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华兄写采购员生涯，钩起了我对自己一次“采购”经历的回忆。事情发生在我插队的时候。本来一个插队知青小农民，和高大上的“采购”二字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但因为偶然和特殊的原因，让我有了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经历。
那是1972到73年之间的冬天。1972年我插队的地方有两件记忆中的大事。一是秋夏之交黑龙江流域频下暴雨，江水猛涨，黑河地区沿江公社全都受到严重洪灾。我们大队江边大田快到收获季节的庄稼尽数毁于洪水。还好有部分是在小兴安岭北麓的坡地，地势较高，留下了一些收成。但现金分红肯定是没有指望了。二是当年队里知青中爆发传染性黄疸肝炎。两三个月的时间，住集体宿舍的近百位知青中被传染上而发病的就达到三十余人。被传染上发病的不能出工需要休息，而尚未传染上的则人心惶惶，心神不定。所以一待洪水退去，年终结算结束，知青们拿着分到手的可怜巴巴的十来二十元钱，全都提出要回上海探亲或养病。原本队里不成文的规定是知青每两年可以轮流请假回上海探亲一次。但那年受灾，分的粮食少，队里怕患病知青留在队里吃不饱饭，再加上没有治病的医疗条件而闹事，所以只要提出申请一律批准。结果全大队百余名知青霎时一溜烟地跑得只剩了七个。这七个知青有的是担任队里的某些离不开的职务，如代销点店员，赤脚医生，出纳等等；也有个别是家里条件实在困难，怕回去给家里添麻烦，只好留下。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在前一年染上肝炎，以后转成慢性（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传染给其他知青），回上海养了九个月病。因为回到上海没有粮油和任何其他配给品的供应，实在不好意思长期占用父母弟妹和老祖母的定量，所以病未全好也只得在洪灾前夕回到了黑龙江。记忆中的那年冬天并不难熬。虽然天寒地冻。但因为洪灾，冬天没有多少活好干，倒倒粪，砍砍柴，比较清闲。更因为洪灾，缺少喂猪的饲料，知青食堂把养的两头猪都杀了。等多数人都走了后，还给我们留下半拉猪。我们七个人守着半拉冻猪，几乎天天可以吃到肉，那可真是自打下乡以来，不，恐怕是在上海都从来没有过过的好日子！只是好景不长，队里突然要叫我到上海采购！这是怎么回事呢？
黑龙江的特点是人少地多。我们大队连知青四百多口人，有地五百来垧，人均一垧还出点头。那么多地靠人工是种不过来的，就是用牛用马也还是不行。我们到达时，大队有两台老掉牙的“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和一台康拜因收割机。两三年后，又添了台上海支援的“二八”轮式拖拉机。所谓“支援”并不是免费赠送的，而是给接收上海知青比较多的大队一个购买的配额，拖拉机还是要大队自己出钱买的，只不过没有受到“支援”的大队就是有钱也购买不到。轮式拖拉机马力不如履带式的大，但挂上拖车运输东西拉的东西比马车牛车多得多，速度也比履带式快多了，所以队里把它看得很宝贵。那年冬天，宝贝“二八”却突然趴窝了，听说是油泵出了问题。说是大队几个农机手在公社农机站折腾了好几天，都没法把这个拖拉机的心脏给折腾得活过来。公社农机站的站长下了结论，说是没治了，想法买个新的吧！那还有什么办法？买吧。总不能让那台还新得很的二八就此成了一堆废铁吧？只是接下去一打听，就傻眼了。说油泵是战备物资，别说县农机局没有，就是到地区，也别想买到。（至于拖拉机油泵怎么就成了“战备物资”，那就不是咱农民能知道的了。）那帮彻底没辙的农机手和大队革委会的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的结论说拖拉机是上海支援的，恐怕只能到上海去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买到了。
