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邓兄的话比较可信，为嘛？实在是拍柯马屁冒得用了， 不踩一脚就算仁慈了，而陈丕显则不同。--转载者
邓伟志：柯庆施“左”吗？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要不，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富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名录中，对柯庆施所作的七百多字的简介，居然出现了年代上的差错。
长期以来，不仅出版物中没有柯庆施的书，就连单独评价柯的文章也没有。大多都是在讲什么事的时候，带上一笔。这“带上一笔”又分两类，一类是指名的，再一类是不指名的。指名的多是否定柯，不指名的多是肯定柯，熟悉情况的能看懂这是在说柯庆施做过的一件好事。
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均见《随笔》杂志）。前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吗？
“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大家知道，三十年前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革”被否定以后，“评海罢”成了十年浩劫的先声，人们很自然的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
可是，不符合事实的话重复千遍，也决不能等于事实。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它人，说法不一。不过，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
为了弄清姚写作的时间，我向当时同姚坐在一个办公室的胡锡涛打听。胡锡涛回信说：“4月（65年——邓注）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近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听了也没在意，姚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五月一直搞到十月，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月，大约写了十稿。……他写到第八稿时，主动让我看稿（平时我不看他的一堆书稿），还叫我提意见。”
另外，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
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报社当时的领导最近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这就是说，在姚动笔之时，柯已于1965年4月9日离开人间。柯又怎么会支持“评海罢”呢？有人说的，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那2月柯已在广州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在成都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试问：柯怎能给姚文元以支持呢？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自柯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自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为了印证钱部长的说法，我请友人排了个时间表。柯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做肺癌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开始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3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9月18日柯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至于这段时间有没有热线联系？金文提供了一个材料，据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绝无这方面的联系。读毕金文，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又请教了这位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确实没有。”
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的，后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据他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市委XXX和XXX主持下写出来的。”还有位领导同志说得更具体，姚文中的那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我等当时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
据上面提到的那位协助姚查史料的历史教师讲，他曾在姚的带领下去市委参加“评海罢”一文的第一次讨论，在场的有三位市领导，没有柯庆施。
由此可见，柯支持“评海罢”一说，纯属以讹传讹。
不过，这里有一个难点，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评海罢”时，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己说的总不会假吧！未必。金文在剖析江青心态时，指出：江青是“把柯拉来撑自己的腰”。这是有道理的。柯是在建党前入团，建党几个月后转党的，这一资历是够得上让江青拉来壮壮声势的。不过，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在分析江的心态时，请注意江青讲话的时间。时间是：1967年4月。也就是说，原来支持、主持“评海罢”的上海市的领导这时都已经被打倒了。江青总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领导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吧！柯庆施已盖棺论定了，柯庆施已经不能说话了，江青抬出“‘无’口难辩”的柯庆施，谁还不听她的？谁还不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说八道，我们不能胡说八道。年轻人可以被江青矒住，过来人不应当被江青矒住，参加过柯庆施追悼会的老人更不应当被江青矒住。我没有参加柯老的追悼会，可我记得，在北京参加吊唁的有五万人，参加公祭的有一万三千人，在上海参加柯老追悼会的也有万把人。再请读者留心一下江青在说柯支持她时，还有一句：姚的“评海罢”炮制了“七八个月”。姚的“评海罢”发表于11月。11月之前的七、八个月是什么时间呢？算得出来嘛！
——本文写出初稿后，在《百年潮》（2003年4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姚文元“评海罢”，“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如果不是作者笔误，那就是在向历史真面目上迈进了一步，只是不该再讲有柯在背后。
