭哭啼啼，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不像话。你们两人快让开，我上车，走了。”方学增和房芳急忙让开，程兆萍迭忙往里坐了。政工组长裹一下军大衣，像收拢一面旗帜，状极潇洒，动作干练地坐进驾驶室，命令司机开车，汽车早已发动，“哞”地一声开起来疾驰而去，冲激起来的冷风和雪粒打在方学增和房芳脸上，一阵刺疼，汽车在门前雪地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辙沟，像轧在他们心上。两人呆呆地站着，眼睁睁地看着大卡车飞一样远去，消失了，雪花，更大、更密的雪花纷纷飘落，落到他们身上，也刺在他们心上，母亲是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被押解离开的啊。房芳看着方学增，见他丧魂失魂的样子，像变了一个人，低声说：“哥，咱不在外头傻站着了，抓紧回屋收拾收拾，回矿上班。雪下大了，堵在家里，麻烦就大了。”方学增像突然被惊醒，看一眼房芳，苦笑笑，说：“好，回屋。”两人回到屋里，娘走了，屋里变得出奇的冷，墙上挂着娘给他们钉的盖垫，板子上码放着娘给他俩做的单鞋、棉鞋，炕上的针线笸箩里，还有纳了半截儿的鞋底。……房芳一边收拾娘留下的东西，一边默默地流泪，方学增在收拾自行车，闷不作声。这几天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严酷，他完全懵了。像一场恶梦，比恶梦还可怕。大字报，工作组，谈话，批斗会，娘休克在会场上，然后，一个弱不禁风的小脚老太太被陌生的穿军大衣的“差人”在大雪天里押送出境……这几天，他没有为母亲说一句求情的话，他不敢，他知道说也没用，没有任何人会对他们母子表示怜悯，发点慈悲，更不会对老太太网开一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无可逃遁。这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难以比拟的，最具创造性，最有效力的人身管治制度，如果德国那两位大胡子的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地下有知，对他们学说的信徒这种统治方式，不知是赞许还是谴责？方学增对自己刚才的想法儿感到惊恐，忙用手捋捋头发，摇摇头，让自己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娘回老家，无异于重新掉进了火坑，他得抓紧给二姨家去封信，让表侄恒顺常去方庄看看，提供些帮助，并来信说说情况。而他本人在矿上的日子会更加难过，不但这件事不算完，日常工作也会变得像踩钢丝一样凶险，出现问题，他就会被说成是“阶级报复”，此后，他会时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待不住了，说：“房芳，走吧，咱抓紧回矿。”第二天，矿革委主任又找方学增谈了话，让他进一步认识错误，记取教训，不要对组织上和革命群众有抵触情绪，更不能影响工作，相反，要把工作做得更好，将功补过，争取宽大处理。方学增因政审作弊，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因文革运动骤起，虽两年期限早过了，党组织活动中断，他的处分并没撤销，这次是在“察看”期间，又犯了新的也许是更严重的错误，他头上戴了双重的紧箍咒。几天后，矿上派的两个“差人”回来了。他们先找领导报告了“任务”完成的情况，接着去了技术科，说：“方科长，路上，我们对婶子照顾得很好，婶子没受什么难为，平安到家，你放心吧。”方学增连声说“谢谢”。他心里明白，不在矿上开批斗会，派两个特别老实的青年负责“遣送”，都是主任暗中照顾。今后，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报答主任的一番苦心。这会儿，方学增的心情稍稍平复，他给妹妹写了信，告诉她，辽宁省清查从关内跑来的无户口人员，母亲被“礼送”回了老家，让她不必担心，得便时可回家探望母亲。同一天，他还给二姨家写了信。
