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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信虚岁二十三岁那年，家里出了塌天般的变故，从那以后，他觉得自己不过将就是个“人”，将就活着，挨乎一天算一天。平常日子难过，逢到节日就更难过了，最怕是过年。因为那几天，庄户人家，甭管是穷是富，不论吃好吃孬，一家家大人孩子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男女老少满脸堆笑，孩子们活蹦乱跳，大呼小叫，像是一向如影随形跟着人们的贫穷、饥寒都消失了似的。可是，即使这种时候，程守信仍然是甚至更加是一脸苦相，一副愁容。正值文化大革命，上级提倡“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但庄里人包括大队干部党员家家户户照样偷偷摸摸地“敬天”，“请家堂”，燃香烧纸，磕头跪拜。除夕夜守岁，爆仗声像炒料豆儿似地响成一片，正月初一一大早，庄里老少爷们儿，姊妹们娘们儿成群结队走门串户，相互拜年，初二，刚出嫁的闺女和新女婿一起来娘家“回门”，一街两巷大人孩子特别是姑娘媳妇儿站在路旁争看新媳妇、新姑爷。村里处处弥漫着喜气。而这几天，是程守信最苦闷的日子。三十晚上，他一个人请家堂，拜玉皇，他也没心没力办什么年货，是二姑让石头儿给他送来的煮好的肉，油炸的丸子，“翻花儿”（一种甜食），豆腐，还有包好了的饺子，他就把这些放到盘里，碗里作供品，摆在大桌子上，入夜了，桌上油灯如豆，他一个人在屋里，巨大的黑影儿在墙上晃来晃去，楼上不时有老鼠的“扑腾”声，“吱吱”声，听着瘮人，屋里，院儿里阴森森的，面对靠北墙正面摆放的祖辈，爷爷奶奶和母亲的“神主”牌位，他燃香，烧纸，作揖，磕头，行礼如仪，形单影只，孤苦伶仃，样子十分可悲，也可笑。悲、酸、苦、愁一齐涌上心头，远在关外罚劳改的父亲，不知什么样儿了，几个月不来信了，莫非身体不好？过完年，开了春儿，天暖和了，无论如何得请假去看父亲。父亲判了十五年徒刑，从他走到现在，程守信觉得有一辈子了，可实际上才过去了一半儿的时间，还得再过七、八年才能放出来。父亲在那边罚劳役，程守信在老家熬日子。现在，他活着的唯一任务就是等父亲出来。姐姐年前来了信，还给他打来了五块钱，她也为收不到父亲的信着急。全国都搞“清理阶级队伍”，姐姐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他不愿意要姐姐的钱。程守信一个棒劳力，挣自己吃喝，也不喝酒，吸烟，比起村里一般的人家儿，他缺的不是钱，是人，是跟他做伴儿，一起生活的人，可是，做伴儿，一起生活的人，这辈子是别想了，他已经不指望了。程守信一边机械地拉风箱烧锅，忙了锅下边儿忙锅上边儿，下水饺，在院里敬天，在屋里祭拜，一边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过半夜了，爆仗声变得稀稀拉拉，渐渐停了。程守信在神主前香炉里读了三柱香，回里间屋睡了。他脱了衣服，钻进铁片子一样凉的被筒儿里，心想，赶紧睡着，明早还得起来去给二姑拜年哩。他告诫自己，想点儿别的，别胡思乱想，今晚上可别再犯那毛病，老的都来家过年了，再“那样儿”，那不是败坏，亵渎神灵，对老的不敬？可是，越想不“那样”，偏偏越会“那样”，这不是他自己能管得了的事。……他躺在床上，不知过了多大会儿，朦朦胧胧地从屋外飘进个人来，是江小英， 还像过去一样，穿着红棉袄，绿棉裤，脸蛋儿被红袄映得通红，笑盈盈地看着他，程守信好不惊喜，激动得浑身发颤，忙站起来迎她，他走到江小英跟前，明明就在眼前，却怎么也拉不着，他急不可待，浑身冒出汗来，下身热咕嘟的一阵酥溜溜的麻，已经又“那样”了。……程守信醒了，一身冷汗，心“扑腾扑腾”地跳，他心里窝囊透了，觉得自己“不是东西”，“没狗出息”，骂自己道，“你还算是个人吗？还不如替好人死了算了。”但随即觉得大年三十晚上，死呀活呀的不吉利，但犹在怨恨自己。但是，他又何尝愿意如此？他是身不由己呀。……那年冬天，他到北山根集上去买小猪秧儿，事有凑巧儿，竟在集市上遇见了江小英，回来后落下了这么个毛病，隔三差五地有这么一回，有时候犯得勤了，竟天天晚上那样。听庄上人说，这叫“梦遗”，走的是人的“精血”，男人有了这个毛病，慢慢地身体就熬靠干了，成了“棺材瓤子”，就没活头了。也许是因为年纪轻，程守信倒没觉得身体怎么着了，就是只要有了那事儿，就睡不好觉，歇不过来，第二天干活儿没精神，有人给他闹着玩儿，说：“程守信怎么了？蔫油不跩的，跟出了那玩意儿的鸟似的。”程守信倒不怕生病，生大病，生治不好的病，生急紧病，立马死了才好哩。但他觉得窝囊，觉得自己丢人，因为人“那样”以后，会弄得被褥上，裤子上，身上有那种甜腥腥，腻歪歪的味儿，虽然他也擦，也洗，但有时还觉得自己身上脏，有味儿，社员们在一起干活儿，男劳力喜欢胡说八道，有的说，“谁晚上‘跑马儿’了，一股骚味儿。”程守信就认为人家是说的他，就为这，他在外边，很少偎人堆，可是他也怕回家，家里太冷清，他一个人太孤单，太寂寞，太难熬，他甚至都害怕上床睡觉。……
正月初二，酸枣岭郭有江大爷和周恒顺他娘带着他们的女儿小珍、小玉，还有换子姑娘都来给老太太拜年。石头儿跑来把程守信喊了去，让他“陪客”。程守信明白，这是二姑心里想着他，疼他。晚上，酸枣岭的客人没回去，家里住不开，郭有江，恒顺石头儿兄弟俩跟程守信来住的。第二天，周恒顺和石头儿用地排车拉着奶奶和娘，连酸枣岭来的人，和程守信一起去了方庄。一大帮人一起来到方家大门口，苦妮儿和孩子扶着老太太哆哆嗦嗦地下来排车，程兆萍扶着姐姐进了家，屋里坐下。老姐妹俩相互大人孩子问候一遍，程兆兰说：“从打喇叭头子里说什么‘清队’，继香让济南街道上撵家来—年二十三，她回济南过年去了—我就天天挂着你。”程兆萍眼圈儿红了，说：“姐，哪里也不让待，没活路儿，我可怎么办呀。”说着就落下泪来。程兆兰说：“妹妹，回来就回来吧。别拿着当事儿。哪个庄里没四类分子？不都得往前过啊。孬好不说，学增、学慧还在外头干着，人家没给撵家来，还吃着公家饭儿，孙子孙女外甥女儿旺旺相相的，这就是烧高香了，比人家不强多了，咱在自己家里偷偷着说，咱农村好样儿的贫下中农，军烈属，过的什么日子？说‘吃’，地瓜干子吃不饱，说‘穿’，破衣烂衫，鞋趿拉，袜趿拉。天天说新社会这好那好，夸得跟花儿样，俺没见庄户人家的日子比旧社会好到哪里去，倒是见了不少人活活饿死，生产队把人管得跟磨道里的驴似的，力不少出，粮不多分，钱不多挣。比起大家伙儿来，咱不还是好的？往开里想，往远处想，别说那‘没活路’的话儿。这不，他大爷，你外甥媳妇儿，咱娘家侄儿，下边几个孩子都来看你，给你拜年，就是来陪你热闹热闹，咱今天就高高兴兴的。”苦妮儿说：“小姨，人家越不让咱活，响越咬着牙活，撑那些人的眼珠子。”这方家院儿里忽地来了这么多人，忙天活地，真地热闹了好一阵，酸枣岭的客人吃完午饭就回去了，石头儿也跟着去了。程守信和周恒顺一直待到天黑，吃了晚饭，才摸黑儿回榆树村。程兆兰住下了，说好了，到正月十四，周恒顺来接奶奶回去过“十五”。
“年”过去了，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三，清明，一个个这节那节都过去了。春天来了，生产队里忙活起来，虽然庄稼地里年年不见多打粮食，社员的工值一年年还是毛把两毛钱，老百姓家家户户穷得透着亮儿，可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声势并不瓤，大喇叭里天天哟喝，什么“大批促大干”，“种田也是干革命”，说起来都是一套儿一套儿的，下坡干活儿还打着红旗，拳打得不怎么样，架势倒真拉得不赖。程守信天天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儿，心里想着老父亲 ，怎么也打不起精神，年前年后他让恒顺写了两、三封信，一直没有回音。程守信越想越着急，沉不住气了。这天晚上，他去找二姑商量，要向大队干部请假，到东北去看父亲，二姑说是得去看看了。周恒顺说：“春耕大忙，于二车没人心眼儿，大队不一定批。”石头儿说：“守信叔也不是四类分子，请假去看自己的父亲，他们凭什么不批？批是‘五八’，不批是‘四十’，批不批一样去，我看他们也不能把人揭了盖儿喝了。”程兆兰说：“石头儿，别给你守信叔‘搓火’，咱可不能跟大队顶头子闹，大队也不是于二车自个儿，守信你去找钟向东，于三套，宋家财他们，兴许能让去。听人家说，开‘九大’了，于二车这些造反派光按着顾青山不行了，顾青山也快上台了。”周恒顺笑道：“奶真不瓤，还知道‘九大’哩。”奶奶说：“喇叭头子天天说，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怎么不知道？”第二天，程守信找大队请假，于二车张口就回绝：“你请假也不分个时候儿，等等再说。”钟向东说：“守信，你先回去，俺研究研究，再答复你。”过了一天，大队还没给“答复”，方庄派出所来了两个公安民警，大队派人来，通知程守信去大队，说派出所来人找他有事儿，程守信一听害了怕，身上冒了冷汗，脸都黄了，心想自己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儿，公安找他干什么，莫非向大队请假去东北看自己老父亲，是个毛病？硬着头皮到了大队部，办公室里，两个穿黄衣裳的“公安”和大队的几个干部都在，脸色都阴沉沉的，程守信心里七上八下，不敢正眼看公安和干部，有闲着的凳子也不敢坐，到南墙跟儿窗子下边蹲下，宋家财拿个杌子，说：“守信，坐下说话。”