继而，又在《炎黄春秋》（2003年4期）上读到陈铁健的文章，讲到他1978年12月为编写国史与郑惠到上海 “收集江青丶张春桥丶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案的内幕资料”, “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只送毛泽东丶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丶曹荻秋丶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 ‘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 很清楚，陈在文中列举的名单无“柯庆施”三个字.是的，只要能“一目”这些至今都应该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会议记录,则能“了然”与柯无关了。
柯庆施“左”吗？
“文革”以后，柯庆施政治上名声不好的又一个缘由是：“柯庆施‘左’”。
不少文章讲到柯庆施“左”，“ 整人”。我认为这没有冤枉柯庆施同志。柯庆施确实“左”。不“左”，1957年怎么会在上海整出一万五千多“右派分子”来？不“左”，1959年以后怎么会反出那么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关于柯的“左”，我手头还有不少冯锡刚所没有写到的材料。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首先访问的是一位我所尊重的“大右派”，他对柯有意见，他讲了许多柯的“左”的表现。
不过，要衡量“左”的程度，总要有点量化，总要作些比较。
就拿“反右派斗争”来说，那是“文革”前最“左”的政治运动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绪激发了出来。柯呢？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45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上述几例，足以告诉我们：柯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左”中有不“左”。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也许还有人说，几个事例并不能充分说柯庆施在反右中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受到冯锡刚等许多人所批评的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战士实为五八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上海开展过反右倾。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记载：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2225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289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约365万人。在这个数字面前该如何解释呢？是“左”还是右呢？鉴于左右为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来论人了，值得考虑。
何来“以柯代周”？
既然提到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就不能不岔开来多说几句同《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有关的事。冯锡刚讲柯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这一报告，在南宁会议上曾被毛泽东用来将周恩来的军。冯写道：毛“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毛泽东一度想以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总理的职务。”冯讲的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说，长期以来，是强加给柯庆施“反总理”罪名的“重要依据”。不仅国内，连外国友人都认为周恩来的总理一职是别人难以取代的。舆论上出了个“以柯代周”，柯的政治声誉自然不好。
对南宁会议上的情况，我没看过记录，照理没有发言权。我只见到在毛的《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的注释中，是这样写的：“毛泽东讲话中说：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我看，这样一种讲法很像毛泽东的风格，是可信的，真实的。毛有没有以此将周的军，从这一段注释中看不出来。
事实上,由柯做报告的这次中共上海市党代会，自始至终都在接受着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专程来沪,在195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上海党代会上作《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副主任杨谷方同志回忆：12月22日，柯庆施陪同周恩来视察上海西郊的黎明农业社的温室养殖蘑菇和陶家桥养猪场、牛奶棚，看望长浜浪小学的师生。中午二人没顾上吃饭，又一起到曙光农业社同下乡锻炼的四十多位大学生座谈。12月25日，柯在党代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周也莅临了这天的大会。柯的报告不仅在会议开幕时呈送在上海的周总理审阅。早在开会前数日已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上海市长陈毅，三位都认真作了修改。胡乔木还在这份报告中就阶级矛盾问题加了很长的一大段内容。柯庆施怎么会像冯锡刚所讲的那样，不把总理放在眼里呢？关于周恩来与柯庆施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工作上的默契，鲜为人知。可能的话，我打算另写文章。这里只讲一个细节。那就是冯文指责柯庆施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的，“是柯庆施高于其门他地方官员之所在”。冯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柯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应该讲什么？有十多个省专讲反右，而柯没讲。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内容是反反冒进。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而柯一贯十分尊重周总理,所以他坚持不谈经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随柯到会的几位老人说：柯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高！这确实是柯“高于其他……”之处。冯文批评柯文中有“热昏的胡话”。冯没有说错。可是如果做点比较研究，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结论就两样了。难怪在柯老去世后，周总理对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说：“现在缺少这么一位像柯老这样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是的，直到六大中央局撤销，华东局都是“秘书长挂帅”，没任命第一书记。