应该说这个办法的方向是对头的，只是此法一提出却马上陷入了困境：派谁到上海去“想办法”呢？那几个大队农机手，不管老的少的，高的矮的，平时都是下巴颌朝天，牛气冲冲的大老爷们，这时却都象老娘们似的打起憷来。推推让让，谁都不肯接这个茬。其实也难怪，全大队除了老辈被日本鬼子从河北抓到东北当开拓团的，或者三年饥荒时从山东逃荒闯关东的，就没人足迹超出过一百多里地外的县城。让他们马车汽车火车千里迢迢到上海？想想都心惊胆颤啊。农机队长兼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老付说得最形象。他说：我大字不识一打，连男女两个字都分不清，到了上海要上厕所走错了门，让人抓了流氓咋办？！可是又不能不派人啊，七论八论不知怎么就把这件“重要任务”论到了我的头上。大队党支部书记来找我交代任务，一开始让我一口回绝了：我从来没接触过队里的农机，不知道油泵是个啥东西，没见过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买，怎么接这个任务？！书记连连保证农机的人会把要买的东西给我写清楚，至于上哪儿买就得我自己到了上海再打听。他还说：你不是争取入党吗？这就是党支部考验你的任务。说，你要真把油泵买来了，你这次回上海的路费队里就给你报销了。我追问：要买不到呢？他想了下，挺困难地下了决心，说：也报！政治和经济利诱的双管齐下，让我最终点了头，接下了这桩任务。
有人也许要问，既然有那么多知青回了上海，为什么要派你去上海而不能写信让他们在上海想办法呢？这就涉及到当年的一种特殊规定，即介绍信制度。不管你到哪里出差，没有介绍信是寸步难行的。我们这是要出省办事，介绍信至少要县一级的才行。也就是说，被派办事者要本人拿着大队开的介绍信先到公社开出公社的介绍信，然后再到县有关部门开出县介绍信才能正式出行。等一切手续齐全，临出发前，党支书给我拿来一张半本书大的纸片，原是队里的记工单，背面是农机手给我写的油泵名称和规格；他交给我200元整票的现金，说是买油泵的。还说今年遭灾，队里没有多少现金，这是从信用合作社借的。要不够，让我在上海想办法借一点垫上。接着又给了我二十几元零票和2斤黑龙江粮票，说钱是队里凑的，算我预支当路费，等回来再办报销手续；粮票就算给我了，也不从我口粮里扣了。最后他拿出一包大约2斤的黑木耳，不知是自己家的还是从别人家拿的。说知青回去探亲都跟老乡踅摸这个，上海人喜欢。你托人办事得给人上礼，别让人嫌我们农村人不识礼。我怕弄丢了写着油泵规格的纸片，又特意抄了一张。然后在贴身的棉毛衫胸口缝了个口袋，装上那二百元钱，介绍信，和纸片再缝死了。把零钱，粮票，和另一张纸片都收藏好了，才放心去睡。
我们大队在小兴安岭北麓，不通火车。要乘火车到上海先要翻越小兴安岭到达北安。从我们大队到公社6公里，从公社到县城62公里，没有班车。平时到公社都是靠的“11路”；到县城的话，要凑巧搭各种便车，如果是队里的马车，就得走整整一天。从大队到县城，公路是有，但是土路。冬天上了冻还不错，马车爬犁都畅通。最怕开春化冻翻浆或者夏秋久雨，路就成了大泥潭，根本无法走车。这种时候沿路各个村庄就成了和外界隔绝的“孤村”。我在前一年夏天患肝炎，正赶上土路变泥潭，没法到县医院看病。等一个月后路通了，我的病也熬成慢性的了。从县城到北安好像有几百公里，全是在小兴安岭里弯弯绕绕的山间公路。虽有班车，也不是正常运行，时有时没有的。一般是清早开车，顺利的话傍晚可以到达北安火车站。如不顺利呢，也只有听天由命了，走上二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打听到第二天公社有车去县城，大队派马车一早把我送到公社，搭上了县邮局来公社收递邮件的车。到县城已是下午3点多了，紧赶慢赶来到长途汽车站，还好冬天路好，班车正常运行，买到了第二天去北安的车票。