程守信站起来，试试量量地坐到那杌子上，像是那杌子会烫着他屁股似的，一时屋里几个人都不说话，愣了一会儿，钟向东开口说：“程守信，方庄派出所两位民警同志专程跑来，给你送个通知。”程守信情知不好，像突然被蝎子蜇了一口似的，一下站了起来，说：“给我送‘通知’？什么‘通知’？”一个又瘦又矮的公安拿起桌上一张纸，举手示意让程守信过去拿，程守信慌忙过去把那张纸拿到自己手里，公安说：“你自己看吧，认字不？”于二车插话道：“怎么不认字？别看样儿不济，是上过私塾的。”宋家财不耐烦地说：“二车，你少说一句，也不会被人当哑巴卖了。”程守信急忙看那白纸，顶上赫然写着“服刑犯人死亡通知书”，下边的字句是：“反革命犯程兆运服刑期间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日因病死亡，遗体已于四月三日火化，家属须于四月二十一日前来本农场领取骨灰，过期我场将按无人领取代为处置。”以下是农场名称和发出日期，上边盖了血红的大印。 程守信拿着那张纸片，像是捏着火炭一样，手不住地哆嗦，脑袋是木的，晕晕乎乎，脚底下，地面像在摇晃，他想哭，但眼睛干涩，流不出泪，却热辣辣的，像抹了辣椒面儿，他愣了片刻，嘴唇哆嗦着，结结巴巴地说：“头……头几个月，来……来信还说好好儿的，怎……怎么说死就死了？生……生什么病？怎么……死的？”另外一个高个儿公安不耐烦地摆手制止程守信，说：“你这人这么不明白，他又不是死在在我们这里，他得的什么病，怎么死的，你问我们，我们问谁？我们只是负责把通知书交你手上，你在回执上签个名儿就行了。去不去领骨灰，是你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又瘦又矮的小个公安拿过个本子，让程守信按他的要求在上边写了自己的名，还按了手印儿。坐在一旁的大队干部一直没人说话，见程守信按了手印，于二车裂嘴冷笑笑，大门牙呲呲着，说：“程守信，别这事儿那事儿的了，人都死了，问那些有什么用？怎么，你去不去东北？我看去不去的精松。”钟向东表情凝重，皱着眉头，说：“去恐怕还是得去。不管生前什么问题，多大罪过儿，人死了，事儿就过去了。要去就抓紧走。”宋家财脸色很难看，神经质地搓着自己两支手，低声说：“你看这事儿弄的，人死到劳改队了。”又站起来对程守信说：“守信 ，你不用找生产队请假了，我去给你们队长说。没别的事，回家准备准备，抓紧上路吧。”程守信从父亲“犯罪”的“苦主”—宋玉柱的父亲宋家财—的话里感到些许同情和温暖，尽管这种同情和温暖使父亲的“罪案”更显得荒唐和残酷，他稍稍平静些了，感激地朝钟向东、宋家财点点头，嗫嚅着，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摇摇晃晃，像醉汉似地走了。
程守信出了大队部，径直去了周家。见到二姑，没说话，就裂开大嘴呜呜地哭起来，一边抽泣着说：“俺大大不在了。”程兆兰大惊，说：“守信，你可别乱说，千里遥远的，你怎么知道你大大不在了？”程守信说：“方庄派出所的人送来通知了。”程兆兰立时觉得嗓子眼儿里椎了个大疙瘩，胸口闷得喘不过气儿来，憋了一阵，才哭出声儿来，哭了一阵，才说：“俺可怜的兄弟，那么个老实人，无端地遭了那么大难，这不连命也搭上了，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程守信说：“姑，你也别太难受了，这是俺大大的命。姑，我来给你说了，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就动身上东北去接俺大大的骨灰，人家说了，过了日期，就把骨灰给扬了，俺大大活着没回了家，死了不能让他流落在关外那荒坡野地里啊。”说着又哭了。程兆兰说：“去吧，端阳黑天回来，我给他说，让他陪你去，你爷俩儿先上济南，跟你三姑说说，再上东北。”程守信说：“姑，我自己去就行，别让端阳跑这一趟了，耽误着挣钱，来回还花一些钱。”程兆兰说：“小儿，这是什么事儿哎，还在乎那几个钱？你自己去，我不放心，俺兄弟没了，他一把把骨灰可不能再有闪失。明天你俩就走。你把你姐的地址给我留下，我让石头儿给她拍电报，让她直接来家给你大大送终。”程守信说：“我留下家里的钥匙，俺姐回来好回家住。”程兆兰说：“我在家跟你栓柱大爷商量，一起找程家门儿里的人商量发丧的事。”程守信点头答应着，擦擦眼泪，起来要走，从大门外进来一个驼背老头儿，拄着根棍子，踉踉跄跄地往里走，没进屋门就喊：“二姐，俺兆运兄弟没了。”程兆兰说：“是你栓柱大爷，刚说要找他，他先来了。”程守信慌忙到院子里把于栓柱扶进屋，于栓柱腰直不起来了，坐到椅子上，头向前伸着，天已经很热了，还穿着大棉袄，哭得眼泪鼻涕顺着煞白的胡子往下淌，落到他脏得发亮的棉袄上，程兆兰让程守信拿块毛巾递给他，他接了毛巾，但也不擦泪，泪水仍满脸纵横，哭个没完。程兆兰让他惹得又流下泪来，咽声说：“兄弟，别这样，咱都不是小岁数儿了，哭坏了身子。”于栓柱抽抽咽咽地说：“姐，兆运兄弟死得冤啊。”程兆兰说：“冤就冤吧，咱啥也不说了。老话不是说来吗？‘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于栓柱抬起头，说：“兆运出事那功夫，俺家老大老二两个王八羔子都在大队里问事儿，他们没给垫一句好话，还使坏，我对不住兆运兄弟和俺大爷大娘啊。刚才，二车给我说了这事，我当时就开骂了，说还不都是你们这两个坏了良心的给害的？……二姐，我给你说，丧良心的，死不出好死来。”程兆兰说：“兄弟，你老糊涂了？哪里有咒自己孩子的？人家不是说吗？‘孬死是儿’，以后可别这么说。”于栓柱说：“二姐，我气得不知说计么好了。”转脸对程守信说：“快上东北接你大大，接他回咱家，咱好生着打发他走。”程兆兰说：“守信明天就去，我让端阳和他一块儿。咱在家里找程家老人商量发丧的事。”于栓柱拿袄袖子擦泪，抹得皱皱巴巴的老脸一道道灰，像王婆子画眉似的，合合撒撒站起来，拿起棍子，点着地往外走，程守信忙扶了他一起走了。
晚上，周恒顺回到家，奶奶说兆运舅老爷死到劳改农场了，让他跟守信表叔一起去东北农场接骨灰。周恒顺觉得事不宜迟，胡乱扒几口饭，就去找大队干部请假。钟向东答应得很痛快，但又交待他也给于二车说一声，免得他挑毛病。到了于二车家，于二车不阴不阳地打一阵官腔，他老婆说他：“阴阳什么？还不叫人家去？老头子骂得你还忒轻。”于二车被老婆说得显出尴尬，大板牙呲呲着，对周恒顺说：“去吧，快去快回。”周恒顺请了假，又去找大队陈会计开了两人一起去东北的介绍信，回家准备好钱和粮票。第二天天不亮，周恒顺起来做了饭，程守信来到周家，两人一块吃了，匆匆上了路。他们到了济南，先去祥云里给三姑和姑父说了，三姑好一阵哀哭，姑父也十分悲伤，给了他们十块钱，十斤全国粮票，两人不敢停留，立马去火车站买票，到后半夜挤上了去吉林的火车，他们在火车上站得腿疼，挤得腰酸，口渴得嗓子眼冒火，睏得迷迷糊糊，经过两次换车，到第三天中午，才到了劳改农场所在县城。程守信来过一趟，记得路，两人到汽车站，坐上了去农场的汽车。开车前，一个长得挺好看，穿车站工作服的年轻女服务员在车门下边捧着大纸夹子填写发车记录，一个缩缩巴巴，头发多长，灰头土脸的农村青年身上背着补着难看的补钉的行李包袱，领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太太踉踉跄跄地跑到汽车门口，那老太太头发花白，乱蓬蓬的，像个打翻了的鸟窝，脸是灰褐色的，像从柴禾灰里扒出来的，两只眼睛干瘪了，眼角儿里是黄色的，烂米粒儿似的眼屎，眼睑红红的，这分明是个瞎子，身上穿着补钉摞补钉，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大襟褂子，青年气喘吁吁，哀告女服务员：“同志，你让俺上去吧，今天没有别的车了，俺住不起店，俺娘上了年纪，眼睛看不见，你可怜可怜俺，让俺上去。”青年手举着车票给那漂亮女服务员，女服务员把长得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嘴唇不薄不厚、红腴湿润的嘴巴优雅地一撇，嫌恶地嘲笑道：“你娘看不见，你反正看见了，车上没座位了，已经有几个人站着了，再让你们上去，你娘瞎眼模糊的，能在车上站着？”青年执拗地哀求说：“同志，求求你，你行行好，让俺上去，我扶着俺娘站着，坐到过道里也行。”女服务员冷冷地说：“你说的那办法儿不行，明天走吧。”周恒顺从座位上站起来，喊道：“服务员同志，都是出门在外，不容易，他娘俩儿挺可怜的，你让他们上来吧，我把座儿让给这位大娘。”车上有几个人也说：“这个年轻的学雷锋，你就让他们上来吧。”女服务员看一眼穿得整齐干净书生模样儿的周恒顺，不情愿地从那青年手里接过两张车票，在上边划了杠儿，没好气地说：“上车吧，摔着了我不负责。”青年如蒙皇恩大赦，慌忙搀着他娘往车上爬，像是怕爬慢了，女服务员会变卦，不让他们走了似的，周恒顺忙站起来，领过瞎眼老太太，扶着她坐下，老太太合合撒撒地坐好了，嘴里嘟囔道：“遇见好心人了。”车开了。周恒顺和那青年在客车过道上，倚靠在身后座椅背边儿上，面对面地站着，身子随着汽车的颠簸不停地摇晃着，周恒顺暗想,在我们这个据说人民大众“翻身坐主人”，“当家做主”的社会里，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哪怕你是“贫下中农”—却处处遭到轻贱和蔑视，他们手里少得可怜的钱或者偶尔得到的票证儿，“购买力”也会低一等，即使你花了钱，也往往得不到平等的服务，在城里人面前，他们没有一点儿尊严。