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舆论的声浪稍稍退去，我们不妨冷静地问一句：万斯真的是在胡说八道吗？或者说，他是否不小心戳中了某种尴尬而深层的现实？当我们怒斥“农民”一词是对中国的不敬时，有没有想过，中国在某些制度行为、社会风貌乃至文化表现上，是否真的表现出了典型的“农民性”？
先别急着批评万斯“种族主义”。在中文语境中，“农民”何尝不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词汇？在中国的家里或者街上，“你就是个农民！”是最常听到的骂人不文明、没素质、没教养的快捷方式。尽管这一词源本应尊重，因为农民是这个国家最沉默却最伟大的劳动者，然而在城市化和精英话语的夹击下，“农民”在语义上的滑坡早已完成，它被贴上了“低端”、“土气”、“落后”、“粗俗”的标签。
讽刺的是，中国一边在对外指责“农民”是歧视词汇，一边却在国内体系中对“农民”群体做了长久而深刻的制度性歧视。从户籍制度到城乡二元结构，从教育机会到医疗资源，从生育政策到财产权保障，“农民”是被写在制度注脚上的“二等人”。这难道不比一句“peasant”更粗鲁、更系统性、更残酷？
而万斯这句“我们向中国农民借钱来买中国农民制造的东西”，乍听是赤裸裸的蔑视，其实潜台词耐人寻味：美国消费社会建立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高环境代价的基础之上，这个现实本身是否也是中国自甘“农民化”的结果？
中国式“农民”并非是一个经济身份，而是一种文化与政治行为的集合体，是一套缺乏现代公民意识的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农民性”的核心不是贫穷，而是对强者的崇拜与对规则的鄙夷。在当代中国，这种“跪拜式”的价值取向，贯穿了许多人的处世逻辑。从“宁做龙的鳞，不做凤的毛”到“能人就是天理”，对权贵的仰视和对体制的依附，形成了对民主、法治、公平这些现代价值的集体无感。这种气质，在外交政策中表现为“大国崛起”“厉害了我的国”，在舆论中则体现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内外敌人并存”的永恒斗争姿态。这种思维，说白了就是“农民思维”：打不过就跪，跪久了想反，反不了就骂，骂不够就闭嘴。
从城市天际线的堆叠竞赛，到海外奢侈品柜台的疯抢，从直播带货的“全网最低价”，到中式婚礼里的“十八金镯”，中国人的炫耀性消费，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这种消费方式，恰恰体现了“农民式”价值观对现代性的模仿——不重功能，不重品位，只重“显摆”，只求“压人一头”。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是通过教育、礼仪、公共制度建构其文化品味的，而不是靠一身Gucci和一条金链子。万斯的“农民”之说，恰好点破了这种俗艳表象之下的文化空虚。
一旦涉及国际事务，中国常常表现出“受害者心态”与“胜利者叙事”的荒诞结合体。一方面极端敏感，一句外国政客的吐槽，都要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又对外界指摘自己的专制、人权、环境问题一概回避，用“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来搪塞。“农民性”在这里，就是对批评的零容忍，对谄媚的无限欢迎。在这层意义上，万斯或许说了句不够体面却真实的话，而中国的反应，则更像是“村霸”碰到了市侩。
万斯所说的“买中国农民制造的东西”，听来不堪，细想却扎心。中国对全球市场输出了大量的衣物、家具、电子零件和各类加工品，这些东西的确是“农民化制造”的：低工资、低技术、高污染、高内卷。中国自诩为“世界工厂”，但这个工厂的大门背后，是一条条过劳、缺乏工会、无劳动保护的血汗工厂链。
真正的工业强国，输出的是标准与规则，而非“义乌小商品”。在这方面，中国依然是“农民”，虽然产能强大，但思维仍在代工框架内转不出去。从芯片到软件，从金融标准到碳排放规则，中国至今未能确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全球化中，谁能定规则，谁就是“地主”；而中国，多数时候只能当“长工”。
现代社会以契约精神、法治制度和公民权利为基石。但在中国，“权利”仍是个稀罕词，“权力”才是真正的信仰。从拆迁现场的暴力，到言论管控的严苛，从公务员考试的“铁饭碗”神话，到资本寡头的国进民退，每一处都在说明：这是一个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国家，它需要的是“听话的子民”，而不是“有主见的公民”。
中国用强大的行政效率构建了经济奇迹，却未能在精神和制度上告别“农民社会”。这正是万斯之言让人刺耳，但又难以完全否定的根源。说到底，万斯这句话的问题，不在于“农民”二字是否粗鲁，而在于我们是不是有勇气正视：我们是不是在制度上歧视了农民，在文化上压抑了平民，在外交上展示了粗鄙的暴发户行为？
当一个国家的外交反应仍以面子为核心，当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仍需靠口号加持，当我们用“农民”骂人时，却无法承认自己的“农民性”，那我们或许还远未走出一个传统权力社会的幻梦。是时候面对镜子了，万斯或许用词粗鲁，但镜子从不撒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