冬天日短，刚四点天就黑了，得赶紧找过夜的地方。全县城就两家旅馆。离车站近的这家是大车店，大炕通铺，不分男女，两毛一晚，不提供被褥。还有一家也是大炕，但分男女，提供被褥，四毛一晚，但离车站比较远。就在车站旁这家住下了，反正都是穿着衣服盖着大衣睡，管他旁边睡的是男还是女呢。好在行李可以寄存，我放心出去吃了碗炸酱面，记得是三两粮票加一毛二分钱。炸酱味道还不错，里面主要是土豆和萝卜，还有点肉星星。那是一路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接下去的四天路程，就全靠书包里装着的冻得梆硬的馒头和身上背的水壶里的水了。
在小兴安岭的山路上颠簸了十几小时，终于到了北安火车站。北安到上海的直达车要走整整72小时，没有食品也没有饮水供应。这趟车更是有名的“强盗车”。在知青探亲集中的高峰时期，车上人满为患，不要说找不到座位，连过道，车厢连接处，甚至厕所里都挤得满满登登的。为争抢座位，争抢行李架，言语稍有不和，或者仅仅只是互相看着不顺眼，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斗殴。皮带横飞不算回事，拿出小刀扎出血我也见过。好在这时知青探亲高峰期已过，“强盗”不多，我顺利买到车票上了车。上车后第一件事，是拿出条绳子，把带的那只旅行袋绑在了行李架上。因为我是一个人出行，没有同行的人帮我看行李，万一睡着了或者要上厕所，行李让人拿走咋办？绑上了，要解开困难，就少了让人顺手牵羊的机会。一路上，我从未敢在火车靠站时下过车，买过吃食。只是在东北某站通过车窗买过一小兜冻梨。就是那种只有李子般大小，冻得黑黑的硬得像石头的土梨。后来在车里化了，变成一包酸酸甜甜的水，味道还不错呢。
一路顺利，回到上海也已经是五天过去了。没顾上洗个澡，睡个懒觉，马上就开始“想办法”。先想到的办法当然是走“正门”，也就是到正规的上海市农业机械供销处（还是“局”，记不清了）去。门口倒是没管，也没人盘问就进去了。在楼里瞎走了一气，看到有个门开着，有个人坐在那里大概是看毛选吧，就走了进去。开口就问人家有没有二八拖拉机的油泵。那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里是按计划 调配农机供应的，不对个人销售。说完又低了头看书不再理睬我。我马上掏出介绍信，说：我不是个人啊！我们大队的拖拉机买了还不到两年，坏了油泵就不能用了啊！这人听我急得声音都有点发抖，又是一口上海话，就又抬头打量了我一下，问：知青啊？我说是。又问：开拖拉机啊？我说不是。他说你不开拖拉机怎么让你来买油泵？我就说了队里农机手不敢来上海，怕走错厕所让人当流氓打。他听了哈哈笑起来。完了对我说：在这里你肯定是买不到的。你到生产厂去问问吧，有时他们会有次品处理的。我一听马上说：次品我不要啊。买回去不好用的话队里要我赔怎么办？他看着我懵里懵懂的样子哭笑不得，拿笔给我写下生产厂的名称，说：反正这里是没有的，要不要到厂里去试你自己决定了。就这么一个软钉子把我给推出了“正门”，不过总算知道了生产厂的名称。(可惜现在无论怎么想，就是回忆不起那个厂名了。)
想想如果到厂里去，不认识人的话，正门恐怕也是走不通的，那就只好想想旁门，后门了。本来我父亲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一家研究所的总工，解放前就开始在上海工业系统工作，由他找找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那时他正在研究所被批斗和打扫厕所，他的昔日同事和朋友大多也是同样处境，这条路也就断了。我只好向先前回上海的其他知青求助，看有没有认识生产厂家，或者有其他办法的。那时又没有电话，我只好按地址一家一家去找。