城里人和乡下人，吃“公家饭”的人和农民之间的鸿沟犹如人和猪狗之差别。……那青年说：“你这位大哥，听口音也是山东人—咱是老乡儿，亏了你行好，帮忙儿，要不，今天就去不成农场了。要是在这里住一晚上，往回走买火车票钱就不够了，俺娘也光嚷嚷，巴不得一步到农场。大哥也是上劳改农场？”周恒顺说：“我一个亲戚死在农场了，俺去接骨灰。你们呢？”青年习惯性地朝四周看看，低声说：“俺去农场看俺姐姐。……”周恒顺不解地问：“你姐姐？怎么会……？什么事进去的？”青年说：“俺父亲死得早，俺娘供俺姐和我上学，俺姐上了大学，五七年打了右派，她脾气倔，不认罪，弄这里来劳改了。我也不上学了—一是没钱上，就是有钱，有这么个姐姐，上也是白上，俺娘心疼闺女，黑天白夜地哭，不出两年，眼睛瞎了。天天闹着来农场看俺姐，我说你又看不见了，不去也罢，可她非来不可，说得听听俺姐说话的声音，摸摸她的身子……我咬咬牙，跺跺脚，找俺几个表哥借了钱，领她来了。”周恒顺听了，不由得回头去看那瞎眼女人，见她坐上车，居然变得精神多了，挺直了上身，扬着头，从车窗外射进的阳光照着她灰褐色的，核桃皮一般满是皱纹的脸，那脸变得光亮起来，充满了期待，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她突然说：“儿，快到了吧？咱快见着你姐姐了？”那青年说：“快到了，可是今天咱见不着俺姐姐，得先申请，人家安排，让哪天见就哪天见。咱得耐着性子等。”瞎眼女人随和地说：“儿来，让等咱就等。咱等了十二年了，还等不了这几天。儿，你别担心，娘不着急。”周恒顺听着他们母子的对话，眼睛突然涌出了泪水，他装作揉眼睛，把泪水抹去，抬眼望着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闷声不响，程守信说：“恒顺，快到农场了。”……程守信、周恒顺和瞎眼女人母子等几个人在农场站下了汽车，看看天色已晚，当天办不成事了，周恒顺问那青年：“一块儿去找个地方住下吧？”青年不好意思地说：“俺不去了，……俺没带住店的钱。”周恒顺说：“那怎么办？”青年说：“俺就找个生产队的柴禾堆，好赖趴一晚上就行。这些年，俺娘俩儿为俺姐的事上县城上济南，没住过一回店，让人家当‘盲流’抓过不知多少回。”周恒顺说：“能行？”青年说：“行，现在天也不很冷了。”说完就领着他娘走了。程守信说：“恒顺，你上学上的，心软。没办法儿，咱管不了么多事儿。走吧，咱找地方住下吧。”他们到了农场招待所接待室，站在柜台前，柜台里一个女孩儿正和柜台外穿着周周正正的“中山服”，手里拿着公文包—一看就知道是搞“外调”的—两位干部说话，小脸儿像院里春日阳光下盛开的花朵，那两个干部办完手续，去房间了，周恒顺见服务员打发完了别人，这才小心翼翼地说：“同志，俺两人来农场有事，想住下。”那女孩儿搭眼打量他们两人一下，面孔立时阴沉下来，刚才绽放着的花朵立时蔫了，冷冷地说：“办什么事？不就是来看犯人，别再是领骨灰的吧？没什么好事儿。先说下，领了骨灰，可不能在俺这里过夜。怎么，想住宿？拿介绍信来。”周恒顺赶紧把大队开的介绍信递上，女服务员瞥一眼那皱皱巴巴的介绍信，鼻子“哼”一下，说：“是大队的介绍信啊。那跟你们说，你们只能住大通铺。住不住？不住拉倒儿。”周恒顺说：“我们就是想住大通铺，贵的住不起，没地方儿报销。”服务员拿过登记簿，问：“会写字吗？会写字，自己登上。”周恒顺拿了笔刷刷两下填上那表格儿，服务员看了看周恒顺刚写的那也许是整个本子上最好的字，抬头看一眼周恒顺，说话客气些了，收了钱，让人领他们去了大通铺房间。房间里已经住下了好几个人，有几个人在蒙头睡觉，只有一个中年人穿得干干净净，像是吃公家饭儿的，跟他们搭话，问他们哪里人，干什么来了。程守信呜噜道：“我父亲死在劳改队里了，俺来领骨灰。”那人问：“怎么死的？给说了吗？”程守信说：“通知书上只写了是病死的，什么病，病了多长时间，是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中年人说：“那应该好好问问，人是来劳改，不是来这里送死的。就算死了，也应该向家属说清楚。吃亏行，不能吃哑巴亏。”晚饭后，那中年人喊周恒顺和程守信一起出去散步。程守信说：“恒顺你去吧，我回屋躺一会儿。”那中年人和周恒顺一起出了招待所大门，沿一条沙土大路往前走，中年人问：“兄弟，你是头一次来吧？”周恒顺说：“是，以前没来过。你呢？”中年人说：“我可是来过不少次了，差不多每年来一次。”说着，用手指着大路旁大片麦田，说：“这周围的农田全是劳改农场的，庄稼比生产队的好，犯人听话，不敢偷懒。肥水条件都好。”周恒顺问：“大哥，你来这里是？”中年人说：“别提了。俺哥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党部书记，没有人命，但他认罪态度不好，坚持说以前的事是‘各为其主’，结果判了长刑，一直在这里。”周恒顺说：“大哥看样子是吃公家饭儿的。”中年人说：“是，这还亏了俺哥。他供我上了高小，初中，不让我从政，更不参军，让我到一个亲戚家的中药铺当学徒，公私合营我跟着成了药材公司的工人，对中药材我内行，我来东北，是调药材，每年都抽空来看看俺哥。俺父母都不在了。俺嫂子带着一个闺女改嫁了。”周恒顺问：“这回来了，见上你哥了吗？”那人说：“这回来得不巧。把他们押到七、八十里路以外去挖水渠了，得几天回来，我等了五、六天了。”周恒顺问：“你说不能吃哑巴亏，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那中年人说：“我这人性子直，忍不住就想说，亏得我身份是工人，不然早倒霉了。我说了你别乱讲。我来的回数多，听了不少事儿，这里头的事儿不能提。看守虐待犯人不说，还让犯人整犯人，犯人打犯人，有的就给活活打死了。那些社会渣滓拿打人，打死人取乐。不论是怎么死的，都说是病死的。”中年人下意识地向周围看看，压低声音说：“里边有的公安还奸污女犯人，甚至把肚子搞大了，花哨得很。至于贪占，揩犯人的油，犯人挨饿，营养不良，病号多，死人多，那就算是正常状态，更不用说六零年那时候饿死的那些犯人了。”他停住不说了，停一会儿，叹了口气，又说：“也难怪，这些人就是在外头，也没人拿着当人，别说关在里头了。”他又说：“你这个亲戚，怎么死的，你们得问问。”周恒顺说：“问也是白问，他们也不会实言相告。”那人说：“那也得问，不然他们会把家属当傻子。”周恒顺说：“那倒也是，不过，不是傻子又能怎样呢？”太阳就要落了，西边地平线那里锅盖般大小的太阳像炼钢炉里的钢水一样通红透亮，把半边天幕映得红彤彤的，大地披上了明晃晃的金装，周恒顺面向地平线，出神地凝望着，不再说话，多少年了，辛苦恣睢如牛负重的生活，他久已丢掉了求学年代瞩望云霞，仰望星空，欣赏壮观的天宇、美丽的大自然的习惯，现在，山东丘陵地带难得一见的辽阔、壮丽的平原落日，像一副雄浑，舒展，恢弘大气，美轮美奂的巨幅油画呈现在面前，让他震撼，甚至感动。毕竟生为万物之灵，人生天地间，在“六世轮回”之中，就是一幸事，天地博大，宽厚，对众生没有偏私，至于触目可见的不公，不平，不义，无辜者的冤屈，困厄，灾难，不幸，自古至今，与人类社会一样绵延不绝，源源流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民主（现在很少提“自由”了，似乎这是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观念）的，人世间最美好的社会，可是，像现在这种搞法儿，我们真的是在走向那样的社会吗？还是离那样的社会越来越远？……
第二天早饭后，程守信和周恒顺去了劳改农场，接待的人指给他们一个办公室，他们去了，一个五十来岁年纪，瘦得像干柴棒，半新的警服框里框荡，长个红鼻子的公安坐在办公桌后边喝茶，一个穿一身黑衣服，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头也不抬地收拾屋子，程守信走到办公桌前，两只手哆哆嗦嗦地拿出介绍信放到桌上，说：“同志，俺父亲叫程兆运，俺接到通知说他去世了，俺来领骨灰。”红鼻子公安看看他们两人，指指周恒顺，问：“他是谁？”程守信说：“他是俺的外甥，俺二姑的孙子。”周恒顺忙补充说：“死者是我的舅老爷。”红鼻子不过是随便一问，对周恒顺是什么人并不真的关心，也不搭理周恒顺，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翻了翻，从上边裁下一个纸条儿，在上边写了几个字，递给程守信，说：“拿这个条儿去取。”又对穿黑衣的白头发老头儿说：“老韩，你去发给他们，想着把条儿留下。你领他们去吧。”说完，就低下头吹杯子中浮在顶上的茶叶片儿，不再搭理他们两人。程守信试试量量地靠近办公桌，支支吾吾地说：“同志，麻烦你，俺想问问，俺父亲怎么死的，得的什么病，病了多长时间，死的时候什么样儿，俺闷得慌，能给俺说说吗？”红鼻子公安把手中的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瞪大了眼睛，红鼻子耸了耸，好像要跳起来，气哼哼地说：“你问你父亲怎么死的？怎么死的？‘通知书’上不写着吗？生病死的，他又不是死刑犯，不生病死，还会怎么死？怎么，你们想干什么？不相信他是病死的，想赖劳改农场吗？”程守信嘴唇哆嗦，干呜噜，说不出话了，周恒顺忙说：“同志，你别误会，别生气。俺只是想问问程兆运死的具体情况，回去好给家里人、亲戚说，让他们明白明白。