冯文还提到，“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乘风破浪》，并非偶然的巧合。”似乎也是“毛泽东的安排。”对不起！请冯先生看一下在中央通知中，其大名被毛泽东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的吴冷西（必须提前在这里说清楚，毛把吴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断无以吴代周、以吴压刘之意）是怎么说的。吴写道：“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显然，可以从吴的回忆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不能简单地依名单次序论高低。过去的“名单学”没那么严格。第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安排，而是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安排。
周恩来批准中共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称赞《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党中央对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任何一本党史中都找不到“毛以柯压周”的说法。即使毛用柯的《乘》文将了周的军，那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无关，更与柯本人无关，怎么能由柯来承担责任呢？
至于冯文所谓毛想让柯取代周。这就更离奇了。冯文又云：是书记处否定了以柯代周。可能吗？堂堂一国总理的去留就那么简单吗？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补为副总理，不碍事吧！可是，次年（1959）换届时，在16名副总理和16名副委员长中，没有柯的名字。事隔7年之后,到了1965年1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柯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六个大区的第一把手，两位任副总理，两位任人大副委员长，两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史实告诉人们,1958年的 “以柯代周当总理”之说不能不归于主观的臆断。
据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卫士们、柯庆施身边的陈文等老同志,都证实没有听到过毛有一丝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连一位对柯很有意见的南宁会议与会者也说：不论在会内，还是在会外，都没听见过“以柯代周”。——我渴望能有更多的资料来证实、证伪这一问题。
我分析，冯先生说书记处否定“以柯代周”，可能是张冠李戴了。八届五中全会后，举行过一次在京政治局会议，柯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会上挽留过总理，但压根就没有“以柯代周”之说。历史啊！只能一是一，二是二。
如何评价柯庆施？
如何评价柯庆施？是有难度的，但不是世界难题，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只要肯花功夫，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我建议：
第一，要投点力量研究。不论对柯作何评价，柯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是政治活动家,是中共党史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柯的下属，下属的下属都出传记了，柯的传记也到该出的时候了.现在，整过柯的，被柯整的，都出了传了，为什么柯就不能出呢？不管冯文的观点怎样，单是批评冯对柯研究不够，我想，冯是会接受的。冯说什么柯庆施1962年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白字黑字必须要有根有据。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得很清楚：“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冯既然是从“毛泽东的好学生”的角度批柯，怎么能不读毛呢？我曾以“柯在1962年前看没看过吴晗的《海瑞罢官》”为题，咨询了七位熟悉柯的老同志。回答是：“没有”，“不可能”，“《海瑞罢官》在北京横竖没演几场。他要是看过，会跟我们讲的。他62年没提过《海瑞罢官》，62年后也没提过《海瑞罢官》这回事。”冯还说什么柯“严禁”传达1962年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我认为，冯先生只要稍作调查研究都不会这样写。“严禁”传达？我就听到了嘛！不过我听的是传达的传达。我，性别：男；年龄：23岁（62年）；工作单位：上海社科院学习室；职称：研究实习员；政治面貌：非党；传达地点：上海市陕西北路186号二楼小礼堂；传达时间：记不清；传达人：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有些人可能知道，广州科技会上周总理讲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中央有人不同意,上海因此没有广泛传达。有史为证,不让传达的人不是柯庆施,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点头不摇头不表态，也不好。为了研究，建议成立一个小组或两个小组，实体最好，虚体也行。官办最好，民办也行。能拨经费最好，不拨经费也行，只要态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的名字常常在一些书刊文章中被捎带上,说明他还被人们记住,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今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社团多如牛毛，请再加一个“柯研会”吧！趁着熟悉柯的历史的老同志还健在，能把史实说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难讲清楚了。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杨心培等人说过：“在有人要编《中共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市委书记陈国栋请示邓小平：‘柯庆施怎么样？’邓小平说：‘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于是这部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就不编了。”市委曾为此发过一个文，有些人看到过。如今，杨已去世了。陈，医生不让见了。像这样的情况，再拖下去就没法调查了。岁不我与，必须抓紧时间研究,历史的责任与自然的规律都不容人们再 “暂缓”了!
第二。要充分展开讨论。由于各人所处的角度不同，所观察到的侧面不同，所占有的资料多寡不同，对柯的认识就不一样。拿我来讲，我从来没有近距离的见过柯老。过去我只知他身材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听到有关他在农村蹲点与百姓一样吃萝卜干；他身患数疾仍坚持与农民一起割稻打谷；他把给他送礼的局长骂走，这局长紧张得跌了一跤；困难时期，他为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每到一家就去揭开农民家的锅盖看，等等小故事。近来为写这篇文章，东打听，西走访，东看点书，西借点资料，深知很不齐全。人无不有局限性。亲柯者有亲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够突破的。只要坚持多角度、多侧面地知识互补，观点碰撞，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历史地看待柯的全部历史，相信很快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引下，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远看的、近看的、高处看的、低处看的，加在一起不就是庐山全貌了吗？再去掉“错觉”，不就“能”识庐山真面目了吗？