知道消息的知青们倒是很快行动起来，一传三，三传十，连他们的家长都动了起来 -- 那时我们下乡已近四年，县里没有什么工业，所以除了72年走了一个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全队百多知青就没有一个上调的。如果能在购买油泵上立个功，就算没有上调名额，能在队里有个职务，比如当个木匠，电工，农机手什么的也好啊。几天之间，消息倒是传来了不少，但大多牛头不对马嘴。也试过他们提供的几个关系，结果还不如在农业机械供应处得到的消息有用。其中只有一个叫“黑皮”的知青说的听上去靠点谱。“黑皮”父亲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听说是八级钳工。（上海人都知道，技术工人中八级钳工是什么样的地位。）我到“黑皮”家去了两次，满怀希望。第一次没见着他爸，第二次见着了。“黑皮”他爸说，只要有图纸，他保证能把油泵给做出来。但他提出要让队里给“黑皮”办“困退”。理由是“黑皮”父母早年离婚，“黑皮”和两个弟弟跟着父亲过，原来家里一应家务都是“黑皮”干的。现在没了“黑皮”在家，家里生活很困难。我不是不相信“黑皮”他爸能把油泵给做出来，问题是我上哪儿给他弄图纸去？我又怎么可能让队里给“黑皮”办“困退”？这样一来，这条路也就算是堵死了。
又过了几天，正当我象没头苍蝇到处乱撞，撞得几乎绝望时，从我好朋友小敏那里传来了好消息。小敏的母亲在中学当老师，本来和拖拉机厂，和油泵毫无关系。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想到有个过去的学生分在那家厂工作，就找上门去。没想到那个学生正好是那家厂的造反派头头，成了革委会的一员，大权在握。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学生竟然还记得上学期间小敏母亲对他关爱，答应帮忙。这真可谓是无路者难于上青天，有路者易如囊中取物。我没和那个“前学生”见过面，只是让小敏母亲用我的介绍信换来了一张到那家厂的销售部门付款取物的单子。单上写的品名是我要的那种油泵，不过注明是“三等品”，价钱238元零几毛。我对“三等品”这三个字心存疑虑，特意让小敏妈再去问。回答说，正品是不能由厂家自主出售的，而且价格也要贵不少。这个“三等品”的质量完全合格，是照顾我们农村知青，特意降等降价卖给我们的。我喜出望外，但没忘记把那两斤黑木耳交给小敏母亲。我说一斤给那个“前学生”，一斤给小敏母亲。小敏母亲说她不要了，两斤都给那个“前学生”吧。队里只给了我200元钱，购油泵短缺的近40元钱也是小敏母亲借给我的。（我父亲那时工资减发，存折被扣，家里根本拿不出40元钱来。）付了款，拿到手的是一个多层油纸包着的，有点圆，有点扁的十来斤重的家伙，还用细绳捆了好多道。我捧着它，也没敢打开看一下这个宝贝，就踏上了回黑龙江的火车。
这趟“采购”连路上行程历时二十九天。我不负重望，将油泵买了回来，虽然我仍然不知道它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这二十九天，队里没给我记一天工，但按照党支书的保证给我报销了路费（火车，汽车票钱）。至于什么路途补助，餐饮补助，住宿补助，那是一概没有的。就是那报销的路费，也让不少知青很是眼红了一阵。至于入党嘛，因为成分不好，还得多加考验，一直考验到我最终离队去上大学，还是没入成。不过，这一趟“采购”也让天真的我学到不少事：记得队里有个高中生知青有一次说，看到别人开后门很痛恨，可是自己开到后门很开心。结果让不少知青狠批了一顿，说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这时我才知道，其实他说的是真理，尤其是在很多事从正门绝对办不成而非走后门和旁门才能办成时；也知道了什么叫“县官不如现管”；知道了所谓“次品”不一定有质量问题，而所谓价格也是可以伸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