没有别的意思。”红鼻子公安两眼瞪着周恒顺，说：“真是多余。人都死了，问这些顶屁用？我就管发通知，发骨灰，不了解死者的具体情况，也没义务回答这类问题。我看你们最好也不要再找别的部门去问，不要惹麻烦。这叫节外生枝，多此一举。你们还以为死的是什么好人，需要了解他临终的情况？笑话！毛病不少。”周恒顺压低声音，但一字一句地说：“同志，死者是判了刑的人，判刑的人也是人，他也有亲人，他的亲人关心他临死那一段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你知道给俺说说，不知道让别的知道的人给俺说说也行，俺也没别的意思，你也用不着发火呀。”红鼻子公安厉声说：“怎么着？我发火了吗？你们想闹事儿？你还‘没有别的意思’，你能有什么‘意思’？你敢有什么‘意思’？笑话！还反了你了哩。”又对那白发黑衣老头儿急咧咧地说：“老韩头，愣着干什么？快领他们去！”又对程守信，周恒顺说：“快去！你们想找难看，就在这里待着。骨灰也别想领了。”程守信吓坏了，示意周恒顺赶紧离开，周恒顺十分气愤，血往头顶上涌，脸在发热，一股和这个红鼻子公安“理论”，争个“是非”的冲动在脑海里翻腾，但多年铸就的克制，屈从，忍让，不惹事儿的闸门落了下来，他咬咬牙，自己告诉自己，别忘了自己的‘另册’身份，你不具备与人争是非的资格，身子掉井里了，耳朵是挂不住的，这种抗争没有意义，算了，别问了，问也没用，跟人家争闹还可能惹出大麻烦，家里还等着骨灰回去发丧哩。程守信吓得脸都黄了，拽着周恒顺的手，说：“恒顺，咱不问了，走吧。”站在门口等着的白发黑衣老头儿说：“你们两个人快走吧。”说完，他先出了屋，程守信和周恒顺在他后头跟着，到了院子西南角儿，一个放杂物的小院儿里，一个偏僻处一间小屋，老韩头开开门，对他们说：“农场离火葬场很远，犯人死了，农场送去火化，捎回骨灰来，就放这小屋里，等家属来领，有不来领的，就运出去找地方埋了。这不，有好几个没人领，过期了，我没慌着弄出去埋，再等等。”程守信和周恒顺进了小屋，看到靠墙一个架子上摆了七、八个小木头盒子，老韩头看了看条子上的编号，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盒子，看了看，说：“就是这一个。”双手捧着递给程守信，程守信接过去，紧紧地抱在胸前，眼泪像开闸的水一样往下淌，鼻涕也跟着流下来，也顾不上擦，周恒顺掏出手绢儿替程守信擦泪和鼻涕，一边说：“表叔，你别这样，……咱这是在外头，咱回家打总哭。”程守信抽泣着念叨：“大大，苦命的大大，你死得好惨啊，……你撇下我，怎么办呀？”老韩头儿拿张椅子让程守信坐下，说：“兄弟，别哭了，别乱说话。这里不是哭的地方，你坐一会儿，静静心再走，在农场院子里不要哭，人家不愿意。”程守信坐下，感激地说：“谢谢你，大叔。”不再哭泣，抱着骨灰盒默默地落泪。周恒顺说：“表叔，你坐一会儿咱再走。”又问老韩头儿：“大叔，你是农场的人？”老韩头说：“我原先是中学老师，有历史问题，肃反抓起来，老婆跟人跑了，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刑满以后，回原籍也没单位要，就留在农场当劳工了，我现在场部当杂务工，放骨灰盒这间屋，让谁管谁也不干，就让我管。”周恒顺问：“大叔，你认识程兆运吗？”老韩头压低声音说：“认识，我释放前和他在一个监区住过。老头儿老实巴交，含着冰化不出水来的人。好可怜，他是硬让里头那些坏蛋欺负死的。”程兆运问：“俺大大那么老实，又不得罪人，那些人欺负他干什么？”老韩头说：“这里头和外边儿不一样，谁恶谁是哥，谁最厉害谁是老大，专拣老实的欺负，吓唬别的犯人。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你们想想，他一没钱买烟买酒巴结管教和牢头狱霸，二是死眉耷拉眼，不会干眼前活儿，讨好管教和老大，更不会拍马屁，那些人一天到晚不欺负人心里就不舒服，不打人就手痒，有个老大就说，这个小老头儿一把攥着两头不露，天天苦丧着脸，像是谁欠他两吊钱似的，看着就不顺眼，晦气，天生一个眼子包，见眼子不操是有罪的—就这么不是玩意儿，拿欺负人取乐，作耍，……程兆运正吃着饭，老大夺过去就吃，稍微有点儿不满的表示，就拳打脚踢，说不定哪天就给砸打一顿。你想想，干活儿累，伙食差，有点儿好吃的，还吃不到嘴里，挨饿，挨打，病了也没人给好好治，什么人撑得了这样作践？在这种地方，没病也会给弄病了，有病的，会越来越重，同样的病，在外边也许能撑几年，在里头，连一年也撑不了。那些混世魔王，倒能吃饱喝足，也不用好好干活儿，过得挺痛快。祸害渣子活千年，一点儿也不假。”周恒顺问：“这不就跟《水浒传》上写的监狱一样吗？”老韩头说：“哼，差不到哪里去。”周恒顺又问：“农场领导不管吗？”老韩头说：“也不能说不管，管得过来吗？管教人员也不是圣人，他们也有私心，又图省事，让犯人管犯人，能管出个好样儿来？再说，上这里头来的人，就不是人了，谁还真心拿着当回事儿啊。你们刚才还一心打问人是怎么死的，你想想，人家能有好话？可别问了，问也问不出个结果，谁会替一个死了的劳改犯说话？活着出去，是命大，死了就算了。听我的，带上骨灰，快离开，回家埋葬，入土为安。”周恒顺说：“大叔，俺听你的，不再问了，出去到招待所拿了东西就走。”老韩头又说：“今天咱说的话，哪里说，哪里了，可别乱说，别把我的饭碗打了。”周恒顺忙说：“大叔，你放心，俺知道轻重。”
程守信和周恒顺拿了骨灰，辗转坐车往回赶的时候，远在黑龙江的守梅接到电报，紧赶慢赶，已经回到了榆树村。家里锁着大门，弟弟守信还没回来，就先去了二姑家。见到二姑，忍不住失声痛哭。程守梅十八岁就被迫离开家乡，告别了奶奶爹娘，还有亲爱的二姑，远嫁黑龙江了。跟着粗夯苯壮的男人郑长友，大哭小叫—因为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和难割舍亲人—地离开了家，离开了榆树村。一九六一年麦季里，她出嫁后第一次回来，不是来向亲人报告结婚生子的喜悦，也不是向乡邻炫耀当上工人家属的自得，而是送父亲到关外劳改，更惨的是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先后给奶奶和娘送了葬，发完丧，她不忍舍下孤苦的弟弟，但又不能不走，黑龙江有她的家，她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这回离家，比上一次痛苦一百倍，但只能吞声饮泣。这几年，她到农场去看望过父亲，但再没回老家，每逢清明，阴历十月一，还有过年，在遥远的北国，夜深人静，她到外边白雪皑皑的荒野里，面朝着家乡的方向，烧香，烧纸，遥祭爷爷奶奶和母亲，她祈盼着父亲早一天出狱，她和丈夫商量好了，把父亲从劳改农场接出来，让他先在他们家住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养，再回山东老家。但是，和丈夫说完这话没多久，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艰难日子里，他就因为工伤惨死在煤矿井下了。她想，虽然郑长友没了，她和他商量好了的事，还是要办，她带着孩子，咬着牙往前过，数着日子盼着父亲快点刑满释放，她甚至做梦梦见像戏台上唱的“皇恩大赦”那样，父亲赶上了大赦，提前放出来了，但是，那一天没盼到，却等来了父亲死在劳改队的噩耗！她赶紧把孩子托付给邻居，匆匆往家赶，两、三天来，她吃不下东西，只喝点开水，在火车上跌跌撞撞，她好像没了知觉，见到二姑，她终于忍不住了。二姑陪她哭了好一阵，好歹把她劝住。二姑见守梅头发上系着白布条儿，脚上穿着白鞋，说：“守梅，你接着电报，就给你大大带了孝了？”守梅又哭了起来，边哭边说：“姑，我这不是给俺大大带的孝，是你姑爷郑长友没了。”程兆兰惊惧地一屁股坐到床上，说：“我的皇天，怎么好好儿的郑长友没了？什么时候的事?”守梅抽泣着说：“是阳历四月十三死的，刚发出丧去，就接到了电报。怪不得人家说‘祸不单行’，我把两个孩子交待给邻居，就往家赶。”程兆兰满是皱纹黑斑的脸没了血色，腊黄腊黄的，说：“俺娘哎，可疼死我了。这是怎么着了，怎么死个人这么容易？年轻轻的，长的什么病？”守梅说：“要是长病又‘好’了，哪怕我伺候他个十天半月，他死了，我难受得也轻些。他什么病也没有，论年价不吃个药片儿，八杠子砸不倒，他是在井下让石头砸死的。”程兆兰说：“不是说那是大煤矿，安全，没点儿事吗？”程守梅哭泣着说：“是安全，不是不安全的事儿，是我害了他了。在先，他在矿上干活儿实在，领导上喜欢他，让他当作业队长，去年冬天，矿上‘清队’，咱家成份不好，俺大大又成了劳改犯，矿上就把他那点小干部给撤了，我在煤矿家属队里干点活儿，也不让干了。矿上还有人给领导贴大字报，说那里靠近苏修，是前线，得把我撵回山东老家，矿领导很作难，郑长友有好心眼儿的不怕事儿的工友去找矿领导，说郑长友一对儿女都丁点儿买卖儿，你们让程守梅带着孩子走了，几干里地远，他这个家不就零散了？您还让郑长友活不？噢，那个程守梅在这里会给苏修当特务，通风报信儿？这不是胡鸟扯吗？矿领导又向上级请示了，才定下来暂时不撵我了。他受了这个窝囊气，憋得慌，觉得抬不起头，常喝闷酒，那天他又喝了酒，本来不该他的班儿，可是有个工人家里有急事请假回家，央求他替班儿，他面不触人，答应了。没给我说就直奔井口下了井，他喝了酒，有事儿反应慢，一块大石头崩过来，人家都闪开了，准准地砸到他头上了，倒下就再没起来，临走连句话也没留下。”程兆兰说：“怎么不给家里来个信儿？”