我主张开一次、几次、十几次讨论会，出几本不同看法的评柯的书，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处。我书橱里有一二百本国内外名人传记，同一传主的传记有的也有好几个版本，既有大同小异之处，也有小同大异的地方，对照起来学习，便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通过对柯的讨论，说不定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建设都有好处，至少比那些一味地迭加褒义词的评价，比讳掉阴暗面、讳掉敏感点、以自己划线的自传，要好得多。历史学家要对历史负责。历史学家又很难对历史负责。可是名人无秘密。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要一丑遮百俊。俊与丑都在史料中。史料迟早会找到的。在“文革”中上海以柯划线，什么都是柯的好，不好也好，伤了不少人；“文革”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柯庆施什么都不好，好也不好，甚至于连柯庆施一直反对的（如敞开肚皮吃饭），一下子变成了“柯庆施第一个提出的”。有了过去十年的“正极”，有了这二十多年的“负极”，相信对柯庆施的评价有条件做到不溢美，不遮丑了。
第三，要历史地看问题。任何行为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个人都摆脱不了政治主流的制约与影响。在齐声喊“杀”时，你能说个“无期”就是反潮流的行为了。在上下左右都说亩产万斤时，谁能说“亩产五千”就算老实多了。比方说1958年的浮夸风. “据1958年7月30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二十四生产队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的卫星。平均亩产达10597.8斤。” 当时全国喊“亩产万斤”的岂止一万人！可是上海就没说。柯老是一位头脑十分冷静的思想家。据杂文家蒋文杰回忆：“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上登了河南的小麦丰产县亩产一千八百斤。我看了报纸就兴奋地去找柯老。柯老说：‘你不要那么随便相信他们。’”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陈扬回忆：“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一条消息：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两千斤的高产新纪录。柯老看到这颗‘卫星’，认为不可信。他让我连夜通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及《文汇报》等本市的大报，这条消息不得见报。”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1965年讲的一段话：“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耐人寻味！“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是损失不大，就是赞扬；但是，“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不是没损失，这也可以理解为批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为上海也登过“早稻亩产两千斤”就大骂柯老“极左”吧！当然，我们也不能掩盖上海有“早稻亩产两千斤”的轻微浮夸。我的老乡刘禹锡说“出淤泥而不染”。这是艺术夸张的诗句。莲籽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泥的，真要吃的时候还是得洗一洗的。在几十年的迭宕起伏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否则，两点论就无效了，否则，辩证法就失灵了。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中国有位伟人说对自己只能“三七开”。还有位伟人说对自己能“四六开”就不错了。这正是伟人伟大之所在，是评价党史人物的楷模。这位讲对自己“四六开”的伟人曾经指出：“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第四，要松动一下思维定势。“柯左论”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似乎已成定论。定论容易使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妨碍思维的灵活性，造成思维的刻板性。尽管思维定势人皆有之，还是尽量减少点好。建议改变一下思维角度，来一点知识的迁移，把评价，把结论放在后边。讨论和结论的关系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事物是过程。认识是过程。史学家应当把认识放在过程中展开,多听多看多想。
比方说，柯与江青的关系，这也是社会上议论比较多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说：柯庆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称柯为江的“同谋”。还有文章说：江青在上海看戏，柯“场场陪同”。言过其实了！思维定势的人往往是搞加法，“走直线”。上海警卫处的老同志还记得是有领导陪江青看过戏的,但不是柯.哪儿来的“柯庆施场场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剧场看戏，我也混进去看过两场，都没见到柯的影子。1978年科学大会时，我到西单北京市二轻局探望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同志。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三余”。柯的夫人于文兰为大于、曾的夫人余叔为小余。余叔同志对我说：“我们和大于对江青是得躲且躲，参加追悼会都不希望被江青看见。” 她说了一个常识性的事: 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个特大 “麻烦”,对待她只能是 “敬”而远之.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万不可“抓住一点”，当作定论，“不及其余”。
再比方说，冯文把林彪参加柯的追悼会，也拿出来作“柯为林类”的文章，这里散发着呛人的作文章的气味。过程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参加柯的追悼会，在上海的中央副主席应该怎样？还用问吗？如果没有先入为主，来点逆向思考，就会把林的到来视为正常。何况那时的林并没有“怆惶出逃”！当然，有了“林彪、江青一类”的思维定势，越看柯庆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最近我检索到这样一份材料，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当口，有人批评实际上已在积极反右的浙江领导人右倾。这时柯庆施去作了次报告，说：“整个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县委、区委、乡委，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来工作的，都是有进步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当中有缺点，那就改。不能老是说这个人右倾那个人左倾的。我看，缺点谁都有，偏差也谁都有，是不是都成为倾向呢？客观事物是随着空间、时间运动着的，前进着的，形势的发展有时是估计不到的。脱离形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还要说人家右倾，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现在的岔子，就找过去的岔子，还要讲人家什么‘倾’。同志们，倾向没有那么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啊！我不知柯老的这番话是在针对今人对他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呢，还是在给我们的一些党史专家上课？