程兆萍被遣送回来一事，给方庄大队斗争激烈的两派增加了一个相互攻讦的“题材”，李存仓的儿子李传福“四清”运动中是揭发走资派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扯旗造反，当上了大队革委会主任。程兆萍回来，他立即向公社革委会汇报，谎称他们紧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和程兆萍的儿子所在单位取得联系，把逃亡多年的地主分子程兆萍追了回来，受到公社革委会的表扬。方庄大队革委安排在大队院子里召开批斗程兆萍的大会，“四不清”下台干部，走资派，坏分子李存锁同时上台陪斗。程兆萍作为地主分子，上台批斗是常有的事，即使李存锁掌权时，也难以避免（当然那时作样子给上级和世人看的成份多些），让她难堪的是和李存锁站在一起被批斗。开会了，会议主持人一声断喝，程兆萍哆哆嗦嗦，一溜歪斜地走上临时搭起的台子，她忍不住偷眼看已经在台上站着的李存锁，而李存锁也正痴痴地看她，两人四目相对，眼睛里充满狐疑，焦虑和苦怨。两人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凌晨分别，四年过去了，现在，又一度雪天，他们在批斗会的台子上重见了。程兆萍比原先“发福”了，只是最近这些日子里惊恐，困顿，面容有些憔悴；而李存锁脸变窄了，变长了，皱纹多了，苍老，干瘦，头发花白，佝偻着上身，头上一顶破棉帽，身上破旧的棉袄棉裤，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看不出是什么颜色，这还是那个一表人材，干练，潇洒的李存锁吗？他几乎变了一个人，程兆萍刚回来那天晚上，邻居菊花对她说，李存锁病了，病得不轻。看样子，他是真的有病了，什么病？好治吗？……程兆萍差点忘了自己是参加被押送回来后头一场批斗会，心里一直在想着李存锁的事。开会了，两个挨斗的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站着，两人都有点摇摇晃晃，程兆萍摇晃，因为她两只小脚，站不稳，李存锁摇晃，因为他重病在身，体力不支。对这两个人的批斗，是对着“死老虎”喊“打”，瞎耍威风，大队干部借以表现自己“革命”和“政治正确”，无关乎大队的“革命”和生产，而对于被批斗者，并非真的要揭发批判他们的错和罪，不过是一次新的羞辱而已。一个是方庄方姓地主家劫后余生的地主婆，一个是和她勾搭成奸的原大队党支书，如今的坏分子，两个人在方庄的社会政治图画中，不过是两县徒具人形的僵尸，人们躲着走的垃圾，但是这天的批斗会参加者却特别多，一是大队有规定，参加批斗会和出勤干活儿一样点名记工分，再就是批斗这两个人，显然比批什么“刘邓”或“大把抓”的一般四类分子更“刺激”，有某种“娱乐性”。这让除了偶尔看“地道战”、“地雷战” 、“英雄儿女”那几个熟套子电影以外，没有任何娱乐，生活单调、枯燥的人们平添一点儿热闹，增加一点儿谈资。会上有不少人抖起了精神，对台上一对“奸夫”、“淫妇”表现出很大兴味儿，程兆萍虽然五十岁了，头发虽略有几根白的，但看上去还是乌黑锃亮，纹丝不乱，白白生生的面皮儿还显得丰腴，水灵，像洗干净的白萝卜，比庄里不少苦于贫穷和劳顿的三、四十岁的女人还显年轻，这让她们好不嫉妒，也让不少老爷们儿胡思乱想，有的看着佝偻着身子，萎琐不堪的李存锁，心想这个方庄的破落户儿小子，方庄最好看的娘们儿，让他搂了这么多年，倒霉也值了，换到谁身上谁都干。