程守梅说：“他老家父母都不在了，咱家里这种情况，让俺兄弟千里遥远跑这一趟干什么？三个姑家都过得这么不容易，不忍心让你们跟着难受了。”程兆兰说：“那也得分是谁，是什么事，这么大的灾难，你自己扛，孩子，不难为死了？可把我疼死了。……郑长友没了，反正不能白白死了，矿上得有个说法儿不？”程守梅说：“矿上按国家规定给丧葬费，多发几个月的工资，给俺娘三个办了抚恤，到月头儿给不到三十块钱，郑长友的工友找领导，要求再让我回家属队干活儿，矿领导怕惹恼那些工人给他们捣蛋，又让我回去上了班儿。”程兆兰说：“那以后怎么办？就你娘三个过？”程守梅说：“那还能怎么办？再难再苦，我也得把他这俩孩子拉扯大。……”程兆兰说：“过几年，有合适的，再找一个，你自己带两个孩子，什么时候熬出来？”程守梅说：“姑，郑长友人粗笨，可是心肠好，我心里放不下他。过些年，想他的心淡了，我也不想找，咱这政治条件，别再坑另一个了。什么时候两个孩子大了，当了工人，我也就熬出头了。虽说新社会，男女平等，妇女改嫁不丢人，可是，像俺这样的，还讲什么平等？有苦水往肚子里咽，往前过吧。”程兆兰看着满脸忧戚，虽然憔悴但难掩秀色的侄女，心里悲酸，替她犯愁。傍黑天，石头儿从方庄回来了。晚饭后，程兆兰要留守梅住下，守梅非得回自己家，程兆兰让石头送表姑回家。时隔八年，程守梅回到娘家，看着老屋，看着惨黄的油灯下，又老又旧，尘封锈蚀的家具物件，看着没有了奶奶，没有了娘，也没了大大，凄惨清冷的家，悲从中来，又落一阵泪。石头按奶奶吩咐，帮表姑收拾了屋子，就在表叔床上睡了，他躺下后，一股腥腥味儿熏得他想作呕，石头是大男人了，他知道，表叔三十大几了，找不上老婆，难免有这种腥味儿，表叔好可怜，……困急了，才迷迷糊糊地睡了。
程兆兰和于栓柱找了程家族门里几位热心的长者，请他们操持程兆运的丧事，找当庄的木工，用自家的旧板子，好歹打了个薄薄的棺材，刷上了半黑半紫的油漆，停到北屋里候着。虽然守信他们给济南陆家送了信儿，但程兆菊身体不好，周桥上了“五七”干校，陆国筠还没“解放”，虽然军、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对她的“叛徒”指控—也许是太过荒唐—不再提了，但是她家庭出身不好，黑透了的社会关系，教育黑线下的黑典型的恶名仍在，正当运动进行“斗、批、改”的时候，如果她去参加一个戴着两种“帽子”，死于狱中的娘舅的葬礼，显然太过不合时宜，跟爸妈商量了，最后还是没敢找军工宣队请假。亏得恒刚，愿意替爸妈去榆树村一趟，既参加丧事，也看看母亲，还可和周恒顺见面啦孤儿。此时恒刚正参加军工宣队驻在齐鲁大学，找队长请了假，回家喊明明一起来榆树村，但明明仍坚持运动以来的立场，与反动亲戚划清界线，而且正准备上山下乡，不肯来，周恒刚就一个人来了。他先去周庄接来了母亲，他们母子特别是周恒刚的到来让程兆兰和程守梅深觉意外，这个一身军装，英气照人的青年军官，出现在程家这样的被世人唾弃，衰败不堪的家里，彷佛天外来客。石头儿去方庄给四姨奶奶送了信儿，但是，大队治保主任不批，程兆萍找了这个干部找那个干部，苦苦哀求，但没一个人松口儿，急得她在家里转圈儿，到了也没来成，只好让人捎来冥纸和随“礼”的五元钱。守梅到家的等二天下午，程守信和周恒顺抱着骨灰回来了，正值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好人死了，上级主张按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文章的要求，开追悼会，“寄托哀思”。而程兆运这样的，既是地主分子又是劳改犯，哪里还敢按老“礼”操办？管事的请示大队，于二车气哼哼地说：“发什么丧？挖个坑儿埋了算完。”宋家财说：“程兆运的事和我儿子有关，当时的情况村里人都明情。人都死了，不再治作他了。再说，不看死人看活人，他闺女几干里路来家了，还有外边来的亲戚，不让人家发丧，社员得骂咱。”钟向东说：“丧还是要发，不要大忽隆。明天停一天灵，后天一早出殡，从骨灰到家算起，两头儿占着三天，就行了。”钟向东还特别交待，事先给死者的家人、亲戚讲好了，发丧过程中，不要哭喊些不中听的话，不要借机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或者诉冤屈。管事的人说：“这个请大队放心，他们家的人连亲戚算上，都是老实明理的人，那种情况不会出现。借给他们胆，也没有敢的。”钟向东说：“我是打个预防针。”丧事按大队的安排进行。停灵这天，程兆运老婆葛氏娘家兄弟，兄弟媳妇儿，侄子、侄女，来了一大帮，程兆兰的女儿周继香和洪秀、洪全，她的孙子周恒顺兄弟俩，酸枣岭那边苦妮儿，周恒刚—怕影响不好换了便衣—和他母亲程守芝先后到灵前吊拜，磕头，榆树村的老百姓老头老嫲嫲，男爷们儿，娘们儿不断绺，于栓柱躬着腰跑里跑外，大队干部于三套，宋家财也来了。一个双料“分子”死在劳改队里，他的丧事竟牵动那么多人的心。一是乡村里的兴俗如此，老百姓信“死者为大”，更重要的是，庄稼人心里明白，程兆运是“吃芋头不知道倒把”的老实人，一辈子没坑过人，害过人，他是倒了运了，他死得冤枉，死得疼人。……谁心里都这样想，但谁都不这样说，只是默默地到灵前行礼如仪，掉头就走了，女人们照例号哭一阵，嘴里还边泣边诉，因为语句在哭声里，所以一般也不知所云。跪伏在棺材两侧的守信、守梅和程姓“五服”之内的侄孙人等从早到晚不停地跪行出来号哭着磕头谢客。第二天上午出殡，众人吆喝着，把装了骨灰和两身衣服的棺材放进紧挨着葛氏墓穴的坟坑，填平，重新堆成变大些的坟头，守梅守信姐弟哭得死去活来，守梅在坟前晕了过去，周恒顺赶紧跑回家拉来排车，周恒刚等几个人把程守梅抬上排车，周恒顺和周恒刚一起拉她回家。这些年，周恒顺见过太多的不幸，人世的苦难像砂砾磨砺着他的灵魂，他的心肠变硬了，对于舅老爷之死，他既为之感到悲伤，但也暗暗为之“庆幸”，他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好死不如赖活着”对有的人并不适用，对他这位可悲可怜的舅老爷就更加不是那么回事，试想他干活像“老马”一样不知道偷懒，对人像绵羊一样驯顺，遇事像兔子一样胆小，却莫名其妙地被指为“豺狼”，成了“致死人命”的现行反革命，在劳改队受尽欺凌和摧残，对于他，残存的生命除了吃苦已没有任何意义，死亡，是最好的解脱。周恒顺从得知程兆运的死讯，陪表叔去东北取骨灰途中，到回来参加送葬，都显得很平静，也没流眼泪，但看到刚刚经历丧夫之痛，又遭遇亡父之苦的表姑躺到排车上，那个牡丹花一样美丽，泉水一样清纯，观音一样善良的表姑，十来年后已憔悴得面目全非，周恒顺的心一阵阵抽紧，他不住地呼喊“表姑”，憋了几天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守梅表姑躺在车上，周恒顺拉着车走在坑坑凹凹的土路上，周恒刚跟在车旁边走着，遇到上坡就弯下腰帮着推车。这几天，他换上了便衣，但他出现在参加发丧的人群中，在破衣烂衫的社员里头，仍像鹤立鸡群，十分显眼。庄上的人纷纷议论，程守芝的儿子因为他后娘，也成了“暗楼”程家的外甥了。看人家多么板正，多么本份，多么有礼数，跟亲外甥一样，一点也没有军官、记者的架子，这孩子日后必定像他父亲一样当大干部。周恒顺和周恒刚把表姑送回家，刚架到床上，她就醒过来了，难为情地朝两个青年苦笑笑，有气无力地说：“我……真没用，……怎么还晕了？累你兄弟俩了。”周恒顺说：“表姑，你和我们还客气？你太累了，心里难受，吃不好，休息不好，才这样的。”周恒刚说：“要好好休息，想开些。”两人伺候程守梅喝了水，让她休息，一起回了周恒顺家。奶奶和石头儿，周恒刚母亲程守芝都在“丧局”上。周恒顺弄点饭两人吃了，又冲了茶，两人喝茶啦呱儿。周恒顺说：“我和守信表叔上东北来回几天，火车上像咱乡下赶年集一样挤，连开水也喝不上，比拉一干多斤两千斤的排车还累，也渴坏了。你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咱喝点茶，好好歇歇。 ”周恒刚问：“上东北这一趟，有什么感受？社会形势怎样？”周恒顺说：“也看不出什么来，还不跟咱这里一样？车站，火车、汽车上，到处又脏又乱，人都着急上火的。”周恒顺说了去劳改农场领取骨灰的经过和见闻，周恒刚说些参加军队“支左”和到大学当宣传队遇到的事情，两人议论一番。周恒刚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对学生的过火行为—有不少可说是暴行—看法儿很坏，后来，运动深入，开始揭批当权人物，触及一些社会阴暗面的东西，我一度相信，经过运动。由大乱到大治，干部作风，干群关系会得到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会得到提高，中国会建立一个更纯洁更公正的社会，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儿太天真了。几年大乱，不但不会大治，反倒会更乱。因为原先不管怎样还算形成了秩序，标准，所谓‘革命’把那一切全部颠复了，一切都推倒重来，而新建的各级组织仍然是过去那一套的翻版，没有任何革新和带有民主色彩的进步可言，整个社会，处处赤裸裸的派系斗争，党政机关，家家剑拔弩张的争权夺利，不少支左干部到地方上任职，作威作福，当了官的造反派私欲膨胀，为所欲为，比老当权派还会享受，更敢弄权，进了班子重掌大权的老干部大难不倒，存着想开了，看透了的心态，有的人几乎是报复式的，把失去的加倍往回捞。文革前，是有少数干部腐化了，而现在这种情况变成大面积的了。