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是个讲究吃的民族，什么都吃，任何事都能和吃联系起来。而且，在一些人的笔下，五官中的目、耳也仿佛具有了嘴的功能，成为“食”的流经通道，目可餐色，耳可食言。一般来说，这种非常态的吃法都是指不靠谱的事情。清代文人、美食家袁枚曾经把炫富的土豪一顿饭“多盘叠碗”几十种菜肴连番摆满台面的现象称为“目食”，嘲笑没文化的大款不知美味精髓光图食材昂贵之名为“耳餐”。
袁枚说“耳餐”，是为了避免冲撞“耳食”的基本含义，是其文化底蕴的表现。
最早创造“耳食”一词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论》中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以耳食”，后世多简化为“耳食”，专指被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左右。这里的重点不在是否听来的二手资料，而在于缺乏独立思考精神与严谨求证态度。一个被动的“牵”，一个主动的“不察”，勾勒出了“耳食”家们的基本特征。司马迁在这里显示了历史学家应有的操守。
也许已经有人笑得满地打滚了：老司马还好意思说别人，他自己的屁股上就没沾点屎吗？不错，不能否认“耳食”是人类共通的弱点，不仅仅限于学者，伟大如太史公者也未能幸免，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他老人家具有如炬的历史眼光和超人的史家品质。
街谈巷议的八卦不必多说，一般人热衷“耳食”，传递邻家长短，倒贩名人绯闻，乐此不疲。根本不管真实程度如何，光图自己好玩、刺激。它一方面造成人言可畏的威势，使被议者名誉抹黑，另一方面让耳食家们降低品格，内涵受损。
学者则不同，所论多为普通人困惑的时政、历史，影响较大。他们“牵于所闻”，“不察其终始”的孤陋言论，会误导习惯以耳食为主要吸收信息方式的世人，以为事实如此，造就更多以耳食家的排泄物为盛宴的二传或多手接力的耳食客们。
之所以会产生“耳食”的现象，首先受信息流通不发达、资料贫乏的黑箱社会所制，其次与人们的辨识能力、独立精神、治学态度有关，最后可能还有某类人的特质因素。
许多人在思想活动中，天生具有惰性，与每天昏睡20小时的树懒相比也没勤快多少，容易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并不觉得以讹传讹是羞耻。甚至还常常喜欢夸大，自己就凭空制造一些虚假信息出来。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这种毛病从未断根。华人在这方面的总体水平可能高于其他民族，我们从幼儿园就被教育要听话，不容质疑分辨，而学校教育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培养耳食家，成人后习惯不加分辨地吸收垃圾信息，即使按个人好恶选择取舍接触的资料，也仍旧“不察其终始”，耳食的毛病比别人严重得多，不少人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治疗这种病症的药方，在于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而独立思考，离不开怀疑精神和严肃认真地求证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纷纭杂乱的矛盾陈述中发现事实真相。
孟子一面具有断章取义的耳食家特征，如攻击杨朱和墨翟的理由，同时又主张审慎地对待历史资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许多人对这句话耳熟能详，但真正做起来就知道要达到亚圣的高度并非易事了。
商纣王是历史上出名的暴君，对他的评价自西周以来就成为板上钉钉的铁案。然而在对纣王抨击最烈的儒家内部，仍旧有人不耐拾人牙慧。子贡对孔子真心尊敬，极力推崇，不是不知老师对桀、纣的恶评以陪衬成汤、文、武的英明，但还是直言：“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他不从众用恶名“纣”，而用正式名称“帝辛”，表明了对历史人物的尊重；指出世间流传纣的恶有不实之词，显示了客观公正的态度；再进一步揭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上层社会的人一旦成为失败者，便会被人把所有的恶评脏水都泼上身了，其过人的胆识让人佩服。孟子也说过：“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焉。”保持了直陈胸臆，不媚时俗的一贯作风。近代著名的疑古派学者顾颉刚在《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中基本廓清了从西周到东晋各代逐渐给帝辛增加的罪名，证明了子贡的论断和《淮南子》所说纣的恶名是“千年积毁”的正确。这是学者拒绝“耳食”的正确做法，足为后人效法。
我承认，怀疑和严谨求证的科学探索不能保证探明真相，而且可能在混杂真伪的信息和主观偏执的认识方法交互冲撞作用下，掩盖另一部分真相，不但误导他人，还会伤及自己。X光的发现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它使人们看到了表皮下的人体结构，然而由于忽略了X光本身的危害和对这种危害的无知，最初的宣传使许多民众以大玩X光摄影为时髦（与今日手机迷们差不多），所以早期使用时造成了大批病残牺牲，其中包括很多医护人员。直到怀疑X光的完美性，研究制定了较周密的防护措施后，才挽救了无数生命。
由于不可能彻底突破社会、技术与个人条件的限制，完全与“耳食”告别，很难。但是若没有自觉地堤防，则淬炼眼力和提高思想水平就是空话，人类就只能永远活在耳食、泛酸水、吐槽等信息进出口的低级循环状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