第五。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汉奸周佛海，诬柯为“毛泽东的忠实走狗”，说什么“柯庆施拍马屁能够乘风破浪”。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自愿卷进这场争论，是因为看到冯文的最后一节，说了“历史耻辱柱”，说了“林彪、江青一类”，还挖苦了我们自幼就崇敬的董必武对柯的挽诗。认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太不尽情理了。冯又莫名其妙地重提柯老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的旧事。柯老被打成特务，这本来是康生等人的陷害，是一部辛酸史，何必再倒腾出来在历史的伤口上撒盐？
在柯的 “特务问题”上，杨尚昆有过回忆，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过回忆，李葆华有过回忆，韩光有过回忆。几位都说当时是对柯突然袭击。斗柯时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被捕过？你同特务是不是有关系？”当时听的人都觉得寒心。刘英说：“难道被捕才是会革命吗？没被捕是隐蔽得好嘛！”几位老人回忆说：面对残酷斗争，长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么话也不说。柯的新婚夫人受不了这种无端的打击，投井自杀了。“抢救小组”找不到柯的夫人，就质问柯：“你把特务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半年后，当时的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对柯说：“把你搞错了。”毛泽东并且亲笔修改了对柯的结论，加了两句，说柯：守纪律，有成绩。——俱往矣！从1943到2003，整整六十年过去了，我们怎能再用类似“为什么没有被捕过”的语境来批柯呢？
第六，要运用生产力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党政工作的标准是生产力。在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市委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高起点地有步骤地规划上海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单是从1959年5月到1960年3月的十个月当中，柯就连续发表了三篇阐述生产力的文章：1959年5月他发表了《不断提高生产率》；11月发表了《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1960年3月发表了《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密度之大，令人瞩目。在《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一文中，他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接着，上海建成了嘉定科学城、闵行工业区、宝山一条街。上海的财税占全国的五、六分之一。中国的第一个“世界第一”——双水内冷发电机诞生于上海。
上海对“两弹一箭”的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从无到有建立起相关产业.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聂荣臻、柯庆施领导下，首先在上海发射的。在上海刚开始研制地空导弹时，有人认为经济力量不够，提出要下马。柯老说：“就是穷的当掉裤子也要搞成导弹”,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终于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及时装备军队。上海市委为原子弹关键技术的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力量,攻克难关,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成功爆炸.邓小平同志认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丶氢弹丶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丶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容我再摘录一段史料: “ 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两丶三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丶巩固丶充实丶提高的方针,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丶降低重工业生产指标丶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丶缩减城镇人口丶恢复集市贸易丶增加农民自留地等措施,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取得较好效果.经过两年的调整丶整顿,上海工业总产值自1963年起到1965年每年平均递增18.8% .”
上海在柯庆施领导下的十年期间,经历过连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同时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严重威协.当时的建设事业毫无外资引进可言,只有重重的内忧外患.就在这样困苦严峻的历史时期,处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却取得十年翻一番的惊人业绩! 在史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当时全国提出“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虚语。有人曾用柯老发表的《全国一盘棋》一文，影射柯把手伸向全国。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对全国“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一种答谢呀！看过《全国一盘棋》,便会知道柯庆施提倡的是全局观念,他反对地方主义,反对狭隘思维.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万名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动情地说过一句话: “上海的水门汀地上长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离不开全国的支援.” 柯庆施时期上海对大西北乃至对全国的支援有口皆碑。陈毅、柯庆施是真心实意打“中华牌”的。
上海的发展成就是辉煌的,这是全体上海人民和党员丶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取得的。我记得邓小平写过一段话。在1958年无端批刘伯承时，林彪对邓说：二野主要是你（邓小平）起作用。邓小平立即顶了林，说：政委与司令员不合作，是打不好仗的。“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ABC永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绳.