这几年翻云覆雨，反反复复，真真假假，大家对什么都不相信了，满口官话套话，内心深处什么也不相信，共产党赖以起家，靠它统一思想，凝聚队伍的信仰差不多都破灭了。”周恒顺问：“噢，有这么严重？那以后老百姓就更苦了。我们光顾了‘心忧天下’，还没说，你爸妈情况怎样？”周恒刚说：“我爸是六六年原省委抛出来点名批判的，据说是在中央挂了号的，从表面上看，是真有‘问题’的，和造反派大呼隆打倒的不一样，所以‘解放’就比较难，但是，斗了几年，又找不出他有什么大毛病，现在把他弄到‘五七’干校去了。你表姑也没‘解放’，不过军、工宣队进驻后，对她的压力似乎减轻了，她实际上没什么事，就是出身和社会关系不好，说她是‘黑典型’，站不住脚儿，‘黑典型’是党组织树的，也不是她要来的，至于说她是‘叛徒’，更是胡说八道，现在不提了。”周恒顺说：“大爷上了干校，应该不错。”周恒刚说：“还‘不错’，糟透了，我去看了，就是变相的劳改队。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在吃、住条件都不具备的状况下，‘白手起家’，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又苦，又脏，又累，还要承受精神上的高压，负责管他们的是从部队来的，多数是农民出身，没什么文化的班、排长，他们啥也不懂，只会喊口号，骂人训人，这些‘丘八’用农村治保主任对待四类分子的办法儿对待这些实际上是社会精华的‘学员’，呲牙裂嘴，横眉怒目，大帽子唬人。学员们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斗私批修’，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体质差的，真能要了命。”周恒顺问：“你爸怎样？”周恒刚说：“不怎么样。人很瘦，气色不好，问他，说没什么大毛病。”周恒顺说：“报纸上宣传‘五七’干校，让人觉得好得了不得。实际情况竟然是这样。”周恒刚说:“你不知道,我在那里,看着那些各行各业的精英惨遭折磨,浪费生命和才华,真是欲哭无泪。”周恒顺说：“报纸、广播天天说落实政策，实际情况却是如此。”周恒刚说：“落实干部政策，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的过程，阻力还会小了？而且这次运动，审查干部实际上是逆向选择，反向淘汰，品质不好的，善于钻营的，没有气节的，卖身投靠的，就‘结合’得早，甚至飞黄腾达，而越是老实人，重节操的，耻于拉关系的，就挨得惨，‘解放’得晚。这就更让干部们心灰意冷，加剧了信仰的破灭。总之，不管老人家发动运动初衷如何，实际情况是这几年的折腾，最终结果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整个国家，现在是沉疴在身，积重难返了，这样下去，国家、民族前途十分可忧。”周恒顺说：“开了‘九大’，也许慢慢走上正轨了。”周恒刚说：“我对什么‘大’，不抱很大希望。开党代会，不过是从中央到下边，肯定和认可权力分配的新格局，路线、方针还是原先一套。现在的问题是队伍乱了，人心散了，难收拢了。”周恒刚侃侃而谈一阵，苦笑笑，说：“你看我，积习难除，一通书生空议论。不说这些了。说说我们自己的事儿吧。我听牟洪云说，你找了个对象，是邻居家一个女孩儿，怎么样，什么时候结婚？”周恒顺说：“有这么回事儿，俺两人说定了，奶奶也同意，但是女孩儿她娘怕闺女跟了我在庄里受欺负，还不同意，得慢慢说服。”周恒刚说：“牟洪云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装作很淡然的样子，但是我看出来，她心里很难受，但努力掩饰着。她对你真是一往情深。你俩走不到一起，真是太让人惋惜了。”周恒顺说：“没办法儿，算是命该如此吧。你在齐鲁当工作队，常看见她吗？她好吗？”周恒刚说：“她去年冬天就毕业—实际上早该毕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拖了快两年—离校了，没确定工作单位，到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了。”周恒顺说：“恒刚，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不找对象结婚？”周恒刚说：“上军校失恋，对我感情挫伤挺重，好几年过不来，又赶上文化大革命，爸妈挨整，更无心于此了。也有人给介绍，没一个看上的，等等吧。不是说吗？‘大丈夫何患无妻’？等机会儿吧。”
程兆运的丧事过去了。第二天，周恒刚回济南了，守梅去方庄看望了小姑急忙回来，打起精神帮弟弟守信收拾家，拆洗，缝补，打扫。程守信说：“姐，别弄了，我一个人，有什么好孬？好赖活着罢了，费那个劲干什么？”守梅说：“怎么不收拾？你自己不能先败了精神，还能老是一个人？”程守信苦笑笑，说：“想让这院子里成两个人，万难。”守梅说：“那不一准，你别灰心。”守梅拆洗被褥时，上边那种气味儿让她皱着眉，屏着气，对弟弟又烦恶，又心疼。说：“守信，往后注意点儿，别弄得埋埋汰汰，腌腌臜臜的，来个客来个人儿的，让人家笑话。”程守信顿时红了脸，点点头，说不出话。守梅说：“你一个人挣一个人吃，我多少也给你来俩钱儿，你自己穿的戴的，铺的盖的，也弄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人家作践咱，咱是没办法儿，自己别作践自己。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程守信见姐姐满眼是泪，自己也哭了，说：“姐姐，往后我一定注意，你自己那么难，不用挂着我。”守梅在家里收拾了三、四天，和弟弟守信一起到大大新坟上烧了“头七”纸，就要离开了。程兆兰说守信办父亲丧事累坏了，也怕他到外边哭哭啼啼，弄得守梅难过，让周恒顺拉排车送程守梅去车站。程兆兰、于栓柱来送行。守梅说：“二姑，俺兄弟就全靠你了。有合适的，操心给他找个媳妇儿。”程兆兰说：“我也着急啊。咱家这种情况，难啊，我上心就是。”程守梅对于拴柱说：“大爷，这些天你忙前忙后，累得不轻。你年事高了，多保重。”于栓柱两只红红的老眼泪汪汪的，说：“侄女子，啥话也别说了。大爷我一肚子两肋插的话，说不出来啊。”程守梅坐上了排车，程兆兰含泪说：“梅，你走吧。你大大没了就没了吧，他受罪受到头了，咱不想他的事了。顾活的要紧。看好两个孩子，一心掌正，拉扒着孩子往前过。”守梅哽咽着说：“姑，俺知道了。你放心吧。”程守信站在排车旁，见姐姐要走，心里刀搅般难受，一直在哭，程守梅说：“守信，别光哭，记着姐姐的话。”程兆兰说：“守信，别哭得让你姐难受了，你姐该走了，快擦擦泪，端阳，拉你表姑走吧。”周恒顺答应着，说：“表姑，你坐稳了，咱走。”说完，拉起排车走了。出了庄儿，程守梅说：“端阳，你拉排车，表姑坐车上，心里不是滋味儿。”周恒顺拉着排车一步步沉稳地走着，说：“我从小表姑那么疼我，那时就想，长大了，干了工作，有了条件，报答表姑，可惜办不到了，用排车拉着送表姑，这还算点事儿啊。”
守梅走了，暗楼程家后院儿又只剩下程守信一个人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按照千年百代祖辈传留下来的丧葬习俗，死者埋葬后，每隔七天，要去坟前祭拜，到第五个七天时，特别隆重，要摆供，本家亲属、重要的亲戚参加，叫做过“五七”。程家这种落难，残破的家庭，亲朋寥落，从“二七”到“四七”，都是周恒顺和石头儿，还有于栓柱老头子一起去的，到了“五七”，除了他们以外，程兆兰非去不可，周恒顺只好用地排车拉着奶奶，让于拴柱也坐车，他说什么也不肯，弯着腰，拄着棍子，踉踉跄跄地跟在车后头走。让人意外的是，正当“仪式”要开始时，宋家财和于三套两个大队干部来了，参加了祭拜。祭拜，“圆坟”已毕，大家要往回走了，宋家财先安慰了程兆兰几句，又握着程守信的手,说：“守信，那年的事，咱确实不愿意弄成那样儿，可是咱小老百姓，没办法儿。俺哥冤枉，我心里也难受。咱不是仇家。”程守信说：“叔，俺心里明情。咱谁也不怨。俺大大他是命里该当这样。你也别拿着当个事儿。”过完“五七”，程兆运的丧事就算办完了，这个名为“兆运”，因为过继到暗楼程家，成了少东家，被乡邻看作“走运”，但很快又因此而“倒运”的小个子男人，这个无论穷富都不改良善天性又胆小怕事的庄稼汉，从来都不是那种“敢支敢下”敢“站着尿”的人，他不过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民中间最常见的“窝囊废”，俗话说的“眼子包”，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十几年的穷光蛋，短短几年的跟长工一起干活的“少东家”，却当了十二年的“地主分子”，八年的劳改犯，死在大牢里，往东北押解的时候，一个未老先衰的小干把老头儿，“回来”时成了两三块骨头棒子和一小捏儿暗褐色的灰面面，现在，这一小撮骨灰深埋在程家林偏僻处一个土坑子里了。程兆运总算走完了他荒诞的，苦难的人生之路，走进了人们的记忆中，因为他特殊的跟一般庄稼人不同的经历，榆树村的人会在多少年里议论他，然后就湮灭在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庄稼人的历史烟尘之中……周恒顺拉着排车，一边在土路上磕磕碰碰碰地走着，一边想着刚刚过完“五七”的舅老爷的命运，这样的人生，价值几何，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是为了充当别人打斗整治的对象而存在？……侧身看着车旁，表叔程守信立楞着头，面无表情，呆子一样，这个小伙子因为是暗楼程家的后代，虽然身份上并没有戴什么“帽子”，从法律意义上说是“自由”的“公民”，但在当今社会中，却没有平等做人的权利，周恒顺为这位表叔的命运担心，他怎么往前过啊，他能撑得下去吗？