参加会的人对这两个人是不是互相“眉来眼去”，特别感兴趣，不时指点和叽咕。对批判发言倒是不多么认真听，无非还是“四清”中和文革以来说过一百遍的他们两人之间那些事。发言的人特别说到，李存锁在“四清”中被查处后坚持反动立场，帮助程兆萍逃跑，经过批判斗争，承认为程兆萍提供了大队的介绍信，但拒不交待程兆萍的去向，大队党支部据此上报材料，经上级批准，给李存锁戴上了“坏分子”帽子，站在台上的程兆萍听了这些话，十分震惊，她只顾自己逃之夭夭，李存锁在家遭了那么大罪，黑皮翠还不烦死他，也得恨死她了。程兆萍觉得太对不起李存锁了，想到黑皮翠，又吓得要死。两个人批判发言，几番稀稀落落，尖腔怪调的口号声，会开了个把小时就散了。散了会，大队革委主任李传福又训斥两个批斗对象几句，特别强调程兆萍按大、小队要求劳动改造，外出向大队治保主任请假。程兆萍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面对严厉的老师一样—尽管按辈份儿，李传福是她的表侄—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腿在发抖，她心里扑腾着，强作笑脸，声音发抖地问：“我想请两天假，去榆树村给俺爹娘上上坟，看看俺二姐—她七十来岁了，行不？”李传福身子朝后仰着，扬着头，像是怕受到地主婆的晦气，邪气污染似的，听了程兆萍的话，眉头一皱，眼睛一立楞，闪出吓人的光亮，鼻子一犟，轻轻“哼”一声，嘲笑道：“跑出去好几年，怎么不想着给你爹娘上坟？突然想起那边儿没钱花了？你娘家也是财主，下葬的时候，还少带了金银财宝？不愁没钱用。别那么周到了。你再跑了怎么办？不行，以后再说吧。”程兆萍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该：“不会再跑了。”李传福转脸了李存锁一眼，说：“还不赶快回家？站在这里干什么？还陪着程兆萍？”李存锁情不自禁地看了程兆萍一眼，弯着腰走了。程兆萍小心地说：“主任没事儿了吧？俺也走了。”第二天，程兆萍不顾浑身骨头节儿酸痛，硬撑着起来，去找生产队长要求派“活儿”，生产队长是个老实庄稼汉，说：“全是些没味儿的事儿。你一个小脚女人，在你孩子那边儿算了，回来还不是白吃饭？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哪有你干的活儿？没的白糟塌工分。在家歇着吧。你报了到，就没毛病了。别忘了扫大街，下了雪扫雪就行。回家烤火吧。”程兆萍说：“烤火也没的烤，队里能给我点儿柴禾不？我用钱买。”队长说：“都是多出来的麻烦事儿，过午，你找排车上场里去拉点吧，我让保管去过称。”程兆萍离开队长家，快到自己家门口，见门口停了辆地排车，娘家侄儿守信和二姐家表侄孙端阳站在排车旁边，手里提着挂面，鸡蛋和点心，程兆萍瓦凉的身上顿时有一丝暖意：亲人们还想着我。她紧走几步，两个孩子跑过来，握住她的手，程兆萍眼里闪着泪花，颤声说：“你两人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守信说：“昨天听庄里来赶集的人说的，二姑就打发俺早来的。”程兆萍开开大门，把两人让进家，问：“守信，你大大怎样了？来信了吗？”程守信说：“刚过秋的时候，来过封信，说是还行，从那到这没来信，去了信也没回，挺急人的。”程兆萍转身问：“端阳，你奶奶身体好吗？”周恒顺说：“俺奶奶身体还可以，没什么大毛病，也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了。常挂着你们这些人，睡不好觉。