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陈望道任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长，管的就是整个华东地区的大学，院系调整谁的意见不听也不能不听他老人家的， 外加他的党的创建者之一（和老毛没过节）， 文教系统的头儿谁会不给他面子，自己是复旦的头，胳膊自然往里拐，于是好事占齐了， 浙大不是理科特棒么？ 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谈家桢，你们的统统地复旦的干活---转载者
除了在广西桂林师专的两年、在四川重庆复旦大学五年，陈望道先生从1920年5月来上海到1977年10月去世，一直居住在上海。
在上海，1949年前主要在江湾复旦大学任教，同时与陈独秀、李达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任《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杂志编辑，担任上海大学代理校务主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等。1950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和复旦大学校长。因工作需要，望道先生的居所几经变迁，每一处停留的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都留下了望道先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程。
1920年5月，陈望道从浙江到上海以后，暂住在山阴路三益里李汉俊家。陈望道之所以来到上海，是因为1920年3月他接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的来信，《星期评论》社戴季陶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5月，《星期评论》社又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的编辑工作。于是，陈望道带着翻译完的译稿来到上海住在李汉俊家，并把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再校，最后由陈望道改定。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由“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出版。
陈望道从山阴路三益里搬出来以后在法租界找了一个住处，因为陈望道、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都住在法租界，所以经常在一起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吸收的成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没有纲领，会员入会没有成文的手续，后来就严格了。开始参加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以后又吸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总共不到10个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为研究会核心。
1920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林祖涵、沈泽民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也组织支部或小组。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去了广州后，陈望道为代理书记，主编《新青年》，当时就住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除了出版《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和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外，还在1920年8月筹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和一所平民女校，陈望道常去平民女校上课。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取得联系，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11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又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望道作为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8月以后，陈望道开始转去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这一年秋，他接到了一张署名“知名”的条子：“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陈独秀写来的。他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一项任务去了上海大学，先是担任“上大”中国文学系主任，1925年后为代理校务主任，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学校被查封。陈望道在“上大”工作四年，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上大”被查封后，陈望道又担任了党创办的另一所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一职。这段时间，陈望道同时在复旦大学任教，时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家住现在北四川路（原西高涂路）附近的四达里103号，与鲁迅、茅盾的居住地相隔不远，与他创办的“大江书铺”（上海东横浜路景云里4号）也相隔不远，极便于工作。期间，陈望道曾两次邀请鲁迅到复旦讲演，同时完成了一部我国最早探究形式美的专著《美学概论》的出版工作。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1924年开设了新闻学讲座课程，并在扩充新闻学讲座为新闻学组的基础上，于1929年成立了中国高等学府的第一个新闻学系，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始人之一。1930年陈望道因保护复旦中文系左派学生被迫离开复旦，此后他在北四川路的住所完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修辞学发凡》和《因明学概略》两部名著。《因明学概略》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论著，《修辞学发凡》则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
在1945年至1949年期间，陈望道继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949年3月，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抓捕，陈望道暂住到了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257号乙的朋友叶波澄先生家中，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望道被上海市军管会委任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协助军管会代表接管复旦大学，于是陈望道又回到庐山村17号居住。
1950年4月，陈望道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因工作需要，陈望道搬到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较近的淮海中路新康花园（现复兴中路1360号）一号3室居住。因为这里离文化部很近，陈望道常在晚上去文化部审查拟发行的电影。儿时的我，时不时有机会看到新发行的电影，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新康花园大约住了两年，1952年11月，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同时兼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于是陈望道又回到庐山村17号居所。1952年，复旦大学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二次院系调整。复旦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农学院全部调出，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等14所大专院校的有关文、理系科则并入复旦大学。
在1952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陈望道就复旦大学进行全面改革的问题向全校师生作了一次长篇的演讲。从1954年开始，复旦大学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望道倡导科学研究和新学风发展复旦大学理念的影响下，复旦大学的方方面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庐山村17号默默地见证了五，六十年代复旦的崛起。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陈望道除了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华东六省一市的高教局局长，还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外事活动十分频繁。为了接待外宾的需要，1956年，陈望道搬入了位于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东南角的国福路51号居所，这是一座欧式的三层楼绿瓦别墅，原本是一位资本家的私家花园，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为了接待外宾的需要，复旦把国福路51号买了下来，装修后请陈望道校长入住。当时只有三口之家的陈望道，怎么也不愿迁入这一新居。后来经学校再三说明并答应将校内的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迁至国福路51号底层，问题才得到解决。
1956年，陈望道迁入后不久，底层即为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所用。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一个语言研究中心，由陈望道亲自主持。著名教授郭绍虞、吴文祺、周有光、倪海曙、濮之珍、李振麟、胡裕树、蔡葵等都曾受聘于研究室，邓明以、程美英、杜高印、范晓、宗廷虎、李金苓、陈光磊、李熙宗等教授也都先后是研究室的成员。这个研究室就是今天复旦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的前身。
1956年入住国福路51号以后，身为校长的陈望道，为了五十年代复旦大学的发展，可谓呕心沥血。五十年代的复旦大学拥有了许多“中国第一”，正是这些“第一”，使它成为东南第一高等学府，中国的名校。1973年，陈望道作为建党初期老党员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国福路51号光荣地见证了这一切。从入住到1977年10月29日去世，他在国福路51号居住了整整21年。
陈望道1920来到上海，半个多世纪来为追求真理，始终不渝。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资望很高，却不张扬，凡事低调处理。这样一位人格魅力的老人，理应得到人们的崇敬、得到人民的认可。
（作者陈振新 系原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先生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