丧事过后，程兆兰很为娘家侄儿守信担心，她交待石头儿，宁肯受点累，每天下了工来家吃饭，晚上去给守信表叔做伴儿，陪他个三个月两个月的，过了这一段儿，就没事儿了。石头儿听奶奶的话，天天晚上去程守信那边睡觉，一连去了二十来天，程守信很不安，几次让石头不用来陪他，又来找程兆兰，说：“二姑，你放心，我不是小孩子了，一点事儿也没有，别让石头儿天天跑，费那个劲了。”正好方庄公社“战山河”战斗队要到一个偏远大队去建扬水站，离家远了，石头儿晚上不能回来，就没再去陪他。两个月过去了，麦收完了，小苗子盖严地了，耪了头遍耪二遍了，棉花棵子长起来，开始打农药了，阴历六月，连阴天了，父亲亡故后的“百日”坟也上过了，程守信还跟原先一样，天天闷着头在生产队里干活儿，歇歇儿的时候，还是不偎人场儿，大伙儿知道他心里的苦楚，也没人招惹他。程兆兰看看没事儿，也就放心了。这是不停地托这个人托那个人，钻头觅旮旯儿地给他找“对象”，哪怕是“后婚头”也行，可是，不论是哪里的，人家一打听这边的情况，就没有回信儿了，程兆兰想，看来俺这娘家侄儿这个媳妇儿是难找了，难道暗楼程家真要绝后了吗？程守信自己对这件事 早就断了念想，死心了，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程兆兰一想到多少年以后，一辈子没成家的守信会像这庄儿里的那些老光棍汉一样孤苦无依，心里就火烧火燎地不是味儿，她甚至想，有一天，她临咽气，得嘱咐端阳和石头儿兄弟俩，到什么时候，也得照管他们这个可怜的表叔。……
阴历七月十五，庄户人说是“鬼节”，程兆运新故，人死了当年不上坟，程兆兰怕守信一个人在家里心里不好受，交待周恒顺早点儿回来，让石头儿也请会儿假来家吃饭，把程守信叫过来，一块儿过七月十五，吃新麦子面包的饺子。程兆兰除了弄馅子包水饺儿，还炒了四样儿菜，吃饭以前，程兆兰交待两个孙子谁也不提不高兴的事，吃饭的时候，娘几个先喝酒，程兆兰不过抿一抿酒盅儿，是这么个意思，周恒顺和石头儿兄弟俩让着，程守信多喝了几盅，脸红了，眼睛也亮起来，笑眯眯的，喝完酒，吃了满满一大碗水饺，程兆兰让他再吃，程守信说：“姑，可吃不不了。俺姑就怕当侄儿的饿着。姑，你一年到头儿疼你这个没用的侄儿，侄儿也不能孝顺你。你老人家的恩情，我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也得报。”程兆兰见他眼里含着泪，怕惹起他的伤心事，嗔怪道：“你看这孩子，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常不常地来给我干活儿，还不是孝顺我？以后不说这样的话。天不早了，回家睡觉去吧。”周恒顺要去送他，他少有地笑了笑，说：“送我做什么？你寻思表叔喝醉了，摸不着家门儿了？没点儿事。你拉了一天车，石头儿大老远跑回来，谁也别送我，我走了。”说完，站起来，晃晃游游地走了。程兆兰说：“你说守信这孩子，一顿饭吃得高高兴兴的，临了临了说了这么几句，弄得我心里木木乱乱的，别再出什么事儿。”周恒顺说：“表叔今晚上多喝了几盅酒，说几句心里话，会出什么事儿？别多想了。”
程守信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家大门上，掏出钥匙，摸索着开大门，听见“欻拉”一声，有什么东西掉地上了，他弯下腰伸手一摸，是一封信。心想，是姐姐来信了，小学生给捎了来塞门缝儿里了，他急忙进屋点着灯，却见信封儿是用小学生旧本子糊的，上边没写地址和收信人，有两行字：“守信哥，头几天小英姐回娘家，让我抽空儿给你送这封信，我今天来你家，你不在，我不能等了，把信放到大门上了。江妮儿”程守信急得跺脚，怎么这样不巧儿，江妮儿难得来这趟，没见上，要能见着，也问问小英的情况。白耽误了。他觉得人要是不顺，什么时候，什么事儿也不顺。他急忙拆开信来看，信写在小孩子的作业本子纸的反面儿，上面写着：“守信哥，你接着信的时候，我就不在人世了。我今天来娘家看俺爹娘，明天回婆家就喝棉花药。咱两个那年见那一回面，有人看见，给他说了，他说我跟你办瞎事了，我说没有，他不信，从那以后，想起来就打我。我活够了，小闺女也立地了，不吃奶也饿不死了。我也给俺娘家兄弟换媳妇儿了，对得起爹娘了。我就是对不起你。我不活了。不死有一天也得叫他打死。守信哥，我先走了，你无论如何得好好活着，早一天成个家。我在那边等着，下辈子再找你。江小英七月初八”程守信看着这信，他吓慌了，惊呆了，淌汗了，酒醒了，头趴在信纸上，看了一遍又一遍，信上写的日子是七月初八，江小英那天写了信交给江妮儿，七月初九，小英就想寻死了，而今天已经是七月十五了，江妮儿才送了信来。坏事了,小英已经喝药身亡好几天了。他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前，心想，小英是个烈性的女子，因为反对父母拆散他们俩，已经跳过井，让人救了，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几年，还是没脱了走这条路。程守信心里念叨，小英，咱两人成不了，你父母要是给你找个好点儿的对象， 你也许走不到这一步，……小英，你太苦了，你把哥疼死了。……小英，你真的走了吗？我明天就去打听你，你要是真走了，我也就跟你去了吧。我不让你在“那边儿”老等着我了。我想死也不是一回了。可是，我老父亲还在劳改队，我得等他回来，可是，你还不知道，他死到劳改队里了，我把他发送了，“百日”都过去了。我又想过死，可是又觉得自己还这么年轻，早早地死了，太冤了，太对不起俺姐和几个姑，特别是当庄儿那个二姑和她两个孙子了，我还想，我死了，你要是知道了，得有多么难受啊，硬撑着活吧，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原先，我是为了等老父亲活着，后来，是为了给几个老的上坟送钱活着，也为了老远老远地陪着你。……你不知道，这些年，我几乎天天晚上梦见你，……现在，你走了这一步，我再活着真的没劲了。我从那回赶集遇见你，回到家后，落下了毛病，自己时常觉得自己下贱，可是，我不愿意那样儿，我是想你想得太厉害了。我都这样儿了，活着也真无意思了。死了吧，去撵你吧。……程守信想好了，他擦擦眼泪，起来往小煤油灯里添了点油，把灯捻子拨大了，让堂屋里亮堂些，他开始收拾东西，收拾完了，找了张发丧时剩下的记账的白纸，又扒翻着找着了元珠笔，在白纸上写了两、三行字，从褥子底下拿出仅有的八块四毛七分钱，和那张白纸叠在一起，跟家里的一串钥匙放到一块儿，他忙活了好一阵，看看大桌子上济南三姑家给的那个小闹钟，后半夜三点多了，摸起暖水瓶，想倒杯水喝，他昨天忘了烧水了，暖水瓶是空的，他走到院子里，从水缸里舀了半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凉丝丝的，好痛快，好解渴。他想，热天，天亮得早，一会儿鸡就该打“明”了，走吧，……他找了身三姑捎来的有八成新的制服穿到身上，又看一遍江小英的信，然后把信纸照原样儿折叠好，装进信封儿，十分珍重地装到上衣口袋里，又把昨晚写了字的白纸和钥匙装到身上，出了屋，锁上屋门，走出院子，把大门锁好，往二姑家走去。圆圆的月亮悬挂在西半边天上，满天星闪烁着，像在眨巴眼睛，庄里一片死寂，路边户里的狗被他的脚步声惊动了，“汪汪”地叫起来，而且一呼百应，狗叫声响成了一片，听得程守信心惊肉跳。他加快脚步，走到二姑家大门前，轻轻推推大门，从大门下边把写了字的纸和钥匙塞了进去，又在大门外站了几分钟，朝着院里姑住的堂屋东里间，心里说：“姑，侄儿不孝，我走了，上那边儿去伺侯爷爷奶奶俺大大俺娘了，姑，你老保重吧。”他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横了一下心，不再停留，抹掉眼泪，转身走了。他走出榆树村，往北山根小英婆家黑峪走去，早晨，天有点凉，他打了个冷颤，天下露水了，他觉得身上湿漉漉的，二十来里路，他走得急，天刚亮，就到黑峪庄跟前了。迎面走来一个背筐的妇女，程守信忙上前问道：“ 大姐，向你打听个人，你们村里有个媳妇儿叫江小英，娘家是江庙的，她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没有？”那妇女打量了程守信几眼，说：“这个江小英可是出了大事儿了，她大前天上午喝了棉花药，没来得及上医院送就死了—她是真想死了，喝得太多了，昨天就埋了，真是可怜，挺好个人儿，街坊邻人没不夸的，硬生生地让她那个畜类男人混账婆婆折磨死了，有个孩子刚断奶，可怜死人了。”那妇女又看看程守信，问：“你是江小英什么人？打听她干什么？怎么，想替她出气？”程守信苦笑笑，说：“我们原先就认识，听人说她喝药死了，随便问问—咱可没本事替她出气。”那妇女抬腿要走，程守信又问：“江小英埋到什么地方了？”那妇女说：“你还想上她坟上看看？来，跟我走吧，俺上自留地，正路过那里，我指给你。”程守信跟着那妇女往坡里走，走出去里把路，在一片地瓜地里，有一座不大的新坟，那妇女说：“那就是江小英的坟，你去看看吧。”说完径自走了。