多少天了,就老念叨，不知道你四姨奶奶怎样，昨天听说你来家了，立马给守信叔捎了信儿，让俺两人快来看你。说让我把你接过去待几天。”程兆萍说：“我也想你奶奶，昨天给革委主任请假，人家不批，不让我出庄儿。”周恒顺说：“你不能去，我就把俺奶奶送来。”程守信低声问：“小姑，你回来，大队治把人来吗？”程兆萍说：“还能不治把？到家第二天就开大会斗了。治把吧，咱娘们儿就这命。”程守信又问学增、学慧两人情况，姑为什么回来，程兆萍一一说了，两人听着，不由得面色戚戚，心里哀叹。过一会儿，周恒顺起身要走，去供销社拉货，说得空儿送奶奶过来，程兆萍说天冷了，别让你奶奶来了，过几天，我再找大队治保主任请假，好好哀告，兴许让去。……程守信和端阳来过两、三天后，天就下雪了。程兆萍赶紧拿了扫帚，铁锨，筐子出去扫雪。雪落到路上，被人踩实了，扫不动了，就完不成任务了。她挪动着小脚儿，一下又一下，艰难地，一小片一小片地往前扫，把堆起来的雪，装进筐里，背到不远处一个小树林里。不一会儿，汗水就浸湿了内衣，她停停，喘几口气，再接着扫。一边扫，一边想，老天爷，行行好，别再下了。她抬头看看铅灰色的天，雪花稀稀拉拉，有一搭无一搭地，慢丝调理地，无声地飘落着，不大会儿，就停了。她心里暗想，老天爷可怜她了，又低下头扫起来。猛地听见“歘拉、歘拉”的扫雪声，抬头望去，见一个戴破棉帽，穿破棉袄的人正在路的另一头儿往她这里扫过来。程兆萍着出来，是李存锁，程兆萍瞅瞅四周，雪天里没个人影儿，路上就她和李存锁两个人。程兆萍低声说：“表弟，你这是干什么？你快停住，别往这扫了，让大队干部看见，又说咱不老实了。”李存锁几下扫了过来，站到程兆萍跟前，说：“我已经戴上‘坏分子’帽子了，坏就坏吧，不就是批斗吗？还能怎么样？再说，我还不知道活个仨俩月的，什么也不怕了。”程兆萍说：“兄弟，你受苦了，都是我害的你。”李存 锁说：“表嫂，你别说这个，我一点儿都不怨你。”程兆萍见李存锁干瘦的 菜色的脸像涂了一层锈，嘴唇黢紫，听他说话，声音发颤，打牙巴骨，程兆萍问：“兄弟，你冻得慌？怎么不多穿点衣裳？”李存锁说：“棉裤里子开了缝儿了，俺家那个熊娘们儿烦我，说了多少回了，也没给缝，到早晨就穿上了。”,程兆萍说：“兄弟，这会儿也没人，要不你上俺家，我给你缝上，怕不怕？”李存锁说：“怕什么？走，上你家。”两人一前一后相跟着一起回了程兆萍家。程兆萍忙弄柴禾在火盆里点着火，让李存锁烤火，又倒热水让他喝了，问道：“你家那口子还恨我吗？还会来找我闹吗？”李存锁说：“她闹什么？她现在是四类分子家属了，老实了，不敢闹了。”程兆萍说：“在家里跟你闹？”李存锁说：“原先闹得厉害，从我查出病来，不大闹了。”程兆萍说：“你瘦得厉害，是什么病？要紧吗？”李存锁说：“是不好的病，肝上长瘤子了。没多少日子活头了。从查出病来，我就寻思，临死前见不着你了。没想到，你又回来了。”程兆萍终于控制不住自己，趴到李存锁身上哭了起来，说：“我早就想回来，不知怎么的，老想见见你，原来是你病了。”李存锁用干枯的，脏兮兮的手摸挲着程兆萍的脸，说：“好，咱们又见面了，我死也合上眼了。”说着，浑浊的泪水从缩巴了的，露着眼眵的，布满血丝的眼里流了出来，程兆萍哭着说：“表弟，别说丧气话，我不让你死，你得好好活着。”李存锁说：“不指望了，长胳膊拉不住短命的。”稍顷，又说：“咱净顾说话了，忘了正事了，缝棉裤吧。”程兆萍急忙找出丈夫早年的旧棉裤让李存锁先换上，李存锁脱了棉裤，露出了光光的瘦削的屁股和麻杆儿样的长腿，程兆萍看见，不觉脸红心跳，禁不住偷眼看他下边黑乎乎的东西，已不是原先那样直挺，鲜活，而是像死家雀似的了，程兆萍说：“怎么里头没套个线裤，空筒子，不冷啊？连小裤头儿也不穿。”李存锁忙穿上程兆萍给他的棉裤，说：“庄稼人有几个穿小裤头儿，套线裤的？又没有，又成坏分子了，没那些讲究了。将就是个人罢了。