陈丕显与柯庆施的意见分歧
陈丕显与柯庆施的意见分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以后上海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艰难曲折。
张云教授的《陈丕显传》一书，历时11年，日前终于付梓出版。全书结构严谨，细节生动，作者作为上海中共党史研究会会长，通过大量的史料和人物访谈，再现了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曲折而辉煌的人生经历。全面的评价此书，不是本文的主旨，在此只想谈谈此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陈丕显与柯庆施的微妙关系。
柯庆施是老资格的中共高级领导人，1922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于同年入党。1954年9月，陈毅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被任命为上海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则是“红小鬼”出身，1933年担任中央苏区少共儿童团书记的时候才17岁，1952年陈丕显到上海工作，任市委第四书记，“代理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市委日常工作。柯庆施到上海工作后，陈丕显任市委书记，主持市委书记处工作。作为市委的第二把手，他与柯庆施合作共事了十年之久。对于陈丕显而言，柯庆施资格老、地位高，经历复杂，是中共党内少数见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之一，享有“北康”“南柯”之誉（“北康”指康生）。柯庆施比毛泽东小9岁，但毛泽东常以“柯老”相称，柯在华东工作，深得毛泽东欣赏。1957年，毛泽东不满于周恩来总理“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的口号，在周恩来面前发了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实在憋不住了。”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着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365、1367页）这种明显的“扬柯抑周”（一度有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总理职位的说法），在党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柯在华东和上海不作第二人，又哪能把陈丕显放在眼里？”（《陈丕显传》，329页。以下引文凡只标页码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正因如此，陈丕显虽然尊重柯庆施（在柯的秘书马达眼里，陈在柯在场时“往往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在感情上常常格格不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陈丕显“反对、迫害、陷害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时，陈丕显明确表示：“说我围攻、迫害柯老我不能接受，我对柯老意见，就是两点，一是民主作风不够；二是缺乏自我批评。发扬民主是上面提出的，怎么能说我反对柯老呢？”（399页）据陈丕显本人回忆，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告诉陈丕显，当年柯庆施曾经至少三次要把陈丕显调出上海，“后来都因为毛主席、少奇、小平同志，还有陈老总不同意才没有调成。”（《陈丕显回忆录》，191页）从上述情况来看，陈丕显与柯庆施确实在日常工作中存在较多的矛盾。
《陈丕显传》透露了陈与柯意见分歧的几个细节：
一、关于上海经济建设的定位。柯庆施主张上海经济应该“紧缩”，他强调，为了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上海建设应该紧缩，严格限制私营工商业开设，对沿海城市的工人实际生活也要使之不高于内地，有计划地迁厂、输送一批劳动力去内地。而陈丕显则主张利用上海作为工业基地的优势，采取维持、利用和积极改造的方针，发挥上海各行业的潜力。这样的分歧，最后以党中央的决策作了结论，毛泽东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1956年4月，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定下了基调。
二、建设上海卫星城的具体做法。1958年至1962年期间，陈丕显兼任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城市建设，他主张，建工厂、修马路“要有远大眼光，要较正规”。1957年12月，上海市委正式提出了“建设上海卫星城镇”的决定。短短几年间，一座座卫星城和一个个崭新的工业区平地而起，闵行一条街、天山路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建设完成。同时，一条条高等级公路也规划建设，其中，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是沪闵路。为了适应闵行卫星城和工业区的发展，在陈丕显的具体主持下，市建委把沪闵路扩建为六车道、路宽23米的上海最长的柏油马路，这在当时算是高等级的豪华马路了。但此举遭到柯庆施的指责，他曾多次在锦江小礼堂和中苏友好大厦的大礼堂指责市建委“贪大求洋”，明眼人一看便知，柯表面上批市建委，实际上就是批陈丕显。
三、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待刘少奇的批评。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会上，中央要求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国民经济，扭转困难局面。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点了上海的名，但柯庆施无动于衷，对刘少奇的批评采取回避的态度。陈丕显坐不住了，他在上海小组会上发言，披露了上海市委存在的问题，并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陈的检查发言以简报的形式下发后，周恩来深感满意，他感慨地说：“好久没有听见上海市委同志作自我批评了。”但是，柯庆施看了简报后大发雷霆，把秘书处的几个同志臭骂了一顿：“你们要发扬什么样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据马达回忆，那天柯庆施居然为此批了他们半小时之久。（363页）
四、关于江青在上海的活动。1963年，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称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题材，才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与江青的思想不谋而合。对此，陈丕显不以为然。1965年初，江青再次来到上海，策划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柯庆施、张春桥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后，江青不能再绕过上海市委继续借调张春桥、姚文元，只能找到陈丕显，说了让姚文元写文章的事，但要求陈严格保密，陈丕显后来回忆道，“写文章要如此保密？我当时觉得有点蹊跷……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陈丕显回忆录》，29页）其实，柯庆施知道写文章的真实意图，而陈丕显确实不知内情。江青后来在“文革”中多次说，柯庆施在上海如何如何支持她，而陈丕显“过去是红小鬼，居然变化到这样……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可是他死不回头。”（378页）
陈丕显与柯庆施的意见分歧，虽然与历史氛围、个人经历和性格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以后上海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艰难曲折，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艰辛探索。应该指出的是，陈与柯的微妙关系不是《陈丕显传》一书的主线，但此书确实值得所有期望了解上海、认识国情的人一读。