程守信见那妇女走远了，走进地瓜地，迈过一道道地瓜沟往里走，沾满露水的地瓜秧儿把他的鞋和裤腿儿打得精湿，他朝四外看看，没一个人，他急急忙忙走到坟跟前，“扑通”跪下，哭诉道：“小英，我是你守信哥，我来看你了。江妮儿没及时把信送到，我没能赶过来救你。小英，你不该走。……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等着我，我去撵你。”说完，朝地下磕了三个头，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出地瓜地，朝黑峪庄西一个水塘走去，他到北山根赶集，见过那个水塘，他已经想好了， 他不在家里死，他就到那个水塘里—离黑峪近，到了“那边儿”比较容易撵上江小英（？）—结果自己。……虽然已是大白天了，但路上行人很少，程守信像夜游人一样逛逛荡荡，晕晕乎乎地走到那水塘，爬上了塘坝，太阳刚出来，宽阔的水面像镜子一样映着蓝天白云和堤岸上的柳树，鱼儿游过，泛起细碎的波纹，粼粼水波在阳光下银片儿般闪亮，成群的小鸟儿在水面上翻飞，在树间啼叫，追逐，嬉闹，四外没一个人影儿。程守信忽然想起来，周恒顺早晨起来，见到他写的纸条和那串钥匙，二姑得急成什么样子呢，还有远在黑龙江的姐姐，还有济南的三姑，方庄的小姑，他们都是关心他的，……程守信，你真是个没出息的，软蛋，坑人货，……是的，这些亲人都关心他，但是他们都自己顾不了自己，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救不了他。他趁早走了，倒不让他们替他操心了。算了，谁也不留恋了，活着着也是姐姐和几个姑的一份心事，倒不如趁早替他们了了这份心事。程守信眼前幻化出江小英的新坟，他已经对她说了，要去撵她，她会等着他的。江小英信上—那信就在他的上衣口袋里，他觉那上面似乎有江小英留下的余温—说她活够了，程守信不一样早就活够了吗？从江小英来哭灵被逮回去，自杀末遂，被迫嫁了人，程守信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为了老的，他又多活了这么些年，真的活够了。如今，江小英先他一步走了，他还等什么呢？……程守信看到，远处路上有人朝这边走来了，也许是来水塘放水的，别再二思了，晚了，今天就死不成了，他快步到水塘闸门跟前，心一横，眼一闭，牙一咬，照着闸门前的水面，一头栽了下去。闸门前，平稳的水面出了个大盆般的漩涡，一刹那，漩涡消失了，水面上绽出一圈圈波纹，叉“噗噗”冒了一长串晶亮的水泡，一瞬间，又泛起了一团团殷红的血晕，引得鱼儿游过来逐食，稍顷，气泡儿停了，波纹平了，血晕散了，水面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周恒顺早起开大门，看见大门里地下一串钥匙和一片折叠的白纸， 吓了一跳，展开那张白纸，上边写着：“二姑恒顺我走了。我去伺候俺爷爷奶奶俺大大俺娘了。不用找我。找也找不着。这八块多钱，给姑买点么儿吃。家里的东西，成用的就用，不成用的，不干净的全烧了。把房子收拾收拾，恒顺在里头结婚吧。先别给俺姐说，俺大大刚去世，她很难受。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二姑，我谁也对不起。守信”周恒顺大惊，浑身冒了冷汗，飞步跑回屋，对睡在东里间床上的奶奶说：“奶奶，不好了，俺守信叔出事了。”奶奶慌忙坐起来，说：“出什么事了？让公安抓了，还是怎着了？你快说。”周恒顺拿了那串钥匙、那几张皱皱巴巴的钱和白纸片给奶奶看，又念了白纸上写的那些话，说：“俺表叔这是……”奶奶说：“唉哟，皇天！这个孩子是找地方寻死去了。这可怎么办？”周恒顺说：“奶奶，你别着急，我出去先找江世荣、路德甫他们快各处去找，我再去找钟向东、于三套、宋家财，让队里撒出人去到处找。”奶奶念叨着：“老天爷，这是什么事呀？……”周恒顺先跑着去找了两个仁哥，让他们快在村子里树行子，旧屋框子，村里村外的水井，村外的河沟各处去找，又去找了大队几个干部，他们也都很上心，忙通知各生产队，早晨不下坡干活了，分头儿去找。一时间榆树村村里村外“翻汪”一般，旯旯旮旮都找遍，所有能想到的，凡是人有可能自杀的地方全找遍了，连几十里外的黄河口都去了，但哪里都没找到，甚至没发现一点珠丝马迹，没办法儿了，大队报告了公社派出所。几天后，派出所通知大队，说北山根黑峪村附近一个水塘，发现一具漂上来的男尸，让他们去看看是不是他们村失踪的程守信。钟向东和周恒顺立即骑自行车赶了过去，尸体在水塘旁柳树林地上扔着，面部和露着的肢体惨白，肿胀，头脸很大，像发得不成形状的大黄面糕似的，看不出正常人模样儿了，周恒顺仔细看了尸体的头形，脸形，还有身上穿的制服，对钟向东说：“是他，这身衣裳是济南三姨奶奶给的，他偶尔穿一回。错不了。”有几个人围在那里看，当中有个中年妇女对钟向东和周恒顺说：“七月十六那天老早，我上自留地，一个外庄儿的大小伙子向我打听俺黑峪刚喝棉花药死了的江小英，还让我指给他江小英的坟，穿身新制服，看样儿挺老实个人儿。我当时觉得这人挺奇怪。我看这个死人八成就是他。天底下什么样儿的事儿都有。”周恒顺说：“听大姐说的这情况，错不了了,这就是守信叔。”钟向东说：“这不是别的事，得万无一失。咱再找找他身上带没带什么东西，那更是证明。”周恒顺蹲下，挨着掏他的衣服口袋儿，在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折叠的信封，被水泡过的信已经干了，但几层纸沾在一起，周恒顺慢慢地分层撕开，信封儿上和信瓤儿上的字迹漶漫，看不清楚了，但周恒顺努力辩认，连顺加猜，还是看明白了里边的意思，他的眼睛湿润了，低声对钟向东说：“刚才那个大姐说的江小英，是守信表叔定了多少年的对象，那年出了那个事儿，女方父母硬逼着散了，这江小英不堪她丈夫的虐待，喝棉花药死了，这是她临死前给守信表叔写的信，他看到这封信，走了这一步。”钟向东紧锁着眉头，说：“够惨的。这个程守信太不应该了。还这么年轻，真就‘一把圪针撸到底’，没点儿活路了？唉，真疼人。好了，啥话不说了。恒顺，你在这里守着，我上黑峪村，我和他村的革委主任在一起开过会，让他帮忙找辆排车，抓紧把他拉回去。”……程守信的尸体运回了暗楼程家，村里很多人觉得这程家父子太过悲惨，痛惜不止，程兆兰疼得几乎肝肠寸断，躺倒起不来了，饭吃不下，只勉强喝口米汤，听孙子说已经把尸首拉了回来，又挣扎着起来，让孙子用排车拉了去“看看俺那可怜的孩子”，哭得差点晕过去，周恒顺和石头儿兄弟俩好劝歹劝，拉回家来。奶奶说：“端阳，你守梅姑刚回去没几个月，心情不好，日子过得又难，就按你守信叔说的，先别给她信儿了，你去找找程家本门儿里的人，把你表叔发送了吧。”周恒顺说：“行，我去找人家。办丧事得用钱，我再去借点钱。”程家本门儿里几个长辈商量的意见是，程守信年轻，没成家，更没后代，又是自尽的，也就别发什么丧了，弄个棺材装殓了，在程家林他父母坟前挖个坑儿埋了，本门儿里他的侄子，亲戚中的晚辈儿祭奠祭奠，敬香烧纸，送送他就行了。周恒顺觉得心里不忍，但是，一是这种事只能按他们本族人的意思办；再是天热，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不能耽搁了，所以只能这样将就着办了。就在当天傍晚，程家本门儿里程守信的几个侄子和周恒顺兄弟俩，江世荣，路德甫等一帮人在程守信一个本家哥哥的指料下，把程守信的遗体装殓到一个仓促做好的棺材里，葬在了他父母的坟前。于拴柱老头子，于三套，宋家财，连钟向东都来了。“仪式”自然从简，也没有通常发丧时的号哭，但每个人心里都分外难受，大家都淌了不少眼泪，人们都觉得程守信那样本份老实，年纪轻轻，就这样死了，太冤了，太可怜了。江世荣和路德甫两个人除了心疼以外，还因为同病相怜，格外悲伤。完事了，人们纷纷离去，周恒顺让石头儿先走，回去照护奶奶。他再“多陪表叔一会儿”。人们都走了，周恒顺一个人在程家林里，蹲在表叔的新坟跟前，它的后边几米处是他父亲几个月前下葬的另一座已经长满野草的新坟。周恒顺觉得自己的心针针扎扎地疼，八年前，不出一个月，舅老爷被抓，老姥娘和舅姥娘前赶后撵地入了土，八年后，几个月的时间，舅老爷和他家唯一的“男丁”又一前一后死了，埋了。……除了远在黑龙江的守梅表姑，榆树村暗楼程家从此灭了门了，按农村通常的说法儿，绝了后了。程家的灭门之灾，悲惨而且荒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端的悲剧，世上没有任何人从中得到任何利益。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天色已晚，林子上空乌鸦的叫声凄厉而哀伤，暮色四合，林地，坟头渐渐蒙在一层薄雾中，周恒顺站起来，轻声说：“表叔，你的苦受完了，你走好。”说完，活动一下蹲得又麻又疼的两腿，步履沉重地走出程家林，往村子走去。
程兆运，特别是程守信的死对程兆兰老太太打击很大。她病了一大场。周恒顺多次拉着奶奶到煤矿医院求治，好歹把老命扒了出来。病好了以后，老太太说：“端阳，石头，奶奶这回到鬼门关打了个转儿又回来了，奶奶舍不下你俩。你们记着，你老姥娘家暗楼那房子钥匙在咱这里，咱一天也不去住，以后交给您表姑，新社会讲究男女一样。再就是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你们都得想着给你老姥娘那边烧香烧纸，不能断了他们的香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