一年那点布票儿，得先扎裹孩子。俺家老大传杰二十大多了，说成的亲又散了，到这找不上，天天急得头撞墙，得先让他穿得周正些。”程兆萍想，这传杰找不上媳妇儿也是受李存锁的事拐带的，她的孩子得济,李存锁的孩子遭怏，都是她作的孽，程兆萍赶紧把李存锁的棉裤翻过来，这棉裤不知几年没拆洗过，一股臭、脏、骚的气味儿薰得她喘不过气儿来，程兆萍忍住干哕，拿了棉裤到院子里砸打一阵，见棉裤里不少地方开了缝儿，露出了一绺绺、一团团又黑又硬的脏棉絮套子，程兆萍忙找了一包棉絮，往里续上一些，把开了的缝儿挨着缝合好，又去找了一条线裤让李存锁穿，李存锁说：“你快给我棉裤我换上，这线裤我不能穿，让俺家那货发现了，是大麻烦。加小心为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确实对不住她和传杰他们，不惹她了。”程兆萍不知说什么好，李存锁想了想，又说：“你也别害怕李存仓和酸石榴欺负你了，村里和李传福对立的那一派经常攻击他大大是大流氓，劳改释放犯，弄得他很急，李存仓和他老婆不敢惹事儿。不过就是训话，批斗，咬牙熬吧。”程兆萍点点头，感激地看着李存锁，李存锁稍稍二思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兆萍，我觉得没大活头了，咱那个男孩儿是咱俩的一块心病，我想法儿打听，可是从打跌了脚，共总捞不着出远门儿，一直没打听着。这事儿怨我了。”程兆萍流着泪，连连摇头，说：“兄弟，不怨你，咱俩的事，都怨我。”李存锁说：“俺亲姐，你可别说这话，我遭多大罪，都不怨你。要怨，只能怨我自己没狗出息。……姐，你不知道，我为了跟你好，昧着良心干了缺德的事儿，……我得把这事儿也给你说说，不说出来，能憋死我。我也没多少日子了，今天干脆给你说了吧。”程兆萍说：“兄弟，你今天怎么啦？什么事，那么邪乎，吓人‘吱拉’的？”李存锁说：“土改时，是我非得把你家老太太弄到台上斗，还私下安排李存仓带人到会上吓唬她，打她，我当时想你想疯了，觉得老嫲嫲子早一天没了，我找你，就没人碍事了。……现在想来，我干了这种事，老天爷不容我，不光让我垮了台，还让我长了这种没治的病，我晚上做梦，都梦见你家老太太指手剜眼地说恨我的话。……这是我应得的报应。”程兆萍听他说了这话，心里一惊，不由打了个“激愣”，说：“俺老婆婆死，是她想儿想的得了病，病了多时了，也不是那天挨斗斗死的，怨不得你。你别论天价胡寻思，有影儿没影儿的往自己身上胡敛伙，俺方家不怪你，你给方家孩子帮了大忙，孩子他奶奶还感谢你哩。快别胡寻思了。”李存锁眼里涌出了泪水，说：“有你这话，我心里多少敞亮点儿了。”说完抖抖嗦嗦地站起来，说：“待的时候儿不小了，我得走了，我出来扫雪，老不回去，我怕她出来找，她要是知道我上你这里来，再上了疯病，就麻烦了。我赶紧走。”程兆萍见他着急，忙去开了大门，到门外瞅瞅没人，让李存锁毛毛儿地走了。
李存锁不顾重病在身，打起精神，帮刚刚遣送回来的程兆萍扫雪，还去了程兆萍家，跟程兆萍互诉“衷情”，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时刻来临前的“回光返照”，那天回到家里，当晚就病倒了，发高烧，黑皮翠把家里能盖的东西都压他身上，他还冻得哆嗦，庄里先生给吃了退烧药，烧退了，但人起不来了，肝区疼痛一天天加重，大把大把吃止疼片儿也不顶用 ，农村的老百姓凡得了大病，因为没钱治，几乎全都是在家里等死，没有上医院去治的，更别说李存锁这样的落魄之人，还戴着“坏分子”帽子。李存锁一天不如一天，疼得在床上翻打滚，像有恶鬼在对他施以酷刑，他的呻唤号叫声凄惨而又尖利，听着瘮人，在静夜里能传半个村子，恐怖而又阴森，李存锁的大儿子李传杰久已为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为这个家带来的风光和利益早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无尽的耻辱和苦难—而感觉懊丧和羞愧，现在他得的这种不祥的恶疾和临终前的惨状让李传杰烦恼和厌恶，他们这个家，李传杰个人的前途和幸福全让他给毁了，李传杰恨他，恨不能一铁锨把他铲走扔掉，心里暗暗盼他早死，早死早利索。李存锁的老婆黑皮翠和两个没出嫁的闺女都吓坏了，也心疼死了。闺女们见父亲病成这样，常常暗自抹眼泪，黑皮翠对李存锁又是恨又离不了他，毕竟是二十多年的夫妻，鼻子臭不能割了去，看着曾经那样仪表堂堂，风光无比的丈夫，如今蜷屈在床上那副可怜相，黑皮翠恨他的心早就没了，她天天偷着求神拜佛，还假说回娘家，偷偷上了一次泰山，求泰山老奶奶保佑李存锁的病情好转，这会儿，她一直在想，只要他活着，她再也不跟他闹了。……但是，无论是玉皇大帝，西天佛祖，泰山老奶奶的神力，还是黑皮翠和她女儿们的眼泪，都没留住李存锁的性命。他没有撑过这个年头儿，腊月二十八晚上，带着满心的不甘和不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西邻居菊花隔着墙对程兆萍说：“李存锁昨天晚上死了。按老风俗，死人不能在家过年，今天就发丧。”程兆萍头脑子像挨了一棍，心跳得像敲鼓，胸口闷得喘不过气儿来，两条腿发软，“扑通”一下坐到了地上，冷风吹着她的脸，青砖地冰着她的屁股，她没有了知觉，一动不动地坐着，低声饮泣。她好想大放悲声地号哭，哭喊她的存锁表弟，那个来到人世间为她活，又为她搭上性命的男人。程兆萍这一辈子，明面儿上是方家的媳妇儿，方子敬的妻子，实际上，她更是李存锁的女人，她想，李存锁前些日子来她家，是跟她告别的，他们是上辈子结下的冤家，这辈子来偿债的。程兆萍这时更觉得是她害了他，即使李存锁那天跟她说了土改时他存心暗害方家老太太的事，她还是这样想，她不恨他。……程兆萍不知自己在院子里坐了多大会子，她突然想，得赶紧起来，回屋，吃过饭，有点力气，上李家吊丧，豁上让人家揪斗，豁上让村里人指脊梁骨，骂“不要脸”，豁上让黑皮翠和她儿子李传杰给打出来，说什么也要去，无论如何得去哭他一场，得让李存锁知道，他心爱的女人来给他送行了。程兆萍咬着牙，两只手撑着地，艰难地站起来，瘸瘸巴巴地回到屋里，找了点儿剩饭，用开水泡了，忍着干哕，三下两下扒到嘴里，急忙去东屋找出原先存着的冥纸，拿到北屋，又找出一枚“袁大头”洋钱，把洋钱放到冥纸上，拿小锤儿挨排着敲了一遍—这叫“打纸”，程兆萍一边认真地，精心地为李存锁“赶制”冥币，一边悲伤落泪，泪水把黄纸都打湿了。她心里说，存锁，好表弟，这是姐姐给你的钱，你到那边儿用。……程兆萍把纸“打”完，用块白布包了。程兆萍带了五元钱，带了白布包儿，匆匆出门去了李存锁家。李家堂屋正中摆着难看的，紫不紫，红不红的薄棺材，李存锁的大儿子李传杰和几个叔兄弟，李存锁的老婆和几个闺女分别在棺材两侧守灵，程兆萍到账桌前交了礼钱，又来到堂屋门口香案前点了香，跪伏在地上，燃了冥纸，趴到地上“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管事的“指客”高喊：“方家大表嫂吊祭礼成，孝子孝眷谢客。”跪伏在棺材两旁的李家人跪行过来，朝程兆萍叩头，一边哀哭不止，李传杰手里拄着糊了白纸的柳木哀杖，叩完头，抬头看了程兆萍两眼，眼光有些怪异，程兆萍心里惊惧，不由得暗自打个冷颤。程兆萍不忍离去，跪伏着号哭道：“兄弟啊，你怎么早早地急着走了啊？……”黑皮翠过来，搀扶起程兆萍，说：“嫂子，别哭了。你表弟这个没良心的舍下咱走了。”两个不一般的老表亲，死对头娘们儿相拥在一起，哭作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